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六大以后，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党内存在的“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也有发展，并形成以李立三为代表的第二次“左”倾冒险主义。李立三的思维方式有教条主义的倾向。他认为，既然俄国十月革命是通过城市武装暴动取得胜利，那么中国革命不把重点放在城市而放在农村，搞“工农武装割据”，走“以乡村来包围城市”的道路就是“绝对错误”的。他还认为，没有中心城市的胜利就不可能有一省或几省的政权，更不可能有全国革命的胜利。他还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革命形势，认为革命的高潮日益接近甚至已经逼近，革命形势不仅在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已经成熟。在李立三领导下，党中央组织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行动计划；提出了准备发动武汉暴动、南京暴动、上海总同盟罢工、在武汉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全国暴动的实施方案。这一套“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在全国推行的结果，使党在白区的许多秘密组织先后暴露，遭到敌人的破坏和瓦解，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惨遭捕杀；农村根据地有的丢失、有的缩小；军事冒险暴动全部失败；继而导致敌人对革命根据地更疯狂的反扑和更严重的摧残。
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形成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较之于李立三，王明的教条主义思想更加严重。他是以反对李立三的面孔出现的。但他对李立三的批判不是以中国革命的实践为标准，而是以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为依据。王明认为，李立三对于国际形势的估计，对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理解，对于中国革命和世界各国革命的相互关系以及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领导权和前途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认识都是与共产国际不一致的。李立三路线是一条“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路线”；李立三的错误不是在于“左”倾冒险主义，而在于右倾机会主义。除了引证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决议外，对于中国革命所面临的诸多紧迫问题，王明拿不出任何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来。就连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也只局限于列举共产国际的观点和引证列宁斯大林的论述，而不去作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他认为，苏联的经验是完全成功的，共产国际的指示是绝对正确的，只要按照那些成功经验和正确指示去做，就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王明不懂得无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完全照搬别国的经验，必然要受到历史的惩罚。他教条主义地照搬共产国际指示，提出了一套比李立三更“左”的冒险主义理论；在实践中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冒险进攻大城市；在遭受失败之后，面对敌人更大规模的“围剿”又畏敌如虎，不敢进攻，退却逃跑，结果导致更严重的失败。这次错误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退出中央所在地区。
可以看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存在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而且存在盲从苏共和共产国际指导的问题。对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对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依赖似乎是难以避免的。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建立的，很快成为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对于共产国际的任何指示或决议，必须无条件地绝对执行，而共产国际实际上又是受命于苏联共产党的指挥。
共产国际实行的高度集中制原则，决定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一种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这种特殊的关系决定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重大问题上难以立足中国国情，自主选择中国革命的道路。事实上，陈独秀路线和三次“左”倾错误，都与共产国际有着直接的关系。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蒋介石迅速叛变的可能性缺乏认识，指望用妥协忍让暂缓革命阵营内部矛盾，这是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发生右倾错误的重要原因。罗明纳兹根据斯大林的意见，把反帝反封建与反对资产阶级相提并论，这对1927年11月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1928年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六大提出世界形势已进入“第三时期”理论，李立三等人正是依据这一理论，制订了全国武装暴动的冒险计划。而王明在1930年写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则更是根据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的精神写成的。所以，毛泽东说：“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历史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面临着多重困难：一是如何对待来自域外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二是如何对待来自斯大林、苏联及共产国际的指挥；三是如何对待自身的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一句话，教条主义成为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大敌。中国革命遭遇的惨痛损失呼唤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问题，并对这一问题予以创造性地解答。事实上，历史也正是如此。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就如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所指出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依靠中国各族人民自身的力量，经过千辛万苦，战胜许多艰难险阻才取得的。”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毛泽东是坚持独立自主探索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代表，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正因如此，毛泽东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面思想旗帜。
（二）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主题的破解
要成功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必须正确认清当时革命的形势、界定革命的性质、选择革命的道路、掌握革命的制胜法宝。毛泽东从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条件出发，提出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部分的论断，克服党内存在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把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从而创造性地解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大课题。新中国成立后，又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创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创造性地解答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课题。
1.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思考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奠定方法论原则
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独立思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领导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且以此保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毛泽东在1929年6月写的一封信中分析红四军党内存在着种种错误思想的原因时第一次使用了“思想路线”的概念。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明确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问题。1930年5月，针对当时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原名《调查工作》）一文，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他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为了揭露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错误的思想根源，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中，深刻阐述了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以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对党的思想路线作了系统的哲学论证。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界定，而且将能否坚持实事求是，提到了有没有党性或党性纯不纯的高度。此后，毛泽东为中央党校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字作为校训。
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得到了确立。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为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同脱离中国实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作坚决斗争，开辟中国革命胜利的新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2.从中国实际出发，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
1926年毛泽东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等文，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进行了科学分析，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和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在这前后发表的《枙共产党人枛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进一步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系统化。1948年，他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完整地表述了总路线的内容，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毛泽东指出，既然中国还是一个封建经济占明显优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现阶段的革命是为了终结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既然中国革命的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革命的任务是为了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既然这个革命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它还曾领导过这个革命；既然这个革命的经济政策不是一般的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的保护私有财产，具体地说就是要把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并保护之，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就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是，中国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
分清敌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因而革命的对象“不是别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因为，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中，压迫和阻止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它们两者。两者互相勾结以压迫中国人民，而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正因为中国革命又是不同于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因此，在革命动力、革命领导权、革命前途等方面与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着质的区别。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根本的动力是工人和农民。“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核心问题。毛泽东在分析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条件的基础上，论证了无产阶级掌握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权的必要性与必然性，指出：“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能由任何别的阶级和任何别的政党充当领导者，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充当领导者。
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不同，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其终极前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又是互相联系、紧密衔接的，中间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比喻为文章的上篇和下篇。
“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两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