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与经济举措
（一）整顿财政
唐德宗即位之初，和其他皇帝一样，少不了做一些释放宫女，纵放驯象、斗鸡、鹰犬等无关痛痒的表面文章。这些事虽然无关大局，但做了总比不做好，对百姓而言，多少也能减轻一点负担。
德宗即位之初，也颇想有一些作为，他首先在财政方面采取了一些整顿措施，总括起来，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纠正了历来存在的每年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各地官府在常赋之外另行贡献的弊政，四方贡献皆不受。有些藩镇为了讨好皇帝，在建中元年（780）四月德宗生日时仍然进贡了数额不等的财物，德宗命令全部送交度支，以代其每年应交纳的租赋。
其次，调换了掌管财政的大臣，改革国家财政管理体制。在其即位的当月，因户部侍郎、判度支韩滉掊克过甚，改任太常卿，罢去了其掌管财政的大权，另以户部尚书刘晏判度支，命其独掌天下财赋大权。在代宗统治时期，第五琦任度支、盐铁使时，京师豪门权贵求取
唐德宗像无节，第五琦力不能制，遂在奏请代宗同意后，将国家左藏库所藏的财赋全部移交皇家内库——大盈库，由宦官掌管。这样做虽然可以避免豪门的求取，但却破坏了自唐初以来的国家财政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皇家奢侈无度的风气，同时也使大批宦官得以中饱私囊。大历十四年（779）十二月，在宰相杨炎的建议下，德宗同意将国家财赋重新移交左藏库，恢复了以往旧制，理顺了国家财政管理体制，将国家财赋与皇帝私藏区分开来。
其三，确立了两税法。唐朝自建立以来，实行均田制与租庸调法。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快，大批农民失去了土地，而按丁口之数征收租庸调的办法却照旧实行，逼得广大失地农民纷纷逃亡，从而使原有的赋税征收制度难以维持，国家财政收入因在籍丁数的日益减少而受到极大的影响。加之安史之乱期间，国家一度陷入无序状态，赋税征收混乱，史载：“所在赋敛，迫趣取办，无复常准，赋敛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各随意增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纪极。”（《资治通鉴》卷226）其中在代宗时期，赋税征收多少皆由各地官员自行确定，他们大都对劳动人民竭泽而渔，极大地加重了百姓的负担，社会矛盾异常激化。在这种状况下，租庸调制实际上已名存实亡，改革国家赋税征收制度势在必行。
在宰相杨炎的建议下，德宗力排众议，决定实施新的赋税制度。建中元年（780）正月，正式下诏推行两税法。两税法的基本原则是：不论是本地的原住户还是外来的客户，一律以现居住地为准，以土地和财产的多少交纳赋税。具体规定是：一，将建中以前的正税、杂税及杂徭合并，以大历十四年（779）的全国数字为准，计算出一个总额，称之为“两税元额”。其中包括原地税、户税在内。二，由中央将元额分摊到各州县，并固定下来，不准变动，再由州县根据耕地的多少和户等分摊到每户头上。三，每年分夏秋两季征收，夏税不过六月，秋税不过十一月。四，游商由所在州县依照其收入的三十分之一征税。五，租庸调及杂徭全部废除。两税法的最大意义是：彻底废除了以人丁为本的征税原则，而代之以土地财产的多少来征收赋税。这种税制从理论上看明显要比旧的税制进步和公平，财产和土地多者赋税自然就要多承担一些。但由于地主和官僚总是想方设法降低户等，隐瞒土地，以逃避赋税，所以不公平的现象依然存在。
其四，禁止官吏经商。德宗在即位仅一个月后就颁诏禁止百官设置邸店贩鬻。次月，又下令禁止王公百官及各地长官与民争利，已经在城市中设置邸肆从事贸易者，全部罢除。当时各地节度使、观察使皆在繁华城市中“多以军储货贩，列置邸肆，名托军用，实私其利息”（《唐会要》卷86《市》）。这些措施的实施，对于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打击官吏军阀以权谋私，从事不正当的经营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其五，整顿滞留在长安的人员。代宗时，由于办事效率低下，地方派到长安奏事或上计的使者往往长期滞留不归，四夷使者“或连岁不遣”。于是在大明宫右银台门修建了客省，以安置这些使者。此外，还有一些上书言事者、失职未叙者也住在这里，常有数百人。“度支廪给，其费甚广。上悉命疏理，拘者出之，事竟者遣之，当叙者任之，岁省谷万九千二百斛。”（《资治通鉴》卷225）
所有这些措施对整顿先前混乱的财政状况都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聚敛钱财
唐朝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已经耗尽了财力物力，加之在唐代宗统治时期内乱迭起，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使唐政府穷于应付，导致国库空虚，财力匮乏。唐德宗在即位之初颇想有一番作为，以削除叛乱的藩镇，巩固唐朝统治。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要有充足的军力与财力才有可能完成。唐朝中央政府经过安史之乱后，直接掌控的兵力并不充足，要想平定叛镇，则必须利用其他藩镇的军事力量。按照唐朝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形成的惯例以及“两税三分”的分配原则（所谓“两税三分”，即各地所收的两税分为三份，一份上供，即上交中央财政，一份送使，即上交节度使，一份留州，即留作本地财政之用），中央政府欲想调动藩镇军队作战，军费则由中央承担。加之藩镇军队“每出境，加给酒肉，本道粮仍给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给”（《资治通鉴》卷228）。致使军费开支浩大，国家财政不能承担，出现了所谓“常赋不能供”的局面。为了解决这一紧迫问题，德宗又出尔反尔，自毁刚刚确定的赋税制度。
建中二年（781）五月，将两税法规定的商税三十税一提高为十税一，从而严重影响了商业的正常发展。次年，又下令实行酒的专卖，禁止私自酿酒，由官府置店专卖，以其利助军费。他还下诏减御膳及太子、诸王常膳，并且减百官月俸的三分之一以助军。这些措施对于庞大的军费开支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仍然无法缓解紧张的财力状况。
建中三年（782）四月，国家财政只能维持数月的供给。在这种情况下，德宗遂采纳太常博士韦都宾等人的建议，下诏借商。规定凡资财超过一万贯的商人，留一万贯作为资本，其余部分全部暂借给政府，事后再行归还。商人们自然不愿主动献出钱物，于是唐朝政府便在长安城中展开了大规模的搜索行动，强制性搜刮商业资本。史书记载说：“京师嚣然，如被盗贼。”（《旧唐书·德宗本纪》）即使如此，所得之钱也不过八十余万贯，还不够一个月的军费开支。
在这种情况下，德宗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令京兆少尹韦禛僦质，即将京师所有的僦柜（当铺）查封，一律强借其资财四分之一。这一行为很快就激起了广大市民的强烈反对，数万人将宰相卢杞拦截在道路上抗议，并且发动了罢市运动。德宗通过这一行动虽然获得了一百多万贯的钱财，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开支的紧张状况。
同年五月，德宗又下诏增加两税税额、盐榷钱，两税每贯增二百文，盐每斗增一百文，进一步破坏了两税法。九月，德宗又下令增加商税每贯二十文，并开征十分之一的竹木茶漆税。
建中四年（783）六月，又推行了税间架法和除陌钱法。前一税法规定：每屋两架为一间，分为三等。上等每间交税二千文，中等一千文，下等五百文。后一种税法规定：天下贸易或者货易，旧例每贯交纳钱二十文，现增加为五十文。如果是以物换物，则折合成现钱而税之。“市牙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自署记，翌日合算之。有自贸易不用市牙者，验其私簿，无私簿者，投状自集。其有隐钱百者没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赏十千，取其家资。”（《旧唐书·食货志》）这两种税法把征收的对象对准了范围更大的民众，甚至地主阶级也不能幸免，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所谓“愁叹之声，遍于天下”（《旧唐书·德宗本纪》）。
唐德宗的这种横征暴敛政策，并没有使其能够迅速地平定叛乱藩镇，反而激起了更大的变故，使整个社会陷入更加混乱的状态中。建中四年（783）十月，发生泾师之变，唐朝的统治几乎崩溃。事平之后，由于各地陆续发生了罕见的自然灾害，蝗灾、旱灾接踵而至，很多地区都陷入饥荒之中，物价飞涨，饿殍遍野，国家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
面对这种状况，德宗一方面千方百计地节省开支，一方面改革税法，规定天下两税，每三年确定一次等级，以为常式。同时又任用刘晏、韩滉分掌国家财赋，强调各地官员要严格执行两税法，不许擅自增加税额。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
但是备尝财力拮据之苦的德宗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其聚敛的旧习，他采取向各地藩镇伸手的办法，千方百计地充实内库，接受藩镇以所谓“税外方圆”、“用度羡余”的名义进献的财物。藩镇有的以“日进”，有的以“月进”的方式向皇帝进贡钱物，受到了德宗的嘉奖。于是各地官员纷纷以各种名目向皇帝进献，以获取高官显爵，从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他还放纵宦官搞什么“宫市”，名为买卖，实为豪夺。
在继续实行食盐专卖政策的同时，还实行矿业垄断政策，将各地的矿课全部收归中央管理，地方不许染指。他还下令禁止制造和买卖铜器，实行铜材垄断政策，并进而垄断钱币铸造。经过大肆掠夺，再加上前后任用了数位能干的理财专家，使得国家府库充盈，内库钱物山积，在德宗统治后期，中央的财力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善。
（三）对藩镇的战争
唐德宗是唐朝首位主动向叛乱藩镇发动战争的皇帝，从而拉开了唐朝削藩战争的序幕。但是德宗发动的却是一场虎头蛇尾的战争，虽然也平定了数个跋扈藩镇，但由于激起了泾师之变，导致了更大的混乱，从而使这场战争中途搁浅。
在发动削藩战争之前，德宗首先削去了勋臣郭子仪的兵权，尊其为尚父，加太尉、中书令衔，增加实封二千户，罢其副元帅及所任诸使的职务，并将朔方镇一分为三，彻底肢解了这一强大的藩镇。不久，他又利用西川节度使崔宁回朝觐见之机，罢去了其节度使之职，另以荆南节度使张延赏为西川节度使。接着又解决了驻守泾州的安西、北庭行营军以刘文喜为首的军人发动的叛乱，稳定了京西北地区的局势。
在取得了以上一些小小的胜利后，德宗决心对势力更为强大的河北藩镇发动攻势。建中二年（781）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秘不发丧，以其父的名义上奏朝廷，请求继任节度使，被朝廷拒绝。于是李惟岳自称节度留后，并请魏博节度使田悦出面为其陈请。不料德宗态度坚决，一改其父代宗实行的姑息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成德李惟岳、魏博田悦、淄青李正己以及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等藩镇联合起来共同抗拒朝廷。在这种形势下，德宗也毫不示弱，调动昭义、河东、宋亳、河阳、幽州、永平、宣武、京西北诸军以及神策禁军开赴前线，讨伐叛乱诸镇。
这场战争的结果，杀死了李惟岳，将成德镇一分为三，但却引起了新的矛盾，幽州节度使朱滔因为所得土地少而屯兵不前，成德原大将王武俊认为自己杀死李惟岳功劳甚大，却仅获得了观察使之职而不满，他们又联合起来举兵反抗朝廷。此战的结果，实力大受削弱的魏博、淄青不但没有被削平，反而屡败官军，使河北的军事态势向着不利于朝廷的方向发展。对山南东道梁崇义的战争，官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梁崇义众叛亲离，兵败自杀。但奉命进攻梁崇义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却产生了不臣之心，他与河北诸叛镇联合起来，使得削藩战争成骑虎之势，甚至连东都洛阳都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局势进一步复杂化。正在双方僵持不下之时，奉命东调参加平叛的泾原镇军队，路经长安时发动兵变，德宗弃宗庙国库，仓皇逃出长安，唐朝的统治中心关中地区也陷入到混战之中。
这次兵变平定后，唐朝中央政府已经筋疲力尽，无力再将削平藩镇的战争进行下去，只好对河北藩镇罢兵，双方各自休养生息，相安无事。唐朝对河北藩镇的政策也回到了过去的姑息与怀柔的旧制。李希烈被其部将陈仙奇毒死，并且诛杀了其兄弟妻子，德宗遂命陈仙奇为淮西节度使。后来陈仙奇被其部将吴少诚所杀，吴少诚又呈跋扈之态。
唐德宗进行的这场削藩战争，使河北藩镇的割据状态并未发生丝毫改变，其他地区也不时有兵变或叛乱发生，藩镇跋扈的状态与唐代宗时期相比并未有多大的改变，中央政府的强势地位仍未确立。不仅如此，经过这一系列的变故后，德宗原先的雄心壮志早已经消失殆尽，对跋扈藩镇每加姑息，关于这一点，唐宪宗时的大臣杜黄裳指出：
德宗自经忧患，务为姑息，不生除节帅，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军情所与则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将赂，归而誉之，即降旄钺，未尝有出朝廷之意者。（《资治通鉴》卷237）
所谓“自经忧患”，指唐德宗进行的削藩战争的失败。“不生除”，是说在节度使活着时不轻易改授。可见德宗已经从积极主动削除跋扈藩镇，一变为被动消极的应付，不求有功，但求平安无事。
二、泾师之变
（一）泾师叛变的原因
建中四年（783）正月，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的军队攻陷汝州，进逼东都。德宗急命大将哥舒曜为东都畿汝节度使统军东讨。十月，又命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军五千增援哥舒曜。时值初冬，天气寒冷，天降细雨，泾原将士冒雨行进，饥寒交加，备尝艰劳。这支军队出发时，许多军士还携带了子弟同行，希望到达京师后能得到朝廷的赏赐，带回去养家糊口。军队出发时没有得到任何赏赐，到达长安时又不允许入城，继续东行，走到长安城东的浐水时，德宗派京兆尹王翃前来犒军。内库中财物山积，德宗却只命王翃以粝食菜啖犒赏军士。众人大怒，将饭菜倾倒于地，扬言曰：“吾辈弃父母妻子，将死于难，而食不得饱，安能以草命捍白刃耶！国家琼林、大盈，宝货堆积，不取此以自活，何往耶？”（《旧唐书·姚令言传》）于是回兵向城中前进，姚令言劝阻说：“等到了东都将会有大量的赏赐，你们这样做并非良图。”众人不听。德宗闻知兵变，急忙从内库拿出缯彩二十车赏赐，将士们不予理睬。德宗又令普王与学士姜公辅前往抚慰，刚刚走出宫城内门，乱军已经攻到丹凤门楼前。
德宗见状，又命神策禁军前去抵御，由于其主力已经被派往前线作战，新招募的军士皆市井之徒，毫无战斗力，见叛军势力甚大，竟无一人前来勤王。德宗见状，知道局面已无法控制，遂率太子、安乐公主及少数嫔妃等从宫城北门仓皇出逃，随从的仅有宦官百余人护驾，诸王、公主中的十之八九都来不及跟随。此时的长安城一片混乱，百姓纷纷出逃，乱军呼喊说：“不要害怕，从此不再征收间架税了。”可见这一税收是多么的不得人心。
这一事件历史上称之为“泾师之变”，由于发生在唐朝的统治中心长安，故对当时正在进行的削藩战争造成了极不利的影响，致使前线将士闻知皇帝出逃的消息后纷纷退兵，而叛乱藩镇的气焰却由此而更加高涨。
泾原乱兵冲入宫城，占领了含元殿，发现皇帝已经逃走，于是大呼道：“天子已出，宜入自求富！”（《资治通鉴》卷228）他们打开内库大门，抢掠金帛财物，包括城中一些居民也乘乱入宫抢掠，通宵达旦而不止。有的人干脆在道路两旁等候，抢劫那些抢掠者所获的财物，城中秩序混乱不堪。
姚令言身为节度使而无法阻止部下将士的叛乱行为，他被裹胁入宫，犯下了驱逐皇帝的大罪。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知罪恶甚大，索性参与其中。他作为一名懂军事的将军，深知区区五千之众根本成不了气候，同时他也知道自己政治威望不足，为了自保，与诸将商议后，决定寻找一位地位与影响较大的人物拥立为主，而朱泚则是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人选。
（二）朱泚称帝
朱泚，幽州昌平（今北京昌平西南）人。他自幼从军，逐渐升任为将军。大历七年（772），幽州节度使朱希彩被部下所杀，众人拥立朱泚为节度留后。他遣使入朝上表，当时代宗姑息藩镇，遂正式任命其为节度使。
大历九年（774），朱泚主动上表，表示愿意觐见皇帝。自安史之乱后，河北诸镇从未有节帅入长安觐见过皇帝，朱泚此举自然受到唐廷的高度重视，代宗下令在京师为其修建了豪华宅第，以待其入朝。这年十月，朱泚来到长安，代宗在内殿召见了他，赏赐御马两匹、战马十匹及大量的金银锦帛。又拿出了器物十床、马四十匹、绢二万匹、衣一千七百袭赏赐其随行将士，“宴犒之盛，近时未有”（《旧唐书·朱泚传》）。不久，朱泚又上表，请求留在京师，代宗同意了他的请求，任命其弟朱滔为幽州节度留后。大历十一年（776）八月，拜其同平章事。此后，他又先后镇守奉天行营，任陇右节度使，权知河西、泽潞行营兵马事。德宗即位后，又任命他为泾原节度使，加中书令、太尉。后来，其弟朱滔反叛，派人携蜡书与朱泚联系，被河东节度使马燧发现，送交德宗。朱泚惶恐，向皇帝请罪。德宗没有治其罪，但却罢去了他的兵权，赐给金银良田，并增加其实封户数，留在京师闲居。自此朱泚心中郁郁寡欢，对唐德宗非常不满。
德宗逃出长安时，朱泚并没有随后跟从德宗离去，而是仍然住在家中。姚令言等认为朱泚曾为泾原旧帅，为政宽简，现闲居在家，对唐朝不满，正好可以拥其为主。姚令言等人的举动正合朱泚的心意，双方一拍即合。当天夜里，朱泚在一群骑士的夹拥中入居大明宫含元殿。次日，又移居白华殿，只称太尉。当时有不少朝官谒见朱泚，劝他奉迎德宗回京，由于不合朱泚心意，均怏怏而退。失意朝臣李忠臣、张光晟、源休、蒋镇、彭偃等见有机可乘，在谒见朱泚时纷纷劝其称帝，密谋改朝换代。凤翔、泾原大将张廷芝、段诚谏跟随陇右兵马使戴蓝东征李希烈，还未走出潼关，得知泾师兵变的消息，遂杀死戴蓝，率三千余人返回长安，投靠了朱泚。朱泚自以为众望所归，决心背叛朝廷，于是移居宣政殿，自称大秦皇帝，改元应天。以其弟朱滔为皇太弟，姚令言为侍中、关内元帅，李忠臣为司空兼侍中，源休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蒋镇为吏部侍郎，樊系为礼部侍郎，彭偃为中书舍人，张光晟等人为节度使。
这时前泾原节度使段秀实也住在长安，他被德宗罢去兵权后，被任命为司农卿。朱泚认为段秀实威望颇高，正直无私，具有比较广泛的社会影响，如果能争取他拥戴自己，对争取人心有极大的益处。段秀实一面虚与应付，一面打算寻机刺杀朱泚。他与左骁卫将军刘海宾、泾原都虞候何明礼、孔目官岐灵岳等人密谋，要他们结纳军士，内外配合，铲除朱泚。就在朱泚召见段秀实等人时，段秀实突然奔上前去，夺下了源休的象笏猛击朱泚，朱泚急忙用手格挡，还是击中了额部，流血满面。刘海宾见状，不但没有上前帮助，反而乘乱逃走。幸亏李忠臣的协助，才使朱泚得以脱身。段秀实知道事情难以成功，遂对朱泚部下将士说，为什么还不赶紧处死我？众人这才醒悟，一拥而前，将段秀实乱刀砍死。朱泚见状，急呼曰：“义士也！勿杀。”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事后唐廷赠其为太尉。
朱泚在称帝之时还大杀唐朝宗室，共杀害郡王、王子、王孙七十七人。
德宗逃出长安时，司农卿郭曙正率数十人在禁苑中打猎，闻讯追随皇帝而去。右龙武军使令狐建当时率四百军士训练，也闻讯跟随德宗而去。有了这五百余人的护驾队伍，德宗才稍感宽心，率众西行，傍晚行走到咸阳时，宰相卢杞、关播，神策都知兵马使白志贞、御史大夫于颀、御史中丞刘从一、户部侍郎赵赞、翰林学士陆贽等人也陆续尾随而至。君臣会合，悲怆凄楚。由于咸阳离长安甚近，德宗一行不敢久留，急忙逃往奉天。
朱泚称帝后，得知德宗暂避奉天，为了尽快消灭唐朝君臣，他急命泾原兵马使韩旻率三千精兵奔赴奉天，声称迎德宗回宫，实则欲将唐朝君臣一举铲除。当时德宗一行并不知晓朱泚的阴谋，一旦得逞，后果不堪设想。这时段秀实还没有被害，他得知此事后，急中生智，伪造了姚令言兵符，用司农寺印加盖之，然后派人追赶韩旻所部，将其骗回长安，从而使缺乏警惕的奉天城免于大难。
为了抵御叛军的进攻，德宗命右龙武将军李观招募士卒，数日之间募得五千余人，军势稍盛。接着忠于唐朝的泾原留后冯河清又运来了兵甲、器械百余车，使奉天具备了基本的防御条件，可以抵御叛军一定规模的进攻。朱泚为了尽快攻下奉天，亲自出马，率数万军队进攻奉天。在途中与前来增援奉天的邠宁留后韩游瓌、庆州刺史论惟明等所率的三千官军相遇。韩游瓌认为目前不宜与敌军硬拼，遂率军急速进入奉天城，从而使奉天又增加了一支训练有素的精锐军队。他与大将浑瑊一同指挥守城军队，与随后赶来的朱泚部队展开了殊死血战，保住了奉天城。
在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叛军团团包围了奉天城，并击败了前来援救的其他官军，使奉天成为一座孤城。城中粮食匮乏，最困难时，供给德宗的粮食仅为两斗粗米，不得不派人乘黑夜出城采芜菁根以充饥。奉天城朝不保夕，危如累卵，强弩距德宗帷幄仅三步之遥。正在这危急关头，自河北战场回师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大军五万赶到了澧泉，并且击溃了叛军的阻击部队。朱泚见此状况，知道战局已发生了逆转，如不急撤，将会遭到官军的两面夹击，于是撤奉天之围而去，返回了长安。
李怀光对奉天的援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时众人皆说，如援军再迟三天，奉天城定会陷落。因此李怀光此举，对扭转危局，解德宗于倒悬，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建立了重大的功勋。然而唐廷的危难并没有就此结束，由于唐德宗的愚蠢和对功臣的猜忌，反而导致了李怀光的叛乱，加剧了局势的混乱，使李唐王朝再一次陷入危难之中。
（三）李怀光之乱
在唐朝的皇帝中，肃宗、代宗、德宗三代身处乱世，均对功臣非常猜忌，从而激出了一系列的事变。他们不知收敛，反而认为手握重兵的武人不可信任，进而采取了更加严格的控制措施。唐德宗依靠李怀光的兵力扭转了危急的局势，却没有因此而增加对他的信任，反而在奸臣的调唆下草率行事，激起了李怀光的反叛。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李怀光身为番将，生性粗鲁，在回师赴难途中他多次宣扬，认为造成皇帝蒙难的根本原因，是宰相卢杞、判度支赵赞、京兆尹王翃等奸臣专权乱政的结果。并说解奉天之围后，一定在面见皇帝时请求诛杀这些奸臣以谢天下。这些消息传到奉天后，引起了卢杞等人的恐慌，他们为了阻止李怀光面见皇帝，遂对德宗说：“怀光勋业，社稷是赖，贼徒破胆，皆无守心，若使之乘胜取长安，则一举可以灭贼，此破竹之势矣。今听其入朝，必当赐宴，留连累日，使贼入京城，得从容成备，恐难图矣！”（《资治通鉴》卷229）德宗不察卢杞的祸心，又急于收复长安，遂令李怀光不必到奉天觐见，率其本部军队屯西渭桥，与渭北节度使李建徽、神策河北行营节度使李晟、神策兵马使杨惠元一同，克期收复长安。德宗的简单草率被奸人利用，使得局势向着不利于唐朝的方向发展。
李怀光率大军跋涉千余里赶来勤王，破敌立功，与皇帝咫尺不能相见，因而十分悲愤，曰：“吾今已为奸臣所排，事可知矣！”（《资治通鉴》卷229）遂领兵退去，驻扎在鲁店（今陕西乾县东南），拒命不进。他还多次上表，揭露卢杞等人罪恶，于是舆论沸腾，指斥卢杞祸国。德宗迫于内外压力，不得已贬卢杞为新州司马，白志贞为恩州司马，赵赞为播州司马。宦官翟文秀是德宗的亲信，李怀光又上表揭发其罪过，德宗只好把翟文秀处死。
这一时期由于泾师之变的缘故，削藩战争的态势发生了逆转，人心不稳，局势动荡。以前德宗很少能接受谏官的意见，此时局势艰难，其接受谏诤的态度也就发生了变化。奉天之围解后，朝臣们纷纷向德宗道贺，将军贾隐林说：“陛下性太急，不能容人，如果不改变这种性格，虽然朱泚败亡，忧患并不能就此止息。”德宗刚刚脱离险境，不便发怒，只好连连说对。德宗向翰林学士陆贽询问当前急切之务，陆贽认为上下之情不通是导致事变频频的主要原因，于是上书劝德宗虚心接受谏言，善于了解下情。德宗不愿接受，但也不便发怒，十日间无所表示。陆贽见此情况，情知皇帝不喜，但为了唐朝的长治久安他还是再次上书，要求德宗革新政治，善纳谏言。德宗遂派中使对陆贽说：朕对人推诚不疑，却常常被奸人所卖，“今所致患害，朕思亦无他，其失反在推诚”（《资治通鉴》卷229）。可见直到此时，德宗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是一个不愿真心悔过的君主。
陆贽又劝德宗下罪己诏，自引其过以感人心。德宗不得已只好同意，令陆贽负责起草。史载：“故奉天所下书诏，虽骄将悍卒闻之，无不感激挥涕。”（《资治通鉴》卷229）为了分化叛军，激励士气，恢复民生，德宗还颁诏，除朱泚外参与叛乱的将士皆赦免其罪，参加收复长安的诸军将士皆授“奉天定难功臣”的称号，同时还把垫陌钱、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铁之类全部停罢。据载，此诏颁下后，四方人心大悦，士卒无不感泣。
就在政治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李怀光却如坐针毡。他自知卢杞、翟文秀等为皇帝亲信，他们被贬被杀实乃皇帝迫不得已，并非情之所愿，因而感到十分惶恐，遂心生异志。当时屯驻咸阳的官军有李晟所部一万五千余人，战斗力很强。李怀光深恐李晟消灭朱泚获得大功，遂奏请与李晟合军一处，德宗许之。兴元元年（784）二月，两军移驻于咸阳西陈涛斜。德宗以李怀光为都统，节制李晟、李建徽、杨惠元诸部。李怀光心怀异志，逗留不进，德宗屡次遣使催促，皆以兵力疲惫为由拒绝进兵。同时他却与长安城中的朱泚勾结，相约分别称帝，永为邻国。李晟知李怀光有异志，担心其军被吞并，表请移军于东渭桥。德宗派陆贽前往宣慰，设法取得李怀光的同意，使李晟军成功地移驻于东渭桥。这件事情的成功对后来形势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李怀光逗留不进，德宗无可奈何，欲以慰抚为名，亲率禁军到咸阳督战。有人对李怀光说，这是汉高祖游云梦擒韩信之计。李怀光大惧，反志愈坚。德宗为了争取李怀光，暂缓亲往咸阳，派人授李怀光太尉，增加其实封户数，又赐以铁券。李怀光当着使者之面将铁券摔在地上，说：“人臣反，赐铁券；怀光不反，今赐铁券，是使之反也！”（《资治通鉴》卷230）李怀光的部将张名振、石演芬皆其心腹，其中石演芬还是其养子，他们都抵制过李怀光，希望不要反叛，反倒被其残酷地杀害。
由于李怀光造反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德宗不得不加强了奉天的戒备，使者出行皆秘密潜行。李怀光派其部将赵升鸾潜入奉天城，约定当天夜晚遣人火烧乾陵，赵升鸾为内应，打算挟持德宗。赵升鸾不愿反叛，遂向浑瑊密报了此事，浑瑊又向德宗报告，并劝其速离奉天，前往梁州避难。由于此时在关中的诸军中，以李怀光军兵力最为强大，距离奉天又近，如与朱泚勾结，将无人能够抵挡。在这种情况下，德宗只好率群臣从奉天西门出逃，直奔梁州而去。
李怀光命其将孟保、惠静寿、孙福达率军追赶德宗，三将故意拖延时间，以追而不及复命。李怀光又欲进攻李晟军，三次颁下命令，而其部下将士皆不应命。大家私下议论说：“如果命令我们进攻朱泚叛贼，当全力以赴；如果要我们造反，有死而已，不能从命。”面对这种状况，李怀光也无可奈何。先前，朱泚对李怀光礼敬有加，以兄事之。至此见他无能为力，便改变了态度，赐其诏书，以臣下待之。在这种情况下，李怀光进退不得，内忧外患，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采用都虞候阎晏的建议，东保河中，徐图去就。李怀光纵兵大掠泾阳等十二县，鸡犬无遗，然后挥军东去，占据了河中。
（四）光复长安
李怀光离去后，收复长安的重担便落在了李晟的肩上。兴元元年（784）四月，德宗加李晟为鄜坊、京畿、渭北、商华副元帅，统率关中诸军，全面负责讨伐朱泚收复长安的战争。
当时的军事态势是：李晟军驻东渭桥，韩游瓌军驻邠宁（今陕西彬县），盐州刺史戴休颜军驻奉天，镇国节度使骆元光军驻昭应，商州节度使尚可孤军驻蓝田，已对盘踞长安的朱泚叛军形成了包围之势。形势对官军非常有利，朱泚军已成瓮中之鳖。
李晟忠心耿耿，肝胆照人，他的家属百余口皆在长安城中，朱泚为了拉拢他而善待其家，李晟慷慨地说：“天子何在，敢言家乎！”（《资治通鉴》卷230）朱泚指使李晟的亲近给李晟送去家书，并告诉他其家无恙。李晟大怒，认为这是离间军心，下令斩之。于是士卒感泣，人人有效死之心，虽然天气渐暖，战士们仍然身穿裘褐，却无丝毫怨言。
为了尽快剿灭叛军，收复长安，德宗又任命浑瑊为同平章事兼朔方节度使，朔方、邠宁、振武、永平、奉天行营兵马副元帅，与李晟军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共逼长安。在扫清长安外围叛军之后，李晟举行了誓师大会，决定从北面进攻宫城，直取叛军腹心。他联络浑瑊、骆元光、尚可孤等军，克期齐集长安城下，共同攻城。
朱泚也不想坐以待毙，甘心受死，他派部将张庭芝、李希倩率军出城挑战。李晟对众将说：“我担心贼军潜匿不出，今出城送死，此上
李晟像天助我也，机不可失。”遂派诸将纵兵大出，大败叛军，乘胜攻入光泰门，敌军再战，又败，因为天色已晚，李晟收兵归营。叛军退入白华门，当夜听到叛军一片哭声，说明其军心已乱，斗志尽失。
这年五月，李晟决定大举进攻。诸将劝他等待诸军会齐后再进兵不迟。李晟却认为贼军军心涣散，人无斗志，不如乘机进攻，可一举破城。五月二十八日，李晟率军直达光泰门外，命部将李演、王佖率骑兵，史万顷率步兵，直抵禁苑北墙。事先李晟已派人连夜掘开苑墙二百余步，待李演等军到达时，敌军却用木栅堵塞了这个缺口，并且自栅中乱箭射官军，官军一时无法靠近。李晟大怒，叱诸将曰：“纵贼如此，吾先斩公辈矣！”（《资治通鉴》卷231）于是诸将奋不顾身，率军猛冲，史万顷军率先毁栅而入，李演、王佖率骑兵继进，叛军大溃，其他诸军分道而入。姚令言仍督叛军力战，李晟命决胜军使唐良臣率步骑向前冲锋，双方力战十余合，叛军终于支持不住，向后溃去。
朱泚见大势已去，与姚令言等率残部出城西逃，李晟派兵紧追不舍。初出长安城时，朱泚身边尚有万余人，当他逃到泾州（今甘肃泾川北）时，仅剩一百余骑。朱泚任命的泾原节度使田希鉴见朱泚落魄如此，为了自保，拒绝朱泚入城。随同而来的泾原士卒杀死了姚令言，朱泚急忙向西北逃走，当行走到彭原的西城屯时，被其部将梁庭芬射坠于坑中，另一部将韩旻斩其首。
至此危害甚大的所谓“泾师之变”终于平定了。同年七月，唐德宗从梁州回到长安，结束了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但是由于李怀光之乱尚未平定，与东方藩镇的战争还在继续，德宗仍不能高枕无忧。
李怀光反叛之时，德宗便剥夺了他主要的官爵，尤其是兵权。德宗在回长安途中，考虑到他曾立有大功，遂授其太子太保官衔，并派给事中孔巢父前往河中送去任职制书，答应河中将士各任原职，一切不问。孔巢父到达河中后，李怀光素服待罪，孔巢父未加阻止。李怀光的部下亲信不懂国家制度，还以为剥夺了李怀光的全部官爵。加之孔巢父行事粗疏，激怒了李怀光的左右亲信，他们一拥而上将孔巢父乱刀杀死。李怀光不加阻止，听之任之。
德宗见李怀光无可救药，遂在这年八月命浑瑊、骆元光、马燧等人各率本部人马讨伐李怀光。其中马燧部进展神速，连败敌军，而浑瑊等部却吃了败仗，幸亏德宗派韩游瓌增援，双方僵持在长春宫（位于今陕西大荔朝邑镇西北）一线。马燧连战连胜，夺取了绛州、闻喜、万泉、虞乡、永乐、猗氏、陶城等地，又大败李怀光军主力，使其大伤元气。此战持续了将近一年，又赶上罕见的旱灾和蝗灾，谷价飞涨，斗米千钱，许多朝臣都主张双方罢战，赦免李怀光。只有李晟、马燧等将领力主剿灭，不可姑息养奸，马燧还保证在一个月内彻底扫平叛军。在这种情况下，德宗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命马燧全力负责平叛的军事指挥。
贞元元年（785）八月，马燧自长安来到前线，与诸将商议进军方略。马燧认为长春宫墙高而坚固，易守难攻，决定只身前往劝降。他单身来到宫墙外，呼守将徐庭光等出面，晓以大义及福祸利害。徐庭光与诸位将士罗拜于城上，答应坚壁不战。马燧遂率官军绕过长春宫，直攻河中府，并攻破西城。李怀光见西城已破，自知难以坚守，又自感罪孽深重，只好自缢而死，部下将士斩其首出城投降。徐庭光后来也归降了朝廷。
李怀光背叛朝廷，其罪固不可赦，但德宗不能善待功臣，猜忌心重，给奸臣以可乘之机，致使战火连年不息，这种历史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三、宦官势力的消长
（一）压抑宦官势力
唐德宗为太子时，目睹了代宗朝宦官专权的危害，所以即皇帝位后，对宦官势力采取了压抑的态度。史载：德宗“疏斥宦官，亲任朝士”（《资治通鉴》卷226），努力营造君臣相互信任的和谐关系，并且诛杀或贬黜了一批宦官。在大历十四年（779）五月，德宗即位的当月，他借口宦官刘忠翼与兵部侍郎黎干曾经阴谋动摇过自己的太子地位，将两人处死。
代宗统治时期优宠宦官，每遣使四方，不禁其求取。有一次，代宗派宦官给一个妃子家赐物，回来后代宗问对方赠物多少。得知所赠较少后，非常不高兴，认为是看不起自己的使者。妃子畏惧，遂以自己体己钱物给予补偿。由于这个缘故，宦官出使四方，公然求取贿赂，无所忌惮。所历州县收取钱物与收取赋税一样，皆满载而归。宰相甚至贮钱于政事堂，中使每赐一物、宣一旨，没有空手而还者。德宗深知这种弊端的危害，他曾遣宦官邵光超赐李希烈旌节，李希烈赠以奴仆、马及缣七百匹、黄茗二百斤。此事被德宗知晓后，大怒，重杖邵光超六十，并将其流放边地。于是出使在外而未归的宦官，纷纷将所获钱物弃于山谷，别人虽有赠送，也不敢接受。
前面已经说到，代宗时第五琦将国库钱物送交大盈内库收贮，经杨炎奏请，德宗同意，又重新转归左藏收贮，一举扭转了二十年来“宦官领其事者三百余员，皆蚕食其中，蟠结根据，牢不可动”的局面（《资治通鉴》卷226）。
但是德宗对宦官势力的压抑持续时间很短，建中元年（780）十月发生了一件事，使德宗对自己的这一做法产生了疑惑。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张涉世为儒家，任国子博士，德宗为太子时，张涉曾为其师。即皇帝位后，对张涉恩宠异常，大小政事皆咨询张涉而后行之，很快提升其为翰林学士、散骑常侍。张涉举荐怀州刺史乔琳为相，朝野上下皆非常疑惑，唯德宗任之不疑。不数月，乔琳便因不称职而被罢相，德宗遂开始疏远张涉。不久，张涉接受前湖南都团练使辛京杲赃事发，德宗便将其放归田里。薛邕历任礼部侍郎、宣歙观察使、尚书左丞等职。薛邕任宣歙观察使时，德宗因其为文雅旧臣，召回京师，任尚书左丞。薛邕临离任时，贪污官物巨万计，被御史揭发，贬为连山县尉。
这些事情的发生，使得宦官有了反对朝官的口实，曰：“南牙文臣赃动至巨万，而谓我曹浊乱天下，岂非欺罔邪！”史载：“于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资治通鉴》卷226）加之后来发生了李怀光之乱，德宗对朝官武将更加怀疑，反过来对宦官产生倚重心理，从而导致了更加严重的宦官专权现象的出现。
（二）宦官专掌禁军兵权
自从唐代宗诛杀大宦官鱼朝恩后，虽然不再令宦官直接掌典禁军，但为了防止发生不测，仍然任用鱼朝恩的亲信将领刘希暹和王驾鹤执掌禁军兵权。后来刘希暹因为心存疑惧，言辞多有怨望，被王驾鹤告发，代宗遂赐刘希暹死，加王驾鹤右领军大将军衔，独掌神策禁军，权势很大，中外侧目。唐德宗即位后，与宰相崔祐甫合作，罢去了王驾鹤神策都知兵马使、右领军大将军之职，改任东都园苑使，另以德宗信任的白志贞任神策军使，接掌禁军兵权。
泾师之变时，德宗召神策军御敌。白志贞新招募的神策军士多为长安市井之徒，或为商贾小贩，他们参加神策军只想获得军饷，避免被人欺负，而白志贞则是为了获得他们的贿赂，并不召集训练，只是名在军籍而已。这样的状况自然无法御敌，致使德宗不得不逃出长安，以避祸乱。在德宗逃难时，最初只有窦文场、霍仙鸣等百余位宦官紧随在皇帝身边护驾，使德宗觉得还是家奴可靠，产生了“外臣之无功而不足倚”的认识（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5《唐宪宗》）。兴元元年（784）正月，宰相萧复进谏说，不可让宦官参与兵机、政事，不可给其大权时，德宗便流露出了不悦之色。说明德宗已经完全转变了对宦官的认识。
禁军是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军事力量，对其兵权加强控制是十分必要的，德宗认为如果将禁军“复分割隶于节镇，则徒为藩镇益兵，而天子仍无一卒之可使”（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5《唐宪宗》）。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德宗就必须要将禁军兵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可是皇帝又不可能直接掌兵，也不愿交给那些自己并不信任的文臣武将，剩下来的只有经过艰难考验的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宦官了。
德宗将白志贞贬为恩州司马后，便将禁军兵权交给了宦官窦文场。只是这一时期窦文场所率领的禁军人数极为有限。兴元元年（784）七月，德宗从兴元府（梁州的改名）回到长安后，李晟所率的神策行营及浑瑊所率的神策军部队重新回归建置，使得禁军兵力得到了加强。德宗遂将神策军分为左右厢，以宦官窦文场、王希迁分别统率，其中窦文场的职务是监神策军左厢兵马使，王希迁是监神策军右厢兵马使，实际上是以监军的身份控制禁军兵权。
贞元二年（786）九月，又将神策左右厢扩编为左右军，每军置大将军二人，正三品，将军二人，从三品。并特置监勾当左右神策军，以宠中官。“监勾当”一职，仍然是监军性质，由于神策军有大将军、将军等军职的存在，兵权并没有完全控制在宦官手中，他们也只是监军而已。但是既然德宗信任宦官，禁军兵权完全落入宦官之手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罢了。贞元八年（792）十二月，左神策大将军柏良器为了加强神策军的战斗力，大量招募勇士以替代市井贩鬻之徒，引起了监勾当左神策军窦文场的不满，遂借口其妻族犯禁卫，将柏良器逐出神策军，改任右领军大将军的闲职，“自是军政皆中官专之”（《新唐书·柏良器传》）。也就是从此宦官才算完全控制了神策军的兵权。
虽然宦官已掌控了禁军兵权，但在制度上还没有形成定制，于是在贞元十二年（796）六月，德宗设置了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以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分任之，又增置左右神策军中护军，以宦官张尚进、焦希望分任之。护军中尉，正二品，地位在神策大将军之上，成为神策军的最高统帅。神策军护军中尉之职由皇帝任免，宰相无权过问，地位非常特殊。自此以后直到唐末，神策军兵权始终控制在宦官手中，并成为定制，从而使宦官在唐代政坛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南衙北司的斗争中处于优势的地位。
说宦官控制了禁军兵权，并非仅是指左右神策军为唐朝中央政府直接掌控的唯一具有较强战斗力的军队，控制了其兵权就等于控制了整个禁军兵权，而是宦官们还控制了其他各支禁军。前面已经论到唐朝有天子六军，即左右龙武、左右神武、左右羽林军等六支军队，它们又分为左三军、右三军，以宦官为左右三军辟仗使，“如方镇之监军，无印”。其权力是“监视刑赏、奏察违谬”（《资治通鉴》卷240及胡三省注）。权力虽重，但还没有完全控制六军兵权。元和十三年（818）四月，唐宪宗命六军修麟德殿，右龙武统军张奉国、大将军李文悦因战事刚刚平息，营缮过多，遂报告宰相裴度，请其出面谏止。皇帝大怒，将两人调职，致使龙武军无帅。于是拿出印二纽，分赐左右三军辟仗使，“得纠绳军政，事任专达矣”（《资治通鉴》卷240）。《唐会要》卷72《京城诸军》对此举评论说：“由是命辟仗使主军，印异于事。其军之佐吏，或抗言以论，或移疾请告，于是特赐辟仗使印，俾专事焉。”也就是说，自此以后辟仗使不再是传统意义的监军性质，而成为掌典兵权的军事主官。神策军与六军兵权完全由宦官专掌，使得唐代宦官专权之势遂不可解，成为绵延一百多年的政治痼疾。
（三）宦官监军
唐朝在出征的军队中设置监军由来已久，在唐朝前期通常都以御史监军，自唐玄宗以来才出现以宦官监军的现象，但是尚未形成制度。自安史之乱爆发以来，以宦官监军的现象才多了起来，所谓“宦者自艰难已来，初为监军，自尔恩幸过重”（《旧唐书·萧复传》）。这里所说的“艰难已来”，就是指安史之乱以来。自此以后，宦官不仅在出征的野战军队中任监军，而且在各个藩镇中普遍地设置了监军一职，一般来说，前者称监阵使或排阵使，后者称监军使。贞元十一年（795），为天下诸镇监军使铸印，以宦官为监军使遂成为一种定制。
通常所说的宦官监军，主要是指其在各藩镇任监军使，主要责任是：“监护统帅，镇静邦家”，“布皇恩于阃外，推赤心于腹中”（《全唐文》卷730）。前一句指监军负有监视节帅，维护国家统一的作用；后一句指监军可以起到沟通中央与地方各藩镇联系的重要作用。从唐后期的情况看，藩镇内部发生叛乱，为监军所平定的事例也不少。如唐代宗大历十一年（776），河阳军乱，乱兵逐监军使冉庭兰出城，大掠三日。冉庭兰调动其他军队攻入城中平乱，诛杀数十人，终于平定了这次兵变。唐德宗贞元十年（794），郑滑节度使李融患病不起，大将宋朝晏煽动三军作乱，被监军使与节度副使赵植镇压，诛杀宋朝晏及乱党殆尽。陈许节度使上官涚死，其婿田偁谋图夺位，监军范日用尽擒其党，平息了这场动乱。唐武宗时，河东节度使李石被乱兵所逐，推其都将杨弁为留后，监军吕义忠召集榆社本道兵，诛杨弁以闻。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了。
当然也有一些监军使专横跋扈，欺凌节帅，甚至激起了兵变。如郑滑节度使姚南仲屡次被监军使薛盈珍欺凌，并且多次向德宗诬告谗毁。贞元十六年（800），薛盈珍又一次派人入京诬告姚南仲，正好姚南仲的部将曹文洽也入京奏事。当他得知薛盈珍诬告的情况后，昼夜兼程追赶薛盈珍的使者，在长安城东面的长乐驿赶上了此人。两人同住一室，曹文洽在半夜时杀死薛盈珍所派的使者，将其奏表沉于厕中，然后自杀。德宗得知此事后，也感到非常震惊。后来姚南仲回朝，德宗问道：“薛盈珍干扰军政吗？”姚南仲回答说：“盈珍不扰臣，但乱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辈，何可胜数！虽使羊、杜复生，亦不能行恺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资治通鉴》卷235）再如泽潞监军使刘承偕恃宠凌辱节度使刘悟，“三军愤发大噪，擒承偕，欲杀之。已杀其二傔，（刘）悟救之获免，而囚承偕”（《旧唐书·裴度传》）。山南西道监军使杨叔元贪财怙宠，怨节度使李绛不向其行贿，遂挑动士兵作乱，杀害了李绛。岭南节度使杨於陵廉洁奉公，而监军使许遂振悍戾贪恣，干扰军政，见杨於陵不奉己，遂向皇帝进行诬陷，幸亏宰相裴垍从中斡旋，才避免了一场冤案。
正因为有后面这一类监军使的存在，当时人及后世对唐朝的宦官监军制度多持批评态度，王夫之说：“宦者监军政于外而封疆危，宦者统禁兵于内而天子危。”（《读通鉴论》卷26《唐武宗》）完全否定了宦官监军的作用。当代一些学者也认为宦官监军制度是唐代政治生活中的毒瘤。其实这些观点并不完全正确，因为从本质上看，宦官势力与皇权是相互依赖的，宦官恃皇权保持自己的地位，而皇权则需要利用宦官来控制臣下。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宦官势力对皇权具有寄生性，他们不能也无法离开皇权。他们也许不是皇帝个人的忠实代表，但却永远会是一个王朝皇统的忠实代表。正因为宦官权势具有这样的特点，所以皇帝宁愿相信家奴（宦官），而不愿相信朝臣武将；宦官中虽然有不少人也贪赃枉法，祸乱政事，但却不会取皇权而代之，从根本上他们还是会维护皇权皇统的。
在宦官监军制度下，宦官实际上成了中央与骄藩联系的桥梁，即骄横如河朔藩镇，他们也不拒绝监军使。在这类藩镇中，每当老节度使死亡，军中拥立新的节度使，他们都会通过监军宦官上奏朝廷，希望能够获得朝廷的确认，得到旌节，因为只有这样他们的地位才是合法的，否则便是非法，就不能长久维持其地位。在其他藩镇中，监军不仅可以对节度使的军事行动进行干预，而且可以干预地方的行政与财政权。因为监军宦官可以直接代表皇帝，对节度使有一种天然的震慑力，使其不至于贸然行事。可以说，宦官监军制度是唐代皇权控制地方的一种工具，在时代已经永远无法恢复贞观、永徽时期中央控制力的背景下，这种工具无疑是最有效也是风险最小的。
（四）宫市真相
所谓宫市，是指宫中在市场上采买物品的行为，并且有官吏专门主持此事。关于设置宫市的时间，很可能早在唐初就已有之。史载：“先是，宫中市外间物，令官吏主之，随给其直。”（《资治通鉴》卷235）杨国忠在唐玄宗天宝前期也曾兼任过宫市使。另据《新唐书·百官志》载：“金部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天下库藏出纳、权衡度量之数，两京市、互市、和市、宫市交易之事，百官、军镇、蕃客之赐，及给宫人、王妃、官奴婢衣服。”可见宫市交易之事也是金部所掌的职责之一。在这一时期由于宫市交易只是偶然为之，交易量极为有限，加之交易尚比较公平，故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相关记载也比较少。
宫市的大规模举行是在唐德宗统治时期，由宦官主持此事，以贞元年间为害最烈。关于宫市的情况，以《旧唐书·张建封传》的记载最为详细，现录之如下：
时宦者主宫中市买，谓之宫市，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十百人于两市及要闹坊曲，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则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及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钱物买人直数千物，仍索进奉门户及脚价银。人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其实夺之。尝有农夫以驴驮柴，宦者市之，与绢数尺，又就索门户，仍邀驴送柴至内。农夫啼泣，以所得绢与之，不肯受，曰：“须得尔驴。”农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而后食；今与汝柴，而不取直而归，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殴宦者。街使擒之以闻，乃黜宦者，赐农夫绢十匹。然宫市不为之改，谏官御史表疏论列，皆不听。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著名诗篇《卖炭翁》描写的也是宫市祸害百姓的情况。从现有记载来看，在宫市中巧取豪夺、强取强拿虽然有之，但存在的主要弊病是交易不按市值进行，大体上是按商品价格的十分之一给付，或者“以盐估敝衣、绢帛，尺寸分裂酬其直。又索进奉门户及脚价钱，有赍物入市而空归者”（《新唐书·食货志》）。因而严重地破坏了商业交易的规律，给百姓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被视为洪水猛兽，以至于每有宦官外出，商贾皆藏其好货，甚至京中沽浆卖饼之家也关门撤市，唯恐避之不及。
关于宫市的弊病与危害，在当时就引起了许多正直官员的反对，他们纷纷向德宗提出劝谏，希望能够纠正这些弊端。如贞元十四年（798），关中大旱，谷价飞涨，百姓流亡。德宗不自省，反而诿过于京兆尹韩皋，将其罢官，以吴凑任代其职。吴凑是唐代宗的舅父，唐德宗的舅爷，为官正直，不扰百姓。他仗着皇亲国戚的地位，力劝德宗革除宫市之弊。吴凑主要提出了两条办法：一是彻底罢去宫市，宫中所需物品由京兆府采办供给；二是如果认为外官采买不便，可选宦官年纪较大、老成可靠者任宫市令（使），平价采买，以免骚扰百姓。德宗对吴凑的意见十分赞赏。徐州节度使张建封觐见皇帝时也极言宫市之弊，德宗嘉纳之。宦官见此情况，遂指使户部侍郎、判度支苏弁入宫，由于苏弁是主管财政的官员，德宗在这件事情上自然会征求他的意见，苏弁说：“京师游手堕业者数千万家，无土著生业，仰宫市取给。”德宗听信了苏弁的谎言，此后，“凡言宫市者皆不听用”（《旧唐书·张建封传》）。宦官们还对德宗说，吴凑的这些言论都是右金吾府吏赵洽、田秀嵓的主意，致使两人被流放。
后来监察御史韩愈也上书极言宫市之弊，德宗非但不听，反而将他贬为连州阳山县令。贞元十七年（801），浙江布衣崔善贞诣阙上章，言宫市及盐铁之弊，又反映诸道盐铁转运使李锜种种不法之事，德宗不悦，命人将崔善贞押回交给李锜，李锜遂将其活埋。因此终德宗朝，宫市之弊始终没有罢去。
唐顺宗为太子时深知宫市之弊，即位后，遂于永贞元年（805）二月罢去宫市使及宫市行为。但是从唐后期的情况看，宫市不但依然存在，而且仍然有一定弊端存在。如唐文宗大和五年（831）二月，“上命（王）守澄捕豆卢著所告十六宅宫市品官晏敬则及（宋）申锡亲事王师文等，于禁中鞫之”（《资治通鉴》卷244）。引文中所说的这位晏敬则便是专门负责为十六宅采买物品的宫市宦官。再如开成二年（837）五月，唐文宗驾临十六宅，与诸王宴乐，并杖决十六宅宫市宦官范文喜等三人，“以供诸王食物不精故也”（《旧唐书·文宗本纪》）。另据《唐会要》卷86《市》载：“（会昌）六年七月敕：如闻十六宅置宫市以来，稍苦于百姓，成弊既久，须有改移。自今以后，所出市一物以上，并依三宫直市，不得令损刻百姓。”可见十六宅宫市仍然存在压低物价、少付钱财的现象。从“三宫直市”一句看，说明长安城中的皇宫仍然存在宫市现象，只是支付价钱时可能稍微公平一些而已。所谓“三宫”，是西内太极宫、东内大明宫、南内兴庆宫的合称。
四、激烈的朋党斗争
唐德宗时期朋党之争接连不断，其激烈程度不亚于任何历史时期，并且导致君臣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最早的朋党斗争发生在宰相常衮与崔祐甫之间。常衮早在代宗时期就已拜相，而崔祐甫只是一个中书舍人，两人志趣相投，关系融洽。两人的关系交恶，起因于常衮想兼任中书侍郎一职，由于崔祐甫在这个问题上坚决反对，遂使两人的矛盾逐渐明朗化。后来常衮利用德宗刚刚即位，诸事对自己尚有借重的时机，将崔祐甫排挤出朝，贬为河南少尹。当时同为宰臣的郭子仪、朱泚厌恶常衮专权，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常衮，将常衮贬为潮州刺史，另行任命崔祐甫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当上了宰相。
崔祐甫拜相后，由于政务繁重，难以应付，推荐时任道州司马的杨炎为宰相，德宗遂任命其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另以怀州刺史乔琳为御史大夫、同平章事。不久，崔祐甫患病不视事，乔琳因年迈耳聋被罢相，杨炎实际上独掌了相权。
杨炎是难得的理财专家，上任伊始就将国家财赋由内库收归左藏库，使国家财赋制度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接着又主持制定了两税法，并颁行于天下，使安史之乱以来唐朝紧张的财政状况得到较大程度的缓解。但是杨炎心胸狭窄，“专以复恩仇为事”（《资治通鉴》卷226），对触犯自己的僚佐残酷打击，毫不宽容。尤其是他对刘晏的陷害打击，不仅使刘晏死于非命，而且也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刘晏也是唐朝有名的理财专家，在唐代宗时多建功勋，为朝廷重臣。两人的矛盾始于代宗时期，当时刘晏任吏部尚书，杨炎为吏部侍郎，两人不但不能相互配合，反而互相排挤，闹得不可开交。刘晏久掌国家财政大权，许多重要官员多出其门，具有一定的政治势力；而杨炎投靠当时的宰相元载，也具有一定的实力。后来，随着元载的被铲除，杨炎也被贬为道州司马，刘晏快意异常，“昌言于朝”，使杨炎对刘晏更加恨之入骨。
刘晏在杨炎重新拜相时任东都、河南、江淮等道转运使及租庸、盐铁等使，仍然掌握着很大的权力。为了打击刘晏，杨炎倡言恢复旧制，在德宗的支持下，将财权收归尚书省金部、仓部，罢去了刘晏所任的各种使职，仅保留了左仆射的闲职，取得对刘晏斗争的初步胜利。德宗为太子时，传说宦官刘忠翼与兵部侍郎黎干阴谋以韩王李迥取代其地位，刘晏也赞同之。后来德宗即位后，便处死了刘、黎二人。建中元年（780）二月，杨炎上奏说刘晏与刘、黎二人为同党，应该予以严处。德宗本来猜忌之心颇重，于是便以刘晏奏事不实为借口，将其贬为忠州刺史。
刘晏不死使杨炎觉得终不为美，于是他起用旧友庾准，任命其为荆南节度使，成为刘晏的顶头上司。然后两人一唱一和，共同栽赃陷害刘晏。庾准上奏说刘晏与朱泚有勾结，私自扩大本州之兵，欲拒朝命。德宗不辨真伪，于同年七月派中使到忠州，将刘晏赐死。杨炎没有料到的是，刘晏之死引起了朝野震动，许多人都认为刘晏身为朝廷重臣，功劳甚大，又没有证据，杀之无理。面对这种局面，杨炎为了把自己解脱出来，遂派遣心腹分别前往诸道，公开的理由是进行抚慰，实则是为自己开脱，把杀刘晏的责任全部推到德宗头上，说什么“晏之得罪，以昔年附会奸邪，谋立独孤妃为皇后，上自恶之，非他过也”（《旧唐书·杨炎传》）。独孤妃是韩王李迥之母，立其为皇后就可以动摇德宗的太子地位。此事很快就有人报告给了德宗，并指出杨炎的这种行为就是诿过于皇帝，引起了德宗对杨炎的极大愤慨，从而种下了日后杀杨炎的根苗。
建中二年（781）二月，德宗拜卢杞为相，以牵制杨炎。杨炎不知大祸将要临头，反而看不起卢杞，甚至不愿与之在中书省共同进食。凡卢杞提出的动议，杨炎必然反对，反之亦然。德宗遂在这年七月，以二相不和为借口罢去了杨炎的相位，改任左仆射。卢杞为了打击杨炎，起用杨炎的政敌严郢为御史大夫，两人联合起来，先查杨炎同党河南尹赵惠伯之罪，然后诬陷杨炎与赵惠伯同谋，暗蓄异志，给德宗杀杨炎提供借口。这年十月，德宗贬杨炎为崖州司马，然后缢杀之。
杨炎死后，卢杞独掌大权，他结党营私，排挤正人，是一个非常阴险毒辣的人物。可是德宗却对卢杞非常赏识，始终信任如一。泾师之变后，李怀光利用德宗对其倚重之机，迫使他贬黜了卢杞。后来德宗还想起用卢杞，因为众臣坚决反对而作罢。有一次，德宗与李泌谈起了卢杞，德宗说：“人们都说卢杞奸邪，可是朕并不觉得是这样的。”李泌说：“让陛下不觉得奸邪，这正是他的奸邪之处。如果陛下早就觉得，何至于有奉天之难呢？”其实卢杞正是利用德宗自以为是的弱点，利用皇帝的意图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是奸臣得宠的一个秘诀。
在这之后，又先后有宰相韩滉、张延赏、窦参等人的专权擅政。其中张延赏危害最大，他力主与吐蕃讲和，使唐朝吃了很大苦头。他还诬陷功臣李晟，说李晟与吐蕃勾结，图谋不轨。德宗信以为真，致使李晟日夜哭泣，请求出家为僧，德宗虽然不许，却罢去了李晟的兵权。另外两个功臣马燧、浑瑊，因为与吐蕃和议的失败也失去了皇帝的信任。这三名功臣的相继失宠，使武臣们非常愤怒，人心离散，不愿为唐朝出力。在这种情况下，张延赏被迫辞去相位。德宗无奈，只好请李泌担任宰相。李泌拜相时，与德宗相约说：“愿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马燧有大功于国，如果加害他们，将会导致中外叛乱，大祸立刻临头。陛下能诚心对待功臣，功臣自然也就安心，国家有事，他们去征伐，无事在朝中任职，这不是很好吗？只要陛下做到这一点，天下就无事了。”德宗答应不害李、马二人，二人涕泣拜谢。
李泌死后，窦参拜相，窦参被贬后，德宗遂拜兵部侍郎陆贽、尚书左丞赵憬为宰相，当时的宰相还有董晋。德宗虽然拜他们为相，可是又担心他们弄权，于是又拜窦参的同党裴延龄为户部侍郎、判度支，授予大权，以牵制陆、赵等人。此项任命受到了陆贽等人的反对，但德宗的本意并不是任用贤才，而是出于对相臣的猜忌，怎么会接受他们的意见呢？然而这么一来，就使朝臣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了。此后，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后来由于陆贽与赵憬不和，赵憬暗中支持裴延龄，导致了陆贽的罢相。裴延龄得意洋洋，做了许多排挤异己的事情。为了阻止裴延龄拜相，陆贽一派的许多人联合起来，并得到太子李诵的支持，广造舆论，极论其奸邪，导致裴延龄拜相之事成为泡影。
自陆贽罢相后，德宗对大臣不再相信，索性亲自掌握行政大权，官吏选用皆出帝意，中书只是行文书而已。宰相徒具相名而无实权，并且造成了政体失衡，行政效率低下等许多弊病。尤其是贞元后期，政事混乱，矛盾丛生，社会动荡，唐朝政治的腐败与黑暗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