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庄子，有个着名的故事说，庄子的妻子去世以后，他不仅不哭，还击缶而歌，就是敲打着瓦罐唱歌。庄子认为，人本来是没有生命的，生命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而死亡呢，恰恰把有的东西复归于无，这和四季轮回一样，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何必要哭哭啼啼呢？所以，要说“任诞”之风的祖师爷，应该是庄子。
到了汉代末年，政治黑暗，儒家礼教受到严峻挑战，老庄思想开始兴起，名教和自然的冲突越来越激烈。因为古代最注重规矩和格式的正是丧葬之礼，所以，要彻底地冲破人为的礼法和教条，“居丧无礼”就成了最有效的方式。比如那位“驴鸣娱亲”的戴良，等到他母亲去世，他却食肉饮酒，难过的时候就哭几声，有人就问他：“你这样子，合乎礼吗？”戴良说：“当然合礼了。礼是制约情感放荡的，如果情感不放荡，还要礼干什么！如果你喝酒吃肉，一点也不觉得香甜有味，吃一点喝一点又有什么不可呢？”这很有些“酒肉穿肠过，仁孝心中留”的意思。所以，说到“居丧无礼”，戴良也是个关键人物。
曹丕的这种“驴鸣送葬”的举动，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居丧无礼”。这对魏晋士风的影响是巨大的。你想啊，既然身份尊贵的曹丕都在葬礼上大学驴叫，后来魏晋名士如阮籍在居丧期间饮酒食肉、弹琴度曲，也就算不得大逆不道了。
甚至，直接效法曹丕的也不是没有。西晋名士孙楚和王济是一对好朋友，孙楚才高气傲，很少佩服谁，唯独敬重王济。后来王济死了，办丧事的时候，天下名士都来吊丧。孙楚来得很晚，对着王济的尸体放声恸哭，众宾客见了也都陪着流泪。孙楚哭完，对着灵床说：“你生前常喜欢听我学驴叫，现在我再为你学一声。”说完就学了一声驴鸣，声震屋宇，惟妙惟肖，众宾客都被他逗笑了，追悼会的庄严气氛也一扫而空。没想到孙楚却很生气，抬起头对众人说：“使君辈存，令此人死！”
意思是：老天真是不公，竟让你们这帮家伙活着，却让这个人死掉了！
你看，同样是“驴鸣送葬”，曹丕和他的朋友们都没有笑出来，王济的朋友却破涕为笑了。这说明，这股风气到了西晋的时候，其深刻的内涵已经不太能够为人所理解，也难怪自视甚高的孙楚要发脾气了。
有人要问了：难道不拘格套的任诞放达的风气只体现在丧礼之中吗？当然不是，这种风气到了东晋，甚至已经渗透进文人的日常生活和灵魂中去了，以至于出现了很多特立独行的人物，比如那位让李白都向往不已的王子猷。王子猷都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呢？
天马行空
这一讲我们主要向大家介绍一个人。谁呢？就是把魏晋的放达、任诞之风推向极致的东晋名士王子猷。这个叫做王子猷的贵族公子哥儿，曾经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乘坐一艘小船去拜访一位隐士，可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他赶了大半夜的水路，终于来到隐士的家门口的时候，突然来个“华丽转身”，打道回府了！
你说这事儿“雷人”不“雷人”？它“雷倒”的不是一般人，甚至连唐代大诗人李白都被他“雷”得晕头转向。在着名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中，李白十分深情地写道：“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这个剡溪，不是别处，正是王子猷星夜兼程拜访隐士的那条河。
李太白很少真正欣赏什么人，但是这个东晋的王子猷，却用他那天马行空般的特立独行征服了我们的“诗仙”！我曾经统计过，在李白诗集里面，引用王子猷的这个叫做“雪夜访戴”的典故竟然高达二十多次！不是发自内心的欣赏和喜爱，李白怎么会对一个人、一件事这么念念不忘，心驰神往？！
每次想起王子猷的故事，我总忍不住要嘟囔一句：做人不能太王子猷了！你玩得这么邪乎，这么空灵，这么飘飘若仙，让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怎么过啊？
大家要问了：难道这个王子猷是个“外星人”吗？他怎么能做出如此不可思议的事儿？是什么样的土壤和气候，催生了像王子猷这样的人物？在他“华丽转身”的一刹那，他到底在想什么，又有什么豪言壮语？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王子猷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不得不从他的父亲说起……
东床坦腹
提起王子猷的父亲，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谁呢？就是东晋着名的大书法家王羲之。与其说王子猷的特立独行是后天形成的，不如说是“胎里带”的，因为他父亲王羲之年轻时，就是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风流名士。《世说新语·雅量》篇所载“东床坦腹”的故事说：
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
故事说，东晋着名军事家郗鉴镇守在京口（今江苏镇江）的时候，政治地位如日中天，就派门生送信给当朝丞相王导，想在他家挑个女婿。王导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就答应了郗鉴的求婚。当即告诉郗鉴的信使说：“你到东厢房，随意挑选吧。”估计事先王导已经命人把王家的适龄子弟全部都集中到东厢房，并且告诉他们郗家要来挑选女婿。所以，当时王家的东厢房，便被一种特殊的微妙的氛围所笼罩，可以说，这里几乎成了王家那些翩翩公子们的一个“秀场”和“舞台”了——谁表现得好，谁就有可能成为郗家的乘龙快婿。
郗鉴的信使看到了什么情景呢？作者没有直接说，而是卖了一个关子，写信使回去禀告郗鉴说：“王家的那些公子都挺不错，望去真是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不过他们听说来挑女婿，就都矜持起来，表情动作都不自然了。”
我们知道，唐代诗人刘禹锡有首《乌衣巷》诗云：“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里的“王谢”指的就是在东晋名位显赫、人才辈出的王导、谢安两大家族。特别是王导家族，可以说是东晋第一豪门，连东晋皇族司马氏都得让他三分，因为东晋的基业可以说是王氏一手缔造的。所以当时流传着“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就是山东琅琊的王氏可以和司马氏家族分庭抗礼，共同掌管天下。如此显赫的门第，原本也不会把郗家放在眼里，这些公子怎么会如此没有大家风度呢？
我以为，这些公子们的反应再正常不过了。在生活中我们都有体会：当你处在一个相对宽松、没人注意的环境中的时候，你就容易放松下来，而一旦你知道有人在用另外一种眼光观察你，甚至这种观察会和你的终身大事挂钩的时候，你就很难保持一颗平常心了。比方说有人平时还好，非常从容潇洒，可是一旦面对电视镜头，想到有那么多人在背后看着你，要说不紧张那是假话。
所以，王家的公子们表现出来的矜持是一种很正常的反应。
但是所谓正常、反常往往是相对的。在别人都“正常”的时候，“反常”其实有可能更真实，更自然，更纯粹。当所有王家公子都表现出“应该有”的反应的时候，表现出“不该有”的反应的人，就显得与众不同了。信使紧接着对郗鉴说：“只有一位公子在东边床上袒胸露腹地躺着，还在那儿吃东西，好像没有听见一样。”请注意：这个信使的汇报也是很有意思的，他先说其他公子都很矜持，最后说只有一个公子坦腹东床，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这在表达效果上很有点“欲扬先抑”的味道，说明信使被这个有些“另类”的公子吸引了，忍不住想投他一票。
果然郗鉴听到这里，大腿一拍，说：“正是这个好！”一查访，原来这个公子不是别人，正是王羲之，于是便把女儿嫁给了他。
这个故事放在《雅量》篇，显然是为了彰显王羲之宠辱不惊的“雅量”的，但是从故事的描写本身来看，我们也可以说，王羲之的表现也可算是率性自然，不拘格套，甚至还有一种对门第不如自己的郗家的“傲慢与偏见”。可结果呢，“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最不当回事的王羲之，倒成了郗鉴的“东床快婿”！王羲之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想要引起别人的注意，最好的办法就是干脆就是不以为意。有时候，故作姿态还不如不做姿态，或者说，不做姿态反而是一种最好的姿态。王羲之那种旁若无人的样子，其实投射出的正是一种坦荡潇洒的人格之美，风度之美。
记得《庄子·田子方》里有个故事，和王羲之的东床坦腹很相像：
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儃儃（chán）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臝。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
故事说，春秋时宋国国君宋元公打算请人画几幅画，消息传出，差不多全国的画师都赶来了，大家领旨之后，便在一旁恭敬地拱手肃立，一边用舌头舔着笔尖，一边用手调着墨，一副小学生等待考试的样子。与此同时，站在门外的还有半数人。有一位画师最后来到，只见他神态安闲，不慌不忙，不卑不亢，接旨后也不恭候站立，马上转身回招待所去了。宋元公注意到了这个画师，就派人跟踪过去观察他，一到招待所，发现这个画师已经解开了衣服，裸露着身子，盘腿坐在那里了。宋元公一听，说：“好呀，这才是真正的画师！”
这个宋元公眼光真“毒”！他愣是看出来那些循规蹈矩、精神萎缩的画师不过是浪得虚名，而那位不拘礼节，举止从容，放达不羁的画师才是真正的艺术家。
郗鉴也是如此。我们从他择婿的标准可以看出，当时人们最欣赏的不是装腔作势，谨小慎微的小人格，而是落拓不羁，我行我素的大风流。王羲之后来之所以能成为一代“书圣”，绝非偶然。
反观我们今天的教育，什么都有一套模式，一套格式，甚至有一套公式，要受教育者按部就班，亦步亦趋，违反了这套模式、格式或公式，就被视为“问题学生”，就被主流社会所淘汰。看起来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合格人才，却使整个社会失去个性色彩、想象力和创造力。真正的教育者应该拥有宋元公和郗鉴那样的眼光和心胸，那就是——发现个性并且欣赏个性，然后因材施教，而不是歧视个性，扼杀个性，把教育过程当做“压缩打包”的格式化生产，搞人才培养的“一刀切”！
怪人奇事
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从王羲之“东床坦腹”的故事，其实已经能够看出王子猷“雪夜访戴”的影子了。顺便说一句，研究中国文化和历史人物，除了充分利用文献和考古材料之外，还有两个因素也应纳入我们的视野：一是家族文化的影响，所谓家学渊源；二是遗传因素，遗传学的影响也不可小觑。其实，中国古代的许多大师巨匠离了这两个因素都很难形成。我们现在没有书香门第，文化世家了，只剩下一个遗传基因在起作用，所以出不了大师一点也不奇怪。
山东琅琊王氏不仅是个政治豪门，还是文化世家，所以每一代都有杰出人物出现，可以说是代不乏人。但是，正如生物学有“遗传”，也有“变异”，家族文化也是如此。同样是王导家族的后裔，王羲之便和其他同族子弟迥然不同，所以在其他兄弟捉襟见肘的时候，他偏能演出“东床坦腹”的好戏来。而他的儿子王子猷，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放达不羁、特立独行的路上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史书上说，王羲之家族是“一门三杰”，指的就是王羲之和他的两个儿子王子猷和王献之，父子三人“文章为世人所推崇，俱善书画”。我们知道，王献之名气大是因为书法盖世，与父亲王羲之并称“二王”，那王子猷出名靠的是什么本事呢？
这个问题还真不好问答。古代有“三不朽”之说，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一个人想要流芳百世，要么像圣贤那样立德，要么像帝王将相那样立功，要么就做文人学者，着书立说，“成一家之言”，藏诸名山，传之后世。总之，你总要有拿得出手的东西才行。但是恕我直言，王子猷在这三个方面可以说都交了白卷——既无绝世之才，也没有丰功伟绩，在品德方面更是乏善可陈，这“三不朽”他一个都沾不上边儿：
如果说，别人都是靠“有所作为”得以不朽的，那么这个王子猷则是通过“无所作为”得以成名的；
如果说，别人是靠经常说“YES”不断进步的，那么这个王子猷则是通过经常说“NO”独树一帜的；
如果说，别人都是靠“脚踏实地”走向成功的，那么这个王子猷则是通过“天马行空”实现逍遥的。
但是，正是这个王子猷，却用他不同凡响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书写了一个人间神话。我经常开玩笑地说，王子猷就是一个靠特立独行爆得大名的“行为艺术家”。他的“行为”里面，处处都跳动着“艺术”的脉搏，灵感的节奏，审美的旋律。那么，他都玩了哪些“行为艺术”呢？我们来讲几个他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叫做“借斋种竹”。有一次，王子猷偶然到别人的空宅院里暂住一段时间，人刚到宅子，便下了一道奇怪的命令。什么命令呢？就是令家人赶快在院子里种竹子！有人不解地问：“暂住，何烦耳？”——只是暂时住住，何必这么麻烦呢？王子猷吹着口哨歌吟了好久，才指着竹子说：“何可一日无此君！”——怎么可以一天没有这位君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