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士英
我读研一时，曾在恩师牛致功先生指导下写过一篇《试述〈安禄山事迹〉的史料价值》的文章，二十多年以后重读此文，往事历历在目。原文是这样写的：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对这一历史事件，历史上留下了很多记载。仅唐宋两代，除去官方记载，从《通鉴·考异》中知尚有《明皇幸蜀记》、《天宝乱离记》、《河洛春秋》、《蓟门乱记》、《西斋录》和《安禄山事迹》等野史。不过，上述仅有姚汝能的《安禄山事迹》一书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其他已不见全帙。
关于姚汝能的《安禄山事迹》，除了《旧唐书·经籍志》因只“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未能著录外，《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和《直斋书录解题》等皆有著录。现今较通见的本子有《学海类编》本、《藕香零拾》本、《唐人小说六种》本和《郋园先生全书》本等几种，诸本皆题为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所出点校本，即以缪荃孙《藕香零拾》本为底本，亦可资参考。
《安禄山事迹》作者姚汝能，唐朝人。曾为华阴县尉。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即言“未详里居”，则作者情况南宋时已不可考知。《安禄山事迹》的编纂时间，我们根据书中内证推测，大概应在穆宗长庆元年（821年）以后。因而姚汝能的主要生活经历应在晚唐时期。当时政局混乱，藩镇割据、节帅跋扈、兵变迭起、朝廷姑息退让，面对这一政治形势，姚汝能以著述为由，来反思安史之乱的惨痛，应有较强的现实性和积极意义。
不过，姚汝能在编纂此书时，注意收集资料，并谨慎地加以取舍，并非凭空杜撰、随意捏造。如他对当时见到的安禄山墓志，由于认为墓志“叙述凶逆，语非典实，所纪亦无可取，故略也”。但同时将墓志中所言禄山“祖讳逸偃”一语抄录，且在记载安禄山其父安延偃时并录，说明了他只是舍弃认为不真实的材料，而对他认为有参考价值的资料也是加以录存的，可见他很注重史料的真实性。而且，他对不同的材料还酌情著录以存异。如天宝十四载，安禄山表请以藩将代汉将，朝臣计议使安禄山带左仆射平章事追赴朝廷以察其反状事，姚汝能以计出杨国忠，但他同时将另外一种以计出韦见素“国忠曾无预焉”的说法并录于下。这也说明其写作态度是较为严谨的。
《安禄山事迹》（下文简称《事迹》）分上、中、下三卷，年经事纬叙述了安史之乱的历史过程。上卷自长安三年至天宝十二载，序安禄山始生至玄宗宠遇；中卷序天宝十三载、十四载安禄山叛乱事；下卷序安禄山僭号被杀，并兼及安庆绪、史思明、史朝义事，尽于天宝元年，“分纲列目，兼有议论，较正史记载颇详”，内容较为丰富。
迄今，尚无人以充分理由否定此书的史料价值，但在史学研究中，似并未给以应有的重视。故本文对其史料价值略加重申，权以为鼓吹耳！
一
首先，我们拿《安禄山事迹》与两《唐书》包括《通鉴》这些基本文献仔细比勘后发现：几乎两《唐书》安禄山传的记载都可以在《事迹》中找到根据，极少超出《事迹》所载内容者。尤其是记载较《旧唐书·安禄山传》更详的《新唐书·安禄山传》，其轮廓与《事迹》更为相近，行文亦多大段类同，甚至姚汝能所加的一些诠释文字，也被《新唐书·安禄山传》收录于正文中。但是，《新唐书·安禄山传》较之《事迹》仍是简略地多。另外，《新唐书》哥舒翰传、杨国忠传、吉温传、史思明传等的相关文字，也多同于《事迹》的记载。这倒未必是两《唐书》的作者参考了《事迹》，但至少说明他们的记载在史料来源上有密切关系。
又据简略统计，《通鉴》在卷二一四至二一八的《考异》中，就引《事迹》15处之多，甚至《事迹》所载的飞鸟食蝗、庙梁生芝的祥瑞也为言“不语怪”的《通鉴》正文收录。这自然可以断定《事迹》也是修撰《通鉴》有关部分的重要参考书，同时这也可以说明司马光亦颇重之。
其次，我们通过《通鉴考异》中留下的唐朝《实录》的一鳞半爪与《事迹》相比较，也发现：《考异》所载唐《实录》的相关文字与《事迹》也很相同。如：《肃宗实录》载安禄山盗羊、为范阳节度使张守珪捕得事；《实录》记天宝十四载安禄山表请以藩将代汉将后朝廷之反应及玄宗派辅璆察其反状事；《玄宗实录》载某人劝哥舒翰自潼关回诛杨国忠事等，与《事迹》的相关记载从遣字行文到内容表述基本上都无不同。而且《事迹》的某些记载尚略详于《实录》，如上述天宝十四载安禄山表请以藩将代汉将事，《实录》载杨国忠计，欲追禄山赴朝廷，“以贾循等分帅三道”，《事迹》载其事则云“以贾循为范阳节度使，吕知诲为平卢节度使，杨光为河东节度使”，可见后者所言略为详明。
安史之乱后，国家档案、史馆文献损失严重，所谓“尺简不藏”，书籍散佚，尤其是由于“起居注亡失”，代宗朝修成的《玄宗实录》（《崇文总目》作《明皇实录》）和《肃宗实录》有许多漏落等不足，但《事迹》的编纂也很有可能参考（或抄录）了《实录》。从当时图书如起居注等大量散失的情况看，则其有可能见到了《实录》所依据资料的一部分，说明他们相同的记载是因材料同出一源；甚至有可能，《事迹》既参考了《实录》，又参考了其他散佚的有关文献，这从《事迹》的记载多同于所见《实录》文字而又较之略详的情况可推知。
另外，唐朝时的其他一些野史笔记的某些记载与《事迹》也有相同。如《明皇杂录》载安禄山在洛阳凝碧池宴乐，梨园弟子雷海清投乐器于地而遭肢解，王维闻而做《凝碧池诗》事与《事迹》卷下记载此事之内容、行文均同；再如《明皇幸蜀记》载马嵬兵变后，高力士分析当时太原、朔方、西凉、剑南的形势，力排众议，建议玄宗幸蜀一事与《事迹》卷下的记载亦极相近。说明《事迹》与其他野史的记载是有联系的，可以印证《事迹》记载大多是有所根据的。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作者较严谨的写作态度。
二
《事迹》的史料价值之可贵，也充分表现在它的记载较其他史书更为详明，因而可以补正史等书之阙漏与不详，《事迹》有着其他史书无法取代的重要地位。我们若疏忽了《事迹》就会在研究中感到许多缺憾，以下随意撮举数例说明之。
1.关于安禄山的生年。两《唐书》均无记载，《新唐书》只记其死年“五十余”，也难详知。而《事迹》则载其至德二年死时“五十五”，据而可推知当为公元703年（长安三年），为我们考证这一问题提供了最直接、最原始的证据。
2.关于安禄山的姓氏。《旧唐书》载其“本无姓氏”，《新唐书》则载其“本姓康”；不知其所据，难以适从。对此，《事迹》载其冒姓安氏后，加案语曰：“郭汾阳《请雪安思顺表》云：本姓康。亦不具本末。”据此知《新唐书》当是据郭子仪表。假使郭子仪表不存，我们也可赖其案语知之。
3.关于柳芳被贬事。《旧唐书》、《新唐书》仅言其“坐事徙黔中”，皆未载何事。据《事迹》知因陷于贼逆“受任数年”故。郭子仪复东都后被送到长安，经三司处分“流于徼外”，对此岑仲勉先生亦曾有论述。
4.世传《樱桃诗》的作者。《樱桃诗》即出《事迹》，不过叶梦得《避暑录话》及《四库提要》均误把作者史思明当成了安禄山。另《事迹》尚有史思明《石榴诗》，皆他书不载，这对我们从一侧面了解史思明其人是有帮助的。
5.关于安禄山在河北谋乱的具体情节。如其起兵前，“至城北，辞其祖考坟墓”、“蓟县耄寿李克谏禄山，以举师无名必败”事；安禄山叛乱前夕，朝廷多次派使节如辅璆琳、裴士淹、冯承威等至范阳事，皆为正史所不载或载而不详者，这皆有助于我们对当时朝廷及安禄山动向等史实的认识。
6.关于安禄山行迹的细节。《事迹》所载安禄山在天宝中被封为柳城郡开国公和东平郡王的诏制之文，为两《唐书》等书不载；玄宗封赏禄山的官职、爵号、金银器皿等；赐禄山的诸多器物的名称，为他书载而不详；所载禄山媚事玄宗，进献珍异、方物等亦为他书所不详载。这些都是很珍贵的资料。
7.关于安禄山叛乱后的一些细节。《事迹》载安禄山称帝后，其范阳节度留后贾循及右虞侯程超谋归顺唐廷，事泄，为安禄山派韩朝阳戮杀并及妻子事为正史所不言。这对于认识叛军内部的矛盾无疑是很有价值的。
8.关于其他的史实。《事迹》将禄山十一子之名字备列并言其名皆为玄宗所赐，为正史所不载。马嵬事变中射杨国忠落马者为骑士张小敬，亦为其他史书所不见。
显然，相对《事迹》而言，两《唐书》等史书有关安禄山的记载尚有不少阙漏。我们可以确信，《事迹》的史料价值是很高的。尽管它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诸如记载了一些符瑞、异状等迷信，但仍不失为一部很有价值的文献资料，足资治史者参考。有人称之“笔法明练，最足据依，盖出同时有心人手，非掇拾悠谬之作”，洵非过誉之辞也！
这篇《试述〈安禄山事迹〉的史料价值》是我读研究生第一学期修习《隋唐史研究与有关文献》课程的作业的原稿，除了个别文字有所订正外，没有作其他改动。作业的初稿把《安禄山事迹》与两《唐书》、《资治通鉴》有关资料都加以排比，所以很是冗长。后来牛先生命我们将作业集中打印成册，曰《隋唐文献论集初编》，我遂又做了删简，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那本由蜡版刻字正楷打印出的《隋唐文献论集初编》，我的师兄们应该还会有保留。记得大师兄张喜平写的是钱易的《南部新书》、二师兄李万生写的是韦述的《两京新记》、三师兄王双怀写的是武则天的《臣轨》、四师兄赵强写的是两《唐书》本纪的对读、五师兄贾云写的是崔致远《桂苑笔耕集》。我们这一届在牛先生和赵先生门下六人当中，我年齿最幼。师兄们在生活上照顾我，我也希望能有所回报，于是就按照老师的要求负责起这本《隋唐文献论集初编》的编辑和校对。从领旨应命到跑印刷厂，都很认真地去做。牛先生给我们写了一个说明性质的序，也很是郑重。他为这个打印本取名为《隋唐文献论集初编》，估计是为了以后的师弟们可以编出二编三编……当然，作任何事情并不是想象的那样按部就班。后来是不是仍然有二编三编这样的顺利编印，我已经记不清楚了。
编印《隋唐文献论集初编》已经过去20年有余，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这一经历对我们这一届学生的读书和生活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比如写了武则天《臣轨》的王双怀师兄后来和赵文润先生写出了著名的《武则天评传》，写了韦述《两京新记》的李万生师兄在北京大学博士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专门从事了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我自己因为这一学习经历，不仅对编辑工作情有独钟（在陕西师大读书时就帮助中国唐史学会秘书处校对过稿子，当时担任学会秘书长的牛志平教授表扬我足以胜任“三级校对”），而且由于这一学期对《安禄山事迹》真正下了功夫，在以后读书时也就比较留意有关安禄山及其行迹的资料。我研究生毕业时在《唐史论丛》第四辑（三秦出版社，1988年）发表的《安禄山生年小考》，其实就是因为研读《安禄山事迹》得到发现，在1986年春天写出的稿子。这篇小稿经过牛先生手把手的指导，解决了《通鉴考异》对《安禄山事迹》引用的疑惑，又经过他的润色修改成了后来的样子。其实这是我在作业以外敢于交给老师的第一篇习作。在研读《安禄山事迹》的同时，我又撰写了一篇札记，订正《四库提要》对《安禄山事迹》介绍的失误，其实就是明确了《四库提要》所说《樱桃诗》作者应为史思明而不是安禄山。这一小文被压缩到不足一千字，发表在《陕西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如果按照时间次序来说，这是我读书以后第一次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文字，尽管这篇札记很幼稚，但是对我自己却有着极其深刻的印记。因为在这件事情后，最早引发出赵文润先生对我们戏说牛致功先生的治学路数。他说，牛先生研究问题是“刨地瓜式”的，就是抓住一个问题，揪住不放，从而取得一系列成果。他自己则是“游击战式”的，是“打一枪换个地方”。这番话，也成了我常常思考的问题。后来，因为做硕士学位论文，有关对安禄山的研究就暂时放下了。
但是，我对这一问题的兴致一直没有削减。毕业后，我回到山东教书。我在烟台师院工作后申请的第一个科研项目就是做《安禄山传》。不过，这一工作很不成功，留下了许多遗憾。1993年，我在牛先生的帮助和引荐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做访问学者，在跟随张泽咸先生学习的一年中，主要就是围绕着唐朝玄宗肃宗时期的政治格局来读书，目的是为了弄清楚安禄山之所以发迹和走上叛乱的政治原因、体制原因和社会背景。所以，我后来仿佛“刨地瓜式”，有了关于安史之乱时期唐朝政治格局和政治体制的一系列论文。并且，在到首都师范大学师从宁可先生、阎守诚先生读博士期间，还撰写了《唐肃宗评传》一书，博士论文《唐玄、肃之际中枢政局研究》（2003年以《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都是以安史之乱的发生和平定为大背景的。我来公安大学以后则开设了《宫廷政治与国家安全》一课。显然，引发研究这一问题的渊源，无疑可以追溯到1985年研读《安禄山事迹》时。在这些年，牛先生经常写信关心我的工作和成长。他的来信，给予我和我的同门师兄弟很多的褒扬和鼓励。最使我得意的是，2000年牛先生在三秦出版社出版了《安禄山史思明评传》，俨然自己是追随着恩师，在学术脉络上是与他老人家亦步亦趋的。
也正是因为这一缘故，我才最后决定将自己入门以后的第一篇作业重新奉上，作为献给恩师八十华诞的贺礼。这一考虑，也征求过几个同门学兄的意见，并得到了他们的首肯。
牛先生为人治学，都很谦虚。他给我的第一封回信除了赐告他和安作璋先生（我在山东师大的老师）的交谊，就是介绍了陕西师大图书馆的藏书，绝口不谈他自己。对于此事，我曾在《安老师与我的求学历程》一文（载《安作璋先生从教50周年纪念文集》，泰山出版社，2001年）中提起过。其实，我在1983年底就买到并认真地读过他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渊建唐史略》（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唐高祖传》，是他对这一问题的集中展示和总结），还认真地做过批注并指出了目录中的两处误植。
牛先生对人宽厚和蔼，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对学生发过脾气，更没有过声色俱厉，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有脾气。但是，后来有一事使我对他老人家的认识加深了一层。据说，当有人说退休的教师就像不下蛋的鸡时，他显得有些义愤填膺。不仅在一本书的后记中提到这件事，并且，他自己还用几只大大的“蛋”一次一次展示出“老母鸡”的风采——牛先生1994年退休以后，连续在1998年、2000年和2002年出版了3本专著，听说近期又将有一部大著问世。同时，他还受聘担任了陕西省文史馆馆员。他在年逾古稀之后尚如此高产，实在令人惊羡。
牛先生日常生活简朴，不逞物欲。他现在的住所是学校分配的房子，我1985年到师大读书时他就在这里居住。一晃20多年过去了，他仍然住在这里。因为这一住处，当我回到母校拜见恩师的时候，似乎时光就一直凝聚在20年前。在我叩开房门的一刹那，总会闪现出牛先生那温润、慈祥的神情，然后引领我们登堂入室，坐在他书房的沙发上，讲古论今，娓娓而谈。先生谈过自己在“运动”中闭门垂户、于静夜灯下苦读的情形，给了我许多的启示。他可能是在述说一件往事，对于我却是一种激励，一种表率，感觉若是自己不努力，就对不起老师的培养，对不起“学生”的称呼，担心走出校门给老师丢脸，所以才努力，再努力。我自己这些年教书读书，心里好像有盏灯。多少年来，我一直记得牛先生说过的一句话：人到书城才感觉到自己的渺小。所以，我们也理应保持谦虚谨慎的学习态度。
恩师的谦逊与自律在学术界是有口皆碑的。灯下突然心念一动，将牛先生的名讳拆开来，得到一联，虽未必合乎平仄音韵，却能够表达此刻心情：
至善至美，道德文章，吾师曾不自许；
工学工事，轻重力量，夫子何必过谦！
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云：“后序之设，不为非经也。”故以“后序”之例书其因果，愿同时跪奉此联为恩师八十华诞上寿。受业门人任士英谨记于农历丙戌年八一建军节，同年闰七月廿六日复又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