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立刻对001号监室这个叫周云的女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我又在她写的这份材料中发现一个问题。如果从她的讲述看，她所说的事情是发生在1935年春，而她当时是18岁，那么这样计算她现在就应该是66岁。但我清楚记得，在她的犯人登记表上填写的出生年月是1915年8月，也就是说，这样算她的实际年龄应该是68岁。不过我想，这也并不奇怪，在那个年代，尤其是在赣南地区那样的农村，很少有人用公元去记自己的出生年月，一般都是后来经过换算才确定的，这也就有可能出现一些误差。
也就从这以后，我开始注意这个周云。
我再走过001号监室的门前时，就总是有意放慢脚步。我想观察一下这个周云平时在监室里都干些什么。我发现，正如别的同事告诉我的，她在监室里似乎只做两件事情，要么趴在墙角的小桌上埋头写材料，要么一边喃喃自语着不停地走来走去。一天，我终于忍不住了，就在001号监室的门前停下来，隔着铁门上的窗洞朝里面看着。周云仍像平时一样一边喃喃自语着在监房的中间来来回回不停地走。她走路的样子并不显衰老，两腿很有力，步子也迈得很坚实，因此看上去还给人一种矫健的感觉。只是来回走得有些茫然，似乎在思考着什么令人焦虑的事情。突然，她也发现了我，于是立刻停住脚步，愣了片刻，就朝这边一步一步地走过来。她来到铁门跟前站住了，微微侧过脸，隔着那个小小的窗洞与我对视着。我发现她的脸上虽然已经满是沧桑的皱褶，眼睛却仍然很亮，而且像婴儿一般清澈。
她就这样与我对视了一阵，忽然说，你是新来的。
我稍稍愣了一下，问，你怎么知道我是新来的？
她说，我过去从没见过你。她说话带着浓重的江西赣南口音，但吐字很清楚，给人的感觉也很清醒，似乎不像是疯疯癫癫的人说出来的。我刻意不让自己的脸上有任何表情。我对她说，你应该正常吃饭。我已经听同事说了，这个周云的食欲很不好，经常一整天不吃一点东西。周云显然将我的话听进去了，她又很认真地看看我，然后问，你……真的关心我吗？
我说，我在这里的工作，就是关心每一个接受改造的犯人。
她摇摇头说，你如果真的关心我，就不应该只是吃饭问题。
她这样说罢，仍然盯住我用力地看着。
我沉一下问，你说，应该是什么问题？
赖春常，说的都是假话。
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赖春常？
赖春常是谁？
她忽然笑了，说，你会不知道赖春常是谁吗？
我又努力想了一下，还是想不出她说的这个赖春常究竟是谁。
好吧，她说，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赖春常曾经是咱们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当年不知害死过多少我们的同志，这样的人，他说的话怎么可以轻易相信呢？她这样说罢，又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哼，虽然他改了名字……我也知道他是谁……
她这样说着就转过身，又朝监室的深处走去。
周云的这番话更加引起了我的兴趣。
在这里我要说一句，我得承认，如果是在今天，我不会在意这个周云说了什么，更不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探究她的案情，因为这些年我已经见过太多的事了，在我感知器官的表面已磨出一层厚厚的老茧，我已经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但在那时候，我毕竟只有二十几岁，还是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又是一个刚穿上警服的年轻狱警，因此怀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所以，我当即决定，要想办法将这个周云的案卷调出来看一看。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我们国家的司法制度已经开始重新建立起来，那时在监狱羁押的犯人，一股情况下案卷都是存放在法院，但公安机关也会有一个副本。我工作的劳改局是公安局的下属机关，所以跟他们联系应该方便一些。于是，我在一天上午就给市局那边负责案卷的部门挂了一个电话。那边一听说是自己系统的人，果然很客气，但还是公事公办地告诉我，要想查阅犯人案卷，必须要有单位的证明信。这对我显然是一个难题。我去查阅周云案卷这件事并不想让单位领导知道。我想了一下，觉得只能求助在大学时的那个同学李大庆了。李大庆的父亲是公安局的副局长，这点事打一个招呼，应该不成问题。
于是，我立刻给李大庆挂了一个电话。
这时李大庆还是分来市公安局，被安排在八处工作。我知道，八处是一个要害部门，几乎掌握着这个城市公安系统所有人员的情况。但让我没想到的是，李大庆一听说要求他父亲办事，竟立刻一口回绝了。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父亲当领导之后一直跟家里人有一个约定，无论谁，无论什么事，都不准向他开口。所以，李大庆说，要想找他父亲是不可能的。不过……李大庆想了一下又说，这件事他可以试一试。我听了立刻眼前一亮，对啊，李大庆是李副局长的儿子，这在局里是尽人皆知的，他打电话和他父亲打电话还不是一样，况且他现在又在八处这样的要害部门工作，负责案卷那边的人也总要给一些面子。
我连忙说好好，那你现在就给那边打个电话吧。
果然，时间不长，李大庆的电话就又打过来了。
他说，你现在过去吧。
我问，你……说好了？
他说，说好了。
没问题了？
你去吧。
李大庆说罢就将电话挂断了。
我立刻来到市局。负责案卷的人一听说是我果然没再提证明信的事，立刻就将已经准备好的周云案卷拿出来。但他们又对我说，案卷是不可以拿走的，只能在这里查阅。我看了看这个满是灰尘的卷宗夹，虽然不算太厚，但要想把里面的内容看一遍也需要一定时间。负责案卷的人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就朝旁边的一个房间指了指告诉我，那里有一个阅卷室，是专供查案卷的人使用的，但一般不会有人来。
我听了点点头，就来到阅卷室。
周云的案卷并不复杂，除去一些相关法律程序的文书，还有一张判决书。这张判决书显然是六十年代写的，所以给人的感觉不是很规范，案情记述也很简要，只说是在1935年春，中央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后，由于斗争环境残酷，周云意志动摇，先是私自脱离革命队伍，继而被敌人逮捕之后又贪生怕死，变节投敌，而且由于她的出卖使我党遭受重大损失，直接导致一位当时很重要的领导同志和十六位游击队员全部遇难。判决书上最后说，周云以上的犯罪事实清楚，且有充分的人证和物证，据此判处她无期徒刑。
我在这张判决书的下面，又看到一份证明材料。
这份证明材料是一个调查笔录，被调查者是一个叫赖春常的人。周云曾对我说，赖春常说的话都是假的。我想，她指的是不是这份证明材料？接着，我又想起来，周云还曾说，这个叫赖春常的人曾经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当年不知害死过多少革命同志。那么，这样一个人，他又怎么会为周云的事作证呢？我立刻将这份材料拿出来。材料的开头先是介绍赖春常的基本情况：赖春常，男，汉族，1917年出生，职业农民，家住东岰人民公社下屋坪生产大队。然后是记载事情的经过，1958年，赖春常突然揭发出周云有叛变投敌的历史问题，这件事立刻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于是当即派人前往下屋坪村向赖春常核实情况。
接下来就是调查者在下屋坪村，向赖春常核实情况的笔录。
调查者问得开门见山：你根据什么说周云曾经叛变投敌？
赖春常的回答也很干脆：这件事，是我亲眼看见的。
问：你亲眼看见周云叛变？
答：是的，我亲眼看见的。
问：这件事还有谁可以证明？
答：再有……就是田营长了。
问：田营长？田营长又是谁？
答：是……一个国民党军官。
问：国民党军官？
答：不过，你们恐怕已经找不到他了。
问：你能详细说一下这件事的经过吗？
答：当然可以，这件事的经过很简单。
接下来就是赖春常的陈述。
那是1935年夏天，具体是五月还是六月，已经记不清了。一天夜里，周云突然从山上跑下来，藏到下屋坪村她丈夫罗永才的家里。当时在下屋坪村附近的前樟坑村，刚好驻扎着一支国民党的清剿部队，是田营长的队伍。田营长听说了此事，又知道这个周云曾是红军游击队的人，第二天下午就带人来到下屋坪村，直扑罗永才的家把周云堵在了屋里。周云一被逮捕立刻就吓得说不出话了，接着田营长又威胁她，说是如果她不肯招供，就把她送去靖卫团，让靖卫团的那些人把她糟蹋够了，再拉去山里活埋。周云一听田营长这样说就吓得哭起来，接着也就全招了，她告诉田营长，山上的游击队刚刚接到上级一个特殊任务，说是要护送一位重要领导去粤北。然后，周云又告诉了田营民游击队准备走的详细路线。就这样，田营长立刻派了一支队伍连夜上山，在游击队要经过的路上设下埋伏。到后半夜时，果然就将游击队等到了。当时游击队的人由于连夜赶路已经很疲惫，看到路边有一个纸寮，就进去想休息一下，等天亮再走。纸寮是当地一种特殊建筑，一般都是用竹子搭建的简单棚舍。那时山里人还习惯用竹子造一种土纸，这种纸寮就是专门用来造纸用的。但是，就在游击队的人进到那个纸寮里，田营长的队伍也迅速在外面将这个纸寮包围起来。他们包围了纸寮却并没有急于行动，只是耐心地等待天亮。就这样，天亮以后，田营长的队伍突然向那间纸寮发起攻击。当时在纸寮的四面都架起机枪，所以游击队的人一冲出来立刻就被猛烈的火力压回去。其实田营长事先已有命令，要尽量捉活的。但那些游击队的人都不怕死，硬是顶着子弹拼命往外冲，就这样，十几个人全被打死了。这时田营长的队伍才冲上去，将那些还在冒着烟的尸体拖出来清点了一下，整整是十七个人。于是就将这些尸体都抬回来。
赖春常说到这里，就被调查者打断了。
调查者问，当时为什么要将这些尸体抬回来？
赖春常说，田营长想查找，究竟哪一个是游击队要护送的人。
调查者说，好吧，你继续说。
赖春常说，在那个下午，周云向田营长提供了游击队的情况之后，就被放回家去了。这时，田营长又派人把她抓回来，让她去山上辨认尸体。就这样，周云被带到山上，将那些尸体一具一具辨认之后，就找出了那个游击队要护送的人，他的前胸中了两枪，脖子上还中了一枪，于是田营长就命人将这具尸体抬出来，弄到上级那里请赏去了。
这时，调查者突然又将赖春常打断了。
调查者说，等一等，这里有一个问题。
赖春常问，什么……问题？
调查者说，你说的这个过程这样详细，你是怎样知道的？
沉默。赖春常没有回答。
调查者又问，你刚才说，你是亲眼看到周云叛变的？
赖春常答，是……我是……亲眼看到……她叛变的。
调查者问，你是怎样看到的呢？
调查者又问，当时，你在场吗？
调查者说，这应该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如果你无法回答，那么你说的这些情况也就都不能成立，不仅不能成立，你还要解释清楚，你为什么要这样说。
赖春常说，好吧……我说，我当时，确实……就在现场。
调查者问，你为什么在现场？你是以什么身份在现场呢？
赖春常说，我……我在当时……是前樟坑村的伪甲长。
调查者问，国民党政权的伪甲长吗？
赖春常说，是，可这是……他们逼我干的。
调查者说，好吧，你再把其他细节想一想，我们还会找你的。
赖春常说，好的……我如果再想起什么，会立刻告诉你们的。
这份调查笔录就到此为止。
三
我从市局回来，心里还一直在想着这个叫赖春常的人出具的证明材料。如果从周云的案卷看，这份证明材料显然对她起到了致命的作用。周云的公婆，也就是罗永才的父母后来相继去世，于是解放后，周云就来到这个城市投奔罗永才的一个远房叔叔，后来又进了一家服装厂做工。如果没有这个叫赖春常的人揭发，周云已经生活得很平静，在这个城市也没有任何人知道她的过去。但是，这个赖春常却突然说出这样一件事。从这份证明材料的时间看，应该是在1968年春天。1968年，在那样一个时间突然揭发出这样一个问题，后果是可以想象的。而如果按这个赖春常所说，他当时是前樟坑村的伪甲长，发生这件事时又在现场，那么他的揭发和证明也就应该最直接了。但是，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如果赖春常是前樟坑村的伪甲长，那么去下屋坪村抓周云时他怎么会在场呢？此外还有两个细节。这两个细节在周云那份残缺不全的申诉材料中曾经出现过，这次在赖春常的证明材料中又再次出现。
首先，周云的申诉材料中曾提到一个叫赖顺昌的人，而且据周云讲，在她被架去山上认尸时，这个赖顺昌也一直在场。但她的材料中却并未提到有赖春常这样一个人。而在赖春常的证明材料中，又始终坚持说自己当时就在现场。接着我又想起来，周云曾经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她说，赖春常说的话都是假的。这也就是说，周云是知道有赖春常这样一个人存在的，那么，这个赖春常又究竟是什么人呢？“赖顺昌”和“赖春常”，这两个名字在谐音上很相近，从这一点看，这两个人会不会是同个人呢？此外还有个更重要的细节，周云曾在她的申诉材料中提到，在她被押上山去认尸时，曾经注意到，一共是十七具尸体，而她清楚记得，当时游击队一共是十八个人，她离队之后，如果再加上那个被护送的领导同志应该仍然是十八个人，这时怎么会只有十七具尸体呢？而这个细节在赖春常的证明材料中也再次出现。据赖春常说，当敌人冲进那个已经被打得稀烂的纸寮，清点那些身上还在冒烟的尸体时，整整是十七个人。这个说法与周云所说刚好吻合。如此看来，当时这支游击队的队员并没有全部牺牲，应该还有一个人幸免于难。那么，这个人又到哪去了呢？
我想到这里，就决定再向周云询问一下。
这天晚上刚好是我值班。傍晚六点钟，别的同事都下班以后，我就来到监房。我先是不动声色地在监房的楼道里走了一趟。经过001号监室的门前时，我迅速地朝铁门上的那个窗洞里看了一眼。我发现，周云竟然也正在朝外看着。她一定是听到了我的脚步声。在我朝窗洞里看去的一瞬，与她的目光碰到了一起。我感觉到她的目光里有一种渴望和期待。于是，在我折身回来，又走到这扇铁门的窗洞跟前时，就站住了。这时我发现，周云竟然已经等在窗洞的近前。但她只是隔着窗洞静静地看着我，并没有说话。
我沉了一下，问她，赖春常……是什么人？
赖春常？
对，赖春常。
你是……从哪里知道这个人的？
我立刻被她问得愣了一下。我不想让她知道，我已经去市局查阅过她的案卷，于是想了想就说，是你告诉我的，你说，赖春常说的话都是假的。
哦……
她皱起眉想了想，点点头。
我又问，你还曾说，他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是的，她说，他确实曾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我问，就因为他当过国民党政权的伪甲长吗？
周云立刻问，你怎么知道……他当过伪甲长？
她又摇摇头，说，我没对你说过这样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