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临高，”马建台说：“我是国军信得过的保长，有我在船上，营长你就尽管放心好了。”“那好，等会儿我批个放行条，批准你保长去临高买盐办货。今天开船，明天回港，上船的人一律检查。”“那真得好好感谢营长和太太了，”马建台答道：“来，咱们为营长和太太的健康干杯！”
出海的船是解决了，但由于起航前敌人要上船检查，符振中怎样上船，又是个难题，他们几个人经过一番商量后，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夜幕降临了，潮水开始上涨。马建台、马家恕带领几个船工，大大方方地上船，装上红糖，让港口的敌哨兵检查。
符振中和准备护送他过海的澄迈县政府
领导吴正贵头上系一盏渔灯，背着一个鱼篓，手拿一个鱼罩，装扮成渔民，混在摸鱼抓蟹的人群中：在在浅滩上等待。待敌哨兵上船检查完毕同意放行时。马建台就在船上在喊：“摸鱼抓蟹的，快来帮个忙，船搁浅了。”听到喊声，事先布置好的党员和群众，都过来推船，当船越推越远时，在茫茫夜色的掩护下，符振中和吴正贵跃身上船，于是，船工便把正舵，张满帆，向北驶去。
1950年1月25日，符振中穿过波涛汹涌的大海，秘密到达广州，然后自奔广州军政委员会主席叶剑英的办公室，全面汇报海南的军政情况。
来自海南的珍贵情报
符振中来到广州军政委员会会议室时，受到叶剑英、邓华、赖传珠、洪学智、以及12兵团副司令员兼40军军长韩先楚等首长热烈欢迎。此时此刻，符振中像回到了久别的家乡，见到了日夜盼望的亲人，眼里不时流出幸福的泪花。接着，他掏出准备好的材料，开始详细汇报海南的情况，整个汇报用了4个多小时。
符振中首先汇报了我海南根据地的情况：“我根据地的巩固区位于琼崖中部的乐东、保亭、白沙、琼中4县，其余各县绝大部分是游击区。我海南武装不能进行游击活动的地区只有几小块：一是从海口至澄迈、白莲市公路两侧的村庄；
二是从海口至龙塘、北冲溪两侧的村庄；三是从海口至铺前间沿海边一带村庄；四是榆林至三亚及田独之间的三角地带。
党政组织已在各地区普遍建立，其中只是个别的乡，如从海口到白莲市公路两侧一带村庄，没有党政组织，在海口、府城周围到龙塘、铁桥等乡只有党组织没有政权组织，文昌3区的龙楼乡党政组织也没有建立，榆林、三亚附近的村庄，党组织也不普遍。这些没有组织或组织不健全的地区，对整个琼崖来说，只占着很少份量。”
接下来，符振中汇报了海南岛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情况：琼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冯白驹，副司令员吴克之、马白山，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黄康，副主任符荣鼎、陈青山，参谋长符振中，纵队部驻白沙、乐东边界。第1总队（北海部）总队长陈求光，政委吴明，驻儋县、临高边界。下辖：
第7团，常活动在澄迈西南部，少部活动于沿海及琼山、澄迈交界地区。第8团，常活动于：临高南部，少数活动在沿海一带。第9团，常活动于那大附近，少部活动于琼中、儋县（也名儋州边界）沿海一带。第3总队（东海部）总队长张世英，政委陈石，常活动于定安南部。下辖：第1团，常活动于：定安、西庆、琼山、澄迈地区。第2团，常活动于定安东南、琼东、文昌南部一带。第3团，常活动于乐会、万于一带。第5总队（南海部）总队长潘江汉，政委符哥洛，常活动于保亭、乐东、崖县边界地区。下辖：第4团，常活动于保亭、陵水、岸县边界一带。第5团，常活动于昌江、感恩一带。第6团，常活动于榆林三亚港之西北一带。独立团，常活动于琼山、文昌北部地区。我琼纵全部共10个团，除琼山、文昌两县的北部地区以外，在全琼任何地区15日内可以集中9个团兵力，在琼山、文昌北部地区10天内可以集中4个团或7个团，经常可以集中6个团或7团，但在敌人以绝对优势与我们单独作战的情况下，则无这样集中，这是我们今年作战的实际体会。
叶剑英、邓华等人仔细地听着，不时会意地点点头。鼓励符振中继续讲下去。符振中望着首长鼓励的目光，呷了一水，开始详细汇报敌军情况：琼崖敌军最高指挥机关为伪琼崖警备司令部，总司令由陈济棠兼任，副总司令黄国栋、陈骥、容有略、温鸣剑、邓春华。3个专区分设3个指挥厅，领导人为：东区指挥赵琳，西区指挥容有略，南区指挥黄国栋。
琼崖保安代总司令陈济棠，下辖东、西、南3个保安司令部及2个保安旅。东区保安司令扬永仁，副司令董伯然；
西区保安司令王风冈；南区保安司令丘岳宋。各县均有保安总队部，总队长由县长兼，另设一副总队长。琼山、文昌、澄迈、定安各有3个保安营，儋州有两个保安团部，各令有10余名或30--40名武装人员。保安第1旅旅长黄质文，第2旅旅长莫福如，各辖4个保安团，多数驻海口周围15公里内，另一部驻澄迈的花场一带。敌32军军长赵琳，参谋长康乐三。直属1个教导团，1个输送团，1个炮兵营，1个卫生营，1个通信营，2个警卫营，现驻定安县，教导团驻定城至海口干线。
252师（原山东保安旅）师长刘宝亮，师部及1个团驻加积，2个团驻乐会、万宁及琼东的长坡市、乐会之的北螯港；255师（原山东4旅）师长李鸿慈，全部驻定安南部的龙门、岭口、翰林、新市、龙塘、闾间及琼山的屯昌，师部驻龙门；266师（原山东1旅）师长冯尘豪，师部及直属部萨队驻文昌县城，1个团驻文、海干线，1个团驻文城至加积的干线，1个团驻文昌牙、北一带。
64军军长容有略，
副军长张其中，参谋长黄永蛟。直属警卫营，卫生营，通信营，输送团，炮兵团各1个，现驻澄迈县城金江市。131师，师长邓彬，直属有警卫营、炮兵连、卫生营、通信营、输送营，师部驻澄迈县城山口村。
392团驻澄迈西南的岭仑、仁兴、好保一带；393团驻澄迈中部的石浮、加乐北岸一带；
391团驻临高的新盈港及沿海一带。159师师长倪鼎垣，参谋长唐鸿发，师直属：炮兵营、警卫营、卫生连、通信连、输送营，师部驻临高的和舍，前进指挥所设在那大。
477团驻儋县西北的王五、白马井、新英港一带；475、476团除1个连驻儋县光村，1部驻南辰市外，余均在那大及那大至和舍湾登陆向南推进，进攻榆林、三亚。这样我琼纵驻西区的总队，可配合从西区登陆的大军作战；从文昌登陆而向海口进军的大军，独立团可以配合；从文昌登陆向定安进军的大军，我3总可以配合。如首长们认为不必分散力量而集中力量向某一方面登陆的话，我琼纵可以集中6——7个团，必要时8"9个团也可以，这一点首长们在登陆前早点通知我琼纵，我们可依照计划准备和行动。”
听到这里，叶剑英打断汇报，要求符振中再重复一遍，一边命人认真记录，一边在作战地图上用红蓝铅笔标上了记号。
然后，符振中汇报了各地群众条件、米粮及主要公路干线的情况。
符振中的汇报，使叶剑英及15兵团的首长进一步了解了海南岛各方面的情况，感到解放海南岛更有把握了。
叶剑英：先行偷渡
1950年2月1日，在叶剑英同志的领导下，15兵团在广州召开了海南战役作战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兵团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第12兵团副司令员兼第40军军长韩先楚、政治委员袁升平、第43军军长李作鹏、政治委员张池明等。前往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回到广州的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和参谋长符振中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根据中央军委和第4野战军的指示以及符振中汇报的海南岛各方面的情况，分析研究了我军进行渡海作战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讨论确定战役的指导方针。大家认为，岛上守敌虽有10万人，但都是在遭我歼灭性打击后重建和由地方团队拼凑而成，内部派系复杂，士气不高，战斗力不强；
海南岛海岸线长，敌采取环岛一线式防御配置，能机动的兵力有限，防守的漏洞很多；我军在数量上与敌军相比虽不占优势，但士气高昂，战斗力强；岛上有我党领导的琼崖纵队和琼崖根据地，有中南、华南党政军民的全力支援，有友军渡海作战的经验。总的形势对我是有利的。同时，大家也指出，还应看到存在的不利因素：我军渡海作战尚属首次，既缺乏经验，又无现代渡海工具和海空军配合，这是我军面临的主要困难。只要我军充分利用这些有利因素，并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准备，严密组织，在指挥上不犯错误，歼灭岛上的敌人是有把握的。
会议还讨论了我军的战役指导方针。与会同志认为，由于我军认真贯彻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以及野司的指示，战役准备工作进展顺利。2个军已搜集到大小木船共800余只，训练6000名水手的工作也正在紧张进行。但我军如一次以1个军实施登陆，条件尚不成熟，主要是船只不足，对付敌海空军的袭扰还缺乏措施和办法。我军大规模登陆准备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成。岛上有敌军10万，如我军准备大规模强渡，敌则可能先以大力镇压与削弱我岛上琼崖纵队的力量，再回过头来对付我大军登陆，这样，必然增加我军登陆作战的困难。
最后，叶剑英集中大家的意见，决定根据当时季节风向的可能变化及船只准备工作进展情况，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即在大规模登陆前，首先以小部队分批偷渡，到达海南后与琼崖纵队会合，打小规模的运动战和游击战，逐步改变岛上的形势，破坏敌人的防御准备，加强岛上我军的接应力量，创造大举登陆的有利条件，尔后以主力在琼崖纵队及先期登陆部队的接应下登陆。
依据上述方针，15兵团与40、43军首长及琼崖纵队的领导研究制定了准备工作范围和偷运工作计划；划分了两军作战分界线：临高以西为第40军登陆作战地区，临高以东为第43军登陆作战地区。并确定两军先准备1个团偷渡，以便取得经验。
为严密组织，适时偷渡，决定在雷州半岛由第40、43军，兵团2科及琼崖区党委派人合组一个偷渡工作委员会，负责组织和掌握偷渡工作。在海南岛北部分设两个偷渡小组，由琼崖区党委及第40、第43军派人组成，配备电台与设在雷州半岛的偷渡工作委员会保持联系。
2月12日，毛主席批准了以小部队偷渡的方针，他指出：
“43军以1个团先行偷渡，其他部队陆续分批渡海，此种办法如有效，即可提早解放海南岛。”
最耀眼的将星——上将邓华
A．绝密电报
1951年8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签发了发动第六次战役的预备命令。这场战役比前五次战役的规模都要大，布置在一线的部队就有8个军，同时要出动空军参战，在安东至平壤之间赶修了三个机场。后勤部队经过努力，已为第六次战役准备了一个月的粮食和弹药。
战网正在悄悄拉开。
然而总攻命令却迟迟没有下达。最终，战役命令取消。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原来，就在我军千军万马即将行动之时，一封从开城发来的绝密电报，使最高指挥部断然停止了第六次战役。
起草电文的人就是邓华，当时任志愿军副司令员。
邓华和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当时正在开城参加停战谈判，他们根据在第一线掌握的敌情，精辟地分析了发动第六次战役可能出现的三种前景：
“当前敌人已有强大纵深的强固设防，而又是现代的立体防御，是不可小视的。如我们以现有力量和装备进行攻击，其结果有三：
一为攻破了敌阵，部分歼灭了敌人；
二为攻破了敌阵，赶走了敌人；
三为未攻破敌阵，而被迫撤出战斗。
不管哪一种结果，伤亡和消耗均会很大，尤其后者对我是很不利的。相反，如敌离开他的阵地，大举向我进攻，我以现有的力量和装备是可以将其打垮，而求得部分歼灭的，代价也不会很大。”
几种可能，利害得失，都作了分析，意见很明确：即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应进行第六次战役。
不打大的战役，并不是畏敌，而是采用尽量减少损失的方法消灭敌人。邓华同时向彭德怀和毛泽东建议：不进行战役反击，尽可能地作战术上反击，推前接触线，更好地了解敌人阵地防御情况。
作为一名前线指挥员，对上级的战役计划提出自己的建议，对邓华来说不是第一次了，但是像这样在战役即将发起之前，从根本上否定一个战役方案他还是第一次。更何况，第六次战役的计划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是彭德怀精心组织和计划的。因此当邓华在电报上签署自己的名字后，心头如同压上了一块大石头。
没想到，毛泽东接到邓华的报告后，同意邓华的看法，决定停止发动第六次战役。毛泽东给彭德怀发去电报，说：“对9月战役计划再行考虑，可否改为抓紧准备而不发动。”
毛泽东对邓华提出的进行战术反击的意见很赞赏，他对彭德怀说：邓华同志的意见值得认真考虑。你计划一下，9月份可进行此种战术反击。
后来，毛泽东将这种战术性反击作战形象地比喻为“零敲牛皮糖”。
有关军事专家认为，第六次战役的停止是我军在朝鲜战场上对美李军作战指导思想的一次关键性转折。否则，我军将重蹈五次战役的错误，陷入更大的被动。
第五次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中规模最大的战役，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投入14个军的兵力，欲以实现歼敌5个师、将战线推至北纬37度的战略企图。但是，由于美军装备的优势及我军后勤补给跟不上，在战役的第一阶段，我军虽然取得一定的胜利，却未能全歼美军一个整团。在战役的第二阶段，我军歼灭了南朝鲜军4个师的大部，部队打到汉城北郊时攻锋已钝，只好调头回撤。
经过了前4次战役的较量，美军已经摸清志愿军作战一般只能持续一个星期的攻击能力，当我军后撤时，美军7个师和南朝鲜军6个师全线反扑过来，将志愿军的第27军、12军两个师和60军的180师，截断在三八线以南。27军和12军的部队英勇杀出重围，大部返回，而60军的180师几近全师覆灭，损失达7000多人。
彭德怀后来说，第五次战役是他一生中四次军事上的错误之一。第五次战役的失利表明，凭我军当时的装备，想要大规模歼灭敌人，把敌人赶下海去的速胜是不现实的。邓华后来分析道：
对敌人力量估计不足，对自己力量估计过高，在战役布置上企图过大，口张得大，打得远，反而不能达到预期目的。
邓华认为，就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占据的国土而言，已是小占便宜。若能巩固住现有阵地，将是朝鲜战争较好的结局。
邓华要求停止进行第六次战役的意见，改变了志愿军的战略思想，也改变了最高统帅部的战略思想。我军毅然摆脱了传统战法的因袭，作出了由运动进攻战为主转为阵地防御战为主的战略抉择，开始了我军战史上罕见的长期阵地防御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