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文人大多有种竹的雅好，应该就是受王子猷的影响，比如北宋大史学家司马光有首《种竹斋》诗，前四句说：“吾爱王子猷，借斋也种竹。一日不可无，潇洒常在目。”大文豪苏轼也有一首《于潜僧绿筠轩》诗：“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可以说，王子猷堪称是竹子的古今第一“形象代言人”。
第二个故事也很“另类”，也是和竹子有关的，叫做“看竹不问主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行，经过吴中（今江苏吴县）一带，看到有一户士大夫人家的庭院中种有上好的竹子，真有“他乡遇故知”之感，便也不打招呼，径自闯了进去，旁若无人地欣赏起来。主人素知王子猷的大名，很想和他结交，于是洒扫厅堂预备款待。不曾想子猷赏竹完毕，竟招呼也不打就要扬长而去。主人也不含糊，当即命家人关好院门，实行“全家戒严”，执意留客。本就落拓不羁的王子猷对主人的这一招很是欣赏，于是“乃留坐，尽欢而去”。
故事看似搞笑，其实大有深意，说明在王子猷眼里，对于自然物如修竹的纯粹的审美，其重要性远在世俗的人际关系之上。由此可见，王子猷爱竹，绝不是附庸风雅，而是爱到近乎痴迷的程度了。
也许有人会说，这个王子猷也太不像话了，他是心中有竹，目中无人啊。但是我要说，当我们这样看王子猷的时候，可能恰恰是我们心中俗念太多、俗气太重的时候，我们很难理解一个真正进入纯粹的审美状态的人，可以把世俗的一切统统抛在脑后。后来，唐代大诗人王维在一首诗中，化用此典说：“到门不敢题凡鸟，看竹何须问主人。”好一个“看竹何须问主人”！这叫“心中有竹，目中无人”！试想，竹子之为物，生于天地之间，本属于自然和造化，如果主人不懂得欣赏，竹子种得再多也形同虚设，反过来，如果路人懂得欣赏，路人岂不就是主人？
第三个故事，叫做“闻笛不语”。有一次，王子猷应召到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所乘的船停泊在青溪码头，恰巧桓伊从岸上过，桓伊是谁呢？桓伊字子野，一字野王，是东晋着名将领，淝水之战的功臣，也是当时第一流的音乐家，尤其擅长吹笛。王子猷与桓伊并不相识，但久仰其名，这时船上一位客人道：“此人就是桓野王。”
王子猷听说岸上之人竟是桓伊，便命人到岸上对桓说：“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这话是很不礼貌的，凭什么我善吹笛，就要为你演奏啊？要是放在今天，没准儿人家还会想到出场费什么的。但是要知道那是在东晋，要知道说话人和听话人都是不同流俗的大名士，咱们觉得受不了的事人家根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说穿了，境界压根就不在一个档次上！桓伊素知子猷之名，对如此唐突的邀请也不在意，当即下车登船，坐在胡床上，拿出笛子就吹，笛声清越，高妙绝伦。据说他吹的曲子就是着名的“梅花三弄”。吹奏完毕，桓伊立即上车走人。整个过程，“客主未交一言”。这两人的做派，简直“酷毙”了！他们不以世俗的繁文缛节为意，整个身心都沉浸在悠扬的笛声之中，这时候，语言早已是次要的，多余的，一说就俗，甚至一说就错。这说明，在王子猷这些名士的日常生活中，经常贯彻一种审美的东西，他们的人生不是功利的人生，而是审美的人生，而这种人生的境界，我们一般人很难企及。
王子猷做官的故事就更有趣了。他曾在车骑将军桓冲的幕府中担任骑兵参军一职。这个官主要是管理马匹的喂养、供给之事，有点像孙悟空做过的“弼马温”。但王子猷这个官实在做得潇洒，整天蓬首散带，游手好闲，不问正事。有一次，桓冲问他：“你在哪个部门任职啊？”
王子猷回答：“不知在哪个部门。不过，时常看见有人牵马来，大概是马槽吧。”
桓冲又问：“那官府里有多少匹马呢？”
王子猷应声回答：“‘不问马’，何由知其数？”
这个“不问马”是有出处的。《论语·乡党》篇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说马厩失火，孔子赶回来问：“可有人受伤？”却不问马的死伤情况。这里，王子猷十分机智地引用这个典故，说：“不问马，怎么知道马有多少呢？”真是令人绝倒！
桓冲也真不识趣，又问：“马近来死了多少？”
这一回，王子猷回答得更妙，他说：“‘未知生，焉知死？’”
这话出自《论语·先进》篇。有一次，子路问孔子，什么是“死”，孔子就回答了这六个字，意思是：对生存的意义尚且不知，又怎么知道死亡呢？王子猷这里是活学活用，信手拈来，不过意思发生了改变，变成：“活马有多少我尚且不知，又怎么知道死马的数目呢？”言下之意，你这个做领导的，真是“拎不清”！
我不知道，今天还有这样眼里没有领导、心里没有组织纪律的人吗？也许有，但我没看见。今天还有这样对下属的任性简慢虽然不满，但也能听之任之而不打击报复的领导吗？也许有，但我没看见。
后人往往羡慕晋人的那种风流潇洒，千方百计地模仿，却又不免东施效颦。为什么？因为后来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已经和东晋“大家族，小政府”的门阀政治体制大不相同，皇权高度集中的结果，是文人士大夫的犬儒化和奴才化，你怎么能上演像王子猷那样我行我素的好戏呢？王子猷出身东晋着名的“骄傲家族”，因为“有恃”，所以才能“无恐”。在“官大半级压死人”的体制化社会，是不可能出现王子猷这样的人物的。李白之所以羡慕王子猷，就是因为王子猷常常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而这种境界，正是李白也想达到但又达不到的！
雪夜访戴
这就是王子猷，用尸位素餐、玩世不恭、目中无人来形容他，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尽管如此，王子猷还是做到了黄门侍郎，但他很快就辞官归隐了。“雪夜访戴”的故事就发生在他隐居山阴的时候。山阴，即今天浙江的绍兴。这则故事记载在《世说新语·任诞》篇里，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非常的简洁，非常的优美，但是又充满了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我们一段一段来欣赏：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
王子猷隐居在山阴的时候，有一晚下了很大的雪，王子猷夜半醒来，再也无法入睡，于是打开房门，来到室外。站在雪地里，四下望去，一派粉装素裹的世界，不由得意荡神摇。魏晋名士兴致一上来，总是会想到酒，于是就朗声说道：“拿酒来！”
“拿酒来”这句话，我们在饭店酒家经常听到，可你试试，三更半夜在家里也这么吆喝一嗓子，看看有什么效果？我敢说，不仅酒喝不成，没准儿还会招来一阵痛骂，老婆会说：你以为你谁啊？想喝酒，没门儿！
然而那是东晋，而且是在王子猷的家。我们今天做梦也不敢想的事，王子猷早已安之若素。不一会儿，上好的佳酿——温得恰到好处——已经端上备好的小酒桌，小菜和点心想必也都错落有致地摆放完毕。王子猷就着雪景开始自斟自饮。再看接下来的一段：
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
喝到兴头上，王子猷不由得站起身来，一边彷徨庭院，一边朗声吟诵起西晋诗人左思的《招隐诗》来。左思就是我们说过的那位模仿美男潘岳逛街，结果被妇女们吐口水的丑男。但是左思长得虽然丑，却是西晋最有才华的文学家，他写过一篇《三都赋》，刚一写完，便被大家争相传抄，闹得“洛阳纸贵”。他的《招隐》诗也很有名，写山水自然之清幽美丽，表达的是一种远离仕途、弃官归隐的情绪。
王子猷吟罢，不胜流连。突然，他想起一个人来。一想起这个人，便再也坐不住了，连忙让人准备船只，他要连夜起程，前往会稽剡县（今浙江嵊县）去拜访这个人。此人是谁？就是当时着名的隐士、画家、古琴演奏家戴逵戴安道。你看，先是想到《招隐诗》，接着又想到一位隐士，这和王子猷的隐居生活不是正合拍吗？
想念一个着名的隐士或朋友，当然不算奇怪，奇怪的是，在那样一个风雪载途的深夜，而且说走就走，毫不含糊。我们会想，这么一件事，要耗费不少人力、物力、财力，还有精力，“成本”实在太高了。但王子猷才不管这些，他行事一向都是只问兴致，不计成本，更不在乎什么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完全是“我的事情我做主”。他马上命人准备好船只，连夜向戴逵隐居的剡县进发。不一会儿，一艘小船便在大雪弥漫的剡溪上行驶了，在这么一个纯白的世界里，“众人皆睡我独醒”的王子猷，真正做到了“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了。这已经够“酷”了吧？然而，更匪夷所思的还在后面——
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
经过大半夜的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戴逵的家门口，那是此行的目的地和结果，也是此行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但是王子猷走到门口，却门都没有敲，而是来了个令我们惊诧无比的“华丽转身”，然后就沿着原路返回了！你说王子猷这个人，是不是“玩的就是心跳”？他把我们对他的“期望值”提得高高的，却突然来了个釜底抽薪，告诉我们GAME OVER——游戏结束了！
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每次读到这里，我都会愣住，良久无语，仿佛有人按了“静音”键，整个世界一片沉寂，鸦雀无声！
你能想象一个马拉松运动员，在他气喘吁吁地跑到终点，可以赢得比赛的胜利的时候，突然放弃了去撞击那根代表胜利和荣誉的红线，转身走进了休息室的情景吗？
你能想象一个狂热的粉丝，钻进摩肩接踵的人群，好不容易挤到偶像的面前，马上就可以得到梦寐以求的签名的时候，突然觉得签名这样的事很无聊，很伤自尊，于是扭身就走的情景吗？
你能想象一个聚敛无度，日进斗金的富豪，突然之间觉得他的所有的财富都是身外之物，于是把万贯家财全部捐给希望工程的情景吗？
如果你能够想象，而并不觉得自己脑子进水了，那我要说，你也许能够理解王子猷。
诚然，当目的就要达到，结果唾手可得，意义很快可以彰显，价值马上就要实现的一刹那，一般人难免会产生一种狂喜，这原本无可厚非。但是，当你试着换一个更广大的角度去看待那目的和结果、意义和价值的时候，说不定你会发现其中的荒诞和可笑！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做“人为物役”。就是说，人类经常会成为他所创造的身外之物的奴隶——
人类创造了金钱，很快就成为金钱的奴隶；
人类发明了高科技产品，很快就成为这些产品的奴隶；
人类制定了礼法规范，很快就被这些礼法规范所限制；
人类常为一件事设置目的和结果，价值和意义，然后就被这目的和结果、价值和意义牢牢束缚；
人类甚至会假定或预设一个虚无缥缈的“乌托邦”或“理想国”，为所谓的“最高目的”和“终极价值”劳心劳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有时候，我觉得人类真是非常伟大，因为我们能够发明创造；但有时候，我又觉得人类其实很矛盾，很可笑，甚至很荒诞，因为我们常常作茧自缚！
当我们做出各种“规定动作”，说出各种“规定语言”，填写各种“规定表格”的时候，当我们千方百计地试图把自己安放在一个体制中，成为一颗人见人爱的“螺丝钉”的时候，事实上已经脱离了人最自然的天性，最本真的状态，和最纯粹的灵魂。借用马克思的观点，这叫“人的异化”。
我觉得，当王子猷“造门不前而返”的那一刻，他也许突然置身于更广阔的天地，俯瞰自己的一举一动，并且看破了自己日夜兼程拜访一位隐士这种动机和行为的可笑。于是，他选择了放弃，中止，删除，甚至“归零”。在那一刻，王子猷避免了被自己设置的价值和意义所“异化”。他在自己的“人生遥控器”上，按了一个“取消”键。
我要说，就在王子猷选择“放弃”的那一刹那，他反而获得了更大的自由。他的灵魂因此飞升起来，由“必然王国”飞升到了“自由王国”。
王子猷其实是在挑战一种东西，他挑战的不是生理或体能的极限，而是精神和灵魂的极限！他完成的是一次“精神的蹦极”！
也许有人会说，这不过是“行为艺术家”王子猷表演的一个“真人秀”罢了，他的目的就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行为艺术家”不过是我们的一个比喻的说法，王子猷那个时代，哪有什么“行为艺术”呢？如果要说王子猷有表演的成分，我以为倒是不假，但是，在王子猷“华丽转身”的那一刻，如果他心里真有观众的话，那也只有一个——无所不在的上帝！
也许，王子猷对着天空在那里想：看看吧，这就是我，我的名字叫做——人！
当然，就像李白的天才烂漫、大气磅礴的诗歌不可模仿一样，王子猷的“雪夜访戴”也是不可复制的。事实上，当贵族文化和贵族精神已经成为前尘往事，社会正在向现代公民社会迈进的时候，王子猷更不该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因为他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别的不说，当我们现在遇到一种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当我们想要给自己争得一份权利的时候，能按那个消除键吗？不能。有时候我们也需要或者说应该——把一件事进行到底。
那么，对王子猷这个故事我们该怎么看呢？我觉得，不妨把“雪夜访戴”当做一首诗，一幅画，一段美妙的音乐，刻录在我们精神的光盘里，时时重温，默默遐想，在我们原本平凡的生活中，永远保留一份对自我、自然、自由的向往之情。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