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社会， “老师” 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性的称谓。在一般社会交往中， 对年事稍长或者觉得比自己地位、学识较高的人， 都可以称为“老师”， 而不用考虑对方是否真的在学校里任教， 也用不着考虑对方是否真的与自己有师承关系。
但在三十多年前， 我们生活的年代， 可没有现在这种习惯。那时候， 对于与我们共同工作的长者， 在对方的姓氏前面加个“老” 字， “老张” “老李” 一叫，就算是挺尊重的称呼了。现在看来， 这种称呼未免太随便了一些， 然而， 当时在我们的心目中， 这些长者的分量， 一点不比“老师” 差。如果说有一点差别的话， 仅仅是我们没有张口叫他们一声“老师” 而已。
从1967年到1977年， 我在北大荒工作了整整十年。在这十年当中， 起码有七年时间， 从连队的报道组到团里的宣传部门， 我有幸参与了当时的新闻报道工作。回首当年， 之所以走到这条路上， 有很多偶然的因素， 但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是我遇到了几位没有叫过“老师” 的老师。毫不夸张地说， 正是在他们的助力之下， 我才在自己的生活轨迹中留下了这样一段值得回忆的经历。
第一位老师姓甄， 名科。我们都叫他老甄， 有时候跟他没大没小地开玩笑，也喊他老甄科。老甄是八五二农场真正的元老， 据说， 当初铁道兵八五零二师从朝鲜战场回国， 奉命到完达山一带建设农场， 老甄是第一批勘查小组的成员。我们八五二农场（我们来农场大半年后， 成立兵团， 农场改称三师二十团） 方圆数百里， 几乎每一个生产连队， 都留下过他的足迹。农场的老职工们， 背地里管他叫八五二的“活地图”、“活档案”。“文化大革命” 前， 老甄科从总场调到我们三分场， 担任副场长。随着运动的深入， 老甄很快就靠边站了。听老职工们说， 他家庭出身不好， 只能靠边站。但老甄不是主要领导， 平时人缘又好， 还没有被打倒。
老甄个子不高， 身形消瘦， 脸色也不大好， 看上去绝对不是那种身强体壮的人。有时候， 他还戴副眼镜， 讲话的时候喜欢眯缝着眼睛， 慢慢腾腾的， 话也不大多。但在私下里， 他又是个特别健谈的人。老甄经历丰富， 当过兵， 去过朝鲜， 搞过创作， 还写过书。但老甄最吸引我们的经历， 是他自作主张， “想方设法” 去了一次苏联。有一年冬天， 风雪特别大， 老甄他们几个到中苏界江（可能是黑龙江， 要不就是乌苏里江） 附近执行公务。冬季的界江， 双方就在主航道中心线上堆上一连串雪堆， 雪堆顶上再插上一把蒿草， 作为两国的分界线。正值年轻力壮时的老甄科忽发奇想， 顺风把皮帽子扔了出去， 并有意让皮帽子落在苏联一侧。天寒地冻， 数九寒冬， 总不能光着头站在零下三十几度的荒野里吧？ 就这样， 老甄靠自己创造的机会， 大模大样地一边捡帽子一边到苏联“走了一圈”。
或许是见多识广的关系， 虽然在“文化大革命” 中受到了冲击， 可他并不是特别在乎。和他在一起， 天南海北地聊， 确实是一种享受。他爱人胡大姐也是北京人， 为人特别热情。知识青年到他们家里， 又吃又喝， 有说有笑， 真像是到了自己家里一样。
不知不觉地， 和很多北京知识青年一样， 我也成了老甄家的常客。碰到休息日， 去分场（后来改称“营部”） 逛逛， 一定要去老甄那里坐坐。后来， 老甄被分配到我们16连“协助” 工作（这在当时是一种落实干部政策的措施）， 我们的接触就更多了。也就是在这时候， 我被安排当了16连的报道组组长。
虽说置身在可以胡思乱想的年代， 说心里话， 在进入报道组之前， 对我来说， “新闻” 这两个字还是挺神秘的。除了在学校写过作文， 根本没想过要把自己的什么“作品” 放到铅字印刷的纸张上。
老甄是多年摇过笔杆的人， 自然成了我们报道组的指导者。
跟老甄学写文章， 倒是一件十分轻松的事。他把这事情说得十分简单， 一要看报纸上的文章是怎么写的？ 二要轻轻松松地写， 想到什么写什么， 不要有什么精神负担。
这话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可是十分费力。
记得有一次， 《兵团战士报》的编辑老赵到连里来， 老甄领着我们和赵编辑座谈。谈着谈着， 议论出来一个题目， 老甄催着我赶快写出来， 让赵编辑直接审读。我急匆匆回到宿舍， 就着黯淡的灯光， 很快写出了这篇稿子。没想到， 稿子送到赵编辑手里， 不出三分钟就被“枪毙” 了。老甄和我简单谈了几句， 要我回去再写第二稿。凭着一股说不出来的劲头儿， 不出十分钟， 我的第二稿完成了。
但第二稿的命运和第一稿没有任何区别。接下去， 老甄又要我写第三稿、第四稿、第五稿和第六稿。结果呢， 六篇稿子， 都没逃脱被“枪毙” 的命运。
出现这样的结局， 我并没有感到丝毫气馁。为什么呢？ 关键在于老甄的态度。他始终笑呵呵地对待我， 没有说过一句批评的话， 甚至连一点生硬的口气都没出现过。在整个过程中， 他只是告诉我稿子有什么毛病， 但绝不建议我应该怎样怎样写。他说， 我就是要憋你一下， 让你自己把自己引导出来。写好当然好，写不好就不好， 没什么关系。
老甄的轻松态度， 并不意味着放任， 该管的时候他一点不放松。在我们的稿子基本成型后， 他要戴着眼镜， 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的仔细检查。那时候， 我们连队宿舍的灯光， 是一连串36伏的灯泡串联而成的， 灯光暗淡不说， 还总是一闪一闪地变换着亮度。在这样的灯光下看书或是写信， 没有耐力可真不行。老甄伏在灯下改稿子时， 眼光极度聚焦， 恨不得一头扑到字里行间， 那股认真劲儿，让人特别感动。当然， 更使我们感动的不仅仅是他的认真， 而是他帮助我们、为我们纠正笔误的艰辛努力。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是他将我写的“手捂着疼痛的胃” 改为“手捂着疼痛的腹部”。当时， 看到他改过的字迹， 我就暗暗警示自己，一直到老， 也不能忘记老甄改的这两个字！ 这倒是真的， 从那时起到现在， 差不多三十七八年了， 在我的记忆中， 依然清晰地留着当时的印记。
第二位老师姓甘， 名叫甘宗棠， 很是斯文的名字。
老甘和老甄的年龄差不多， 而且也是经历过朝鲜战争的老兵。所不同的是，老甘属于现役军人， 一身绿军装， 红领章、红帽徽， 精神头儿要比老甄足。这也是当时的社会氛围造成的。现役军人到农场， 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占据了农场各级领导的主导位置， 当然要比农场的老干部风光得多。听说， 不少老干部很是愤愤不平。因为， 论起参加革命的资格和功绩来， 他们或许更占优势。但他们之间的种种感情上的纠葛， 和我们知识青年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只是下地干活的农工（后来被称为兵团战士）， 谁当领导都是一样， 所以， 与现役军人交往并成为忘年交的速度和进度， 完全等同于与农场老转业军人的交往。
老甘是师部宣传科的干事， 但我们很少喊他“甘干事”。一是“甘” 和“干”
连起来喊， 别扭； 二是他也喜欢我们喊他“老甘”。和老甘接触， 很容易判断出他的身份： 这绝对是一位政工干部。他的脸上总是带着笑容， 和颜悦色， 说着说着就“呵呵” 地笑出声来。老甘的面孔白白的， 头发有些卷曲， 还有点发黄， 一脸络腮胡子， 看上去好像有一点“外国友人” 的影子。有时候， 我们也会拿他的相貌开开玩笑。
很让我们佩服的是， 老甘身为现役军人、领导干部， 但他没有架子， 一点不像“官”。他在我们农工宿舍间串来串去， 和我们一起说笑、一起聊天、一起唱歌、一起开玩笑。若不是那一身色彩鲜明的军衣， 你会很容易把他误认为连队的老职工（当然， 除了他的肤色： 老甘太白了， 而且总是晒不黑）。
宣传科的干事， 当然是笔杆子， 少不了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指导。老甘与我们报道组的接触， 也就更多一些。老甘他们这些现役军人， 特别是政工干部， 有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特别会分析问题。挺不起眼的事情， 让他们一讲， 会冒出很大很大的道理， 时常把我们讲的目瞪口呆。但是， 你又不能不承认， 他们讲得确实精彩， 而且确实有道理。
有一段时间， 老甘到我们连蹲点， 正好赶上兵团在抓勤俭节约， 连里也闹得热火朝天， 出现了很多好人好事。连里领导要求把这些好人好事宣传出去， 我们报道组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写写黑板报， 我们的能力没有问题， 但要给《兵团战士报》投稿， 还要争取见报， 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更让我们为难的是， 连里出现的大量好人好事， 很零碎， 事情都不大， 很难展开去写。
这时候， 老甘领着我们细细地琢磨开了。他要求我们一件一件地把那些好人好事摊开， 再一件一件地进行具体分析， 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 抓住他们的特点。三番五次地“过滤” 之后， 我们突然发现， 不少事情都是以前没有注意到的， 而现在看到了！ 按照这个思路， 我们一下子想明白了。在宣传勤俭节约的过程中， 大家发挥主观能动性， 以前看不到的， 现在看到了； 以前没有想到的， 现在想到了； 以前没有做到的， 现在做到了。
抓住了思想发展的脉络， 原先看上去细碎的材料都被用上了， 稿子也就写出来了。而且， 很快被《兵团战士报》采用， 刊登在挺醒目的位置上。
老甘的欢快活泼同老甄的沉默稳重一起走进了我们报道组的生活。
第三位老师姓杨， 单名一个“钫” 字。
当然， 我们对他的称呼也是一样： 老杨。
老杨瘦瘦的， 个子很高， 眼睛大而有神， 黑黑的眉毛特别长。他的年龄比我们大很多， 头顶上的发丝已然不多， 绝对是前辈式的人物。初次见老杨， 好像是在1970年。兵团要出版一本文艺通讯集（后来又叫报告文学）， 组织了一帮年轻人来干， 我有幸被选了进去。老杨是我们的辅导老师（但当时可没这么叫）。
我们这一帮人中， 可能数杨成春年纪最大， 我们两个是一个团的。此外， 还有二师的张猷辉、五师的方存忠， 以及熊道衡、迟英杰等十来个知识青年。虽然， 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是各级报道组的成员， 在报刊上都发表过作品， 可是，对于写文艺通讯（或者说“报告文学”）， 大家心里都没有底。
然而， 在和老杨的逐步接触中， 我们心中的“底” 竟然慢慢地“坚实” 起来了。
老杨教我们写文章， 让我们真的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一篇报告文学，从素材整理开始， 确定主题、完善结构、细节安排、人物刻画， 他是一点一点地不厌其烦地娓娓道来， 细得不能再细。文艺创作需要生活， 而我们这些年轻人恰恰在这方面非常“欠火候”。老杨的生活历练当然比我们丰富得多， 他时常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多年积存的生活素材抖搂出来， 为我们不成熟的作品“雪中送炭”， 增添活力。等到文章写出来， 我们惊奇地发现， 除了字是自己写出来的，文章的字里行间， 分明可以看到老杨挥洒的那么多的心血。
老杨身体不大好， 患有严重的气管炎和哮喘， 说话的时候不停地咳嗽， 严重的时候喘气都困难。他又是个烟瘾很大的人， 手指头熏得焦黄。有时候， 看着他一边抽烟一边咳嗽， 还一边给我们做辅导， 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儿。
慢慢地， 我们也知道了这个老头儿的一些身世。老杨原先是相当有名的编辑， 参与过《志愿军英雄传》的编辑工作。流传很广的长篇小说《苦菜花》， 是他帮助作者完成的。当然， 这些都是别人无意中泄露给我们的。老杨从来不愿意谈论自己的过去， 即使我们一再追问， 他也只是一笑置之， 不承认， 也不否认。
应该说， 当时的我们， 简直连文学青年都算不上， 根底实在是差。老杨带着这样一干人写东西， 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我们从来没见老杨发过急， 更没见他生过气。他简直是手把着手教我们写东西。文章写成了， 老杨满脸是笑， 但在发表的文字旁， 却不见他的一丝痕迹。
后来， 我还参加过兵团举办的其他写作班， 多次承受到老杨的殷殷教诲。据我所知， 兵团的业余作者中， 已经出名的梁晓声、李龙云、陆星儿、肖复兴， 还有一大批没有出名的像我这样的人， 都曾从老杨身上得到过恩惠。我相信， 大家都会永远地怀念老杨。
老杨是一位难得的终生为他人甘作人梯的好人。
现在， 我也到了老杨当时的年纪， 每当读到《道德经》中“善利万物而不争”、《论语》里“不伐善、不施劳” 等章句， 我都会想起老杨。
写到这里， 还有些意犹未尽的味道。十年的北大荒生活， 遇到的老师不止这三位。而半师半友的朋友更多， 像比我年长一点的贾宏图、黄海， 比我稍小一点的曹焕荣、张持坚、陶杰等人， 都给过我很大的帮助， 在这里一并说声“谢谢” 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