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一早，就在我起床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东岰镇时，韩福茂竟突然来找我了。韩福茂的两眼通红，显然也是一夜没有睡好。他一见我正在收拾东西，立刻问，您……要走？我故意不动声色地说是啊，事情都已办完了，今天就回省城。
他看看我，似乎有什么话要说。但只是张张嘴，又把话咽了回去。
我故意装作没看见，仍然低着头收拾东西。
他又吭哧了一下，忽然问，您这次来，就是为……老红军的事？
我说是啊，就是为这件事。
他突然说，我过去……确实在游击队干过。
我立刻停住手，慢慢抬起头看着他。
他又说，我只是，不想再提……过去的那些事了。
我盯住他问，你当年，是否被那个田营长抓到过？
他的眼里忽闪了一下，摇头说，没……没有，我真不知道这个田营长是什么人。
这时我已经感觉到了，这个韩福茂仍然没把实话全说出来。
我想一想，又问，赖春常你知道吗，这个人又是怎么回事？
赖春常？
对，他当年叫赖顺昌。
赖顺昌？不知道……
可是他知道你，你应该已听说了，当初你的名字，就是他说出来的。
韩福茂看我一眼说，赖春常这个名字……我倒是听说过，十几年前下屋坪村的人也曾来向我调查过，据他们说，这人已经自杀了，我也就知道这么多，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我看着他，又叮问一句，你在当年，真的没跟这个赖春常打过交道？
这时韩福茂突然抬起头，瞪着我问，你……真是从省里民政厅来的？
我点点头说是啊，怎么，你还有什么怀疑吗？
他又问，你，真是……来落实老红军政策的？
我又点点头，说是。
韩福茂就慢慢低下头去。
我又朝他看了一阵，然后耐心地说，你如果当年确实参加过游击队，就应该符合老红军的标准，可是你要对我说实话才行，而且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如果这样说一半留一半，我就没办法帮你了，确定老红军待遇毕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要经过严格的审查。
韩福茂似乎又犹豫了一下，然后抬起头说，我确实……被那个田营长抓到过。
我的心里立刻轻轻舒出一口气。我想，他终于要说实话了。
可是……他立刻又说，我……真没告诉过他们任何事情。
我点点头不动声色地说，好吧，你把具体情况说一说吧。
我一边说着就拿出一个记录本，在他面前坐下来。
韩福茂又想了想，对我说，这件事……的确是发生在1935年的春天……
据韩福茂说，他在1935年之前一直是区苏维埃政府的干事，后来红军主力撤离苏区，他就上山参加了游击队。那一年春天，游击队突然接到一个特殊任务，要护送一个很重要的领导同志去粤北。由于当时形势紧张，国民党军队正在到处搜山清剿，所以上级就严格规定了这一次行动的路线，并指示如果没有极特殊的原因不得擅自改变计划，同时为了保密，这一次行动的路线也只有游击队长一个人知道。当时韩福茂的任务是负责在前面探路。第一天还比较顺利，路上没有遇到什么情况。于是游击队的领导就决定连夜赶路，这样也可以争取一些时间。到第二天上午，游击队突然发现有国民党军队在附近搜山，于是当即决定先原地停下来，让韩福茂去前面打探情况，并跟他约好，如果到中午的正午时刻他还没有回来，就说明是出事了，游击队立刻动身改走另一条路线。就这样，韩福茂前头先走了。但是，韩福茂对这一带的山路并不熟悉，为躲避敌人又要不停地东绕西绕，就这样走了一阵，突然发现自己迷路了。将近中午时，他意识到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按时赶回去与游击队会合了，索性就找了一个隐蔽的山洞钻进去，想等国民党的搜山部队离开这里时再去寻找队伍。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支搜山部队竟然就在附近的山腰上露营了，而且埋锅造饭不像是马上要走的意思。于是韩福茂也就只好躲在山洞里耐心地等待。就这样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天刚刚放亮时前面的山坡上突然传来激烈的枪声。韩福茂从声音的方向判断出，很可能是游击队在改走另一条路线时遭遇到敌人。于是立刻朝那个响枪的方向赶过去。快到中午时，他赶到了出事地点。这里显然刚发生过激烈的战斗，到处还在冒着青烟。丛林深处有一间纸寮，四面的竹墙和木板门都已被打得稀烂，而且还能看到溅在上面的鲜血。韩福茂知道游击队已经出事了，正准备离开这里，就被埋伏在四周的国民党士兵抓到了。
韩福茂说到这里重重喘出一口气，就把头慢慢低下去。
我沉了一下，问，那个赖顺昌……又是怎么回事？
韩福茂说，我……真的不认识赖顺昌。
我一下一下地看着韩福茂，没有说话。
韩福茂又想想说，也许……是那个人。
我问，哪个人？
韩福茂说，他被那个田营长手下的士兵抓到时，曾看到有一个当地人一直跟在田营长的身边，他穿一件黑纺绸上衣，挎着一只盒子枪，不停地在田营长的耳边嘀嘀咕咕说着什么。当时韩福茂觉得这人有些眼熟，好像是前樟坑村的，却不知叫什么。后来才知道，这个人果然是前樟坑村的，好像还是那边“义勇队”的副大队长。
现在想，韩福茂说，也许……这人就是赖顺昌。
我问，游击队遭伏击，是不是跟这个赖顺昌有关系？
他问，什么关系？
我说，比如，向敌人提供情报？
韩福茂先是迟疑了一下，点点头说，也许……有这个可能。
可是，我立刻又问，游击队要走的另一条路线，赖顺昌怎么会知道？
韩福茂翻一翻眼皮说，那就……那就不是他说的。
这时，我就问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我此行的真正目的。
我盯住韩福茂，一个字一个字地问，你，认识周云吗？
韩福茂立刻睁大眼，周云？
对，她后来改名温秀英。
韩福茂不再说话了，只是用两眼死死地看着我。
他就这样看了我一阵，突然说，你……不是来落实政策的，我从第一眼看到你，就觉得……你应该是为别的事来的。我也直盯盯地看着他，不置可否。就这样看了一阵，我说，我究竟是来干什么的现在已经不重要，对于你来说，最重要的是说实话，只有说实话才会对你有利。接着，我又说，你还没有告诉我，你究竟认不认识周云？
韩福茂又愣了一阵，点点头说，认识。
我问，你跟她是怎么认识的？
韩福茂这时已从紧张和惊愕的状态中又慢慢坦然下来，他忽然淡淡一笑说，既然你已经问到这一步，就说明你什么都知道了。我也笑一笑，摇摇头说，也不完全是，有的事我还不知道，比如，周云是什么时候离开游击队下山的？她又是怎么下山的？
韩福茂想一下说，她下山，好像是在……那一年的冬天。
我说，也就是说，她下山时游击队还没有接到护送任务？
韩福茂想了想，很肯定地说，还没有。
我又问，周云当时是私自下山的，还是奉了游击队领导的指示？
韩福茂立刻说，是队长让她下山的，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她当时已经怀孕，肚子大得像一口锅扣在身上，这样重的身子会拖累整个游击队，所以队长才让她走的。
我点点头，又问，敌人是在什么时候抓到周云的？
韩福茂迅速地看我一眼，说，这个……记不清了。
是在敌人伏击游击队以前，还是以后？
伏击游击队以前。
你能肯定？
当然能肯定，伏击游击队之后，敌人还让她去山上认过尸。
我掏出香烟，朝韩福茂举了一下。他摇摇头，表示不会吸烟。我点燃一支，深深地吸了几口，突然又抬起头问，你觉得，有可能是周云向敌人提供的游击队行动路线吗？
韩福茂立刻说，当然有可能，那时敌人抓到女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可是，我又说，如果按你所说，游击队的另一条路线是在你临去前面打探情况时才最后确定的，周云就是想向敌人提供，她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韩福茂张张嘴哦了一声，没有说出话来。
我拍拍韩福茂的肩膀，示意让他在我的对面坐下来，然后说，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你在被那个田营长的队伍抓到之后，后来是怎样脱身的？
韩福茂又谨慎地想了一下，说，我当时穿的是当地人的衣服，手里拎着柴刀，还背着一捆柴火，所以身份就没有暴露，我只对他们说，就住在山下，是来山上砍柴从这里路过的，那些人盘问了我一阵，见没问出什么，也就信以为真把我放了。
我点点头，说，好吧。
我告别韩福茂，从招待所里出来。
韩福茂将我送出来时忽然又问，你这次……情况都了解清楚了？
我跟他握握手，发自内心地说，是啊，该了解的，都已了解清楚了。
那你们……
他说到这里，忽然又看看我。
我问，什么？
他吭哧了一下说，就是……老红军待遇的事。
我哦一声，点点头说，当然没问题。
他立刻问，那你看……什么时候？……
我笑笑说，别着急，后面会有人来找你的。
我这样说罢，就朝镇上的长途汽车站走去。
五
应该说，我这次江西之行收获很大。
我在回来的火车上将这一次了解到的情况在头脑中梳理了一下。显然，周云在申诉材料上所说的一部分情况在韩福茂这里都已得到证实。首先，周云当初下山确实不是私自离队，而是因为怀有身孕，奉了游击队领导的指示才下山去生孩子的。其次，赖春常在他的证明材料中也确实隐瞒了自己当年的历史，他那时并不是前樟坑村的什么伪甲长，而是地主武装“义勇队”的副大队长，这一点不仅是下屋坪村的温主任给予证实，据温主任说，赖春常自己最后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从这一点看，赖春常揭发周云有叛变行为，他证明的可信度也就更值得怀疑了。此外，我也同意当时专案组的最后结论，赖春常是不可能与周云共同勾结出卖游击队的。正如赖春常自己所说，他当时是“义勇队”那样一个身份，如果真知道游击队的情报没必要再扯上一个周云，自己去告诉田营长就是了，这样还能得到一大笔赏金。
但是，有一点，赖春常与韩福茂的说法是一致的，而这一点又恰恰与周云在申诉材料上说的相矛盾。我清楚记得，周云在申诉材料上说，她是到罗永才家的几天以后才被田营长的人抓到的，而且当时还是赖顺昌带人去抓她的，当时抓她的目的，就是让她去山上认尸。而据赖春常所说，周云是一到罗永才的家里就立刻被田营长的人抓到的。韩福茂也十分肯定地说，周云是在游击队遭到伏击之前被捕的。如果仔细想一想，这两种说法似乎并没有太大出入，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时间的顺序问题，一个是在游击队出事之前，另一个是在游击队出事之后。但再仔细想，正是这样一个时间顺序也就具有很重大的意义。倘若周云是在游击队出事之后被捕，那么她叛变投敌出卖游击队的可能性也就很小，甚至可以说几乎不存在。而如果她是在游击队出事之前被捕，这件事就复杂了，换句话说，周云出卖游击队的可能性也就不是不存在了。或许，赖春常和韩福茂都是看准这一点，所以才不谋而合都这样说的。现在看来，赖春常这样说的动机显而易见，那么，那个韩福茂呢，他这样说的动机又是什么？这是一个始终让我没有想明白的问题。此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我甚至认为，这一点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也是我此次来江西的最大收获。从韩福茂向我的讲述可以知道，当年在游击队完成这个护送任务时，行动路线都是由上级事先定好的，而且为保密起见，这个路线只有游击队长一个人知道。后来在出事前，游击队改走的另一条路线也是临时才决定的，而这条新的路线只有游击队长和韩福茂两个人知道。这也就不妨做一个假设，即使周云是在游击队出事之前被捕，即使她已经叛变投敌，也不可能向敌人供出游击队这条新的行动路线，因为她不可能知道。仅从这一点分析，也就完全可以排除周云出卖游击队的可能了。
我想到这里，立刻感到振奋起来，一连几天的疲惫也顿消了。
我意识到，周云的这个案子，已经基本可以确定是个错案了。
但接下来，我就又想到一个问题，不管怎样说游击队那一次遭到敌人伏击，这一点总是事实。既然是伏击，也就说明敌人事先确实已经掌握了游击队的行动路线。那么，敌人又是怎样知道的呢？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赖春常在当时虽然是地主武装“义勇队”的副大队长，但他也不可能向敌人提供这个情况，因为游击队的具体路线他也无从知道。
那么……会不会另有其人？
这时，我突然想到了韩福茂。我这一次来江西，这个韩福茂的出现至少解决了一个始终无法解释的疑点。在周云的申诉材料和赖春常的证明材料中都曾提到一个细节，就是当时尸体的人数问题。按周云所说，她所在的这支游击队一共是十八个人，后来她下山后变为十七人，但是，在游击队完成这次护送任务时，如果再加上那个被护送的领导同志应该仍是十八个人，而在山坡上怎么会是十七具尸体呢？当然，这里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敌人在清理现场时，有一具尸体没被发现。但这个可能立刻被我排除掉了。据资料记载，当时国民党的清剿部队和靖卫团是有着明确赏格的，捉到或打死一个红军战士多少钱，都有具体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在清理现场时是不可能漏掉一具尸体的。那么，也就是说，在这场战斗中应该确实有一个幸存者。现在，这个幸存者终于找到了，就是韩福茂。倘若按韩福茂所说，他是被派往前面打探情况，由于迷路与部队失掉联系，所以才躲过这样一场劫难。但是，他所说的这个过程都只是他一个人说，当时所有的知情者已经全部遇难，就连田营长这边的赖春常也已在十几年前自杀，这件事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证实。谁又能保证，这个韩福茂所说的都是真实的呢？然而无论怎样，有一点可以肯定，游击队临时改变的路线除去游击队长只有韩福茂一个人知道。仅凭这一点，我认为，他就应该有一定的嫌疑。
也就在这时，我突然又想起周云曾对我说过的一段话。
周云在向我分析赖春常和赖顺昌是否同一个人时曾这样说过，赖春常揭发她的一些事情，当时除去那个田营长，应该只有赖顺昌一个人在场，虽然赖春常揭发她叛变不是事实，但有一些细节跟当时还是对得上的，如果赖春常不是赖顺昌，就只有一种可能，这些细节都是那个田营长告诉他的，但她知道，尽管那个田营长解放以后还在，可是赖春常不可能有机会见到他，就是见到了田营长也不会对他说起当初的那些事，所以，赖春带和赖顺昌肯定是同一个人……现在看来，赖春常和赖顺昌是同一个人已经不成问题，而让我感兴趣的却是周云在这段话中透露出的一个信息，她说“虽然那个田营长解放后还在……”这句话的意思显然是，周云至少听到过一些关于这个田营长的消息，或者知道他解放后在哪里。
我想到这里，心里猛然一动。
我意识到，其实在周云是否叛变出卖游击队这整个事件中，田营长才是最关键的人物，因为只有他才最清楚内幕，所以，如果能找到这个田营长，一切问题也就都可以搞清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