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次完成的，更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而只能是根据时代和实践的需要逐步地分阶段、分重点地去完成。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东西，中国有特殊情况，不能一下子就完全中国化。”实践是分阶段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实践主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以不同主题为中心而分阶段展开的过程。
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的研究，存在着“一主题说”、“两主题说”、“三主题说”等不同看法。较为代表性的看法有：李恒瑞持“一主题说”，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是发展，是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是一个整体性的目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历史进程所围绕的主题也是发展。社会革命的主题是发展，社会改革开放的主题也是发展。民族独立的实质是发展，民族振兴的实质也是发展。人民解放的实质是发展，人的解放的实质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也就是应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解决中国发展问题和形成中国特色的发展理论的历史进程。张瑞生也持类似观点，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归结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解放发展中国的生产力，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唐家柱持“两主题说”，他认为毛泽东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由解决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俄国革命问题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转变，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和方式，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由解决革命问题到解决建设问题的转变。陆剑杰持“三主题说”，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第一阶段是以“怎样争取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第二个阶段是以“把中国引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个阶段是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题而展开的。汪青松也持“三主题说”，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回答和解决革命、改革和发展三大主题。
这些观点各有各的论证视角，从不同方面深化了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的认识。
笔者倾向于“两主题说”。因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与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实践主题应是一致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也正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两大课题的成功回答。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面对不同的时代任务和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先后承载着两大不同的主题即革命主题和建设主题，在成功破解两大主题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主题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第一个实践主题是进行民族民主革命以及与之相连接的社会主义革命，根本变革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实，建设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并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从我们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十一年已经过去了。我们的祖国在这十一年内经历了两次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历史事变。在一九四九年，我们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去年下半年和今年上半年，我们党又领导人民取得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的决定性的胜利。由于这两次胜利，我们国家的内外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的根本变化。”这里讲的两次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历史事变，就是后来中共十四大报告概括的第一次伟大革命的基本内容。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把一百多年来受尽外国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第一次伟大革命也就是中共成立以后的第一个实践主题的解决，前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时间。马克思主义自五四时期传入中国以后而开始的中国化，紧紧围绕上述实践主题展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一）解答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革命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主题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们在创立自己的学说的时候就明确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改变世界”的性格，使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只局限于书本里和课堂上的学问，而是面对现实、思考现实、变革现实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由西方走向东方的过程，也就是它引导东方各国人民解决东方问题、改变东方世界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仁人志士曾为寻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道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远未实现民族解放的目标。因此，如何进行中国革命，实现民族解放自然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解决的主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破解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成功进行革命的历史难题。
1.近代以来中国人救国方案的破产与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确立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社会制度腐败，经济文化落后，国际政治地位低下，国民贫穷。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华民族也因此面临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进行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这两大历史任务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前者为后者扫清障碍，开辟道路，创造必要条件；后者是前者的奋斗目标和必然结果。
为了救国救民，解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前，许多仁人志士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救国方案。为解决器物不如人的问题，掀起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为解决制度不如人的问题，掀起维新变法，变封建专制为君主立宪，搞革命起义，变封建专制为民主共和；为解决观念不如人的问题，掀起再造中国文化的“新文化运动”。所有这些努力，以及后来提出的“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等主张，都无法改变中国向半殖民地社会沉沦的命运。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正当中国人民一片迷茫，苦苦寻找出路之际，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使中国人学习外来文化变成为学习欧美资本主义和苏俄社会主义两种模式，两相比较，“俄式革命”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十月革命使马克思主义由理论变成实践，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理想的“大同”社会实现的希望，于是他们纷纷把目光投向了与中国国情相近的俄国。也正因如此，在各种学说竞相争鸣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逐渐以其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着众多的先进分子和进步青年。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日益结合的前提下而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很自然地从一开始就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大旗，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
中国问题，即如何变革中国社会，实现中国现代化，把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独立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一个占有重要位置的问题，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基本问题。当马克思和列宁创立和发展东方社会理论时，实际上就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从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规模传播、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诞生之日起，这个问题就尖锐地摆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无疑，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革命的面貌就起了变化。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了。但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曾由于过分地、不加分析地依赖苏联的经验而发生了教条式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2.教条主义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惨痛失败呼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成功解答
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找到中国革命胜利之路，正确而成功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问题所作的第一个创造性的解答。但是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解决，中国马克思主义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过巨大的挫折，付出过惨痛的代价。其根本原因，除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十分强大外，还在于来自自身的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由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缺乏革命斗争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积累，以及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迷信，教条主义一度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并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中共曾有过最重大的挫折，一次是大革命时期陈独秀路线所导致的党在1927年的失败，一次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排斥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其结果把中国革命引入绝境。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是大革命时期教条主义的典型表现。陈独秀执行右倾政策的理论根源是“二次革命论”。他依据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来分析中国革命的步骤和前途，设想中国革命也需要像俄国革命那样分为“两段路程”来走，即无产阶级先帮助资产阶级进行“二月革命”，然后再联合农民进行自己的“十月革命”。但由于他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争夺领导权、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影响革命结局的强烈愿望认识不够，因而在大革命中未抓住革命统一战线、革命军队、革命政权来强固自己的力量，而仅注重于工农运动。陈独秀曾抵制但没有坚决抵制共产国际、俄国共产党及其驻华代表的右倾政策，在一些问题的决策上教条主义地追随了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他在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上的退让，对蒋介石、汪精卫的妥协，不重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建设等右倾错误，正是在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及其代表指导下形成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最终导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使第一次大革命遭到失败。
大革命的惨重失败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人英勇地领导了南昌起义。紧接着，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批判和纠正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正确决定以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为主要任务，但是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时，没有注意防止“左”的思想的发展；在强调武装斗争时，没有指明如何开展武装斗争。1927年11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召开，“左”倾路线开始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统治地位。“左”倾盲动主义者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提出所谓“不断革命论”，否认1927年革命的失败，认为中国革命的形势是“不断高涨”。因而他们不去组织有秩序地退却，而是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况，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