每年一次的人大和政协“两会”期间，对国务院总理代表政府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工作报告的报道是成就报道的一大重点，往年的电视深度报道的模式就是将该报告压缩成25分钟左右的节目，一头一尾是报告人的同期声，其余部分就是播音员照念报告的缩编版。2007年的报道方式有了变化：大大压缩报告人的同期，加入采访和评论，解说将总理的报告看做是向人民的述职。节目将2007年的报告与2006年的工作报告进行对比，看去年的承诺兑现了多少，既陈述了兑现的项目，也突出了没有兑现的部分——节约能源降低消耗和减少污染排放这两项指标没有完成。节目还让种田农民、进城务工农民、出租车司机、基层医院院长等普通民众评价政府去年工作并对新的一年提出期望。虽然变化不大，但毕竟与单纯的传声筒式的政绩宣传有了些微差别[参见央视国际网站《焦点访谈》2007年3月5日节目《焦点“两会”访谈》视频及文稿。]。
第三，由对行为喝止转换成调查性报道。
对舆论监督，主管部门的一贯要求是：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
在实际操作中，许多新闻从业者往往以“扒粪者”自许，特别注重用调查性报道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报道，特别关注公权力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侵害，而不愿动辄监督普通民众、动辄对基层干部斥以违反某某政策，以“政策打手”自居。
2006年至今，“彭水诗案”的报道题材之典型、理念之先进、影响之深远堪称代表。
“彭水诗案”的起因是重庆市彭水县教委的借调干部秦中飞，因为填了一首词《沁园春·彭水》批评当地政府的一些作为，并用手机短信发给一些朋友，结果被以涉嫌诽谤刑事拘留，随后被逮捕关押29天。
2006年10月19日，曾独家报道“孙志刚案”的《南方都市报》以数千字的长篇报道率先披露“彭水诗案”，次日，发表社论《秦中飞遭遇诗案，难道彭水还停留在古代？》，质问：“一条短信在几十个人中间传播，到底会造成什么不良后果？公安局凭什么监控普通公民的短信，又怎么可以去翻阅无罪者的聊天记录？秦中飞到底有没有公民权利？彭水的公民到底有没有合法的权利？难道彭水弃中国大环境于不顾，仍然停留在专制的古代？”
报道引起全国震动。重庆市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展开调查，10月24日认定秦中飞无罪，撤销该案，10月25日发放国家赔偿金2125.7元。彭水县委书记于12月被免职。《南方都市报》继续深入调查，发现当初公安部门对秦中飞的处理直接源于县领导的指示。2007年2月，被免职的原县委书记被任命为重庆市统计局副局长，《南方都市报》又报道了人大代表对任命的质疑。
为什么《南方都市报》对“彭水诗案”穷追不舍？因为该报的编辑、记者认为“公民被剥夺言论自由，官员滥用国家暴力。个案虽小，却是中国人言论窒息的范例和政治生活的标本：既可以看到渗入到基层的‘统治’习惯，也可以触摸到内化于人心的深刻恐惧。这正是《南方都市报》长期关注、力求切入的命题”。[参见《南方都市报》2006年10月19日至2007年3月的相关报道。]
在调查性报道方面，许多新闻从业者还努力应用社会学的调查方法进行深度开掘。如中央电视台著名的深度报道栏目《新闻调查》，一直注重对社会问题的深度剖析。10年前栏目开办之初，曾以《高楼抛妻案》探究过家庭暴力问题，近10年后，它又以“焦点小组调查法”（focus group interviewing），通过对一个女子监区因不堪家庭暴力而杀死丈夫的十几个女犯的调查，对家庭暴力这个全球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的现象、原因（社会压力、家庭矛盾、经济困境、酒精依赖、心理疾患等）、危害、应对办法（亲友、村委会和妇联组织干预，警察和法庭干预，心理辅导，设置受虐妇女救助机构）等作出了超越个案的关注[参见央视国际网站《新闻调查》2005年2月28日节目《女子监区调查》视频及文稿。]。
三、价值转换
有两位著名汉学家汤森（James R.Townsend)、沃马克（Brantly Womack)在描述中国的政治社会化和大众传播时，将政治沟通中传递的核心观念概括为：集体主义、斗争与积极主义、自力更生、平均主义与民众主义；尽管他们已经意识到，随着政策的调整和社会的变化，这些观念发生了变化。
透过近些年的新闻传播，我们还可以观察到新的变化：
关于“集体主义”：在坚持集体利益至上的同时，也强调追求和保护个人利益、个人隐私，强调个性发展，主张求同存异。一些报道涉及了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对少数人性取向的尊重、对文化多元（包括外来文化）的包容。[参见央视国际网站《新闻调查》2007年3月21日节目《谁动了我的隐私》、2005年8月8日《以生命的名义》和《焦点访谈》2007年1月21日～24日的节目《文化的力量》。]
关于“斗争与积极主义”：不仅像汤森、沃马克看到的“安定团结”的口号取代了“敢于造反”，如今的中国，“共建和谐社会”成了新的口号，也是新闻报道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
关于“自力更生”：不过分依赖外国、不过分依赖国家，这一点，汤森和沃马克也表示赞许。今日中国的很多报道，不仅鼓励全球协作、警惕民族主义情绪，也善意地提醒公众理性看待包括并购在内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竞争充分的影响。一些报道一方面鼓励公民自主创业、谋求个人发展，一方面强调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义不容辞。
关于“平均主义、民众主义”：今天的很多深度报道承认差别、揭露不公，但不主张平均主义，而是推崇公平正义；很多报道透露出记者既尊重普通大众又尊崇知识精英的倾向。
四、变化因何发生
新闻中的任何变化都是传媒、政府机构、公众三者互动的结果。简单地说，上述转换的发生，综合起效的直接动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收视（听）率和发行量为指针的市场压力的驱动以及以传统的书信、电话和新兴媒体Email、Blog为载体的民意表达的推动。
虽然不允许中国媒体中的新闻业务进行经营活动，但经费来源绝对依靠广告收入而非上级拨款的残酷现实，要求广播电视必须以高收视（听）率、报刊必须以高发行量吸引广告客户，再加上公众对媒体报道内容和形式的直接要求和大胆批评，使得媒体的内容和形式日益贴近普通受众。
第二，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进程的带动以及传媒规制的松动。
加入国际人权公约，实施信息公开条例，倡导“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参见《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近年政治体制改革中审慎出台的各项举措和低调面世的一些理念，为新闻界的探索提供了“政治正确”的依据；对一些非党委机关报刊和省辖媒体的管理松动，给了一些媒体报道和评论的自我裁量空间。
第三，中国新闻界传统的推动以及海外新闻传播理论和实践的触动。
指点江山、臧否天下，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随着近代报刊的兴办，这种传统在深度报道、时事评论方面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中国共产党的若干创始人都曾利用报刊批评时政、动员民众。这种传统被1957年“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不断打断。改革开放以后，一些编辑、记者又以行动承续传统。
就海外影响而论，仅1978年以后，国外新闻学著作得到大量译介，如密苏里新闻学院教材（包括第七版），哥伦比亚大学曼彻尔的《新闻报道与写作》，埃默里父子的《美国新闻史》的第五、第八和第九版，国际调查记者与编辑组织（Investigative Reporter＆Editor Inc.，简称IRE）的《调查记者手册》（The Investigative Reporter"s Handbook）等；著名传播学学者的著作也几乎都有翻译，如拉斯维尔、拉扎斯菲尔德、霍弗兰、默顿、塞弗林、麦库姆斯、福柯、阿尔杜塞、布尔迪厄、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赫伯特·席勒、文森特·莫斯可、阿芒·马特拉、霍尔、莫利、默多克、戈尔丁等的著作。近年来，国外著名报刊（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等）的文章也很容易看到，著名电视机构的名牌节目（如《60分钟》、《60分钟Ⅱ》、《前线》、《全景》、《四个角落》、《会见新闻界》、《今天》、《20/20》、《夜线》、《48小时》、《日界线》）也可以观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台湾地区自上世纪80年代解除“党禁”、“报禁”以后民主化进程的实践，也向大陆传递了丰富的资讯[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海峡两岸》收视率稳居频道第一，每天对台湾的时事政治进行报道、点评；台湾知名学者、作家龙应台，从上世纪80年代发表《野火集》至今，每有文章，华人世界必争相阅读，而“民主、人权、文明”是其作品不变的关键词。]。
上述综合力量直接影响了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财经》杂志为代表的纸质精英媒体和以《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为代表的电视媒体从业者，使今天政治宣传的格局中出现了新闻化转换的尝试。
结语：中国式民主的助推器
无论亨廷顿如何评价亚洲和中国的民主，[亨廷顿：《第三波：二十年之后看未来》，见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商务印书馆1999年12月第1版。]我们可以把民主看做一种理念、一种制度，也是一个过程。诚如温家宝总理2007年2月发表的文章所言，“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社会不公、贪污腐败等问题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够成熟”。[温家宝：《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2007年2月7日。]认识到新闻媒介是人们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过程中重要的影响因素后，中国的新闻从业者正努力地承担起这样的功能：尽量真实地告知公众我们身边发生了什么，尽量客观地向公众解释这些事情的意义和重要性，尽量为公众讨论政治问题提供能容纳不同意见的平台，尽量曝光侵犯公众权益的行为。这些功能，英国学者布赖恩·麦克奈尔（Brian McNair）称之为理想化的民主社会中媒体的功能。[〔英〕布赖恩·麦克奈尔著，殷祺译：《政治传播学引论》（第二版），新华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21～22页。]作为正在进行民主化建设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一个新闻从业者，我们应胸怀理想、奋斗在当下，以新闻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参考书目：
〔英〕布赖恩·麦克奈尔著，殷祺译：《政治传播学引论》（第二版），新华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
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商务印书馆1999年12月第1版。
谢岳：《当代中国政治沟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
〔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著，顾速、董芳译：《中国政治》（第三版），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著，郭镇之等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第四版），华夏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孙旭培：《当代中国新闻改革》，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英〕奥利佛·博伊德—巴雷特、克里斯·纽博尔德编，汪凯、刘晓红译：《媒介研究的进路：经典文献读本》，新华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Stanley J.Baran，Dennis K.Davis.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Foundations，Ferment and Future，3nd edition，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庄永志：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