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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毅
耳熟能详、三代之后旷世而出且被初唐之降广泛颂誉的“贞观之治”，其以贞观四年致成的治世为标志，以《贞观政要》、两《唐书》和《通鉴》叠加相类的赞语内容为基准，“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及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赉粮，取给于道路”，“民物蕃息”，“天下大治”，其凸现的政治清明、粮丰谷贱、交通便利、刑法宽平、秩序井然的景观，何以在欧阳永叔笔下成为“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又因何自宋元至明清封建统治者和士大夫歌颂不衰。纵观古代中国，“贞观之治”的俭约难比文景，富庶不侔开皇，强盛差于康乾，恰如王仲荦先生诚论：“我们认为旧日的封建历史家对‘贞观之治’是渲染得有点过分的”，“其户口不足隋极盛1/2，部分地区仍茫茫千里，人烟断绝”，“当然这主要是封建政治的清明，经济只是初步恢复”。而且“渐不克终”的二十三年治世中，不同程度地还存在着封建王朝普遍的始勤渐怠、初俭终奢、猜功忌勋、穷兵黩武、宫帏争斗等现象，通过斑驳的历史表象，拙作认为，在种种看似抵牾的怪异体象内部逻辑地契合着一种隐形的视角和评判尺度左右着对贞观治世的品评，即在偃武修文、实施仁政德治、理性实践民本国策合和出一种弥漫着儒家传统道德的人文社会，其是传统政治备加推崇的“大道既隐”之后稀罕的实践儒家理想政治的现实世界。以唐太宗为首的贞观统治集团榜样地理性实践所蕴涵的道德光辉闪耀着“小康社会”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并滋润着大批政客士大夫老终、壮用、幼长、友信、少怀为核心的政治理想和经世致用、兼济天下的人生渴望，从而便不难解读吴兢所溢美的贞观“政化长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的奥妙，本质在于“贤君不世出，自周武、成康历八百余年而后有汉，汉历八百余年而后有太宗，其所成就如此，岂不难得哉”，这种“聊修仁义之文而天下已怗然受治，施及四夷，解辫归诚”的局面，“把儒家‘仁政’的理想王国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王国”，所以无论对“贞观之治”和唐太宗的评说“虽然有所差异，但是把‘贞观之治’看成是儒家的理想政治，则是一致的”。
目睹隋末暴政并亲历农民风暴的贞观统治集团，在战火纷飞、剪除地方割据势力的武德年间，秦王李世民便迫不及待地招揽各方鸿儒名士云集弘文馆，总结秦亡隋败的政治得失，鉴戒历史经验，商讨治国方略。喋血玄武门的唐太宗在贞观伊始抉择何种思想路线和策略治理满目疮痍的大唐王朝便成为横亘于贞观政权面前的严峻课题。武德九年，刚刚登基的唐太宗就迫不及待地“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泰、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德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其中深受北方河汾儒学熏陶、亲睹杨隋大厦坍塌的“博通群书，颇明王霸之术”的著名政治家魏徵被太宗屡次引入卧阁，“访以得失，征知无不言”，极力主张太宗推行“偃武修文”的建国方略，太宗“欣然嘉纳”。“偃武修文”就是结束战争状态，下马以儒家思想为指针治理国家，“观乎人文，化成天下”，在乱政后天下易于教化之际推行仁政德治的文治策略，其抉择的依据魏徵在他主持撰写的《隋书》中阐发得十分透彻，“儒之为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笃父子、正名臣、尚忠节、重仁义、贵廉耻、贱贪鄙，开教化之本源，凿生民之耳目”，“经邦致治，非一时也”，“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天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后者虽确指狭义的“文学”，其含义实亦通统广义的“文教”。深谙国家治乱兴亡规律的李世民，斟酌国情大势，“由是偃组练而敷礼乐，放牛马而逸黎元”，“悉兴文教”，“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大受儒教惠泽的唐太宗当治世局面显现时，颇为得意地对甥舅长孙无忌讲：“朕即位之初，上书者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或耀兵振武，慑服四夷，唯有魏徵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其语，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事实上，“偃武修文”国策的确立并非魏徵一人之功，实乃承继北魏以来北方儒家思想主流尤其因袭隋代主流统治思想并结合唐初社会政治经济实际所作出的必然选择，它是贞观君臣群策群力、同心同德、审时度势的共同正确抉择。从而“贞观君臣继承了周、隋以来北方儒学强调的‘王道政治’的理论，并明确以‘尧舜周礼之道’为其施政指导思想”。
“偃武修文”国策确立后，唐朝全面振兴经学、礼乐及文化教育事业。“先之以礼乐，乐以移风易俗，礼以安上化人”，“夫礼者，经天纬地”，“非礼无以事天地之神，辩君臣长幼之位”]，显然旨在“定君臣、明父子、正夫妇，三者不乱，然后内外安宁”，贞观君臣深知“凡民之事，莫不一出乎礼，由之以教其民为孝慈、友悌、忠信、仁义者”]，作为圣人治情之具的原则“施之于邦国，则序朝廷，施之于天下，则神祇格”]。于是太宗令“礼官学士修改旧仪，著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举礼十二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六篇，国恤五篇，总百三十篇”。自贞观二年迄七年，在中书令房玄龄和秘书监魏徵等礼官学士的参与下，依《隋礼》修定《贞观新礼》，并颁示天下。于此前后令音乐家祖孝孙“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成《大唐雅乐》，也行于天下，同时，太宗还亲创新歌舞《破阵乐》和《庆善乐》，“破阵乐，披甲持戟，以象战事；庆善乐，广袖曳屣，以象文德”，尤其是《庆善乐》，“以象文德，合而天下安乐也”，故而极力主张文治的魏徵，凡奏七德舞“则俯面不视”，而对代表文德的九功舞，则“玩之而不厌”，意在劝上“偃武修文”，表明他“反对满足过去、安于现状，同时提倡积极进取，创建太平盛世”，大兴礼乐，是贞观文治王政的必然，也是太宗为首统治集团“情深好古，伤大道之既隐，惧斯文之将坠”，而“用之邦国，彝伦以之修叙，施之律吕，金石于是克谐”的积极作为，使之“贯穿于人们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充分体现了尊卑、贫富、贵贱、长幼、亲疏、性别、场合和国家的不同”，唐太宗在倡导礼乐同时，又着力倡兴儒学，“锐意儒术”，“益崇儒术”，贞观二年，专门设置孔子庙堂，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贞观政要·崇儒学》讲：“是岁大收天下儒士，赐帛给传，令诣京师，擢以不次，布在廓庙者甚众”，五年，令全国均置孔子庙，“大征天下儒士，以为高官，数幸国学，令祭酒、博士讲论”，重整了弘文馆等场所，兴办中央国学及地方学校，“增筑学舍千三百间，增学生满三千二百六七员”，“尽召天下惇师老德以为学官”，“屡幸国子监”，令“能通一经者，皆得补官”，“自屯营飞骑皆给博士受经”，于是“四方秀艾，挟策负素，坌集京师，文治勃兴”，诏“左丘明等二十一大师配享孔庙，新罗、高昌、百济、吐蕃、高丽等亦遣子弟入国学，升讲筵者八千余人”，虽三代之监，所未闻也，“国学之盛，近古未有”，并大力搜集整理经籍图书，刊定《五经定本》，颁行天下，修订《五经正义》，试行天下。充分体现“文皇帝解绒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门罗吐凤之才”的精神，“故贞观之风，同乎三代”。]
“偃武修文”的国策及其礼乐教育文治的倡兴，本质是遵循尧、舜、周礼之道，推行“仁政德治”的治国路线和政策，沿着传统政治的路径“兴邦安国”。对此以太宗为首的贞观君臣具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初唐国策的策划者魏徵认为“道德之厚，莫尚于轩唐，仁义之隆，莫彰于舜禹，欲继轩唐之风，将追舜禹之迹，必镇之以道德，宏之以仁义”，“非仁无以广施，非义无以正身”，“仁义理之本也”，“人君之理，莫大于道德教化也”。“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德不厚而望国之治”，“知其不可”。马周也主张“固当思隆禹汤文武之道，广施德化，使恩有余地，为子孙万代之基”。虞世南同样主张“法阳春流惠泽，然后化渐八方，令行四海”，要使“周道再兴”，必须“求于仁”，“纳苍生于仁寿，致君道于尧舜”，既然“古之有天下国家者，其兴亡治乱，未始不以德”。那么亲历民变风暴洗礼的唐太宗自然“祗奉明命抚临亿兆，爱育之心，发于寤寐”]，“抚育黔黎，忧闵之至，实切怀抱，轻徭薄赋，务本劝农，必望民物殷阜，家给人足”]。即位初，太宗面临“王道”或“霸道”治国抉择时，有人劝以威刑肃天下，魏徵为首的大臣极力主张行仁政德治，“太宗欣然纳之，遂以宽仁治天下”，“莫不宽间以宏风，树仁惠以裁化”。太宗视仁德政治为百行之本的要道，“齐礼道德；耻格之义斯具”，确立王道治国方针后，行霸道的刑罚自然置仁政德治的指导原则之下，他认为“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治国必须德主刑辅”，“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遂以宽仁制为出治之本，申书奏谳，常三覆五覆而后报可，其不欲义法禁胜德化之意”。《唐律疏议》《名例》律讲，制定贞观律的宗旨是“平其微碍而存乎博爱”。在此精神指导下，唐律以宽平简明著称于世，删除周刑，推行刑罚的三覆五覆奏制，且经常大赦天下，太宗多次亲录囚徒，减少刑罚对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亦听赎。八十已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亦收赎，余皆勿论，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斟酌古今，除烦去弊，甚为宽间”，“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同时对囚犯在羁押、流放途中以及处死后都有一些仁道规定，“凡所以纤悉条目，必本于仁恕”，其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而可使民迁善远罪的作法，是贞观社会耻为盗贼以及几致刑措的根由。因此，顾炎武说“爱百姓故刑罚中”。除在法律上渗透仁政思想外，贞观年间在施政过程无不体现德治精神，推行“均田制”时，针对“老及笃疾废疾者，人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国子、太学、四门学生，俊士、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同籍者，皆免课役。”贞观八年命李靖与萧等13人分行天下，“察长吏贤不肖，问民间疾苦，礼高年，赈穷乏，褒善良”，“延问疾苦”，“察政刑之苛弊，耆年旧齿孝悌力田，义夫节妇之家，疾废孕之室，须有旌赏赈赡，听以仓库物赐之”]。对此，唐太宗弥留之际总结到“朕于天下苍生，可谓安养矣”，在遗诏中认为他生病乃“以矜百姓所致也”。贞观之治成因的基石便是推行仁政德治的治国方略所致，这是滋生贞观其他政治措施、方针行为的总原则和基本精神。对此唐太宗也颇为自得地说：“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黄仁宇先生说“儒家的道德观念为它施政之不可或缺”。
人本思想作为仁政德治的核心和特质，贞观政团也是深有体味，岑仲勉先生承认太宗懂得“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之格言”，其实太宗为首的政治集团在仁政思想支配下，鉴亡隋之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民主思想和精神原则。太宗在撰写晋宣帝纪时讲到：“天地之大，黎元为本”，“临天下者，以人为本”。他认为王朝更迭靠“百姓乐推”，施政时的灾害也因人而起，“人怨神怒”，“吉凶在人”，治乱兴衰，“可畏惟人”，“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弃而不用”。隋炀帝正是“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灭亡”。所以太宗在位如履渊朽，“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要使长治久安，必须克制欲望，顺从人意，“宁济苍生，应须以欲从人，不可以人从欲”。正如他贞观初对侍臣所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弊。”魏徵指出作为君主就应该“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以百姓心为心”，所作所为不能“副百姓之望”。因此，太宗贞观初“每夜恒思百姓间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堪养百姓以否。故于屏风上录其姓名，坐卧恒看”，大臣马周对此深有同感，“理天下者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乐在刺史、县令”，太宗叮嘱于志宁、杜正伦辅导太子，常须说百姓间利害事，并屡讲君民舟水载覆之利害，其载舟覆舟喻象已成为贞观君臣深邃的思想情结。基于此，太宗认为，“治理国家，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唯在百姓苦乐”，“历睹前代，自夏、殷、周及汉氏之有天下，传祚相继”，“皆为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心”的缘故，这一切思想行为的脉络皆可溯源于贞观初年太宗的著名论断：“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他逻辑地总结出人本思想的依存关系，从而构架了其人本思想的基础，其与魏徵在《十渐疏》所强调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紧相回应。贞观十六年，太宗再次强调“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因此，考虑到人的生命“死者不再生，用法须务存宽简”。可以说，人本思想是以魏徵、马周、张玄素为代表的众多重臣与唐太宗在治理唐王朝时达成的高度一致的共识，其思想认识充满在《贞观政要》、两《唐书》及《通鉴》等史册中。贞观君臣正是在仁政民本的思想支配下，推行轻徭薄赋、俭约去奢、务静无为、宽简刑法，力戒大兴土木。因而贞观年间封禅三起三落和发动高丽战争之后太宗痛心自责等重大事件以及田猎、籍田、亲录等现象便不难解读，可以说仁政德治路线产生出的人本思想是贞观年间儒家政治的发展和具体化，并理性地予以成功实践。张志贵先生说：“存百姓就是唐太宗治国思想的基石”，“这是造成唐朝前期社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国家昌盛的重要条件之一”。这种思想原则固然有其为贵族地主阶级长久富贵的政治企图，但说其是“让步政策”的作秀和虚伪的矫情却有悖历史的真实。本质上它是儒家为主的政治传统主导下的常态统治方式，也是隋末唐初的历史大势造就的客观实在，是中国政治理想在“三代”之后的理想实践所造就的理想社会，梳理和把握住这一精神实质，也就诠释了整个“贞观之治”的关键所在，自然也就会透过斑驳的历史表象洞悉贞观治世的全貌和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