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整理书架，无意中翻弄到架上岳父大人的《何凡文集》。随手翻看，翻到了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他写的《小学生与大书包》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所写的是抽象的概念，意在幼小学生所学习的课业问题。约而言之，岳父大人认为小学生所学的内容才是当前国民教育值得重视的问题，而不在于讨论小学生身上所背负的书包的大小、颜色及式样。近四十年了，令人感慨。
说起书包，我幼小时因值抗战，后方民生艰困，上学实际上并无今日的“书包”一物。所用乃一块比较粗硬的布(俗称“包袱皮”)，把书包在布内，免得遗失或弄破。该时铅笔一物，已经被公认是侈奢的宠儿，很难见到。谁要是从身上的口袋内掏出一支铅笔来，那简直太令人艳羡了。今日之钢笔根本没有，即使有，也仅是蘸水钢笔，自来水笔实属罕见稀客。父亲当时身上总别插着他青年期赴国外购买得的一支“派克”牌自来水笔，每当他取出使用时，四周观看的人的眼神嘴角都显出难言的欣羡。实际上，学生日常所用的是毛笔。毛笔有铜笔帽，故携带也比较安全方便。除了带墨及砚以外，多半的学生用铜制墨盒，内中放置丝棉一块，先把磨好的黑墨汁倒在丝棉上，俟丝棉吸取足够用的墨汁，就成为学生每日携带上学的学业用具了。墨盒当然比土制的砚台方便，也靓丽得多，打开即可使用不说，还便于携带，不会像带砚台往往弄得狼狈不堪。那时的小学生，课本很薄，也没有所谓的课外参考书籍，除了习字簿与作文簿外，就只有课本了。这情况不似时下台湾小学生大书包内的丰富多彩。
抗战后期入川，才有了书包。那时的书包，是手提式的。包是布料制，顶上有两只耳朵提带，就跟时下仕女所用的纸制“瞎拼(Shopping)袋(bag)”一样。书包是有了，但钢笔、铅笔仍阙如，还是毛笔当家。自然，参考书及其他时下小学生书包中的宠物是不存在的。那时也没有“便当”(可能今天台湾的小学生也很少捎带“便当”了)，午饭是放在食盒内的。搪瓷制食盒仿佛蒸笼，高高叠放三层，两侧有提钩，穿上便可捎带旅行了。总的来说，书包仍是相当“单纯”的东西，无有小收音机、电玩、药品一类附件。
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由渝复元还(南)京。到了肩负斜挂帆布书包时，已经是渡海迁台的时候了。那时，除了正式的帆布书包外，还有人以日本方式，用一根状似皮带的带子，把书册叠为一叠，然后以带子绑提了。时序进入五十年代以后，美军专用的帆布行军包大为流行，中学生都以挎背一袋包为荣。那样的书包体积不若中式学生专用书包的笨重庞大，内装三五册书本及便当盒一个，大小正好。但，最重要的及最令学生中意的，是美军军用行军包上有一条帆布带，可以将包系在胯骨及腰间。斯时如果再足踏单车，便风光无限了。
五十年代我上大学，书包基本上已被学生弃用。大学男生只把书册及笔记本以手托承在胯骨左近。读理、工科的更将黑市盗版英文书的封面故意露在外面，而女生则捧抱于胸前。六十年代我初至美国，方才见到美国学生背在背上如驮夫驮负竹筐竹篓般的帆布书包。书包颜色不等，可谓五颜六色，然大小皆一(美国人一向喜用所谓的“标准式”Standard size，门、窗、信纸信封、马桶、炉灶……皆然，不似中国人在这些方面爱搞特立独行)。最近两三年来，当年中国学生肩负斜挂的那种标准式书包不知是何缘故，又在学生当中流行起来了。美国人崇新善变，不论在哪一方面大都如此。但，不管怎么说，我注意到美国学生的书包里，并不似中国学生那般只置放了仿佛与个人前途息息相关的书册，外国人对不带书包的学生，也并不似中国人看视不带书包的学生那样的轻蔑不屑。一般地说，美国人重视思考，他们不鼓励学生以书包的厚重分量来衡论一个青年。读死书、死读书，而在其他方面一无特长的青年，并不为别人看好。
从我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所得到的对于“书包”一物的感受，那仅仅是学生实际上需用的一种工具而已，此物本身并没有任何尊贵特异的意义。但是，对一般的中国人来说，则似乎视书包为一个学生的基本成其为学生的必然条件。如果一个学生身无书包，旁人会觉得那根本不可思议。不管书包内贮放的究竟是什么，至少书包可被视为一个青年学生器识品德的标识。一个瘦小的学生倘若背负着过重的一个大书包，在旁人眼中，似乎并不容易觉得那是过分了，大家觉得那真是“有出息”的好现象，因为书包本身似乎已经显展出背负的人的似锦前程来，令众人艳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