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里求斯的健康证明─在歌剧院复述航程经历─新发现的植物以“史洛坎”命名令我深感荣幸─载着一群年轻小姐出海遨游─在甲板上露营─在德班受到热情欢迎─史坦利先生善意地反复盘问─三名希尔智者搜集地球是平面的证据─离开南非
在毛里求斯的健康证明
我在物产丰饶的罗德里格斯（Rodriguez）海岛度过悠闲的八天之后，于9月16日扬帆出航，19日抵达毛里求斯，大约中午时分在检疫港停泊。医生对我集合“所有船员”接受健康检查的做法颇为满意，“浪花号”当天稍后就被医生的汽艇拖走。医生本来还有些怀疑，但他检查完我所有的证件后，看见我整个航程所到各处港口的健康证明上都注明我的船上仅有一名船员，这才相信。他发现我独自航行这么远的航程，健康情形仍相当好，于是二话不说就开给我入港许可证。不过“浪花号”在入港之前尚有另一项正式的拜会活动。原来罗德里格斯岛总督除了交给我一封普通邮件外，还亲切地给了我几封私人介绍信函，要我和他几个朋友会面。第一位便是在港口邮局服务的詹金斯（Jenkins）先生，他是个好人。他的船驶到我的船边时，我对他大声说：“詹金斯先生，你好吗？”他答说：“你不认识我吧？”我回答：“怎么会呢？”他又问：“你的船从哪儿来？”“从世界各地来。”我郑重地回答。“你一个人独自航海吗？”“是啊，有何不可？”他又狐疑地问：“你真的认识我？”我朝他大喊：“三千年前，那时你和我的工作比现在的工作要热门（其实我们现在做的也很热门），不过当时你姓詹金森，如果你后来改了姓，我也不怪你。”詹金斯先生很有耐性，明白我在跟他说笑。这笑话也对“浪花号”有所帮助，因为有个说法是，如果有人在天黑后上船，魔鬼就会立刻要他的命。所以我大可以安心地离开“浪花号”，不必担心它夜间遭窃。结果我的船舱还是被窃贼闯入，但是在大白天。小偷也只偷到一箱熏鲱鱼，而且后来就被港口官员雷森（Ledson）逮了个正着，人赃俱获，小偷也被关进牢里。这令其他小偷闻风丧胆，因为他们害怕雷森的程度更甚于魔鬼撒旦。就连负责白天在船上看守的人阿约布（Ayoob）也不肯受雇在晚间上船守夜，即使留到太阳下山时也不行。他大声地说：“先生，没这个必要嘛。”他说得一点也没错。结果他还是被一个掉进船舱的空箱子吓傻过。
我到了毛里求斯后深深吸了一口气，“浪花号”羽翼般的船帆也得到暂时的休息，目前是好气候的季节。如果航程中有些艰险的话，据经验丰富的航海老手估计，到此时也经历了十分之九，但我还是念念不忘回美国的旅程依然长路漫漫。
在歌剧院复述航程经历
毛里求斯亲切和气的人令我更加富足快乐。他们把充做歌剧院的船只“珠鸡号”（Pantai）布置一番，供我使用。这艘船只有甲板，没有船底，但却和教堂一样坚实稳固。他们让我自由使用这处场地，向众人述说我的海上冒险经历。市长先生在“珠鸡号”的舵楼上把我介绍给总督大人。接着又在同一地点向领事坎贝尔（Campbell）将军介绍给我，在此之前，坎贝尔将军已向总督大人介绍过我。我和大家都熟识之后，也到了该再度扬帆出海的时候。我简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说完我的航海经历的。那天晚上十分燠热，我身上却穿着裁缝专门为我缝制的外衣，差点没被闷死，我真恨不得掐死那个裁缝。和气的总督见我费心穿戴整齐，努力让自己看来像住在岸上的人，于是邀我前往位于雷杜特（Reduit）的政府建筑参观，我在那里交到许多朋友。
新发现的植物以“史洛坎”命名令我深感荣幸
天气恶劣的好望角那里现在仍是冬天，可能还是狂风呼啸。我决心在气候较温和的毛里求斯多看看，走访罗斯希尔（Rose Hill）、古里贝贝（Curipepe）和岛上其他地方。我和罗德里格斯岛总督的父亲老罗伯兹先生及他的朋友欧罗林神父和麦卡西神父共度了愉快的一天。我在回“浪花号”途中前往摩卡（Moka）附近规模庞大的花草温室参观，温室的负责人那天早上刚发现一种新品种的耐寒植物，见我来访竟将这种植物命名为“史洛坎”，令我感到十分荣幸。他说这名称让这植物立刻有了拉丁味，也省得他费事为它命名。这位亲切的植物学家似乎很高兴见到我。在不同国家，有些事情的差异是多么大啊！我听说当时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有位先生，居然花了三万美元才使一种花以他的妻子命名，那还不是什么大型的花，而且不用问也知道，“史洛坎”这种植物的花却比甜菜还大呢！
载着一群年轻小姐出海遨游
我在摩卡和雷杜特及其他地方都受到热忱的招待，有一回承蒙七位小姐盛情款待，我向她们表示不知何以为报，只能以自己的寒酸方式回报，请她们上我的船出海遨游。她们听了异口同声嚷着：“正合我们的心意！正合我们的心意！”于是我便像摩西一般谦恭地问：“那请你们约个时间吧。”她们马上喊道：“明天！”接着又征求长辈的同意，“我们可以去吗，姨妈，可以吧？我们去了以后一整个星期都会乖乖听话的！好啦，亲爱的姨妈！”再怎么说，毛里求斯的女孩也和我们美国的女孩一样，而她们亲爱的姨妈更和美国所有的好姨妈差不多，听了之后连忙说：“我也要去。”
但紧接着我却苦恼起来，因为这时我才想起来，我已约好第二天和港务长威尔森船长共餐。不过我告诉自己：“浪花号”很快就会航进大风大浪的海域，这些小姐开心地玩一会儿后一定会晕船，我们就可以提早返航，这么一来我就赶得及赴晚餐的约会了。结果却大出我意料之外。我们出海后航行到就快看不见毛里求斯的远方，那些女孩站在甲板上又叫又笑，根本不怕汹涌海面的颠簸摇晃，而我一直守在舵轮前极力应付最恶劣的天气，同时向那位姨妈吹嘘有关海蛇和鲸的种种遭遇。我说完这些怪物故事后，那位亲爱的女士只轻描淡写地提起她们带来的一大篮食物，因为我跟她们说过船上的存粮少得可怜，结果她们带来的食物足够吃上一周。
在甲板上露营
“浪花号”越想让这些年轻女孩晕船，她们越是开心地拍着手嚷嚷：“好好玩噢！”“‘浪花号’乘风破浪的姿态真美！”“我们的岛从远方看去好美啊！”接着她们齐声大喊：“继续向前”，我只得照办，大约又前进了十五英里，她们才不再兴高采烈地大叫“继续向前”，这时我将船转向返航，一心盼望能及时返回路易港（Port Louis）赴约。“浪花号”很快便接近毛里求斯岛，沿着海岸飞快航行。但我犯了一个错误，不应在返航时沿着海岸前进，因为我们来到通波湾（Tombo Bay）时，我的乘客立刻被那里的美景吸引住了，她们又叫起来：“噢，我们在这里下锚啦！”世上没有任何水手会拒绝这项要求，于是我按她们的意思在十分钟后下了锚，岸边岩石上站着一个年轻人，他朝我们挥舞着帽子高喊：“浪花号万岁！”我的乘客又说：“姨妈，我们可不可以沿着海岸在浪里游泳？”就在此时，港务长的汽艇出现了，它是来接我们的。不过那时“浪花号”已来不及在当晚航进路易港了。
但汽艇却正好可以载女孩去游泳，可是她们又决定不离开“浪花号”。在这同时，我用船帆在甲板上搭了一座遮篷好过夜，由一名孟加拉男仆准备晚餐。那晚“浪花号”和它的贵客便在通波湾过夜。第二天清早，天上的星星尚未完全消失时，我醒来后就听见甲板上传来祈祷声。
那天早上稍后，港务长的汽艇又出现了，这回威尔森船长亲自出海来找我，他获悉我们的处境，想设法将“浪花号”带回港口。事后我听一位朋友说，港务长当时很热心地说：“我会找到‘浪花号’，把它带进港口。”我听了感动不已。结果他在船上见到了那群快乐的乘客。她们像老水手一样，会升帆，还会整理船帆。这些女孩可以清楚地说明什么是“舱口罩棚”，你们真该看看她们给船首三角帆戴帽子的模样。她们也像最老到的深海水手一样投掷测铅，我真希望有机会再回到毛里求斯！她们之中任何一人都有使“浪花号”流连不去的魅力。不论哪一艘船只都不曾载过比她们更棒的乘客。
这趟航程在路易港造成轰动，因为年轻小姐出港遨游这种事几乎前所未闻。
“浪花号”在毛里求斯时受到特殊待遇，可以免费停泊在军方码头，港口当局并且为它进行彻底的整修。我更衷心感谢其他友人馈赠我许多航程中的必需品，其中包括好几袋著名老农园生产的糖。
在德班受到热情欢迎
适宜航海的季节已来临，“浪花号”的装备齐全，于是在10月26日出航。我的船在微风的吹送下前行，毛里求斯岛慢慢后退，到了第二天，我仍看得见摩卡附近的普斯山（Puce Mountain）。次日，“浪花号”航到留尼汪岛（Reunion）的加利兹（Galets），一个领航员过来并提到我的船，我递给他一份毛里求斯的报纸，然后继续航程，因为当时巨浪滚滚，不适合停泊登陆。我从留尼汪岛规划了一条直航马达加斯加岛圣玛丽角（Cape St。Mary）的航线。
“浪花号”现在越来越接近信风带边缘，那股强大的风力将它的船帆吹得满胀，一路吹送它自澳洲桑迪岬航行了数千英里，然后风力一天天减弱，直到10月30日风力完全止息，海面风平浪静，我置身于一个寂静无声的世界。傍晚时分，我卷起船帆，坐在甲板上，享受夜晚广阔无边的静谧。
10月31日，吹起轻柔的东北东风，“浪花号”在中午前后行经圣玛丽角。11月6日、7日、8日和9日，它在莫桑比克海峡（Mozambique Channel）遇上一阵来自西南的强风。除开在合恩角的惊险经历外，“浪花号”在此处尝到了最大的苦头。这股狂风袭来前雷电交加，十分恐怖。“浪花号”从这里开始直到抵达非洲东海岸，途中遭遇一连串的狂风，船被吹往不同的方向，但它终于在11月17日抵达纳塔尔港（Port Natal）。
纳塔尔港是有“花园殖民地”（Garden Colony）美称的德班（Durban）的商业中心，整座德班市区就像一片绵延不断的花园。断崖信号站的信号手在“浪花号”还在十五英里外时就报告它的动向。海风令人神清气爽，“浪花号”距港口不到八英里时，信号手又说：“‘浪花号’正在缩帆，主帆在十分钟内卷起收妥，全部工作都由一个人完成。”
上述报道在三分钟后印成新闻，登上德班一家日报，我抵达港口时，有人将这份报纸递给我。我无法证实我花了多少时间收帆，因为我先前说过我时钟的分针不见了。我只知道我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这项工作。
我提到的这家报纸评论我的航程时指出：“从过去几周海岸一带狂风肆虐的情况来看，‘浪花号’从毛里求斯到纳塔尔的航程必定十分艰辛。”毫无疑问，不论任何船只的水手都会称之为狂风大作的恶劣天气，并未给“浪花号”带来太大不便，顶多是迎风航行以致速度较慢罢了。
我经常被人问起如何独自一人驾驶船只，这个问题或许德班一家报纸提供了最好的答案。我尽量避免重复编辑的文句，但一般人都过分高估驾驶像“浪花号”这种小船所需的技术与力气。我听到一个自称水手的人表示：“那得要三个人才做得了这么多事。”但我却独力完成这些工作，而且一再轻松愉快地完成。我还听到别的人说些类似的不合情理的话，说我会操劳过度累死。但德班这家报纸的报道指出：
本报昨天曾简短报道，单人驾驶的“浪花号”正进行环球航程，昨天下午抵达本港。“浪花号”颇为顺利地航入纳塔尔港。船长将船驶过主码头后航进水道，在小港湾内的老船“先锋号”（Forerunner）附近下锚停泊，快得不让人有机会登上船。“浪花号”自然引发了本地民众极强烈的好奇心，大批群众在港口亲眼目睹它的到来。史洛坎船长以高超的技术驾船在船只密布的水道上穿梭前行，令人大开眼界。
“浪花号”抵达纳塔尔港时，遇到的船只水手均非缺乏经验的新手。它驶到港外时，一艘性能与技术均佳的领航蒸汽拖船出来迎接它，带头穿越沙洲。当时风势颇强，很难安全地拖着“浪花号”前进。我观察那艘蒸汽拖船，发现前进的技巧是沿着水道的上风面，趁着卷浪的尾端前进。
我发现德班有两家游艇俱乐部，均充满进取心。我和两家俱乐部所有会员都碰了面，并和“皇家纳塔尔号”（Royal Natal）的史伯布洛船长（Captain Spradbrow）以及纳塔尔殖民地首长艾斯科贝阁下共乘冲劲十足的游艇“佛劳伦斯号”（Florence）出航。游艇的活动船板在岸边的泥滩里翻犁，艾斯科贝先生告诉我，史伯布洛船长后来在那里种植了马铃薯。
“佛劳伦斯号”在犁泥滩的同时还跑了第一。我们乘“佛劳伦斯号”出航后，艾斯科贝先生又提议由他驾驶“浪花号”绕过好望角，并暗示他玩克里比奇牌（cribbage-board）的牌艺出名的厉害，可以在船上玩牌打发时间。但史伯布洛却警告我说：“你可能还没绕过好望角，就把船给输掉了。”其他人或许觉得纳塔尔行政首长不可能在好望角海上玩牌戏，还把“浪花号”赢走了。
史坦利先生善意地反复盘问
我在南非发现我的美式幽默丝毫未打折扣，因而感到相当自豪，我听到的最棒的美国故事正是行政首长告诉我的。一天，我在“皇家饭店”与国会议员桑德森上校及他的儿子，还有提平上尉等人共餐，稍后还认识了史坦利先生。史坦利先生刚从比勒陀利亚（Pretoria）来，是个知名的探险家，他曾以尖刻的笔调撰文把特兰斯凯共和国（Republic of Transvaal）总统克留格尔批评得一文不值。但这并不代表什么，因为每个人都可以痛批克留格尔，而世上也找不到任何人比克留格尔更有雅量忍受别人的揶揄，就连土耳其苏丹也做不到。上校介绍我和史坦利先生认识，我知道他以前也航过海──我想是在尼安萨湖（Lake Nyanza）一带，于是陪着小心，想在经验丰富的老手跟前表现出最好的一面。史坦利先生把我从头到脚地仔细打量一遍，然后说：“你真是个有毅力的好榜样！”我不客气地回他一句：“我也只需要毅力而已。”他接着问我的船有没有阻水区，我向他说明我整艘船全部防水，全都是阻水区。他又问：“万一它撞上礁石呢？”我回答：“如果它在途中撞上礁石，那阻水区也救不了它，所以一定要避开礁石。”史坦利先生停了半晌后又问：“万一旗鱼用它的尖剑嘴刺穿船壳，那该怎么办？”我当然考虑过在海上可能会碰到这种危险，还有被闪电击中的可能。有关他的旗鱼问题，我是这么回答的：“首先一定要保住那支尖剑。”第二天，上校又邀我和这几位用餐，好再多聊聊这个话题，于是我有幸再度和史坦利先生会面，但这回这位出名的探险家就没再向我提出航海方面的指教了。
三名希尔智者搜集地球是平面的证据
听到学者及政界人士说世界是平的真是奇怪，但事实上真有三个希尔人受到克留格尔总统的重视，已着手进行一项研究以支持这个论点。我在德班期间，这三人自比勒陀利亚赶来找我搜集资料，我告诉他们我的经验无法证实他们的论点，他们听了似乎有些不悦。我建议他们召唤若干黑暗时期的鬼魂协助进行研究，然后就上岸去了，留下那三个智者仔细审视“浪花号”在世界航海图上的航线。不过他们却看不出任何端倪来，因为那张航海图是以麦卡托投影法绘制的。注意看哪，这种投影法绘制的地图是“平面”的。第二天早上，我遇见那三人中其中一人穿着神职人员服装，携着一大本圣经，和我平常所看的圣经没什么不同。他一见面便缠着我说：“如果你敬重圣经，那就一定得承认世界是平的。”我反驳：“如果圣经站立在平面的世界上──”我才刚开口，对方立刻情绪激动的大叫起来：“什么！”他怒气腾腾，大惊小怪地吼着：“什么！”那狠劲仿佛想用标枪将我射穿，我连忙跳起来闪开，躲避那想象中的武器。如果这位受到误导的狂热分子当时手中真的持有武器，那“浪花号”的船员很可能当场就成为殉道烈士了。第二天，我看见这人穿越街道，便朝他鞠了个躬，用双手比出弧线，他马上摊平双手，做出游泳的动作回敬我，意思是“世界是平的”。我从非洲出航，进行我环绕世界的最后一段航程之前，收到这三位特兰斯凯地理学家寄来的一本小册，内容详列自各方搜集来的说法，证明他们的论点是正确的。
我在此轻描淡写地勾勒这些博学之士无知的一面时，仍不得不万分敬佩他们刚毅不屈的气概。我见过许多特兰斯凯人和希尔人，他们都颇值得敬重。众所皆知，他们是最强悍的战士，对落魄潦倒者十分慷慨，一如面对敌人时那般英勇。但只有那些老顽固才真的冥顽不灵，他们寿终正寝时，或许我们自己仍未全然摆脱顽固守旧的成见。特兰斯凯相当重视教育，有能力负担者均接受英文与荷文两种教育。然而英文教科书的关税极重，较贫穷的人基于生活需要，只能学习特兰斯凯荷文，因而认定世界是平的，就和萨摩亚群岛及其他岛屿一样，由于政策错误以致当地民众沦为土人。
离开南非
我在德班参观了多所公立学校，很高兴在那里见到许多聪明的孩子。
可惜花无百日红，一切美好的事物终有结束的时候，1897年12月14日，“浪花号”的“船员”在纳塔尔度过一段快乐时光后，又把救生船搬上甲板，乘着晨间吹向海洋的陆地风扬帆出航，陆风吹送着我的船驶离沙洲，正如澳洲那儿的人所说的，它又得“再一次靠自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