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民主革命新道路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落后国家中国走什么样的革命道路，马克思、列宁并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苏共和共产国际给了中国革命很大的帮助，但也助长了党内的教条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实际，冲破教条主义的禁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应向何处去，中国革命的道路应该如何走，这是当时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但是如何开展武装斗争，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尚处于探索的起步阶段。从1927年8月至1928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先后领导了南昌、秋收、广州武装起义以及全国各地一百多次武装起义，但这些起义大多失败了。这说明以城市为中心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于是这些起义保留的一部分革命武装逐步转向农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到1930年上半年有十几个省的一百多个县境内建立了十几个革命根据地。
从1928年到1930年，毛泽东撰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第一次从理论上系统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发展的原因和条件，形成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正确回答了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根本道路问题，否定了“城市中心论”。
毛泽东阐述和论证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
毛泽东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 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
这是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够在中国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没有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自给自足的地方性农业经济广泛存在，这为红色政权的存在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近代中国政治不平衡，广大农村是反动统治的薄弱环节，而农民又是革命的主力军，这使红色政权获得了深厚的阶级基础。帝国主义国家的间接统治和互相斗争造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大国，使红色政权获得了存在与发展的缝隙和广泛的回旋余地。第二，湘、鄂、赣、粤等地在国民革命的影响下有过高涨的革命群众运动，这是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良好的群众基础。
第三，向前发展的革命形势。国民革命失败后，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没有解决，革命形势是继续向前发展的，这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客观条件。第四，有相当力量的红军存在，这是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第五，共产党有力量的领导和正确的政策，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关键性的主观条件。
毛泽东提出并系统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所谓“工农武装割据”，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内容，以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三者之间紧密结合，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首先，武装斗争是“工农武装割据”的主要斗争形式，是农村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保障。认为必须执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才能使得红色政权巩固和扩大。其次，土地革命是工农武装革命的中心内容。只有实行土地革命，才有可能把农民主力充分发动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根据地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再次，农村革命根据地是进行武装斗争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依托。
强调了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的意义，认为“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三者的结合才能不断发展革命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一块一块地夺取政权，打碎反动国家机器，最后夺取全国政权。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深入分析了近代中国的国情，论述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等特点，进一步丰富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整体战略思想。1938年11月，他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明确指出：“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从此把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先占乡村，后取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作为革命道路确立下来。
在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续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发展和壮大农村根据地，逐渐形成了对城市的包围之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正如邓小平指出，“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原理在当时世界上还是没有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了革命的具体道路”。
4.掌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制胜法宝
1939年，毛泽东在《枙共产党人枛发刊词》中提出了著名的“三大法宝”。他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统一战线问题是无产阶级政党策略思想的重要内容。毛泽东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革命有必要和有可能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关键，是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在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党根据对国情的深刻分析，将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个部分，即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反动的官僚资产阶级和既有革命性又有动摇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当民族资产阶级，甚至某一部分官僚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有可能站到革命方面来的时候，党就努力争取他们参加统一战线，并注意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对他们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革命政策。在被迫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官僚资产阶级分裂的时候，又敢于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包括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同时继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支持或中立。党还根据统一战线中各种社会力量的不同特性，以及他们在革命发展某一阶段的不同状况，规定和实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策。这样，党就能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主要的敌人，最广泛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同盟者，保证革命在全国范围的历史性胜利，并保证中国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和优点，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毛泽东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党成功地解决了在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用无产阶级建军思想，建设一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严格纪律、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这就使得人民军队既与一切反动统治势力掌握的残害人民的军队根本不同，又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程度上远远超过历史上旧式的农民起义武装。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实行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在反对敌人的“围剿”、“扫荡”的反复战斗中，在由游击战到运动战和阵地战，并组织大规模的战役的进展中，由弱变强，由小到大。经过22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终于打败拥有优势装备、异常凶残的国内外敌人，最后赢得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胜利。
“三大法宝”的核心是党的建设。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战胜强大的敌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赢得革命的胜利，基本是依靠了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中国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农民为主体的国度，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多数。加之长期处于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成为党内思想上的主要矛盾。毛泽东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情况决定了要建设一个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把思想建设始终放在首位，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同时，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必须把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紧密联系起来。
这些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主要经验。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的工程”，逐步形成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
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作了集中概括：“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掌握了这三件克敌制胜的法宝，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才由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
5.开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崭新道路。如何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的农业大国实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照搬马列经典和苏联模式，而是根据中国国情，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化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953年12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拟订、经毛泽东修改和中共中央批准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正式表述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尽快变农业国为工业国，迅速摆脱贫困的理想和愿望，反映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独创性。
党和毛泽东经过不断地探索和研究，形成了关于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正如江泽民在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根据中国特点，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与和平赎买政策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用逐步过渡的形式改造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使社会生产力继续得到发展，广大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创造。”首先，我们党开创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进行的新道路，显示出并举性的突出特色。党正确揭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在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必要和可能的改造，使落后的农业、手工业实现机械化和现代化。事实证明，没有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完成的，其目的是无法实现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必须协调进行，以保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顺利实现，这是党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