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学的围墙拆了，建了密集的小楼房。校大门建得更高更大。我回老家要经过中学，我只看得到大门。我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变化，只听说学校里的学生一年比一年少，老师都到城里买房安家。我差不多有十来年没有去郑坊中学了。我的任课老师都调往县城，或已退休。当年他们上我课的时候，都在我现在这个年龄。我的班主任徐声渊老师住在我家对面的小区里，我经常看见他买菜。他戴一副眼镜，弓着背，脸色红润。在20世纪80年代，郑坊中学是上饶县的名校，有些教师是全国重点大学下派来的知青，他们带来了文化和视野。那个年代，在郑坊中学毕业的学生，有读博士硕士，有几个还出国留学。我们都贪玩，但我们都没有因此而荒废学业。我记忆中的郑坊中学是一所简易的乡村中学，一栋主楼三层，是主教学楼。围着操场建设的是平屋，盖瓦，是初一、初二教师和师生宿舍。操场中间有两棵白杨，冬天的时候，金黄的树叶随风飘摇。宿舍前的梧桐，高大茂密，阔叶翻飞。紧靠公路的是鹅卵石砌的围墙，暗黄色，墙根上附着厚厚的爬墙虎。食堂的右侧有一口冬暖夏凉的水井，青苔密布。我们把水桶扔进井里，“嘣”的一声，水花溅起，月亮浮上来。
亲爱的城市
我说的是一只乌龟。我的青苔色的城市。
它有厚厚的坚硬的壳（水泥的，粉尘的，压抑的，黑夜的，犹如一口倒扣的铁锅），它是僵化的，笨重的，从不知爬动。让我想起瘫痪在床的老人。而我是濡湿的，在它胃部蠕动，蚊子一般，但最终会被它消化掉。“它怎么可能是一只乌龟呢？”一次我在办公室里谈到城市，我的患了肥胖症的同事反驳我说，“我倒觉得它像硕大的灯泡，发亮的，肿胀的，易碎的，低重量的，说是气球还差不多。”上星期我去垃圾场采访捡破烂的，一个佝偻的老太太从窖堆里爬出来，浑身的纸屑，头上还挂了个破塑料皮，泪水磅礴地对我说：“拆迁的人怎么可以把我同垃圾一起倒进坑里呢？做房子的人为什么要先埋我？这是什么城市啊！简直是副棺材。”
前左足是解放路，通往火车站，把人群汇聚到没有尽头的铁轨上；前右足是五三大道，有高耸的市立医院，进出的脸孔布满疾病的惊恐；后左足是滨河西路，像一根脐带，连接五华里外的上饶县城；后右足是滨河东路，裸露出夜间的抒情部分，情侣在柳树下接吻，在沙滩上拥抱；带湖路则是伸长的脖子，作为欲望的主体器官，酒楼密布，歌坊林立。
从解放路67号的家到滨江东路的办公室，我要走八分钟，中间拐过一个广场，两个报刊亭，三个超级市场。我走了四年的路线在未来的十年不会改变。之前的始点在棺材坞，与办公室形成对角，长边行的框内是信江。这是一条迂回的路（我青春时代的暗喻）。其实，无论是哪条线路，都是单调的，缺乏想象力，甚至是僵硬的。但我不知道，人为什么眷守于此，乐此不疲。我也曾把终点推到千里之外，奔波于粤赣铁路线，我也曾觉得那是我人生的另一种延伸，会让我飞翔得更远，但最终我放弃了试图改变慵懒生活的想法—物质没有让我更快乐，反而使我陷入更深的泥淖，内心一片荒芜。“上饶是适合人居住的城市，有澄碧的信江，乔木参天的云碧峰公园。我走了很多地方，还没发现比那更舒宜的内陆城。”一次我在去珠海的飞机上，遇到一个在上饶工作过的上海人，他满头白发，戴宽边的白框眼镜，对我说，“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光是在那儿度过的。”他曼曼的声调夹缠了忧伤甜美的回忆。
昨天晚上，搬家公司的光头师傅和我结账时，向我诉苦：“我的肩上整天被重物压着，看天都看不到。爬一趟六楼才一块钱。我活着就是受罪。”这个五十开外的人，穿件厚厚的旧棉外套，鼻尖悬了一滴不落的鼻水，点完钱，又恶毒地说：“哪天发地震，把房全震塌啦，免得我爬楼。城市像一口井，路是竖的。”我把他送下楼，我二十九个月大的女儿骢骢就要我抱她。在我怀里，她摸我的脸，一边吃雀巢巧克力一边说：“你明天带我去赣东北乐园玩，那里有碰碰船。”我说，好啊，但不能吃饼干。她爱室外活动，爱吃蛋糕、奶油饼干、巧克力、肯德基。她会唱许多歌，她的记忆力好得让我吃惊。现在的小孩真幸福，我在十五岁以前还没吃过香蕉。
一辆挂斗拖拉机让我逃离偏僻的小村枫林。那里有荒芜的山峦、狂暴的河流。我大哥天翻白亮，就骑辆“永久”牌的自行车去八里外的小镇上班。车龙头（换了很多副，是我们学车时摔断了卡头，像人断了颈椎骨）闪闪发亮，三角叉剥落一片片油漆（犹如他逝去的青春），露出铸铁的老年斑，后架绑了一圈圈的麻绳。他喜欢在快速的滑行时吹口哨。他饱满的笑容倾倒村里的许多姑娘—与现在被生活折磨得整天抽闷烟的样子截然相反，我甚至找不到他忧伤的痕迹。他是个出色的拖拉机手。“明天我要拉石灰去上饶市，你们谁要去？”头天晚上，他就会向家人发布这个消息。邻家在月前就等了。那是姑娘的节日，从柜橱里翻出花花绿绿的衣服，爬上车斗，出发的时候，向我们“啊！啊！”挥手告别，作长远旅行似的。拖拉机（我童年的信使），它把我们的眺望拉远，把城市拉进了村庄。她们带回廉价的布料、大头皮鞋、“红灯”牌收音机、花生糖、芝麻饼。从她们的嘴里，我也能勾画出城市的形象：水泥路，骑自行车的比走路的多，没有田，电影院有我小学的教学楼那么大，门窗全安装了玻璃，杂货店一排排的看也看不完，说柔软的街腔，高高的烟囱，喜欢骂人“乡巴佬”……忘记了哪年夏天，我也爬上了车斗—我无法拒绝城市的诱惑。车上装的简直不是石灰而是焚烧的炭，我赤着脚，移来移去，想找凉快的位置，然而是徒劳的。拖拉机“突突突”，冒黑黑的柴油烟，上坡的时候，车斗巨大的重量把车子往后拖，像一只驮着饭粒的蚂蚁。我大哥曾说，拖拉机与腐败分子没两样，浑球大的肚，一副苍蝇脸。那天回到家，我病了，脚烫了密密麻麻的豌豆大的水泡，太阳暴晒太长而中暑。但我是幸福的，我看到了梦中的城市。它与我想象中的没有差别，我唯一遗漏的是，那儿的女人都穿裙子，老阿婆也不例外。它纵横的街道构成时间的迷宫。
翠绿的山峦在我童年奔跑。像一匹骏马，在黑夜闪光。
“这个城市没变，还是鱼干罐头一样。”消失了四年的欣如在国泰酒店的商务厅里对我说，“不过说真的，我爱它，在这里可以懒散地生活。在深圳，我就是一架挣钱的机器。”欣如、徐鋆、我，当年亲如兄弟，在1999年，被生活猛烈的大风吹散。我说我不会再离开这座城市啦，一个人在一座城市生活得久，满身都长它的胎记。欣如的脸依旧瘦削，右颊的刀疤包进了肉里，露出崎岖的缝隙。他个头高，瘦得单薄，一年到头只喝酒不吃饭。我没看过比他更爱酒的人。一次他喝醉了，在厕所里睡了一个多小时，他老婆还跑到街上找他。他进入醉态，也不说话，又不呕吐，直直的眼睛开始往中间挤，变成斗鸡眼。
徐鋆和我，中晚餐都在欣如家，偶尔晓波也会去。晓波看上去有些忧郁，宽大棉纺的休闲服裹得他像个粽子。他从边远的水乡逃避爱情的魔咒而暂时在小城栖身。“活得没意思。我们去学英语吧。”他说，“我们总要在平静的生活中寻找几滴激情。”学英语就是看老外的毛片。他是极其善于在曼妙的情调中游泳的人，经常把自己弄得伤痕累累又一副轻松的样子。为了成就他浪子的理想，时隔不久，他成了杳无音讯的人。客厅比较小，黑皮沙发占去一半。我们东倒西歪地躺在地上，用小板凳当枕头。出租带子的小店在屋后的巷道里，那儿有缝纫店、煎炸包子店、发艺厅，因位置较偏，人影稀疏。
对于爱酒者而言，找一个酒中知己可能比找爱人更难。酒是欣如和徐鋆友谊的黏合剂。徐鋆小我两岁，他在离婚的那天中午，和欣如坐在朋友饭庄喝酒。他们心情好像很愉快，边喝边聊，气氛一点也不压抑，斜斜的阳光有些刺眼。那天喝了三十六公斤啤酒。徐鋆戴副眼镜，留个平头，穿件深黑的披风，酷酷的。他年纪轻轻就饱受沧桑，历尽情感的磨难。“为了不受伤害，就不要投入真情。”多年后，我看到他，他变得成熟而豁达，飘荡的职业经理生涯让他历练了人世的沉浮，他说，“这是命运。这座城市就是绞碎机，把我绞得七零八落，留下了我满身的伤痛。我甚至不敢回忆它。”一些在我们内心死去（另一种活着）的人，终究化作锋利的铁钉，钉入心脏，再也拔不出来。我们打了麻醉液一样活着。
我们都不想沉默于平凡的生活—另一种牢笼。挣脱是必然的。1997年初秋，欣如、徐鋆在广场边开起酒店，六百多平米，取名“状元楼”，卷进全部家产。熙熙攘攘的客人加速了酒楼的死亡—欠账多现金少，滚动不了。一年没到，他们终日躲债，惶惶然，石头沉入水中一样没入浩浩人群。
1999年夏秋季，他们先后逃遁去了深圳。并短短几年发家。
这个城市成了我的孤岛—假如我把茫茫人流看做海水，把楼房看做礁岩。我也理解了为什么有人把城市比喻成沙漠。我把电影院当做我暂时的家—虚幻的景象、灰暗的背景、散射的光线、颓废的脸庞，构成了（内心的）空城的底色。我突然发现，我多么害怕一个无依的城市，它仿佛是巨兽的嘴巴，山洞一般阴森。
从我的窗户往下看，是一条繁华的服装街，间隔几家药品店、手机超市、大型快餐店、杂货铺。人行道摆满了烤羊肉串、煮玉米棒、水果车、煎米糕。跪在地上磕头的，是乞讨的小孩；从夹克翻出相机兜售的，是新疆人；头发梳洗得光彩照人的，刚从美容厅出来……我的楼梯口有一个小货摊，卖些袜子、短裤、牙刷、鞋垫。守摊的是个五十来岁的中年妇女，她微微的虚胖，脸色菜青。通常她是我上班第一个遇到的人，正从四楼往铺位搬物什，脚步蹒跚，气喘吁吁，也是我回家最后遇见的人，看见她坐在台阶上打瞌睡。如果我抱了女儿，她会说：“骢骢，叫我婆婆，我有糖。”她寡居多年，寂寞地从早坐到晚，街上流徙奔忙的脚步晃得她双眼发花。过一个街口，一个卖头饰的年轻女人迎面叫卖：“便宜卖喽！亏本卖了啊！”即使有人讨价还价，她的吆喝也不会停下来。我作为路人都听烦了，不知她身边的人怎样忍受。我几次想问她，这样叫烦不烦？我没看过比她更黑的女人，皮肤像猕猴桃，声音尖细，扎条小羊辫，戴副眼镜。推车边撑一把广告伞—她的屋檐，夏天爆裂的太阳也没有使她屈服，我确信她对命运充满了热爱。前两个星期，她站的位子被蒸红薯的人取代了，我突然有点想念她，我不知她为什么离开自己运行的轨道，潜藏在另外茫茫的人海。毫不相知的人就这样轻易地占据我心灵小小的空间，很可能过不了多久又会被同样消失的人代替。
在很多年的挣扎于内心的（女人赋予我的大海）狂涛中，我彷徨无望。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尘世的观察者。其实不然，我是他们的其中之一。我们根本不可能与生活抗衡，它是强大的气流。我也学会普遍意义上的生活，泡茶楼，打牌，钓鱼。“以前，我觉得你很痴妄，那样很累。”前两天，我的老乡汪茶英在街上看见我，说，“看样子你现在已经享受到了世俗的快乐。”不知怎么的，我谈到了俄罗斯的女神霍尔金娜，这个误坠凡间的精灵。我说，高贵的人从来停止不了痛苦。
2001年10月20日我与蔡虹结婚。翌年4月23日，小女骢骢出生。我安卧了下来。她们，是生命对我的恩赐—我所有失去的，就是为了空出她们的位置。
卑微地活着，是一件美好的差使。
无人看见的城市生活
自行车过早地在我的生活中退休了，算起来已有十年。我用过两辆自行车，一辆是乡下教书时骑的“飞鱼”牌二八车，车子是我大哥在镇里赊的，一百二十元的车钱，我花了三个月还清。过了一年，我进了城。尤少兵把他的“坐骑”送给了我。那是一辆二六车，用了两年，但车架还是闪闪发亮的。尤少兵说，二八车笨重，骑起来像个贩卖猪仔的人，二六车载女孩子比较优雅。真是可惜，我骑了五年，一个女孩子也没载过，很是对不住好朋友的一番心意。在县城待了三年，我又到了市里。在市里上班，但还是借租在县城，每天骑自行车往返。直到1995年夏，我搬到一个叫秋的朋友家居住，才结束了这种鸵鸟一样的生活。二六车也结束了它的里程—我一直走路上下班。秋是搞摄影的，他也借租在此。
那是一栋三层民房，紧靠铁路。我们住在二楼。一楼是一个搞运输的租户，三楼是房东一家。很长的时间里，我无法正常入睡—火车声滚滚而来，洪水一样肆意，但这并不妨碍我对它的热爱。—穿过铁路，大片大片的灌木翻卷，茅草涟涟，牵牛花一直铺到火车消失的视野里。尤其在秋天，墨绿和橘黄的色彩，堆叠在郊区这块画板上。薄暮余晖，熔化在缓缓奔流的信江，天穹下坠。灰烬的，充满回声的，凹进胸腔的。秋天，乍看上去，显得有点板滞。它美得如此简单，一如人的本原。我经常吃过晚饭，到那片丛林里散步。天空弧形，与不远处低矮的荒丘相衔。火车经过，我看见一对对情侣，在晃荡的气流中，紧紧拥抱在一起。
暗房设在秋的卧室。它更像一个单身汉的展览室，或者说，是一张布满灰尘的静物速写：被褥还是下床时掀开的样子，床架上搭着一件芝麻花的睡衣，几双旧皮鞋不规则地躺在床底下，寂寞而无辜，靠床的桌子上有扑克牌、洗发水、摩丝、写不出字的钢笔、掉了牙齿的头梳，窗下是两个纸箱，里面是衣服、裤子，还有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进门的右墙下也是一张桌子，有一个水盘，压手裁纸刀，十五瓦的台灯。秋就在这盏灯下冲洗照片。我从他冲洗照片的张数，可以计算出他一天的收入—五寸的六块钱一张，六寸的八块钱一张，七寸的十块钱一张，底片四块钱一张。他在一座商贸城的三楼，租了一个小店面和一个摄影间。他以照黑白照为生。他照片的张数，每个月都在减少，有时连续几天一张也没有，这有可能是生意越来越冷清，也可能是他根本没上班，而是躲到某个人家里打麻将。秋洗照片的时候，我就站在边上看，他边洗边教我。真是丢脸，我一点也记不住—我对许多东西是极其笨拙的，怎么教也不会，比如换保险丝，每次断了，我都打电话叫电工来修。在暗房里，我看着人在水中的相纸上，慢慢显现—这个过程，和回忆没有差别，甚至可以说，那是回忆的本质—驻足停留的瞬间，姿态是那样的打动人心，在我们孤立无援时浮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