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2岁入继大统，27岁就溘然长逝；当政15年，其中8年流亡在外；两度逃离长安，年纪轻轻就被遥尊为太上皇；生前享尽荣华富贵，临死却立下了薄葬的遗诏。他，就是背负亡国之君恶名的唐僖宗。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童昏”帝王的生活，感受他统治之下大唐帝国的风雨飘摇与日落西山。
少年天子误入歧途
唐僖宗，原名李俨，生于唐咸通三年（862年），他的父亲是唐懿宗李漼。懿宗弥留之际，几个掌权的大宦官为了日后能继续把持朝政，决定拥立懿宗年幼的第五子为皇太子，改名为儇，即后来的僖宗。咸通十四年（873年）七月二十日，李儇在父亲的灵柩前即位，年仅12岁。
僖宗是唐朝历史上即位年纪最小的皇帝，但这并不能成为他恣意妄为、挥霍无度、骄奢淫逸、不理朝政的理由。明朝万历皇帝年少登基，与张居正一起实行了富国强兵的变法运动；清朝少年天子康熙皇帝，胸有四海，消除奸邪，统一天下，恢复了传统农耕社会的盛世景象。僖宗之嬉，当然罪责不应归于他一人之主观因素，他之所以成为“童昏之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耳濡目染了前朝的奢侈腐败、声色犬马，即位后又被不肖臣子引入了不思进取、贪图享乐的歧途。
唐懿宗喜音乐、爱游娱。在他的殿前供奉的乐工常常有500人之多，每个月都要在宫中举行10次左右的盛大宴会，懿宗一边吃着山珍海味，一边欣赏着优美的乐舞。只要懿宗开心，这些乐工、歌伎便会得到无数赏赐。据说有一个叫李可及的乐工，善于谱曲，由于所得赏赐太多，往往要用车运回家。唐朝历代皇帝在长安周围修建了不少的游玩场所，懿宗常常沉溺于其中，流连忘返。懿宗出游，没有固定时间、没有固定地点，只要他高兴，就会立刻传旨出游，所以官员只得将出游所需的食物、幕帐、马匹之类的东西早早就准备好，王公大臣也不敢随便出门，随时待命伴驾出游。懿宗出游，场面宏大、前呼后拥，摆足了帝王的架势。可是他没有想到，每一次出游都耗费巨大，与当时唐朝的国力已经是非常不相配了，但唯我独尊、贪图享乐的懿宗不会考虑到国家的兴亡和人民的疾苦。
其实，在唐懿宗时代，国家已经全面出现了衰败的种种迹象，一位翰林学士在《直谏书》中痛陈大唐面临的岌岌可危的时局：终年聚兵，蛮夷炽兴，权豪奢僭，大将不朝，广造佛寺，贿赂公行，长吏残暴，赋役不等，食禄人多，输税人少。这些败亡的景象，丝毫也没有得到最高统治者懿宗的重视，他依然过着纸醉金迷、穷奢极欲的生活。
唐僖宗乾符年间青瓷
历史上，确实存在因子不类父而造成家庭悲剧的例子，如汉武帝好大喜功，乐于征战，其太子刘据却主张息兵、德治天下，父子性格、处世态度、执政思想的迥异，彼此之间产生了隔阂，又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最终导致祸起萧墙的家庭悲剧。而懿宗、僖宗父子颇有点“父死子继”的味道。僖宗在做皇子时，耳濡目染了父亲的奢华生活，认为皇权的至高无上仿佛足以满足自己一切的愿望和要求，他希望自己也能如父皇一样享受生活。僖宗即位后，就决心将奢侈享乐进行到底。
对一个12岁的孩子，也许我们不应该对唐僖宗有过于苛刻的要求，一个生理与心理都处在发育期的少年天子，既没有什么生活经验，更谈不上治国之道，模仿前人可能是他比较直观的思路。僖宗的荒诞嬉戏，是在他身边一批奸邪宦官的引导下，在宦官专权的大环境下，一步步走向了歧途。其中，宦官田令孜充当了“教唆犯”的角色。
田令孜在僖宗做亲王时，就服侍在他身边。田令孜通诗书，平时陪伴僖宗玩耍，对僖宗体贴入微，办事又认真周到，是僖宗可亲、可信和可爱的人。在中国古代帝王之家，皇子们往往很难见到自己的父母，自然也享受不到平常人那种父子、母子亲情，照顾自己的人往往成为感情的寄托与依靠。田令孜与僖宗的关系就是这样。因此，僖宗即位不久，就任命自己最信赖的侍卫宦官田令孜作枢密使、左神策中尉，执掌禁军，还尊称他为“阿父”。
“阿父”的野心不断膨胀，为此，田令孜开始精心“塑造”这位大唐帝国的少年天子。田令孜暗自盘算：自己怎样才能大权独揽呢？一定要让小皇上每天都“充实”地生活，让他开心，但又让他不想理政。皇上才刚刚12岁，还是个孩子，玩耍是孩子的天性，只要让他每天尽情地玩耍，就能保证大权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不旁落他人。于是，田令孜绞尽脑汁、变着花样地带领僖宗尝试各种游戏。在“阿父”的引导下，僖宗天天就沉迷于游戏之中，真可谓游戏人生啊！他喜欢斗鸡、赌鹅，迷恋骑射、剑槊、围棋、赌博等各种游乐技艺形式。生长在宫中的僖宗，挥金如土，对乐工、玩伴赏赐不计其数，以致府库正常支出都非常困难。他与别人赌鹅，一只鹅往往价值50万钱。僖宗最喜欢的是蹴鞠，经常七八个小时不停地在玩，饭都顾不上吃，这让宦官宫女都非常着急。僖宗曾骄傲地对身边伶人讲：“如果有考蹴鞠的进士科目，朕必定中个状元！”这个伶人听到僖宗如此荒唐的奇谈怪论，也没好气地接他一句：“如果遇到尧、舜那样的贤君任礼部侍郎做主考官的话，陛下肯定会名落孙山的！”
从对话中，我们不难看见，僖宗根本没有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还大言不惭地夸耀自己蹴鞠水平高。如果他是普通人，有一技之长，理当会受到大家的称赞。可他是一国之君，国计民生才是他应该考虑的，可僖宗自己却完全没有这种意识，连自己身边的伶人都看不下去了，都戏弄、嘲笑他。这对于一位帝王而言，是多么悲哀的事情啊！
荒唐行事蹴鞠封官
蹴鞠，作为一项体育运动，起源于我国春秋战国之时，到唐代最为盛行。唐太宗、玄宗都非常喜欢蹴鞠。蹴鞠包括马球与足球两种玩法，此外，为了适应女子玩耍的需要，还出现了以驴代马的形式。僖宗生活于宫廷，对蹴鞠之戏也有浓厚的兴趣，他对驴蹴和步蹴特别喜欢。唐僖宗对蹴鞠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每天都要蹴鞠，满脑子都是蹴鞠比赛的场景，甚至于他竟以蹴鞠的比赛成绩对官员加以提拔任用，可谓荒唐至极！
乾符二年（875年），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战争爆发，由于官军长期疏于训练，士兵们的粮饷一直得不到保障，军队战斗力不强，义军节节获胜。在此形势下，唐中央紧急调动各地军队平叛，而掌控军政大权的田令孜又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他清楚唐朝军队的实力，害怕起义军打入长安，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他决定挟僖宗逃跑，一走了之。往哪里跑呢？他找来地图，仔细盘算。最后决定去物产丰富、易守难攻的西川地区。他非常清楚朝臣对他恨之入骨，若想在西川站稳脚，必须有自己的亲信掌握地方权力。这时，他想到了自己的哥哥陈敬瑄。田令孜入宫前，并不姓田，而姓陈，陈敬瑄是他的亲生哥哥。陈敬瑄无才无能，原本靠卖饼维持生计，而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专制社会里，陈敬瑄凭借田令孜的高升，竟然做到左神策大将军的显赫官职。
那么，如何任命陈敬瑄为四川地方官呢？若是经朝堂举荐，未免太过于露骨，而且也必然会遭到群臣的反对。经过反复思量，田令孜想到了一个万全之策：陈敬瑄蹴鞠技术不错，而僖宗又对蹴鞠着迷，何不利用一场比赛促成此事呢？想到这里，田令孜立刻跑到僖宗身边，经田令孜天花乱坠地一通忽悠之后，“蹴鞠天子”觉得既新奇，又好玩；看球、封官两不误，便欣然同意举行这场比赛。
在田令孜的精心安排下，比赛很快开始了。兴奋的僖宗在众多随从的簇拥下，骑马来到赛场，众臣迎驾叩拜。僖宗已经等不及了，立刻登上看台正中的御座。这时，田令孜来到僖宗身边耳语了几句，告诉僖宗已经准备就绪，僖宗示意马上开始比赛。田令孜从神策军中挑选了一名亲信小吏主持比赛，他首先介绍了参赛选手。为显示“公平性”，田令孜特意将自己的亲信杨师立、牛勖、罗元杲带来与陈敬瑄一块参加比赛。接着宣布获胜者的奖励就是出任西川节度使。然后，一名教练使将球放到场地中间。一声号响，比赛正式开始。只见四匹马从场地的两侧向中间飞奔而来。不知是田令孜事先给杨、牛、罗三人打过招呼，还是陈敬瑄确实技高一筹，他轻而易举地将球拿到，然后驾马迅速向球门跑去，将球投入了球门。全场一片欢呼，僖宗也兴奋地站起身为陈敬瑄加油叫好。之后，又进行了两场比赛，杨师立、牛勖分别胜出。僖宗大喜，对三名获胜者都封了官：陈敬瑄任西川节度使、杨师立任东川节度使、牛勖任山南西道节度使。看完这场精彩的比赛，僖宗兴奋不已，连连夸奖陈敬瑄球打得好，还对田令孜大加褒奖。他天真地认为这三个人像自己一样，球玩得好，也一定有治国理政之才。唐僖宗的想法真是如同宋徽宗任用高俅一般，是何等的荒唐啊！
万事俱备，在陈敬瑄到任不久，为躲避战争的烽火，田令孜就携僖宗准备踏上流亡路。他们逃离长安，来到了成都，把陈敬瑄在成都的治所改成了僖宗的行宫。陈敬瑄一到任，就欺男霸女，无恶不作。这位西川节度使害怕僖宗得知自己治理不利，就在民间纠集了一批游手好闲的地痞流氓，把他们派到各地，监视各级官员与百姓，捕风捉影，滥施淫威，造成西川百姓人人自危，道路以目，西川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资阳镇将领谢弘让因为害怕被诬告，连夜逃到山上，这样反而给自己引来杀身之祸。陈敬瑄派人把他从山里揪出来，投入大狱，先将他打20军棍，然后再将其钉在铁板上示众了4天，其间还不停将热油倒在他的身上，皮开肉绽，鲜血淋淋。谢弘让几次疼死过去，观者无不感叹流泪。陈敬瑄的恐怖政策，给西川人民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与无尽的恐慌。当时，恰好邛州有一名叫阡能的小吏，因为没有按期办完公事，惧怕惩罚，也潜入深山。当他听到谢弘让蒙冤受责的事情，认为自己若被抓住难免一死，于是决定落草为寇。他召集周边百姓揭竿而起，不久，队伍就发展到了一万多人。阡能造反的事，很快传到了陈敬瑄那里，他立刻组织力量镇压。一次，在与阡能的战斗中，官军大败，为了交差，官军就把在田里干活的百姓100多人抓了起来，称他们是俘虏。陈敬瑄不辨真假，将这些“俘虏”全部处死，其中还包括许多老人、妇女和孩子。真是草菅人命、滥杀无辜！后来，阡能的叛乱虽然被平息了，但当地百姓的怒火却越来越重。
阡能叛乱时，僖宗已来到了西川。陈敬瑄的所作所为，想必他也有耳闻，不知这位蹴鞠天子作何感想？他是仍然自负地觉得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还是会感到一丝的悲怆与无奈呢！虽生不逢时，但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他并没有给将倾的帝国大厦以丝毫的支持力，相反，他把这座帝国大厦推向了更加危险的地步。
内乱不绝两次播越
唐代历史上，因战乱或兵变，皇帝逃离都城长安的事件时有发生。前有唐玄宗因安史之乱曾逃往四川避难，中有唐代宗由于吐蕃入侵，曾暂避陕州（今河南境内），再有唐德宗在兵变的形势下，也不得不暂离长安。到唐僖宗时，他一人两次狼狈不堪地逃离长安，则是他的先祖们难以企及的。僖宗的两次播越，第一次是因为唐末农民战争的爆发，第二次是由于藩镇的互相倾轧，而导致这两次逃亡的动因都是以田令孜为首的宦官专权。
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这两个大毒瘤已经严重损伤了大唐帝国的肌体，而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严重的土地兼并，使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再加上水旱灾害的频繁发生，老百姓已被逼上了绝路，卖儿鬻女，甚至骨肉相食，在这种背景下，唐末农民战争爆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