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怕徐渭清老师。他是个极其严厉的人，红红的大鼻子，有一双鹰一样的眼睛，不苟言笑。有一次，徐老师朗读课文，杨礼标趴在桌上看窗外，徐老师也挨着杨礼标趴下看。杨礼标并不知道徐老师在身边，一个人“咯咯咯”笑了起来，徐老师也“咯咯咯”笑起来。杨礼标憋红了脸，站起来认罚。徐老师说，杨礼标先生，窗外看见什么了，不就是一位女教师晒被子吗，你这么小，就对女教师感兴趣了？我们“哗哗哗”地笑得眼睛冒泪。杨礼标个头小，爱捉弄人，能把口水吐出五米远。老茶壳是被他捉弄得最多的。老茶壳姓查，到了冬天，脸颊会皲裂，像茶壳。其实她除了皮肤粗糙之外，长得还算对得起同学。杨礼标手一抬起来，她就抱着头，蹲在地上。杨礼标摸摸自己的头，说，我又没打你，你躲什么。老茶壳站起来，杨礼标几个板栗丁打在她头上，说，打你了又不知道躲，真是天下第一笨。杨礼标还捉老鼠，放进女同学的书包，上课了，女同学把书包打开，老鼠“呼呼”地满教室乱跑，课堂一下子炸开了锅。老师批评杨礼标，他就低着头，玩手指头，用脚抓痒。他就怕徐老师。徐老师骂人很幽默，全班同学笑得腰疼，徐老师不笑。有一次，徐老师评比作文，他拿起一本作文本，说：“这次班里的作文，数杨礼标写得最好。”他顿了顿嗓子，说：“这篇作文叫《小船》。我给了他一百分。”徐老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100”。徐老师说，杨礼标，你站起来，读给大家听一下，让大家向你学习学习。杨礼标满脸灿烂地拿回作文本，朗声地读了起来。我们都听得满腹狐疑，这不是课外辅导书上的吗，除了标题，其他一字不差。杨礼标读完了，徐老师在“100”后面，加了“0”，说，作文写得这么好，至少回家要吃两个蛋，又加了一个“0”。“杨礼标，给你一千分，你满意了吧。”徐老师扯起他的耳朵，说，“这是我们中学有史以来最高的作文分啦。”
在这大家想笑又不敢笑的时候，黄志刚及时地放了一个响屁，徐老师扭头看看，找不到放屁的人，大家哄地乐了。黄志刚号称屁王，随时随刻可以放一个轰天响炮，“唝，唝唝”。他用手做一个手枪的姿势，说：“不要动，我要枪毙你”。话还没说完，“唝”，又是一个轰天响炮。黄志刚和陈进国都是郑坊街上的人，入小学就在一个班，狗屎粘一样天天在一起。陈进国的爸爸是华坛山乡的一个领导，管着几万亩的山林，谁要买木头，都找他爸爸。有一次，陈进国从他爸爸的枕头里，偷出一百块钱，买了好多文具送给我们，钢笔、软皮抄、大开日记本，一一发到我们手上。他双手抱拳，说，我以后的作业靠你们啦，拜托拜托。但我们似乎并不喜欢他。他家境好，看不起我们这些乡村来的同学。“我们吃商品粮的，初中毕业就有工作，你们脸朝黄土背朝天，不知道有没有出头的日子。”这句话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他的嘴边。“你吃商品粮有什么了不起，又不是皇帝的儿子。”黄志刚反驳他。他就不做声了。黄志刚块头比他大，拳头也比他大。黄志刚调皮，但不胡来。黄志刚的家在公路边，靠近车站，我去过几次。我记得他妈妈是在电影院上班的，他家的墙上贴着有许多电影海报，有《小花》《神秘的大佛》《少林寺》《庐山恋》《冰山上的来客》《牧马人》《骆驼祥子》。他的家是一栋明清建筑，有一个大天井。陈震宇和他是同一个厅堂的邻居。我很是嫉妒黄志刚，和班上漂亮的女同学一起上学一起放学，看电影还不要买票。
郑坊是上饶县北乡中心城镇，依傍古城河和饶北河。我们放学后，拿着一条裤衩，往古城河跑。水齐腰深，黄绿相间的夏天，古城山下，有迷眼的光色在翻卷。男男女女都在河里洗澡。不会游泳的女同学，找一块石礅，洗衣服。叶云泡在水里，闭上眼睛，用石头抓痒。他常年患皮肤病，穿一条肥大的军裤，说话的时候有长长的口水滴落下来，胸前的衣襟湿了一大片。班上有几个食量特大的人，叶云算一个。有一次，吃早餐，他吃了八两稀饭，肚子滚圆得像个气球。我们都上课了，他一个人绕着操场跑步，双手抱着肚子，口水悬在嘴角，长长的，黏稠，成拉丝状。另一个食量惊人的同学，是石人来插班的缪小峰。他一餐分两次吃，上半餐半斤，不要菜，边走边扒饭，从食堂走到寝室，饭没了。舀几勺霉干菜放在碗底，他小跑地走到食堂，再要八两。他的肚子好像俄得特别快，最后一节课，他的眼睛盯着悬挂在走廊上的长铁片，打铃的老师手拿铁锤，晃悠悠地走到铁片，铁锤举起来，缪小峰已经把碗抱在胸前，他做好了随时冲锋的准备，冲向食堂，抢占窗口。有一次上课，缪小峰突然胃痛，趴在桌上，豆大的汗一颗颗冒出来。黄志刚背起他，往医院跑。医生说，胃痛是食物膨胀引起的，排泄一下就好了。黄志刚问缪小峰：“你知道你以后怎么死的吧？”缪小峰摇摇头，说，谁知道自己怎么死的。黄志刚说，你是吃死的，总有一天，你要瘫在桌子底下。缪小峰说，我今天又不是吃得很多，早上来上学，吃了一碗油炒饭，坐车来学校的路上，吃了四个月饼、两斤米糖，到学校吃了四两稀饭、六个馒头。初二结束，叶云去了县城读书，缪小峰回石人。我再也没见过缪小峰，听说他现在当村委主任了。叶云见过一次，在1989年上半年，我读师范时，一个同学遭痞子欺负，我找叶云“解决问题”。他胡子拉碴，穿一件军大衣，拖一双破皮鞋，口水依然拉丝。他是“斧头帮”的帮主。很多同学都读完初二，就分开了。祝小英、刘晨腾转学去了沙溪中学，汪文东、汪春英兄妹回到临湖中学，谢香菊嫁人，徐跃平和符艳英去了城镇中学，饶金红因病休学。
六月的古城河是那样的肥美，河边的荆条花和野刺梨开出一丛丛的花，都是那般淡白、小朵。柳树浓绿，依依，披挂下来。穿条、鲅鱼、鲫鱼，在逐浪，不时地跃出水面，鱼鳞闪耀阳光银辉的光泽。陈孝东坐在岸堤上，用大头针自制的鱼钩钓鱼。水面上撒一把饭粒，小鱼马上跳起来，河面涌起密集的水泡。陈孝东是我同桌，家在离中学两华里的塘底，他每天中午都要钓鱼。他是我班最黑的人，脸像淤泥雕的。他家里种了许多甘蔗，产蔗的时候，他就用书包装来给我吃。他说话口吃，“喈喈喈”，半天说不出一个词。
校园并不大，学习生活比我们想象中的要丰富和松弛一些，我们也总是把课余活动扩充到古城河的北岸。北岸是古城山，山下有一片葱绿的菜地，和一个石灰窑厂。菜地种着黄豆、地瓜、番茄、玉米、黄瓜、红薯，远远看去，色彩浓郁，瓜香扑鼻。正午，或晚自习前，我们就像一群特务，侦察好地形，呈扇形，钻进菜地，饕餮一番。古城山并不高，海拔不到四百米，却岩石壁立，山腰上有一个长约百米的溶洞。山脊中间刀劈一般开裂，形成高约五十米长约二百米的一线天。这是我们的乐园，它永远被我们破解不了的神秘，成为我们逃学的理由。我们带着菜地里偷来的地瓜番茄，带着小锄头，梦想着在溶洞里发现宝藏。塘底的村民说，有一天夜里，雷把山上的巨岩劈裂，房子大的石头滚落下来，全村人居然没有一个人听见。这是一座神山，他们说。对于我们而言，这是一个迷宫。在1995年前后，我都已经参加工作几年了，我路过古城山，看见溶洞门口建了一座庙，香火十分鼎盛。同车的人说，那是陈进国父亲建的，香钱一年收入过万呢。我十分惊讶。陈进国初中毕业去当了兵，退伍复员后在市区开了一家“西雅园酒家”，距我单位五百米。他是我班发迹最早的一个人，那时年收入就有几十万。他和我们来往得很少。一次，我的一个女同学对我说：“你能否去陈进国那里，要回五千块钱。”我说，他那么有钱，怎么会向你借钱呢。女同学说，不是借的，托他办户口，给了五千，一年多了，他不办也不退钱。隔了两年，“西雅园酒家”关了门，陈进国不知去向，十几年啦，我们都没有他的音讯。据黄志刚说，陈进国离了婚，财产留给了妻子，落了一屁股走。至于为什么欠债，也许只有陈进国自己知道。
不得不承认，那时我们都是一群贪玩的人。姜永忠、黄志刚、陈进国、汪海峰、章仕旺、杨礼标，都是“著名”人士。老师一说起这些人，头就摇得像个拨浪鼓。班上有一个叫章仕旺的，个头最高，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历史老师叶开炎戴一副老花镜，讲红军长征。老师问：红军长征经过哪些地方呀？黄志刚说：“临湖”。叶老师把眼睛拉下鼻梁，悬着额头，走到黄志刚的桌边，说，你学的是谁的历史。黄志刚狡辩说，我不是说长征经过临湖，是说我的笔在临湖买的。周老师说，你真是无耻。周老师鼻子吸吸，一颗粉笔打在章仕旺的头上，说，你个流氓，上课还吸烟。章仕旺站起来，一根烟管藏在裤兜里，说，我不抽烟就要打瞌睡。我们哄堂大笑。章仕旺抽旱烟，有一根短烟管，烟嘴包着黄铜，他不爱说话，他看不惯谁，就冷不丁地把烟嘴敲在谁的头上。他有一个远房外公在郑坊街上开杂货店，他一个星期去两次外公家，去一次，偷一次黄烟丝，用作业本的纸包好，放在衣袖里，带回学校。姜永忠则喜欢练武，哪里有人打架他就去哪里。在我们寝室，三天两天给我们表演鲤鱼打挺。他爸爸是学校里的老师，住在我们宿舍隔壁。中午饭我们都在寝室里吃，围着一个大木箱，吃咸菜，不是腌菜肉就是黄豆酸萝卜。姜永忠端一个小碗，半碗菜半碗饭。他把碗放在木箱上，爬上床，吼一声，说，表演一个动作给大家看看。我们鼓掌。表演完了，他碗里的菜全被我干光。电影《少林寺》公映后，姜永忠对武术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上课也把汗衫卷裹在腋窝底下，老师看不惯，说，你要么打赤膊要么穿得整齐一些，你这种做派是流氓的做派。姜永忠说，我腹部的六块肌肉不露出来就难受。他站起来，六块肌肉像六个算盘子。邱世彬对姜永忠的六块肌肉不屑一顾，说，有一次我和他打架，我手抱廊柱，斜着身子，飞起一腿，把他踢倒在水洼里，他抱着头就走了。我读师范的那年，姜永忠当兵去了。他寄来照片，胸前抱一把吉他，英姿勃发。在师范三年，我们一直通信。他恋爱了，来信通报一下，失恋了，也通报一下。有一次他割了包皮，也特意来信。我俩有着深厚的友谊，但来往很少，十年见不上两次面。我们都相互陌生了。他做小家电销售，天南地北。他的个性是一个很难让人产生信任感的人，有痞性，但我确实很惦念他。
“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国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我站在合唱团的后排，神情肃穆，把自己幻想成五四时期上街奔走的小青年，热血在胸腔翻滚。男生穿草绿色的运动服，女生穿白色短袖和各色短裙，台下是全校的师生，黑压压的一片。歌咏比赛在古旧的郑坊中学礼堂进行。明瓦（玻璃瓦）散射的光线仿佛是时光的灰尘，与粗壮的圆柱、倾斜的房顶、浮动的脸庞，在美声的午后，充盈别样的欢乐和忧伤。指挥是班里的女生，是文艺委员，叫陈震宇，扎一条马尾松，穿纯白的连衣裙。她娇美、饱满，她挥舞的双手让我想起拍打翅膀的蜻蜓。她那么简洁流畅，让我无由地愉悦—她哺育了我对女性敬慕、审美、衷肠的情感（也许是一生的，尽管那时我才十四岁）。班里的女同学似乎都有绰号。尖嘴饶金红、翘嘴刘晨腾、沙溪妈祝小英、鼻涕糊徐华英、老茶壳陈蓝英、抓心李桂梅……陈震宇绰号扁嘴。不过我觉得她嘴巴扁得很可爱，笑起来露出满口石榴牙。
我们虽然在乡间中学就读，但我们男女同学间并没有乡村的羞涩和隔阂。那年春天，杜鹃花开遍了山野，饶北河的汛期还没有到来，学校组织全校近千师生去二十华里外的九牛水电站春游。有的背锅，有的背面条，浩浩荡荡，像一支行军的队伍，沿灰尘漫天的土公路，溯饶北河而上，开始了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野炊。九牛水电站是一个正在建设的水利工程，河谷有九个巨型石头，像形态各异的水牛，故地名叫九牛。我们在河岸上，用石头架一个土灶，捡拾枯枝，煮面条吃。我记得，一路上，我和王长兴都在耍嘴皮子。他说他英语考了三十五分，他妈妈煮了两个蛋给他吃，表扬他英语进步，因为上一次才考了十七分。
王长兴和我是睡一个铺的。在整个中学时代，我、王长兴、邱世彬、冯献江、徐跃平，都属于铁杆死党。冯献江年龄最小，不爱读书，每天早读，他就去街上用饭票换煎包子吃。家境属我最差，王长兴父亲是华坛山第一批万元户，邱世彬父亲开了私人诊所。中午，我们躺在床上，王长兴给我们讲《书剑恩仇录》，一天讲一章，听得我们课都不想上。他家离我家有五华里，偶尔的星期六晚上，我会徒步去他家玩。有一次，他村里放电影，我提了一大包枣子去看电影。我们一边看电影一边吃，枣子一个不剩。我们住在他家二楼，喝了很多水，引起腹泻。每次下楼上厕所，楼板会蹬得“咯咯”响。他奶奶问：“你们怎么啦，还不睡，天都快亮了。”我们捂起嘴巴笑。那天晚上，我们各上了七次厕所。他奶奶是个很温和的人，对我十分友善，我隔了一个月没去他家，他奶奶会问王长兴，枫林那个孩子怎么不来玩了呢。
徐跃平是我班上第一个结婚的男同学。他初三转到城镇中学读书，也在那年谈恋爱。读了一年，他退学了。他爸爸叫他读书，他说，读书可以，我要结了婚去读。他爸爸哭笑不得。我读师范的第二年，即1987年冬，他写信给我，说马上要结婚了，希望我去参加他的婚礼。我是班上唯一参加了他婚礼的同学。我骑着自行车，摸黑找到他家。他穿一件乡下裁缝师傅做的西装，神采奕奕。我送给他的结婚礼物是两个脸盆和两幅挂历。之后的二十年，我们再也没有见面。
小镇作为我们的聚合点，也终将成为我们的告别之地。它温暖湿润的气候，带给我们几分妖娆。街道明亮幽深，石板路油亮，烟雨缠绕。我们大部分同学都有二十多年没有见面，徐远华在县城开了家汽车修理厂；黄志刚当了乡财政所长；徐忠东当了卫生院长；邱世彬自己开矿，当上了老板；汪海峰在深圳发了财；李卿雨当校长；王长兴在公安局上班；符艳英、饶金红在老家教书；杨礼标还在部队里服役；刘晨腾在财政局上班；张国鸿从供销社下岗，在浙江打工；董典东成了石匠师傅；霉豆腐梅东亮在招商局当领导；赖国华在反贪局工作；汪文东1991年考上军校，不知道现在在哪儿；饶金红和徐忠东结婚，是班上“硕果仅存”的一对；全初文嫁到福建晋江，办了一个工厂；汪小荣在厦门安了家；李桂梅嫁给华坛山人，相夫教子；陈震宇、祝小英和我，一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我们参加工作后，我经常去她们的工作之地沙溪玩。我们除了同学之情外，还有真挚的朋友情谊。其他同学都没有音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