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意识到，我说漏嘴了。赖春常曾经当过国民党政权的伪甲长这件事，我是在周云的案卷里看到的，周云确实从没有对我说过。看来周云的头脑的确很清醒，她对我说过什么没说过什么，心里都是很清楚记得的。因此，我想，我跟她说话要小心。
赖春常和赖顺昌，是同一个人。
周云突然对我说。
他们真是……同一个人？
是，周云看着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赖春常这个名字，应该是他解放以后改的，虽然我没有任何证据，但我也知道，就是这么回事，因为他说自己是下屋坪村人，可是下屋坪村根本就没有赖春常这样一个人，而且他揭发我的一些事情，当时除去那个田营长，也应该只有赖顺昌一个人在场，虽然赖春常揭发我叛变不是事实，可他说的一些细节跟当时还是对得上的，如果赖春常不是赖顺昌，就只有一种可能，这些细节都是那个田营长告诉他的，但我知道，虽然那个田营长解放以后还在，可是赖春常不可能有机会见到他，就是见到了田营长也不会对他说起当初的那些事情，所以，也就只有这一种可能了。
我得承认，周云说的这番话条理很清晰，逻辑性也很强，应该说，如果仅从她的分析看没有任何问题。但接下来也就出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倘若这个赖春常和赖顺昌的确是同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也就并不是只在三十年代当过伪甲长这样简单了，按周云的说法，他是投身到当时的地主武装“义勇队”，而且还曾经带领国民党军队到处搜捕苏区干部和红军家属，还“害死过很多我们的同志”。这也就是说，他将自己过去的历史都隐瞒起来。
那么，这样一个人提供的证词，还能采信吗？
有一个想法始终缠绕着我。解放以后，周云来到这个城市，进了一家服装厂，她的生活原本很平静，似乎已经与生活以外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关系了。但是，就因为这个赖春常的揭发，突然将过去的那些事情又都重新翻出来，不仅打乱了她平静的生活，也使她从此陷入这种没有尽头的牢狱生活。且不论当年周云叛变这件事是否属实，这个赖春常，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而倘若真像周云所说，他揭发的那些事都是诬陷，那么他这样诬陷周云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也就从这时开始，我的心里有了一个想法。我很想见一见这个曾经叫赖顺昌，解放以后改名叫赖春常的人。我有一种预感，如果能见到这个人，当面问一问他，一定能从他口中知道一些更直接的事情。从那份证明材料上可以看出，这个赖春常解放后一直在下屋坪村务农，如果是这样，我只要去一趟江西，到下屋坪村就可以找到他。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很想去探究一下这件事的真相。同时，我也被一股强大的热情鼓舞起来。我是一个人民的公安民警，如果周云的这件案子确有冤情，那么，我就有责任为她澄清。
八十年代的交通还不像今天这样便利，而且，我那时每月的收入也很有限。但我还是拿出平时的一些积蓄，向单位请了几天假，就买了一张车票登上南下的火车。我按着事先在地图上查阅的路线先到赣州，然后又换乘长途汽车。那时赣南地区的公路体系还很不发达，而当地的地貌又是丘陵，长途汽车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颠簸了将近半天时间，我又步行几十公里，才在一个很深的山岰里找到这个下屋坪村。当时下屋坪村还叫下屋坪生产大队。我直接来到村里的大队办公室，找到村干部。接待我的是一个40多岁的农村汉子，操一口浓重的赣南口音。他自我介绍说，姓温，是下屋坪村的大队革委会主任。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温主任一听说我的来意，就告诉我，赖春常已经死了。
我一听连忙问，他是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
温主任想一想说，这个人已经死很多年了，好像……是自杀死的。
据温主任证实，赖春常的确跟赖顺昌是同一个人。赖顺昌是解放那年从前樟坑村迁来下屋坪村的，同时改名叫赖春常。他原本在村里默默无闻，平时也很少说话。但在1968年春天，突然有一伙前樟坑村的人闯来下屋坪村，说是赖顺昌有严重的历史问题，要将他揪回去批斗。直到这时下屋坪村的人也才知道，原来这个赖春常过去叫赖顺昌。前樟坑村的人将赖春常捆回去，连续召开了几天批斗大会。那时的批斗大会实际也就是打人会，每次都是将赖春常五花大绑，让他跪到土台子的中央，然后周围站着几个人轮番用毛竹在他的身上用力抽打，一边抽打台下的人一边高喊口号，并且让他交代问题。就这样，几天以后，赖春常实在挨不住这样的拷打，就胡乱交代出周云曾在1935年春天叛变的事。这件事一说出来自然非同小可，立刻引起前樟坑村的高度重视，连夜就将此事汇报到公社，公社又报到县里。县领导也意识到这件事的案情重大，于是又逐级汇报到省里。就这样，当时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迅速派出专人调查，当得知这个周云已经移居到外省的城市，便立即向这边的相关部门发出通报。但是，让赖春常没有想到的是，他说出周云这件事不仅没能拯救自己，反而将自己拖入一个更可怕的深渊。赖春常在交代这件事时存在一个明显的漏洞。如果按他所说，周云叛变的时候他也在场，那么他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在场？前樟坑村的伪甲长？这样的说法无疑站不住脚，既然是前樟坑村的伪甲长怎么会跟随那个国民党军官田营长去下屋坪村抓人呢？上面立刻组成专案组，又对赖春常展开更深入的调查。
这时赖春常已经又被下屋坪村的人押解回来。因为下屋坪村认为赖春常是他们的人，所以这样重大的历史问题，理应由他们审问。专案组来到下屋坪村，和村里的干部群众一起对赖春常进行审问，这一审果然就审出了更大的问题。原来赖春常，也就是当年的赖顺昌在前樟坑村并不是什么伪甲长，而是地主武装“义勇队”的副大队长，在1935年的“大清剿”中曾带领国民党军队和“靖卫团”的人到处搜捕苏区干部和红军家属，不仅罪行累累，两手也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赖春常在交代出这些问题之后，知道自己罪孽深重，于是一天夜里就将身上的衣服撕成一条一条搓成绳索，把自己吊在窗棂上了。
但是，温主任又向我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细节。
据温主任说，当初在省里的专案组下来调查时，一度曾怀疑赖春常只交代了一部分情况，而将另一些与自己有关的情况都隐瞒起来，比如，他是不是与周云相互勾结，二人共同将游击队的情报出卖给敌人的？赖春常当然很清楚，出卖游击队比当“义勇队”副大队长的罪过更大，所以当专案组的人这样问他时，立刻矢口否认。他否认的理由是，他当时既然在“义勇队”，如果真知道游击队的情况只要直接告诉那个田营长就是了，这样还能得到一大笔赏金，有什么必要再去抓周云，费那样大的气力从她的口中掏出情况呢？赖春常为了证明这件事，又向专案组说出一个叫韩福茂的人，他说这个韩福茂就住在东岰镇上，他对自己当年没有出卖游击队这件事应该很了解，如果专案组的人不相信可以去问一问他。专案组的人立刻问，这个韩福茂又是什么人。赖春常支支吾吾，只说是田营长在哪一次打伏击时抓到的什么人。但在那时候，专案组急于想搞出一个结果，所以只是想尽一切办法反复审问赖春常。就这样，还没等他们去东岰镇找那个叫韩福茂的人，赖春常这里就已经自缢死了。
温主任说的这个情况立刻引起我的极大兴趣。我没想到，在这里又发现了一条新线索。如果真能找到这个叫韩福茂的人，自然也就多了一个了解当时情况的途径。
我连忙问，这个韩福茂，现在还在东岰镇吗？
温主任告诉我，后来下屋坪村曾派人去东岰镇了解过，这个韩福茂果然还在。他当时已经50多岁，在镇里的小西街上做裁缝。不过那时赖春常已经自杀，所以去了解情况的人只是简单地向他询问了一下当年的情况。但这个韩裁缝却说，他从不认识赖春常，更没有被什么国民党军队的田营长抓到过。他对去调查的人说，你们一定是找错人了。
就这样，温主任说，去调查的人也就只好回来了。
我又问，你们去东岰镇找这个韩福茂，是哪一年？
温主任想一想说，大概是在……1970年前后。
我立刻在脑子里算了一下，如果按温主任这样说，这件事就刚刚过去十几年，这个韩福茂当时50多岁，现在也就应该只有60多岁。我当即决定，去东岰镇找这个韩福茂。这时温主任看看我，似乎有什么话要说，但只是张张嘴又把要说的话咽回去。我立刻明白他要说什么了。我这一次来江西特意穿了便衣，我想这样可以方便一些。这个温主任看我这样一个身份不明的年轻人，又操着一口地道的北方话，突然跑到山里来询问赖春常当年的事情，一定摸不清我究竟是干什么的。于是，我笑一笑对温主任说，你先不要问我是干什么的，以后我会告诉你，我现在想请村里帮一个忙。温主任一听立刻说，没问题，你说吧，什么事。我说，我的时间很紧，还要立刻赶回去，可是现在想去东岰镇见一见这个叫韩福茂的人，你们能不能找人给我带一下路，这样也可以节省时间。温主任立刻说这没问题，当年去东岰镇上调查韩福茂的人还在，就让他陪你去，村里有拖拉机，可以送你们过去。
四
就这样，在这个傍晚，我来到东岰镇。
由于有人带路，我很顺利地就来到小西街，在一个街角找到了那家门面不大的裁缝店。在我走进这裁缝店时，一眼就看到一个脖子上挂着皮尺、正用手在一个妇女的身上比比画画的老年男人。我立刻断定，这个人应该就是韩福茂。他约莫60多岁，脸上的皮肉已经松弛地垂下来，看上去有了些老态，但手脚仍很麻利，给人一种很干练的感觉。在他抬起头看到我的一瞬，突然稍稍愣了一下。我知道，虽然我穿的是便衣，但身上的装束显然与当地人不同，所以一眼就能看出来。他这样愣了一下之后，试探地问，您要……做衣服？
我做出很随意的样子，冲他笑一笑说，不，不做衣服。
他越发警觉起来，又问，那您是来？……
我问，您贵姓？
他说，姓韩。
叫，韩福茂？
是，您是？……
我冲他做了一个手势，说，您先忙，我们一会儿说话。
他也冲我笑了一下，点点头。我注意到了，在他的目光与我的目光碰到一起时，似乎停滞了半秒钟，在这半秒钟里他的目光迅速坦然下来，然后就又低下头去继续忙碌了。我坐在墙边的木凳上，掏出香烟慢慢抽着。韩福茂很快就为那个妇女量好尺寸，写了一个单子将她送出去。这时才走过来，又看一看我，然后问，您找我……有什么事？
我说，也没什么大事，只是想了解一下当年的情况。
韩福茂的眼睛迅速眨了一下问，当年的？什么情况？
我想一想，突然问，您是哪年离开的部队？
我是有意这样问的，不给对方任何反应的时间。我在来的路上已经想过这个问题，在六十年代末，下屋坪村的人曾去镇上向这个韩福茂核实过当年的情况，但韩福茂却矢口否认了，他甚至不承认自己曾被国民党军队的田营长抓到过。如果真如赖春常所说，这个韩福茂当年是那个田营长在什么地方打伏击时抓到的，那么他当时的身份就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是红军，或者是游击队。而无论哪一种，在今天都应该是很光荣的历史。
可是……他为什么不肯承认呢？
我想，这其中一定有什么原因。
我这样做果然起了作用，韩福茂被我这突如其来的问话绕住了。他慢慢仰起头，翻一翻眼皮，似乎一边回忆着，真在心里计算着当年的具体时间。但他立刻就醒悟过来，慢慢把头转向我，睁大两眼朝我看着，然后问，离开部队？离开……什么部队？
我说，1935年您在什么部队？
韩福茂摇摇头笑了，说，不要说1935年，我长这样大就没有吃过当兵的粮食，我从12岁学裁缝手艺，不到25岁就在这小西街上做裁缝，在东岰镇，恐怕没有不认识我韩裁缝的，也没有几个没穿过我韩裁缝做的衣服的。他一边说着，又摇一摇头，您一定是找错人了。
这时，我盯住他问，您是哪一年出生？
他稍稍愣了一下，说，1……1911年。
我点点头，嗯了一声说，这么说，如果您是25岁来这小西街上做裁缝的，应该是在1936年，那么1936年以前，比如……1935年，您在干什么呢？我这样说完在心里暗暗笑了一下。我没有想到，自己学数学的脑子在这时竟派上了用场。
韩福茂果然被我这精确的计算问住了，他先是支吾了一下，但立刻又平静下来，冲我微微一笑说，我还没来得及问，您这位同志贵姓是？……
我也冲他笑一笑，说，我姓洪。
哦，洪同志，他说，不管怎样说，我已经说过了，我从没在部队干过。
事情到这里显然就僵住了。我很清楚，无论这个韩福茂出于什么目的，只要他坚决不承认当年曾与此事有关，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但我毕竟已在公安系统干过一段时间，我知道，在这种时候有必要上一些手段了。于是，我稍稍沉了一下就笑了，然后对韩福茂说，您不要误会，我是从省里的民政厅来的，现在社会各界都在落实政策，民政厅也按上级要求对当年的老红军和老苏干进行一次普查，只要核实了当年的情况，就可以给予老红军待遇，所以，我这次来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调查一下东岰镇上的情况。我说的所谓“老红军待遇”也是来江西之后才听说的。按当时规定，倘若真能享受这种待遇，不仅每月能有几十甚至上百元的生活补贴，还可以领到一些紧俏物品的购买证，这在八十年代初简直是难以想象的。我这样说罢就站起来，跟韩福茂握了握手，然后向他告辞说，我还要拜访几个老同志，所以今晚就住在镇上的招待所，你如果想起什么情况可以去找我。
我这样说罢，就从这个小裁缝店里出来了。
我留在东岰镇上住一晚，也是临时决定的。我在这种时候当然不能走。既然已经找到一条如此重要的线索，就一定要查出一个结果。我在临出来时，对这个韩福茂说了这样一番话也就如同投下一枚鱼饵，接下来就看他上钩不上钩了。
这天晚上，我就住在镇上的招待所里。
这是东岰镇革委会的一个招待所，条件不算太好，可是就在小西街那家裁缝店的斜对面。我想，如果韩福茂想来找我，只要一过街就行了。但是，在这个晚上，我等了很久韩福茂却始终没有露面。我从招待所里出来，朝斜对面望去，发现那个裁缝店很早就打烊了。这让我有些郁闷。我想，是我的哪句话说错了，还是……从一开始就把这件事分析错了？也许……下屋坪村的人真的找错了人，这个韩福茂确实与这件事没有一点关系，或者是赖春常当年被打糊涂了，不过是又胡乱扯出这样一个人来？
我就这样想了一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