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力月
央视国际网站（www.cctv.com）如此介绍《新闻调查》：“是中央电视台最具深度的调查类栏目，时长为45分钟，每周一期。它以记者的调查行为为表现手段、以探寻事实真相为基本内容、以做真正的调查性报道为追求目标，崇尚理性、平衡和深入的精神气质。”这档开播至今已经11年的电视栏目是中国电视舆论监督的一面旗帜，是中国电视舆论监督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因而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分析文本。
然而，任何一档栏目的发展轨迹都不可能是单一朝向的线性延伸，曲线的起落、栏目的兴衰与诸多因素相关，微观至具体运作，宏观至整个传媒环境。《新闻调查》是一档享有盛誉的栏目，过去对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业务领域，尤其是对它成功之处的探讨和经验总结。但事实上，无论用什么指标来衡量，目前的《新闻调查》都已不在其黄金期了，历史的地位并不能遮蔽种种问题。当然，有些是主观造成的，有些则是客观使然。本文不专门从体制本身展开分析，仅从三个层面就该栏目在网络时代的生存状况分析折射电视舆论监督的困境。
将网络作为一种竞争媒介来展开论述是通常的研究取向。但事实上，即使抛开一些体制性的因素不谈，这种研究取向也不足以解释电视舆论监督的“困境”之所在。它仅能从相对表象的层面提供一种相对孤立和静止的分析，对于媒介所依托的社会背景及其与后者之间的关系却是缺乏解释的。所谓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主要是以包括网络在内的信息技术的兴起和广泛运用为核心的，从这个层面上讲，将网络作为社会背景来观照包括电视在内的传统大众媒介的生存与发展是一种区别于常规的非二元的研究视角。同时，现实的复杂性在于，困境并不仅仅由媒介间的竞争与对立造成，也可能恰恰是由融合与协同造成的。这些在以往的研究中少有论及，本文将试作一析。
网络作为社会背景
虽然对于“信息社会”的概念，至今还没有达成广泛的共识或者明确的看法，但是这并不妨碍网络应用的扩散及其愈加强大的社会影响力。“范狄克（Van Dijk）认为，现代社会正处于向网络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一种逐渐强化媒介网络关系的社会模式，逐渐取代或填补面对面沟通的社会网络。’社会的网络结构是与中心—边缘式的大众社会结构相对的，它包含了几个彼此重叠的、跨越横向和直向范围的传播。这样的网络能够同时担负排除与联系的功能。传统的大众媒介也呈现类似的结构，但却是包含而非排斥的。”[丹尼斯·麦奎尔著，崔保国、李琨译：《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四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103页。]
1994年，中国联入国际互联网，1995年出现商用互联网服务，1996年拥有网民20万左右。不管怎样，“网络社会”的概念应该与网络的大规模应用相连，而网络的大规模应用则必须至少追溯至商用互联网的启用。也就是说，在1996年《新闻调查》创办之时，中国最多也不过处于迈入网络社会的初端，依然以中心—边缘式的社会结构为主，传统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仍处于绝对强势地位。因此，作为深度调查类电视栏目的先驱，《新闻调查》的诞生多少有些“横空出世”的意味。另外，如诸多研究文章表明的那样，创办之初的《新闻调查》聚集了当时中国电视界最优秀的一批电视人，业务层面的精湛也就顺理成章了。
之前对于《新闻调查》的评价都有这么一条——“央视新闻改革走向纵深的一个标志”。既然与“新闻改革”相连，那么就需要追问它究竟改掉了什么？《新闻调查》以及之前的《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是早先中国电视荧屏上不曾出现的节目样态，然而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业务层面的创新，而是直接与国家媒体的自我认知相关。它们的出现表明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国家媒体在纯粹的宣传本位之中注入了公共媒体的因素，对自身的功能与使命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所谓改革，大抵就是这个意思吧。
而这样的改革，对于当时中国社会典型的中心—边缘式结构意义重大。因为“新闻媒介与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结构相一致，尤其是它反映了社会控制的体系”[丹尼斯·麦奎尔著，崔保国、李琨译：《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四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129页。]。（Siebert et al，1956：1）学者吕新雨认为，“在中国，媒体是国家权力的一部分，所以它在这个意义上不应该成为利益集团的工具，而《新闻调查》坚持的不过就是这种权力的公共性。所以它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理念上，那就是中央电视台作为一个国家电视台，它的公共权力是应该服务于公众的。而一个公共权力服务于公众，这是一个社会正常运作基本和正当的要求，也是一个国家媒体所应当承担的道义。”（在《新闻调查》十年发展论坛上的发言）
从无到有，是一个巨大的跨越，强势媒介所具有的公共权力在一个中心—边缘式结构社会的显现必然带来巨大的反响，由此所爆发出的能量不断地推动着《新闻调查》的开掘。换句话说，某种程度上，《新闻调查》的辉煌恰是在这个中心—边缘结构社会里，国家内部的需要与社会现实的需要凝聚而成的合力所成就的。
然而，网络社会的显著特征是分化，它所标榜的是“去中心”。当网民数量呈几何数不断膨胀，当网络无处不在，中国社会的中心—边缘式结构就渐渐地发生了变化。这与诸多社会学研究结果——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分化才愈加明显——也是基本吻合的。当然，笔者以为，中国社会的变化与范狄克对西方世界的描述并不完全吻合，前者的复杂性在于原有的中心—边缘式结构并没有完全瓦解，而真正意义上的网络结构也并没有完全建立，这是一个转型的过程。另外，社会分化的同时又存在新的社会聚合，从而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
社会学家孙立平认为，“自90年代以来，一个拥有了社会中大部分资本的强势群体已经成形。构成这个强势群体的，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即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三部分精英不仅已经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具有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对整个社会生活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传媒更多地受整个强势群体的影响。”[孙立平：《1990年代以来社会分层的三大趋势》，《天涯》，2004年第2期，第170页。]
首先，社会分化程度的加深对于相对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这个政治经济的过程中，国家/社会存在一个自身的考量与调适。一方面，积极推进网络的发展，特别是其商业应用；另一方面，谨慎地利用网络进行民主化实践。将网络与民主相连，是伴随着前者投入商用以来一直存在的声音。不管它是否尚待推敲，但确定无疑的是，国家从未明确否认过二者之间的联系。但是作为传统大众媒介的电视，扮演的角色与网络是有区别的。这倒不是否认电视与民主的关系，但是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电视的权力明确内属于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它对于国家权力的维护与服从是第一位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对于集中的国家权力的考验，任何对于集中权力的强势群体的挑战，都可能收紧电视媒体的舆论监督空间。近年来《新闻调查》的舆论监督环境并不太好，某些选题的可操作率下降，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这点。
其次，暂且不论社会分化是不是一定导致公共利益的分化，但是导致媒介观照下的某些公共利益的被遮蔽是可能的。进入网络时代以后，信息传输的成本、效率及“受众的需求”开始变得重要，信息作为商品的特性凸显。不论这种现象对或不对，好或不好，但至少存在这样一种现实：商业诉求与公共利益诉求并不总是一致的，即便它们有一致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