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时，由于朔方镇的精兵早已调出参加平叛战争，只留少数老弱守边。身边的朝臣人数也很少，最大的问题还在于这些人中并无特别突出的人才可以用来辅佐大政。肃宗身边最亲近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宠姬张良娣，另一个则是宦官李辅国，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嬖人。但是肃宗的即位对于当时混乱的政治局势来说，总算使人们看到了一线希望，对人心的振奋、士气的鼓舞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衣冠士庶归于灵武者道路相继，其中有两个人对肃宗来说最为重要，即李泌与郭子仪，这一文一武成为唐肃宗的得力助手。
李泌，字长源，他是西魏八柱国之一李弼的六世孙，祖籍辽东襄平（今辽宁辽阳老城），却世代居住在长安。此人智慧早成，在唐玄宗时期，为张说、张九龄等人所器重，称为奇童。天宝时，玄宗命他为待诏翰林，供奉于东宫，成为太子李亨的师友。后来因为做诗讽刺杨国忠、安禄山，被杨国忠中伤，贬到蕲春郡安置。李泌是这一时期一个比较奇特的人物，他历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屡遭奸佞妒忌陷害，却总能利用智术躲过祸患，并对朝廷政事提出补救和贡献。李泌避祸的方法不外乎两条：一是不求做官，以皇帝的宾友身份自居，于是便进退自如了。二是大讲神仙之术，《新唐书·李泌传》说：“及长，博学，善治《易》，常游嵩、华、终南间，慕神仙不死术。”正因为如此，
唐肃宗像所以李泌常以世外之人自居，淡泊名利，不与人争，一旦形势对己不利，他便会飘然离去，从而躲开是非中心。可以说李泌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古代智士和忠臣。
郭子仪，华州郑县人。武则天统治时期以武举高等入仕，任左卫长史。唐玄宗统治时期历任诸军使、左卫大将军、九原太守、朔方节度右兵马使等职。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反叛后，升任为灵武郡太守、朔方节度使，奉命率大军在河北一带与叛军作战，屡败叛军，立有战功。肃宗即位后命其班师，遂率五万大军返回灵武，壮大了灵武唐军的声势，并积极对长安采取进取之态势。
肃宗在局面初步稳定后，遂在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李泌至灵武后，肃宗大喜过望，“出则联辔，寝则对榻，如为太子时，事无大小皆咨之，言无不从，至于进退将相亦与之议。上欲以泌为右相，泌固辞，曰：‘陛下待以宾友，则贵于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郭子仪像（《资治通鉴》卷218）。于是肃宗特创了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这一名号以安置李泌，也就是使他以这一名号处理军国之务。同时，又用宦官李辅国为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事，地位仅次于李泌，也参与军国大事的决策。肃宗听从李泌的建议，以长子广平王李俶为天下兵马元帅，诸将皆隶属于元帅府，以便统一指挥对叛军的军事行动。
李泌在仔细分析了天下形势后，向肃宗指出：安禄山反叛，支持者多为番将，汉人只是高尚等少数人，其余均是胁从，估计不出两年当彻底剿灭叛军。他规划的用兵方略大体上是：令李光弼率军出井陉，郭子仪出河东，威胁叛军后方，使安禄山的大将史思明、张忠志等不敢离范阳、常山等处，安守忠、田乾真不敢离长安，这样就使安禄山在洛阳的大将只剩下阿史那承庆。郭子仪进入河东后，不要截断长安至洛阳之间的道路，官军进驻扶风，与李、郭诸军相互配合，分次出击，使敌军往来援救于千里之间，疲于奔命。而官军保持以逸待劳的
李光弼像优势，随时出击，但不与叛军打硬仗，只要达到疲惫敌军的目的即可。等到至德二载（757）春，命肃宗之子建宁王李倓率兵进攻范阳的北面，李光弼攻范阳南面，两面夹击，攻取范阳，使叛军无路可退。然后集中兵力，诸路并进，围攻长安、洛阳，可以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平定叛乱。客观地看，李泌的这个策略是正确的，但是却很难得到实施，原因就在于它并不符合肃宗的想法。因为肃宗抢班夺权成功后，为了争取人心的拥戴，必须尽快做出能够振奋人心的举动，而收复两京尤其是收复长安在他看来便是首先必须要做的大事，只有这样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在政治上取得主动。而李泌的建议虽好，却不能立竿见影，自然不被他看好。因此，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之所以持续了八年之久，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从一开始就是在一条错误的路线指导下进行的。
在朝廷政治方面肃宗也做了一些改进，比如李林甫任宰相时规定谏官言事必须先要报告宰相，上奏皇帝后还要向宰相报告都说了什么话；御史台的御史们奏事时必须要有御史大夫的署名，不允许单独进奏。李林甫这样做的目的就在于控制言路，巩固自己的权位，此时都予以改正，开放言路，以鼓励朝臣们大胆谏诤。李林甫、杨国忠曾长期在政事堂执政事笔，即为秉笔宰相，排斥了其他宰相以独掌大权。肃宗为了避免宰相专权局面的再度出现，规定宰相分别在政事堂当值，执政事笔，每十日更换一次，从制度上以杜绝此类现象的产生。
重用第五琦为山南等五道度支使，专掌五道财政。此前第五琦被任命为监察御史、江淮租庸使，而山南等五道度支使的任命，标志着肃宗把江淮地区的财政大权全部交给了第五琦，命他全面负责唐朝平定叛乱所需财赋的筹措之责。第五琦变革盐法，实行食盐专榷，在天下产盐之处设置监院，派官专管，命原来的旧盐户和自愿从业的游民为亭户，免除其徭役，专门生产食盐；所产之盐全部由官府收购，禁止私煮、私贩，违者严惩。普通百姓除了交纳租、庸之外，不得再有任何摊派。旧史称赞说：“人不益税而上用以饶。”可见第五琦的改革是成功的，既解决了平叛战争所需的巨额财赋，又没有加重百姓的负担，激化社会矛盾，要说有危害，也只是侵夺了盐商等少数人的利益。
唐肃宗本非励精图治之主，虽然在即位初期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改革，但由于重用李辅国，宠信张良娣，使得朝廷及宫廷内部的矛盾逐渐激化。尤其是他拒绝采纳李泌制定的正确平叛方略，急于攻取长安，虽然在花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后收复了两京，但叛军的实力并没有完全被歼灭，其退到河北后又再度反扑，从而延长了平定叛乱的时间，不仅使广大人民长期陷于战火的煎熬之中，而且也极大地削弱了大唐帝国的实力，使这个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大帝国从此走上了衰落的道路。
二、李辅国专权
（一）李辅国其人
李辅国，原名李静忠，“身小貌陋”，自幼便被阉为小宦官，在高力士手下当差。高力士任飞龙大使时，他在飞龙厩为掌管养马的小给使，直到四十余岁时，由于颇知书记，遂令其掌管飞龙厩簿籍。天宝年间，王任闲厩使，因为其掌管的账目清楚，故非常赏识李辅国，遂命其掌管马料。由于他“能检擿耗欺，马以故肥”（《新唐书·李辅国传》），王非常满意，便推荐其入东宫，成为太子李亨的心腹宦官。太子李亨在灵武即皇帝位后，遂任命其为太子家令、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事，并赐名李护国。“四方奏事，御前符印军号，一以委之。辅国不茹荤血，常为僧行，视事之隙，手持念珠，人皆信以为善。”（《旧唐书·李辅国传》）唐肃宗驻跸凤翔，准备攻取长安时，授其为太子詹事，改名李辅国。
肃宗回到长安后，对李辅国更加信任，命其专掌禁兵，居住在宫中，权力进一步膨胀，史载：“制敕必经辅国押署，然后施行，宰相百司非时奏事，皆因辅国关白、承旨。常于银台门决天下事，事无大小，辅国口为制敕，写付外施行，事毕闻奏。”（《资治通鉴》卷221）李辅国不仅专断朝政，而且还实行特务政治，置察事数十人，分散于民间，暗中探听和监视百姓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不轨之事，马上知会司法部门逮捕推按。李辅国还对司法部门横加干预，甚至有御史台、大理寺重囚审理未毕，李辅国下令送交银台门，一时纵放。三司（指御史台、大理寺、刑部）、京兆府、长安与万年两县推按刑狱，皆先禀告李辅国，轻重随意，皆以制敕的名义发号施令，无敢违抗者。李辅国排行第五，宦官们不敢直呼其官号，皆谓之“五郎”。宰相李揆，为山东大族，见李辅国执子弟礼，谓之“五父”。
其实李揆并非是谄媚无耻之徒。其拜相之初，长安城中多盗贼，甚至有在大街杀人而置尸于沟中者。当时李辅国掌典禁兵，遂奏请从羽林军中选骑兵五百人负责京城巡检。李揆闻知此事，上奏说：“昔西汉以南北军相统摄，故周勃因南军入北军，遂安刘氏。皇朝置南北衙，文武区分，以相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忽有非常之变，将何以制之？”（《旧唐书·李揆传》）李揆以汉代的南、北军与唐代的羽林军、金吾卫类比未必得当，但李辅国以自己掌控的禁军取代金吾卫的职能却包藏着祸心，李揆从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出发，指出了李辅国此举的危害，从而挫败了李辅国的图谋，至于他称其为五父，乃是不得已的保护身家性命委蛇之举，虽称不上丈夫所为，却也无可非议。
李辅国羽毛既已丰满，遂不满足于已有的官爵。早在收复长安之初，大封功臣，李辅国封郕国公，唐代宗时晋封博陆郡王，开了唐代宦官封王之先河。李辅国还身兼十数职，所谓“肃宗还京，拜殿中监，闲厩、五坊、宫苑、营田、栽接、总监等使，又兼陇右群牧、京畿铸钱、长春宫等使，勾当少府、殿中二监都使”（《旧唐书·李辅国传》）。其散官为开府仪同三司，是文散官中第一等，从一品。至德二载（757），拜兵部尚书，余官如故。其到尚书省当值时，诏命群臣皆送，赐御府酒馔及太常乐，武士戎装夹道，荣耀已极。李辅国还不满足，公然要求拜相，遭到了肃宗及宰相的抵制，没有得逞。唐代宗即位后，因其有拥戴之功，尊为尚父，“政无巨细，皆委参决”，不久，加司空，拜中书令，又开了唐代宦官拜相之先河。
有唐一代，专权擅政的宦官甚多，但是名位如李辅国之崇，又封王又拜相者，却是仅见于此。
（二）祸乱国事
李辅国既专断大政，遂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祸乱国事。如宰相崔圆，随玄宗入蜀时拜相，直到肃宗移驻扶风时才来谒见，朝臣们皆认为其必会罢相。崔圆遂厚结李辅国，赠以重金，于是便受到肃宗的宠信，巩固了权位。除了崔圆，另外两个宰相苗晋卿、裴冕也畏惧李辅国的权势而依附于他。李辅国欲求拜相，指使裴冕向皇帝推荐，却遭到另一名宰相萧华的阻拦。李辅国大怒，遂借肃宗患病之机，假借皇帝的名义，罢去萧华的相位，贬为礼部尚书，后来又指使元载将其贬为硖州员外司马，卒于贬所。代宗时，裴冕为右仆射兼御史大夫，充肃宗山陵使，为了讨好李辅国，遂上表推荐李辅国的私党术士刘烜充山陵使判官。刘烜因事犯罪，裴冕受其牵连被贬为施州刺史，仅仅数月，因李辅国之故，便又重新被召回京师，任左仆射。
在李辅国当权时期，无论文武如不投靠他便会遭到排斥，如太常少卿李勉刚正无私，肃宗将要重用，因为不愿意投靠李辅国，不但不得重用，反而被赶出京城，外任州刺史。乾元三年（760），韦伦被任命为山南东道襄邓等十州节度使。当时节帅拜免皆出于李辅国之意，韦伦既为朝廷公用，又不愿私谒李辅国，虽有朝廷的正式任命，却不能赴任，很快便改任为秦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本州防御使。陕州刺史魏少游拒敌安史叛军有功，升任京兆尹，李辅国因为他不愿依附于己，遂改任卫尉卿。京兆尹为京师地区的行政长官，权任颇重，而卫尉卿虽为九卿之一，在此时却是闲散之职。
徐浩在肃宗即位后，自襄州刺史召授中书舍人，“四方诏令，多出浩手，遣辞赡速，而书法至精，帝喜之。又参太上皇诰册，宠绝一时”（《新唐书·徐浩传》）。因为请求恢复唐初旧制，触及了李辅国的利益，为其所恨，不久便贬为庐州长史。
诗人高适正直无私，任谏议大夫时敢于对当时的弊政进行谏正批评，引起了权贵的极大不满。永王李璘之乱爆发后，肃宗召见他征询对付方略，高适极言永王不足惧，不久即败。肃宗大喜，任命他为淮南节度使，会合诸道兵进讨。未及进兵，而永王败亡。尽管如此，高适的见识才干已使李辅国极度不安，多次在皇帝面前诋毁高适，将其贬为太子少詹事。
李麟随玄宗入蜀，被玄宗任命为宰相，其他宰相如韦见素、房琯、崔涣、崔圆等皆在肃宗身边，只有李麟留在蜀地辅佐玄宗。玄宗回到长安后，李麟继续担任宰相，并封褒国公。当时其他宰相如苗晋卿、崔圆等，畏惧李辅国的权势，纷纷依附以保平安，独李麟不肯向其低头。李辅国对李麟又气又恨，遂设法罢去其相位，改任太子少傅。
在肃、代统治时期，就连李泌这样的重要人物也难逃李辅国的陷害，被迫辞职以避祸。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肃宗即位之初，玄宗见张良娣得宠，遂赐其七宝鞍。李泌对此举却不以为然，遂对肃宗说：“今四海分崩，当以俭约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请撤其珠玉付库吏，以俟有战功者赏之。”（《资治通鉴》卷218）此话被张良娣听到，遂说：“我与先生乃乡里之旧，何至于此！”肃宗劝解道：“先生乃是出于社禝之虑。”遂命将此鞍收入库中。此事引起了张良娣对李泌的极大不满。后来张良娣封为淑妃，接着又册为皇后，随着地位的不断攀升，对李泌的言行便更加不满。而李辅国见李泌甚得皇帝的宠信，甚为忌妒，遂与另一宰相崔圆联合起来，日夜对李泌进行毁谤。在宫内宫外的联合攻击下，李泌自知无法再在朝中立足，遂主动向肃宗请辞。肃宗不得已，下诏给李泌三品官的俸禄，并为其兴建房舍，使其隐居于衡山之中。
李泌的离去对正与叛军苦战的唐朝廷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李辅国不仅对朝中文臣不附己者大肆排挤，对那些立有军功的武将同样也不放过，如郭子仪、仆固怀恩等著名大将，莫不遭受过诬陷。郭子仪心胸开阔，虽然屡遭猜忌，甚至被罢去兵权，但都能做到坦然自若，并没有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而仆固怀恩就不同了，作为番将，脾气暴躁，受不得一点委屈，他的叛唐原因虽然比较复杂，然李辅国的诬陷不能不说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他在给代宗的上书中明确写道：“是时数以微功，已为李辅国谗间，几至毁家。”（《新唐书·仆固怀恩传》）可见李辅国在这件事情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不良作用。
仆固怀恩一家为平定安史之乱立下了极大的功劳，一门之中为国而死者达四十六人之多，他的女儿为使回纥能够支援唐朝，远嫁和亲。其叛唐之后，三年之内多次导引吐蕃、回纥大军进攻关中，威胁长安，给唐朝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为了抵御其侵扰，唐政府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李辅国是要负一定历史责任的。
李辅国祸国的另一件事就是重用奸臣元载。在安禄山叛军最为猖獗之时，元载任职于江左一带，两京收复后，肃宗调其入京任户部侍郎、度支使并诸道转运使。元载见李辅国势大，遂投靠其门下，正好李辅国之妻元氏与元载为同宗，元载遂利用这种关系与李辅国打得火热。京兆尹缺任，李辅国遂推荐元载为京兆尹。元载推辞不就，李辅国知其心意，遂又推荐其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度支转运使如故，即一举拜相。唐代宗即位后，李辅国权势更盛，多次在代宗面前称赞元载之才，于是又升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集贤殿大学士，撰修国史。后来，元载专权擅政，排挤正人，祸乱国事，使得唐朝的政治更加黑暗腐朽，这一切的根源全在于李辅国对其的引荐。
李辅国排挤正人、颠倒是非的事例，可以说比比皆是。如术士申泰芝以左道而深得李辅国的信任，遂提拔其为谏议大夫。唐朝在道州设置军一级屯防单位，派军队驻守，他遂令申泰芝为军校。申泰芝招诱当地少数民族，收其金帛，赏以官职，又放任士兵剽掠当地百姓。地方官吏不敢治其罪。潭州刺史庞承鼎对此早就愤愤不平，遂乘申泰芝到潭州办事时将其逮捕，搜得赃物达百万之巨。在获得确凿证据后，遣使入京上奏皇帝。李辅国为了庇护申泰芝，上奏皇帝，请求召其回京当面责问。申泰芝因为李辅国的支持，无所忌惮，面见皇帝时反倒告庞承鼎诬陷。肃宗遂下诏追究庞承鼎诬枉之罪，命监察御史严郢负责审理此案。严郢经审理认为庞承鼎进奏属实，而申泰芝确有贪赃事实。肃宗大怒，反而将严郢流放建州（今福建建瓯），然庞承鼎也因此得以昭雪。
三、宫廷内部的斗争
（一）建宁王李倓之死
唐肃宗共生十四子，除了长子李豫（即李俶）外，依次是越王李系、建宁王李倓、卫王李佖、彭王李仅、兖王李、泾王李侹、郓王李荣、襄王李僙、杞王李倕、召王李偲、兴王李佋、定王李侗以及第十四子李僖。
李倓为肃宗第三子，其母是宫人张氏。据史书记载：李倓“英毅有才略，善骑射”（《新唐书·承天皇帝倓传》），在肃宗诸子中是最为英武果敢的一个。在肃宗与玄宗马嵬分道扬镳时，李倓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力劝肃宗不要跟随玄宗到西蜀去。当肃宗与玄宗分手后，在讨论去向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独李倓力排众议，主张前往灵武。他说：“殿下（指肃宗）昔尝为朔方节度大使，将吏岁时致启，倓略识其姓名。今河西、陇右之众皆败降贼，父兄子弟多在贼中，或生异图。朔方道近，士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无贰心（时裴冕为河西行军司马）。贼入长安方虏掠，未暇徇地，乘此速往就之，徐图大举，此上策也。”（《资治通鉴》卷218）在前往灵武的途中，李倓自选骁勇之士亲自统领，与强寇散兵屡次血战，一直护送肃宗到达灵武。正因为如此，在决定选哪一位皇子为兵马元帅时，肃宗首先考虑到的人选就是建宁王李倓，只是由于李泌的反对才没有任命，而是改为其兄广平王李俶。
那么李泌为什么要反对任命李倓为元帅呢？关于这个问题，《资治通鉴》卷218有详细的记载，录之如下：
上欲以倓为天下兵马元帅，使统诸将东征，李泌曰：“建宁诚元帅才；然广平，兄也。若建宁功成，岂可使广平为吴太伯乎！”上曰：“广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帅为重！”泌曰：“广平未正位东宫。今天下艰难，众心所属，在于元帅。若建宁大功既成，陛下虽欲不以为储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上乃以广平王俶为天下兵马元帅，诸将皆以属焉。倓闻之，谢泌曰：“此固倓之心也！”
可见李泌考虑事情比较长远，他主要是从将来册立谁为太子的角度考虑问题，认为在太子尚未正式册立前，只能维护广平王长子的地位，使其能够顺利地被册立为太子，以避免再次发生宫廷内争。同时，从上面的记载也可以看出，李倓是一个心胸坦荡的人，丝毫没有夺取太子地位的野心。
李倓虽然没有夺取太子地位的野心，可是他的死却与争夺太子地位直接相关，因为只有在这个问题上对他进行中伤才最有杀伤力。那么，又是谁对李倓进行中伤，极力置其于死地呢？自然离不开张皇后与李辅国二人。关于李倓得罪于此二人的事，还得从肃宗刚刚抵达灵武不久说起。
前面已经提到玄宗赐张氏七宝鞍之事，当时劝阻的人除了李泌外，还有一个人也牵连进来了，这个人就是建宁王李倓。事情经过是这样的：肃宗听从了李泌的建议，将七宝鞍收入库中。忽听廊下有一人抽泣不止，于是便传唤入殿，原来是建宁王李倓。肃宗问其为何而泣？李倓回答说：“臣比忧祸乱未已，今陛下从谏如流，不日当见陛下迎上皇还长安，是以喜极而悲耳。”由此张氏深恨李泌与李倓。胡三省指出：“为良娣谮杀倓，泌不自安张本。”（《资治通鉴》卷218胡三省注）《新唐书·后妃列传》却说：“倓助泌请，故后怨。”说明李倓也曾正面支持过李泌的看法。不仅如此，李倓还多次在肃宗面前诉说张氏及李辅国之罪恶，引起了两人对他更大的愤恨。
李倓又是一个敢说敢做的人，他见张氏与李辅国专横擅权并且对李泌极为不满，于是便对李泌说：“先生举倓于上，得展臣子之效，无以报德，请为先生除害。”言下之意是要除去张、李二人。李泌劝阻说：“此非人子所言，愿王姑置之，勿以为先。”（《资治通鉴》卷219）李倓不听，遂招致了杀身之祸。
张氏与李辅国联合起来，多次在肃宗面前诬告建宁王说：“倓恨不得为元帅，谋害广平王。”肃宗一时性急，没有详查，便下诏将李倓赐死（《资治通鉴》卷219）。李倓之死在宫廷内外引起了极大的震动，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广平王李俶和李泌，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全，李俶打算铲除张氏与李辅国，他向李泌征求意见，李泌劝阻说：“不可，王不见建宁之祸乎？”并且表示自己不久将归隐山林。李俶说：“先生去，则俶愈危矣。”于是李泌告诫他说：“王但尽人子之孝。良娣妇人，王委曲顺之，亦何能为！”（《资治通鉴》卷219）可见如果不是李泌从中斡旋，宫廷内部将会因此事再掀起一场风波，并将极大地影响唐朝平定安史叛军的事业。
从此后的情况看，李俶还是按李泌所说的做了。《旧唐书·后妃列传》载：“太子弟建宁王倓为后诬谮而死。自是太子忧惧，常恐后之构祸，乃以恭逊取容。”李俶的这种态度便是李泌所教。
后来，肃宗也认识到自己错杀了建宁王，当然这种认识是在李泌的开导下取得的。据载，至德二载（757）九月，官军攻下长安，他们在一次召见中谈到了建宁王之死的话题。肃宗坚持认为：“建宁，朕之爱子，性英果，艰难时有功，朕岂不知之！但因此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图继嗣，朕以社稷大计，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细知其故邪？”李泌对曰：“此皆出谗人之口，岂有建宁之孝友聪明，肯为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宁为元帅，臣请用广平。建宁若有此心，当深憾于臣；而以臣为忠，益相亲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经过李泌的分析解释后，肃宗也认识到错杀了李倓，哭泣着说：“先生言是也。”（《资治通鉴》卷220）后来在唐德宗时，李泌与德宗也谈到这一话题，德宗也说：“建宁叔实冤，肃宗性急，谮之者深耳！”（《资治通鉴》卷233）建宁王李倓是唐德宗的叔父，故云建宁叔。
正因为建宁王之死乃是李唐皇室内部的自相残杀，是一宗冤案，所以后来唐代宗李豫（俶）即位，于大历三年（768）正月追赠李倓为齐王，同年五月又追尊为承天皇帝。当时李泌请求追赠太子之号，而代宗认为建宁王首倡灵武之议，成中兴之业，竭诚忠孝，为谗人所害，只有追尊帝号才可称其夙愿。可见代宗与建宁兄弟感情之深。
（二）李豫是怎样当上太子的
李豫原名李俶，是唐肃宗的长子，初封广平郡王。因为李豫是唐玄宗的嫡皇孙，所以他的出生令玄宗非常高兴。据载，李豫生下三日，玄宗亲自前往看视，保姆见其身体瘦弱，怕皇帝看了不高兴，遂另取宫中其他孩子抱来顶替。玄宗看后不乐，保姆急忙叩头认错，玄宗说：“非尔所知，趣取儿来！”当他看到嫡孙后，心中大喜，对着太阳看了又看，说：“福过其父。”于是下令大摆宴席，尽欢而归（《新唐书·后妃列传》）。
唐肃宗即位后，遂任命李豫为天下兵马元帅，统领诸军先后收复了长安、洛阳。肃宗回到长安后，晋封其为楚王。在李豫任天下兵马元帅时，郭子仪、李光弼为副元帅，具体指挥作战均靠这二人，李豫本人并没有多少战功，但他毕竟是最高统帅，因此两京的收复自然也就成了他的政治资本，对其最终被立为太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乾元元年（758）三月，改封李豫为成王。由于肃宗即位以来忙于军事，故一直没有将册立太子之事排上日程。当两京收复后，便将此事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张良娣已经被册立为皇后，有子数岁，也想将其子立为太子，遂使这个问题变得复杂化了。张皇后共生了两个儿子，即兴王李佋、定王李侗，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张氏到底想立哪个儿子为太子。由于兴王李佋此时已死，故张皇后只能是为定王李侗争取太子之位。李豫之母吴氏，生前并没有册立为太子妃，亦未被册为皇后，其章敬皇后的名号还是后来追赠的，而张皇后之子却是嫡子，册立为太子亦无不可。
以上所论是和平时期册立太子的问题，当时正处在战争状态，因此就不可以常理论之。李豫既为长子，又在收复两京中立有大功，故朝野上下大都倾向于立其为太子。而且李豫在任天下兵马元帅期间的作为，也使人心倾向于他。唐朝为了尽快收复京师，曾向回纥借兵，约定攻克城池后，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归回纥。攻下长安时，回纥如约打算纵兵抢掠。李豫不顾皇子、元帅之尊，拜于回纥叶护马前，请求说：“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则东京之人皆为贼固守，不可复取矣，愿至东京乃如约。”于是回纥从城南绕过，扎营于浐水之东，没有入城。百姓们对李豫此举感激涕泣，曰：“广平王真华夷之主！”就连肃宗听到此消息后也说：“朕不及也！”（《资治通鉴》卷220）收复东都洛阳时，回纥遂入城抢掠府库，然后又大掠坊市三日，李豫制止不听，于是便献出锦罽宝贝，当地父老又拿出缯锦万匹给回纥，这才使其不再继续掳掠。李豫的这些作为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拥戴。
还有一事也为李豫增色不少。唐军攻下洛阳后，投降叛军并接受伪职的以陈希烈为首的原唐朝官员三百余人素服请罪。李豫以肃宗的名义将他们全部释放，送归长安。此举对分化叛军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很多投降的原唐朝官员和将领纷纷打算归顺朝廷。后来肃宗处死了陈希烈等降官，使得打算归顺的人闻而止步，肃宗又后悔不已。从这些事件上，人们也看到了李豫的睿智与深谋远虑，因而人心更加倾向于他。
除了以上这些因素外，李泌、李揆等人也力主立李豫为太子。李泌在唐军攻取长安后，在肃宗召见时对肃宗说：
“昔天后有四子，长曰太子弘，天后方图称制，恶其聪明，鸩杀之，立次子雍王贤。贤内忧惧，作《黄台瓜辞》，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听，贤卒死于黔中。其辞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为可，四摘抱蔓归！’今陛下已一摘矣，慎无再摘！”
肃宗愕然曰：“安有是哉！卿录是辞，朕当书绅。”李泌对曰：“陛下但识之于心，何必形于外也！”（《资治通鉴》卷220）
在此之前，肃宗第三子建宁王李倓已被张皇后、李辅国陷害而死。“是时广平王有大功，良娣忌之，潜构流言，故泌言及之。”（《资治通鉴》卷220）李泌此言不仅保护了李豫免遭毒手，而且也隐含着劝肃宗立李豫为太子之意。
李揆时任中书舍人，深得肃宗赏识，称其门第、人物、文章为三绝。当时张皇后势力正盛，宗室中有人请求给其加“翊圣”之号。肃宗召问李揆，回答说：“臣观往古后妃，终则有谥。生加尊号，未之前闻。景龙失政，韦氏专恣，加号翊圣，今若加皇后之号，与韦氏同。陛下明圣，动遵典礼，岂可踪景龙故事哉！”肃宗大惊曰：“凡才几误我家事。”遂不再提起此事。李豫改封成王后，张皇后加快了夺嫡的步伐。肃宗为了册立太子之事征求李揆的意见，李揆力主立成王为太子，并说：“陛下言及于此，社稷之福，天下幸甚，臣不胜大庆。”肃宗的本意也不想废长立幼，得到李揆的支持后高兴地说：“朕计决矣。”（《旧唐书·李揆传》）遂在乾元元年（758）十月，册立其为太子。
（三）张皇后为什么被杀
张皇后，昭应（今陕西临潼）人。其祖母窦氏是唐玄宗的生身母亲之妹，玄宗母被武则天杀害后，玄宗年幼无所依靠，由其窦姨赡养而大。因此睿宗与玄宗对她都非常感激，曾封为邓国夫人，“恩渥甚隆”。邓国夫人的几个儿子都位至大官，张皇后为其第四子张去逸所生。天宝年间，玄宗将其选入宫中，为太子良娣，即太子的姬妾之一，又命其弟张清尚大宁郡主。所以说张皇后一家与李唐皇室关系非常密切。
张氏入宫以后，太子妃韦氏因其兄韦坚之案的牵连，肃宗被迫与其离婚，因而张氏颇受恩宠。在马嵬分兵时，张氏也极力促成此事。前往灵武途中，由于道路不安宁，每次止宿张氏都住在最前边。肃宗说：“捍御非妇人之事，何以居前？”张氏回答说：“今大家跋履险难，兵卫非多，恐有仓卒，妾自当之，大家可由后而出，庶几无患。”（《旧唐书·后妃列传》）这些行为都使肃宗非常感动。到了灵武之后，张氏产子仅三日就亲自动手为战士缝制征衣。肃宗劝说她产后注意身体，不要劳累，张氏回答说：“国家大事要紧，此非妾将养之时。”由于这些原因，肃宗对她更是怜惜有加，即皇帝位后，马上册其为淑妃，后又立为皇后。
张氏如愿当上皇后之后，逐渐暴露出骄横的本性，史载：“皇后宠遇专房，与中官李辅国持权禁中，干预政事，请谒过当，帝颇不悦，无如之何。”（《旧唐书·后妃列传》）充分说明了肃宗的昏庸无能。其姐封清河郡夫人，妹封郕国夫人，其弟驸马都尉张清加特进、太常卿同正，封范阳郡公。肃宗在灵武时期，由于局势尚不明朗，加之李辅国的势力尚未形成，所以李辅国对张氏百依百顺，史载：“辅国外恭谨寡言而内狡险，见张良娣有宠，阴附会之，与相表里。”（《资治通鉴》卷219）两京收复后，局势渐趋稳定，两人之间便产生了矛盾。
张、李之间的矛盾说到底还是权力之争，张皇后是一个不甘寂寞的女人，仅仅在宫内弄权还不满足，还常常干预朝政，而李辅国这一时期权倾朝野，两种势力的碰撞乃是不可避免的。旧史记载说：“初，张后与李辅国相表里，专权用事，晚年，更有隙。”（《资治通鉴》卷222）张皇后为了铲除李辅国，打算先与太子李豫联合，诛杀李辅国后再对付太子。
宝应元年（762）四月，唐肃宗病危，命太子李豫监国。张皇后遂召太子入宫，对他说：“李辅国久典禁兵，制敕皆从之出，擅逼迁圣皇，其罪甚大，所忌者吾与太子。今主上弥留，辅国阴与程元振谋作乱，不可不诛。”这里提到的程元振也是一个宦官，时任内射生使，掌管殿前射生手的兵权，依附于李辅国，故张皇后欲与李辅国一同杀之。太子李豫向来与张皇后不和，今天突然与自己商议如此机密之事，自然感到非常突兀，同时他也对张皇后缺乏信任感，自然不能答应参与此事。还有一个原因使李豫不能参与此事，那就是此时的李辅国势力甚大，又握有禁军兵权，他如何敢于冒险行事。于是李豫对张皇后说：“陛下疾甚危，二人皆陛下勋旧之臣，一旦不告而诛之，必致震惊，恐不能堪也。”（《资治通鉴》卷222）
张皇后见太子不愿参与此事，遂又将越王李系召入宫中，告诉他太子仁弱，不能成大事，询问越王敢否诛杀李辅国。越王李系竟然同意参与此事。张皇后召诱越王的原因，是因为越王为肃宗次子，除太子外他的年龄最长，排行最前，如果以利诱之，最有可能参与此事。那么张皇后对越王许了什么利益呢？《旧唐书·后妃列传》说：“后与内官朱辉光（或作“朱光辉”）、马英俊、啖廷瑶、陈仙甫等谋立越王系，矫诏召太子入侍疾。”《新唐书·后妃列传》的记载与此相同。然而这种记载有些模糊不清，因为肃宗此时尚在，立越王为皇帝显然是不可能的，立为太子而太子也健在。另据《旧唐书·程元振传》载：“引越王系入宫，欲令监国。”这才是张皇后许给越王的利益，然后等肃宗死后再登上皇帝宝座。前景如此诱人，使越王李系不能不动心，从而惹上了杀身大祸。
于是越王与内谒者监段恒俊选宦官有勇力者二百余人，授甲仗埋伏于长生殿后，然后以肃宗的名义召太子入宫。张皇后欲诛杀李辅国等人，为什么不召其入宫而杀之，反而召太子入宫呢？这是因为她必须先兑现对越王的承诺，召太子入宫后将其扣押或杀害，再以肃宗的名义立越王为监国，然后再以监国的名义对付李辅国等人，从而使己方在政治上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
不料此事被程元振所知，马上报告给李辅国，于是他们率禁兵伏于大明宫陵霄门以等待太子。当李豫到达后，他们就将张皇后与越王的阴谋告诉了太子，不料李豫根本不信，说：“必无是事，主上疾亟召我，我岂可畏死而不赴乎！”程元振说：“社稷事大，太子必不可入。”（《资治通鉴》卷222）遂命禁军护送太子到飞龙厩暂避。当天夜里，李辅国、程元振率兵入宫，收捕越王、段恒俊及知内侍省事朱光辉等百余人；又以太子的名义将张皇后囚禁于别殿。收捕张皇后时，她在长生殿内，肃宗也在此殿养病，当禁兵将张皇后及左右数十人押出时，宫女、宦官一时离散，肃宗目睹此景惊惧不已，未及天明便一命呜呼了。
肃宗死后，李辅国遂处死了张皇后、越王李系及参与此事的兖王李等多人。然后颁布遗诏，拥立太子即皇帝位，史称唐代宗。
四、安史之乱的平定
自从官军收复两京以后，安庆绪退到了邺城（今河南安阳）苟延残喘，这时他仍然拥有七郡六十余城，有兵力六万余。为了彻底打垮叛军，乾元元年（758），唐肃宗命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个节度使，率步骑六十余万全力进攻邺城，希望一举扫平叛军，夺取平叛战争的全面胜利。此次出兵唐军没有设置统帅，而是以大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实际上就是想用鱼朝恩来当统帅。鱼朝恩作为一个根本不懂军事的宦官，凭什么来统率如此庞大的军队呢？难道唐军就真的推不出一位真正的统帅来吗？当然不是，如郭子仪、李光弼等都是久负盛名的大将。那么肃宗出于什么因素而不愿任命他们为统帅呢？根本原因还是皇帝对大将的猜忌心理在作祟，担心他们功高震主，一旦平叛成功，将来不好驾驭。其次，就是肃宗认为叛军已经是死老虎了，只要数十万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进行攻击，他们就会土崩瓦解，任命宦官作为观军容使，平叛的功劳自然就属于鱼朝恩了。当然肃宗不设统帅的公开理由是郭、李二人都是元勋，进攻安庆绪时，他们两人都是三公（正一品）了，难以互相统属。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种借口，因为郭、李虽然官职高下相当，但郭子仪的资望较李光弼为高，而且曾经当过李的上司，如果以郭子仪为统帅，李光弼为副统帅，李光弼不会不服从。
没有统帅的数十万官军，实际上就是一盘散沙，很难相互配合，协同作战。正因为官军存在这样的致命弱点，所以当官军围攻邺城时，叛军大将史思明才敢率仅有十三万的军队前来援救。双方大战的结果，数十万官军溃散，纷纷逃回本镇。史思明进入邺城后，杀死安庆绪，自立为大燕皇帝，成为一股强大的反叛力量。
邺城之战后，史思明率军攻取汴、郑等州，接着又攻占洛阳，在进攻河阳时，被李光弼击败。唐廷命令李光弼乘胜进攻叛军，希望能收复东都洛阳。李光弼认为敌军兵力尚强，收复洛阳的时机不成熟，朝廷不听。双方在邙山展开大战。大将仆固怀恩故意违背李光弼的命令，在邙山平原布阵，被史思明军冲击，唐军大败。而李光弼因战败被免去了副元帅之职，失去兵权，改任为河中节度使。史思明乘机攻取了河阳、怀州等地，逼近陕州，威胁长安，朝廷大惧。正在这时，史思明却被自己的儿子史朝义杀死，史朝义自称皇帝，他大力铲除异己，致使叛军人心浮动，士气低落，从而使唐朝从危险局势下得以解脱出来。
邙山之战的失败，一是唐肃宗不纳忠言，盲目浪战；二是仆固怀恩有意使李光弼战败，自己好取而代之，捞取更高的政治地位。此战之后，主战的鱼朝恩、仆固怀恩依然无事，而李光弼却承担了战败的责任。
唐代宗即位后，同他的父亲一样，也不信任郭子仪、李光弼等功臣，为了收复东都洛阳，他任命自己的长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副元帅。又担心唐军不能单独战胜叛军，派宦官到回纥请求出兵助战。回纥为了掠夺更多的财宝，由其可汗亲自率军来到内地。回纥看不起唐军，强迫李适对其可汗行拜舞礼，经随从唐臣力争，虽然免其行礼，却将随从唐臣各鞭打一百。这一事件对李适造成了很大的刺激，认为是对他个人的极大侮辱，后来他当了皇帝，始终不忘此次侮辱，从而又招致了唐朝更大的损失，这些都是后话了。
宝应元年（762），唐军在回纥军的配合下，会合诸道大军会攻洛阳。双方在洛阳北郊大战，唐军奋勇冲击，叛军抵敌不住，溃散四逃。此战叛军被斩杀者达六万之众，被俘两万余人，史朝义仅率残部数百骑逃到了河北。回纥兵进入洛阳后四处烧杀抢掠，被杀的百姓数以万计，城中大火数十天不息。唐军认为洛阳及周围州县都是贼境，也纵兵掳掠，这种行动持续了三个月，给百姓造成极大危害，有的百姓连身上的衣服也被剥去，外出时只能穿纸糊的衣服。
官军收复洛阳后，朝廷命令仆固怀恩父子率军深入河北，继续追击史朝义残部。官军连战连胜，史朝义无法抵御，只好向北逃窜。史朝义部下的节度使们见大势已去，纷纷表示愿意归降朝廷。唐政府为了尽快平定叛乱，下令说：“东京及河南、北受伪官者，一切不问。”（《资治通鉴》卷222）这一政策的颁布对分化瓦解敌军阵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然也产生了较大的副作用。
在其部下大将纷纷归降朝廷的情况下，史朝义如丧家之犬，一路狂奔，逃到贝州（今河北清河西北），凑齐了三万军队来战唐军。仆固怀恩之子仆固玚设伏以待，在回纥军队的配合下大败敌军。史朝义又逃到莫州（今河北任丘北），唐军追来包围了莫州。大将田承嗣劝史朝义亲往幽州搬取救兵，然后开城归降了官军，并送出史朝义的母、妻、子。官军随后穷追，由于幽州已经归降了官军，史朝义无处容身，遂东奔广阳（今北京密云东北），广阳守军亦不接纳，逃到温泉栅（今河北滦县西北棒子镇东北）时追兵赶到，史朝义走投无路，只好在附近的树林中自缢而死。时在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正月，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至此总算平定了。
安史之乱给唐朝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在安史盘踞的河北地区，唐政府设置了数个藩镇，以安史旧将薛嵩为相、卫、邢、洺、贝、磁六州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后升为节度使），魏博镇至此成立；李怀仙为卢龙节度使，拥有幽、涿、营、平、蓟、妫、檀、莫等八州之地；张忠志（赐名为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统恒、赵、深、定、易五州。历史上所谓的“河朔三镇”（又称“河北三镇”），就是指魏博、成德、卢龙三镇。它们名义上归顺朝廷，实则处于半独立的状态，藩镇割据的局面自此形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旧史说：“时河北诸州皆已降，（薛）嵩等迎仆固怀恩，拜于马首，乞行间自效；怀恩亦恐贼平宠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宝臣分帅河北，自为党援。朝廷亦厌苦兵革，苟冀无事，因而授之。”（《资治通鉴》卷222）实际情况是，除了朝廷有姑息之意外，长期的战争使唐朝的社会生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广大北方地区残破不堪，在财力上已经无力继续负担大规模的战争；其次，史朝义虽然众叛亲离，但其部下诸将还拥有比较强大的兵力，如果唐廷一味依靠军事力量，将会继续付出巨大的牺牲。在这些因素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唐朝政府只好选择这样一种政策，以求早日结束战争，以便尽快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
安史之乱的另一个影响，就是为了平定叛乱不得不抽调西北诸镇的兵力到内地参战，致使西北边地防御力量空虚，吐蕃乘虚而入，相继占据了广大西北地区，使得唐朝政府在西北的边防线大幅向东退缩，吐蕃的军事威胁直逼关中。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大军攻入关中，直逼长安，唐代宗仓皇逃到陕州躲避，长安失陷。后来，虽然依靠郭子仪等人的努力收复了长安，但吐蕃的军事威胁却长期不能消除。唐朝后期从全国调兵到京西北防秋，即防御吐蕃入侵，遂形成一种制度，给唐朝造成了极大的军事与经济负担。
安史之乱标志着大唐帝国盛世的终结，同时也表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自此开始南移，这种经济格局一直维持到现在，仍然没有大的改变。
五、铲除宦官与权臣元载
（一）宦官专权局面的形成
宦官阶层是中国古代寄生于皇权的一个特殊阶层，皇帝集权程度愈深，愈容易产生宦官专权。在中国历代都或多或少地有一些权力较大的宦官出现，为害较重的宦官专权主要出现在三个历史时期，即东汉、唐代与明代。其中唐代宦官专权的危害及严重程度还要超过汉、明两代。宋代史学家司马光指出：“东汉之衰，宦官最名骄横，然皆假人主之权，依凭城社，以浊乱天下，未有能劫胁天子如制婴儿，废置在手，东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挟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汉不握兵，唐握兵故也。”（《资治通鉴》卷263）清代学者赵翼进一步指出：“东汉及前明宦官之祸烈矣，然犹窃主权以肆虐天下。至唐则宦官之权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实古来未有之变也。推原祸始，总由于使之掌禁兵、管枢密，所谓倒持太阿而授之以柄，及其势已成，虽有英君察相，亦无如之何矣！”（《廿二史札记》卷20《唐代宦官之祸》）司马光认为唐代宦官专权程度之烈，在于其掌握禁军兵权；赵翼的观点则有所发展，指出除了其控制禁军兵权外，还有一个因素即其掌管枢密之政。这些都是很有见解的观点，也是唐代宦官专权不同于汉、明两代的一个显著特点。
唐代宦官专权局面的形成，通常都认为“始于明皇，盛于肃、代，成于德宗，极于昭宗”（《资治通鉴》卷263）。这一分析大体上符合唐代宦官专权发展的脉络。在唐朝初期，鉴于东汉宦官专权的历史教训，唐太宗对宦官的权力进行严格的约束，规定内侍省不置三品官，内侍省的长官——内侍，也只是四品官，并且不许宦官外出充使，只许在宫内充役。经唐高宗、武则天，到唐中宗统治时期，宦官的势力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总人数达到了三千人，超授七品以上员外官者达千余人之多。以至于唐玄宗即位以后，对宦官势力进行一定程度的压制。随着初期阶段励精图治的结束，开元之治的完成，玄宗逐渐骄奢淫逸起来，从而使宦官势力急剧膨胀，所谓“中官稍称旨者，即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得门施棨戟”，“品官黄衣已上三千人，衣朱紫者千余人”（《旧唐书·宦官列传》）。上面所说的授宦官三品将军，尚不算打破太宗定制，因为这些官职并非内侍省官员。到了天宝十三载（754），玄宗置内侍监二员，秩三品，以授高力士、袁思艺。因为这一官职设置在内侍省，遂打破了太宗内侍省不置三品官的旧制，标志着宦官势力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至唐肃宗、唐代宗时期，宦官势力较之唐玄宗时期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先后出现了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等权势很大的宦官，他们掌握了禁军兵权，又控制了朝政，专横跋扈，气焰熏天。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出现了掌枢密或知枢密等职官，专典机密，由宦官专任，这时虽然尚未出现枢密使的职官名和枢密院的机构，但其雏形已经形成了。到了唐德宗时期，随着宦官掌典禁军兵权的制度化，唐代宦官专权之局完全形成，其情况后面还要详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在此之前，唐朝皇帝的即位尚未与宦官有直接的关系，此后的情况便不同了，所谓“其后绛王及文、武、宣、懿、僖、昭六帝，皆为宦官所立，势益骄横”（《资治通鉴》卷263），唐宪宗、唐敬宗等皇帝皆死于宦官之手。
宦官专权局面的形成还导致唐朝政治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南衙北司之争贯穿于整个唐朝后期，即使士大夫之间的所谓“牛李党争”也摆脱不了宦官的影响。皇帝对宦官集团的控制与反控制持续了一百几十年之久，并导致了一幕幕宫廷政变的爆发。所有这一切对唐后期政治史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李、程、鱼等人的被铲除
李辅国专制弄权引起了一些正直大臣的反对，宰相李岘便是其中一位。他曾力请肃宗颁制，要求诏敕从中书而出，而不应出自李辅国之口。肃宗对李辅国专权之事也早有耳闻，只是忌于其掌管禁兵，尚不便公然罢其官爵，既然有人公开提出此事，遂顺水推舟宣布罢去其所置察事。李辅国见状，上奏请求辞去元帅府行军司马之职，以试探肃宗的态度。肃宗自知除去李辅国的时机尚不成熟，下诏不许，但是却借机颁制规定：以后行事须凭正宣，口宣敕命不再施行。所谓正宣，是由中书提草，有底（副本）留档可查，而口宣无法核查，容易给奸人留下弄权的机会。同时还规定“中外诸务，各归有司”。英武军及北门六军诸使不得再随意抓人捕人，此类事务归由御史台、京兆府管辖。“如所由处断不平，听具状奏闻。”（《资治通鉴》卷221）这样就极大地限制了李辅国的权势，引起了他对李岘的不满。但是由于李辅国仍然掌握着禁军兵权，加之其本兼各职并无丝毫褫夺，其党羽依然势力强大，所以朝中诸臣仍对他十分忌惮。
唐代宗即位以后，李辅国自以为有拥戴之功，于是更加骄横，他公然对代宗说：“大家但居禁中，外事听老奴处分。”代宗虽然愤愤不平，但由于其掌握着禁军兵权，只好外事尊礼，内加防备。代宗尊其为尚父，而不称其名，“事无大小皆咨之，群臣出入皆先诣辅国，亦晏然处之”（《资治通鉴》卷222）。为了对付李辅国，代宗利用程元振急于取李辅国而代之的心理，拉拢他站在了自己一边。程元振为内射生使与飞龙使（一说副使），掌握着射生禁兵及飞龙厩马，是一位颇具实力的宦官，他的倒戈严重地削弱了李辅国的实力。代宗遂利用宦官内部的这种矛盾，果断地免去了李辅国所任的元帅府行军司马及兵部尚书等职，命程元振代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事，专典禁兵。以前李辅国一直住在宫中，此时也命其迁往宫外居住。代宗的这一行动引起了朝野的震动，人人称贺。至此，李辅国也感到了恐惧，于是上表请求逊位。代宗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又免除了其中书令之职，但却将其爵位升为郡王。李辅国入宫，呜咽地对代宗说：“老奴事郎君不了，请归地下事先帝！”（《资治通鉴》卷222）这里所说的“郎君”，即指唐代宗。
事情发展到了这种程度，李辅国已经成为死老虎了，但是代宗出于他曾诛杀张皇后之功，不愿意公开处决他。关于李辅国的死诸书记载不一，《旧唐书·代宗本纪》载：“盗杀李辅国于其第，窃首而去。”《新唐书·元载传》说：“盗杀李辅国，（元）载阴与其谋。”也就是说，元载参与了杀李辅国之事。《资治通鉴》卷222《考异》引《统纪》曰：“辅国悖于明皇，上在东宫，闻而颇怒。及践阼，辅国又立功，难于显戮，密令人刺之，断其首，弃之溷中，又断其右臂，驰祭泰陵，中外莫测。后杭州刺史杜济话于人曰：‘尝识一武人为牙门将，曰：某即害尚父者。’”据此记载，李辅国的被杀乃是受代宗的指使。真相如何，现在已经难以考证清楚了。李辅国死后，代宗曾颁敕追捕凶手，但却没有下文。然后又遣中使到其家抚慰，刻木为首而葬之，并追赠为太傅。当然这一切都是掩人耳目，如果真的是代宗指使人杀死的，的确是一件很不光明磊落的事情，有损于皇帝的威望，故做一些表面文章还是非常必要的。
李辅国死后，程元振独掌禁军兵权，他自以为功高权重，无人能制，专横跋扈，四处伸手。史载：“是时，元振之权，甚于辅国，军中呼为‘十郎’。”（《册府元龟》卷669）其不仅任元帅府行军司马，还加镇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封保定县侯，充宝应军使。接着又升为骠骑大将军，封邠国公。赠其父程元贞为司空，其母郄氏为赵国夫人。
程元振曾向襄阳节度使来瑱索贿，遭到拒绝，因而怀恨在心。广德元年（763），来瑱入朝，拜兵部尚书，被程元振诬陷，竟遭诛杀。宰相裴冕为肃宗山陵使，因小事与程元振意见不合，遂找借口将裴冕贬为施州刺史。同华节度使李怀让为程元振所构陷，被迫自杀。来瑱名将，裴冕元勋，两人无辜被杀被贬，再加上李怀让的自杀，遂使“天下方镇皆解体，元振犹以骄豪自处，不顾物议”（《旧唐书·程元振传》）。程元振不仅陷害了以上诸人，对郭子仪这样的元勋也不放过，他设法罢去了郭子仪的副元帅之职，置于闲散之地。李适为元帅率大军欲收复洛阳时，本来代宗要以郭子仪为副元帅，也因为鱼朝恩、程元振的反对而作罢。
广德元年（763）九月，吐蕃大军进犯京畿，告急边报频频而至，均被程元振扣押不奏。次月，吐蕃逼近渭水便桥，长安危急。代宗急诏天下诸镇出兵勤王，竟无一兵一卒前来救援，迫使代宗不得不逃往陕州，长安失陷。此事引起了朝野上下的愤怒，皆归咎于程元振，谏官纷纷对其提出弹劾，程元振这才感到恐惧。当郭子仪从吐蕃手中收复长安，程元振忌其又立大功，竟不想让皇帝回京，劝代宗驾临洛阳。
程元振对名将李光弼也是百般陷害，两人关系极为紧张，当代宗蒙难诏天下诸镇勤王时，李光弼因程元振故，迁延不行。代宗避难陕州时，李光弼也不闻不顾。客观地看，李光弼在这一点上不如郭子仪识大体，因负气而置国事于不顾，实在是要不得的，然而程元振屡加陷害，李光弼惧祸，才是其不应诏命的根本原因。
程元振如此祸国殃民，惹得天怒人怨，上下离心，对唐王朝统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关于当时局势的严重情况，正如太常博士柳伉在上书中所指出的：
犬戎犯关度陇，不血刃而入京师，劫宫闱，焚陵寝，武士无一人力战者，此将帅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习，日引月长，以成大祸，群臣在廷，无一人犯颜回虑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夺府库，相杀戮，此三辅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诸道兵，尽四十日，无只轮入关，此四方叛陛下也。内外离叛，陛下以今日之势为安邪，危邪？若以为危，岂得高枕，不为天下讨罪人乎！臣闻良医疗疾，当病饮药，药不当病，犹无益也。陛下视今日之病，何繇至此乎？必欲存宗庙社稷，独斩元振首，驰告天下……（《资治通鉴》卷223）
面对如此局面，迫使代宗不得不考虑对其加以处置。经过再三思虑，代宗认为程元振有护驾拥戴之功，只是将其免除官爵，放归田里了事。可见直到此时，代宗仍不醒悟，仍认为程元振是有功之臣，从这个角度看，造成唐朝出现如此混乱局面的始作俑者，应该是唐代宗本人。
程元振回到三原（今陕西三原西北）故里，仍不死心，他听到代宗返回长安的消息后，遂换上妇人的衣服潜回长安，谋图再次得到任用，结果被京兆尹捕获，并上奏皇帝。广德二年（764）正月，诏令将其流放溱州，代宗念程元振旧功，不久又安置于江陵，后来死在了当地。
鱼朝恩，泸州泸川（今四川泸州）人。天宝末年入宫为宦官，为人狡黠，逐渐升迁，至唐军收复两京时，他已经升任为左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九节度围攻邺城时，他被任命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观军容使自朝恩始”。唐军攻克洛阳后，鱼朝恩率神策等军屯驻陕州。代宗避难陕州时，鱼朝恩率军迎至华阴，因护驾有功，代宗加其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并给予了大量的赏赐。代宗返回长安后，他又率诸军护送天子返京，因此备受皇帝的信任。
鱼朝恩是一个十足的小人，他见郭子仪劳苦功高，为人臣第一，遂心生妒忌，借口邺城九节度兵败，伙同程元振对他百般诋毁，把一切责任全都推到了郭子仪头上，致使郭子仪被罢去了副元帅之职。代宗即位后，他“与程元振一口加毁，帝未及寤，子仪忧甚”（《新唐书·鱼朝恩传》）。幸亏郭子仪在驱逐吐蕃收复长安中建立了大功，才使其陷害的阴谋没有得逞。
吐蕃军攻灵州（今宁夏吴忠北），郭子仪率军抵御，鱼朝恩却指使人挖其父之墓，妄图以此激怒郭子仪，然后寻机陷害。郭子仪自前线返回长安时，朝野上下皆一片恐惧气氛，唯恐郭子仪一怒之下举兵攻击，后果将不堪设想。幸亏郭子仪性情宽厚，不计前嫌，回到京城后反而向代宗哭诉说：“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残人之墓，人今发先臣墓，此天谴，非人患也。”（《新唐书·郭子仪传》）这才化解了一场风波。
鱼朝恩作恶多端，代宗不加惩处，反而更加信任，永泰（765—766）中诏其判国子监兼鸿胪、礼宾、内飞龙、闲厩等使，封郑国公，并掌领禁军。鱼朝恩粗通文墨，自谓有文武才，其任判国子监事时，中书舍人常衮上言：“国子监长官，当用名儒，不宜以宦官充任。”代宗非但不听，鱼朝恩至国子监上任时还命令宰相以下百官送之，“京兆设食，内教坊出音乐俳倡侑宴，大臣子弟二百人，朱紫杂然为附学生，列庑次。又赐钱千万，取子钱供秩饭。每视学，从神策兵数百，京兆尹黎干率钱劳从者，一费数十万，而朝恩色常不足”（《新唐书·鱼朝恩传》）。不仅如此，鱼朝恩还亲自升堂讲学，令百官坐听，并讥讽宰相不学无术。
鱼朝恩为了讨好皇帝，将自己的宅第舍出作为佛寺，为章敬太后荐福。为了扩大寺院，因材料不足，遂将曲江馆所、华清宫楼榭、百司行署、将相故第拆毁无数，花费钱财以万亿计。因此，得以升任内侍监，改封韩国公，增加实封百户。他还纵容禁军将士擅自捕捉京师富人，严刑拷打，诬其犯法，然后将其财产收归禁军，人称这种做法为“入地牢”。
鱼朝恩专横跋扈，朝廷议事，鱼朝恩偶然没有参加，事后闻知，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乎！”代宗听到后，心中逐渐对鱼朝恩产生了反感情绪。他还擅自扩充神策禁军的地盘，勾结外地藩镇，壮大自己的势力。同华节度使周智光专横不法，擅自截留各地运往长安的贡赋，随意斩杀路过其境的朝廷官员，并且狂妄地说：“吾有大功，上不与平章事，且同、华地狭，不足申脚，若加陕、虢、商、鄜、坊五州，差可。”又说：“挟天子令诸侯，非智光尚谁可？”（《新唐书·周智光传》）就是这样一个人，鱼朝恩却与其有密切的往来。郭子仪密奏皇帝，鱼、周二人有勾结，周为外应，而鱼领禁兵，如不早图，必生大祸。在这种情况下，代宗才产生了警觉。于是利用寒食节在宫中举行宴会的机会，待宴罢，百官退出，令鱼朝恩入内议事。代宗当面责其有异图，鱼朝恩不服，遂命左右将其擒获，然后缢杀之。为了掩人耳目，对外宣传自缢而死，并赐钱六百万以安葬。
鱼朝恩死后，代宗吸取教训，不再使宦官掌握禁军兵权，但是到了其子唐德宗时，不但令宦官重新掌管禁军，而且还制度化了。这些都是后话。
（三）奸相元载之死
元载，字公辅，凤翔岐山（今陕西岐山）人。本姓景，其父景昇，掌管曹王李明妃元氏的庄田，因其辛勤劳苦，得到曹王妃的赏识，景昇自请改姓氏，获得曹王妃的允许，自此遂改姓元。
天宝初，元载科举考试中第，得以任新平县尉。肃宗至德初，经江东采访使李希言推荐，升任祠部员外郎、洪州刺史。不久，调入京师任度支郎中，因为机敏善奏对，得到肃宗的赏识，逐渐得到升迁，历任户部侍郎，充度支、江淮转运等使。因为大宦官李辅国妻元氏与元载同宗，经李辅国的推荐，得以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拜为宰相。代宗即位以后，李辅国权势更盛，提升元载为中书侍郎，仍为宰相。由于度支事务繁忙，元载遂推荐刘晏顶替他的判度支、江淮转运使等职务，自己任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事。
元载非常善于看风使舵，李辅国权势正盛时，他投靠李辅国，当李辅国失势时，他又落井下石。李辅国的被杀，据说元载就参与了此事。李辅国死后，元载另找新主子，后来瞄准了大宦官董秀。董秀时任掌枢密，权势很大，又与皇帝关系亲密。他赠送给董秀大量金宝财物，获得董秀的好感，董秀获知皇帝动向，马上就告知元载，因此元载奏事往往能符合皇帝的心意，于是代宗对元载更加深信不疑，也更加倚重。鱼朝恩与元载关系不睦，代宗亦非常讨厌鱼朝恩，遂在元载的参与下将鱼朝恩铲除。元载因此而洋洋得意，从此更加骄横。
李辅国、鱼朝恩等权阉的相继被铲除，使元载掌握了很大的权势，加上皇帝的信任，使其自认为才兼文武，肆无忌惮地扩张权势，培植个人势力，排挤正人。中书主书卓英倩、李待荣不过小吏而已，可是由于元载的信任，竟然专横跋扈，玩弄权柄，各级官员办事如不谒见卓、李二人则一事无成。元载的妻子、子弟也都凭借其权势干预公事，接受贿赂。元载还善于敛财，在长安城中有两处豪宅，宽畅豪华，为当时之最。在长安近郊，元载还兴建有楼台观榭，也是极其精致豪华。《新唐书·元载传》说：他“膏腴别墅，疆畛相望，且数十区。名姝异技，虽禁中不逮”。
元载贪污受贿，家中积累的财富不计其数，后来抄其家时，竟然搜得钟乳五百两、胡椒八百石，其他财物不计其数。胡椒不产于中国，大都来自于域外，一两胡椒都价值不菲，何况八百石呢？史官之所以特意将钟乳、胡椒写进史书中，目的就在于通过这些物品的记述，来表明元载聚敛的财富之巨大。
元载还结党营私，其党徒主要有吏部侍郎杨炎、谏议大夫韩洄、包信、吏部侍郎徐皓、薛邕、侍中王绍、太常卿杜鸿渐、大理少卿裴冀、太常少卿王纪以及大臣王昂、王定、宋晦、徐等“凡数十百人”。凡敢于反对或纠弹元载的官员，元载则予以残酷的打击。如一个叫顾砾的言官向皇帝奏告元载的儿子元伯和欺压百姓，元载不仅没有被治罪，顾砾反倒受到严厉惩处。再如大历六年（771），另一个叫李少良的言官秘密向皇帝奏报元载的恶行，元载知道后面奏代宗，竟将李少良等密告他的几个人全都乱棒打死。自此，再也没有人敢公开议论元载的劣迹，就连路上的行人，为了不被怀疑私下议论朝政而受到迫害，即使遇到熟人也不敢打招呼，只能以目示意。
元载前后任宰相十多年，朝中党羽甚多，聚敛财富无数，搞得怨声载道。对于元载的恶行代宗也略有所闻，遂召其入宫进行告诫，无奈元载不听。在这种情况下，代宗遂决定铲除元载。大历十二年（777）三月，代宗命左金吾卫大将军吴凑逮捕了元载和另一宰相王缙，关押在政事堂，命令吏部尚书刘晏审理此案。同时逮捕的还有其亲信党羽以及几个儿子，刘晏认为元载党羽甚多，遂奏请增派他官共同审理。代宗遂令御史大夫李涵、右散骑常侍萧昕、兵部侍郎袁、礼部侍郎常衮、谏议大夫杜亚共同审理。经过审理，元载等对其所犯罪行供认不讳，遂下诏将其赐死，其妻及三个儿子也同时被处死，宦官董秀亦被处死，元载党羽或杀或贬，比较彻底地铲除了这一祸国殃民的政治集团。
次年，代宗召李泌入朝，对他说好容易才除去此贼，几乎不能与你见面。李泌说：“臣下有罪，应及时处置，何必容忍太过。”代宗反驳说：“做事应该周全，不可轻发。”从代宗的这种言论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多么糊涂的君主，因为元载虽然势大，但毕竟与李辅国、程元振等宦官不可同日而语，欲想铲除并不很难，何必要再三姑息呢？
六、代宗之死与太子即位
（一）代宗之死
唐代宗是在战乱中即位的一位皇帝，其即位以来，除了平定安史之乱一事尚可圈点外，在其他方面几乎一无是处，外有吐蕃攻陷长安、仆固怀恩叛乱，内有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专权乱政，接着又出现奸相元载祸乱国事。本来唐朝历时八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好不容易才平定了安史叛乱，正好借势励精图治，整顿国政，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可是代宗却猜忌功臣，重用佞人，姑息藩镇，致使内乱迭起，社会动荡，使唐王朝的国势每况愈下。总括起来，代宗治国施政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姑息养奸。仆固怀恩父子深入河北，平定安史之乱，为了一己之利，擅自将安史旧将薛嵩、李宝臣等人授予节度使之职，代宗不加裁正，反而予以认可；程元振陷害元勋，祸乱国事，代宗却以其有拥戴之功而每加姑息，不忍处以极刑；河北藩镇归顺朝廷后，从未入朝面见皇帝，亦不输纳贡赋，代宗也不闻不问；同华节度使周智光专横跋扈，截留朝廷税赋，代宗从未加以节制，只是到了万不得已时才派郭子仪率军图之。类似事例颇多，不一一列举了。
第二，猜忌功臣。郭子仪乃国之栋梁，却削其兵权，置之散地，又听信奸人谗言，使郭子仪忧虑不安。李光弼立有不世之功，也是倍加猜忌，竟使其不敢入朝。仆固怀恩之反，固然有其自身的原因，但代宗对功臣的猜忌也是促其反叛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委任近习。信任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等人固不待言，对宦官刘忠翼、董秀等人也都一度非常信任，所谓“天宪在口，势回日月，贪饕纳贿，货产巨万”（《旧唐书·刘忠翼传》）。至于他重用元载，致使“货贿公行，近年以来，未有其比”（《旧唐书·元载传》），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第四，滥行封赏。唐初有不封异姓王的不成文规定，至武则天时始打破了这一规定，中宗时张柬之等五人同时封王，但是数量毕竟有限，尚不至于泛滥。肃宗封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等人为郡王，因他们功勋卓著，也不为过。可是到代宗时，便达到肆行滥封的程度，如他封李辅国为博陆郡王，就很没有道理。接着因仆固怀恩平定叛乱，又封了其部下诸将孙国亮等九人为异姓王，封李国臣等十三人为同姓王，共计二十二人之多。尤其是封安史降将四人为王，更是没有必要。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后来他又封诛杀周智光的华州牙将姚怀为感义郡王、李延俊为承化郡王，遂使王爵达到了泛滥成灾的程度。郭、李、仆固等人位高权重，功勋卓著，封其为王有赏功和激励士气的作用，至于其他获得王爵者，无论是资历、地位或是功勋都无法与上述三人可比，也都轻易地获得封王，不仅赏赐不公，而且也使国家名器扫地，在政治上有害而无利。
第五，尊崇佛教。代宗佞佛在唐代诸帝中是比较突出的，史载：“代宗喜祠祀，未甚重佛，而元载、杜鸿渐与（王）缙喜饭僧徒。代宗尝问以福业报应事，载等因而启奏，代宗由是奉之过当，尝令僧百余人于宫中陈设佛像，经行念诵，谓之内道场。其饮膳之厚，穷极珍异，出入乘厩马，度支具廪给。每西蕃入寇，必令群僧讲诵《仁王经》，以攘虏寇。苟幸其退，则横加锡赐。胡僧不空，官至卿监，封国公，通籍禁中，势移公卿，争权擅威，日相凌夺。凡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于寺观，吏不能制。僧之徒侣，虽有赃奸畜乱，败戮相继，而代宗信心不易，乃诏天下官吏不得箠曳僧尼。”又曰：“代宗七月望日于内道场造盂兰盆，饰以金翠，所费百万。又设高祖已下七圣神座，备幡节、龙伞、衣裳之制，各书尊号于幡上以识之，舁出内，陈于寺观。是日，排仪仗，百僚序立于光顺门以俟之，幡花鼓舞，迎呼道路，岁以为常。”（《旧唐书·王缙传》）唐朝经过安史之乱，经济残破，民不聊生，而代宗不知节欲省费，反而大肆铺张浪费，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不仅给国家财政造成了沉重的压力，而且也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的恢复。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唐代宗的确是一个昏庸的皇帝，好在其寿命并不长久，在位十七年，于大历十四年（779）五月患病而亡，终年五十四岁。
（二）太子即位
代宗死后，其长子李适即皇帝位，史称唐德宗。代宗共有二十子，除了德宗外，第二子郑王李邈，死后赠昭靖太子；第三子均王李遐，早夭，生前没有封王，唐德宗贞元八年（792）追封为均王；第四子睦王李述，第五子丹王李逾，第六子恩王李连，第七子韩王李迥，第八子简王李遘，第九子益王李迺，第十子隋王李迅，第十一子荆王李选，第十二子蜀王李遡，第十三子忻王李造，第十四子韶王李暹，第十五子嘉王李运，第十六子端王李遇，第十七子循王李遹，第十八子恭王李通，第十九子原王李逵，第二十子雅王李逸。
代宗虽然生子较多，但除了德宗与郑王李邈年纪较长外，其余诸子皆年纪幼小，因此直到大历十年（775）时尚未封王。由于郑王李邈前年突然病故，于是在这年二月大封诸王，自第四子李述以下共十七子不论年纪大小全部封王。正因为如此，德宗李适自广德二年（764）被立为太子以来，地位一直非常稳固，没有哪一个弟弟出来与他争夺太子之位。代宗在大历十四年（779）五月二十一日病逝，德宗遂于第三天，即当月二十三日在太极殿即位。
德宗李适也有美中不足的事，就是他的亲生母亲沈氏一直下落不明。沈氏，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开元末，以良家子选入宫中，玄宗令赐给当时尚为广平郡王的代宗为妃，天宝元年（742）生德宗。安禄山叛军攻入关中，玄宗仓皇逃往西蜀，沈氏来不及逃走，遂被叛军俘获，拘押在东都洛阳掖庭之中。代宗为元帅攻破洛阳时见到了沈氏，遂安置在宫中。当时正忙于筹划北征叛军，没有来得及送归长安。不料史思明军再次攻破洛阳，沈氏又一次被敌军所获。等到唐军击败史朝义，收复洛阳后，却再也得不到沈氏下落了。
代宗曾经派遣使者到各地寻找，十余年间毫无消息。德宗即位后，思念其母，曾任命其弟睦王李述为奉迎皇太后使，工部尚书乔琳为副使，分派使者到全国各地查访，但是始终没有确实的消息。在这一时期冒充皇太后沈氏者颇多，由于德宗急于寻找其母，对于这些冒充者皆不治罪，遂导致更多人前来冒充，或者传报假消息。最有意思的是，大宦官高力士的养女也曾冒充过沈氏，并为迎入宫中奉养。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高力士女寡居在东都洛阳，颇能言长安宫中之事，女官李真一认为她很可能就是沈氏，遂将这个消息报告了寻访的使者。德宗得知这个消息后大喜，急派一些年纪较老的宦官、宫女前往辨识，回来后都说很像皇太后，但高氏却极力否认。德宗派宫女百人携带了大批珍异物品前去服侍太后，在左右之人再三诱导下，高氏也只好说自己就是皇太后。德宗大喜，接受百官的朝贺，并命有关部门拟定迎接皇太后回长安的礼仪，打算迎回长安奉养。
这时，高力士的养子高承悦居住在长安，得知此事后，担心一旦败露将会牵连到自己全家，于是主动向德宗说明了情况。德宗遂命高力士的养孙前往覆视，并用牛车将其姑接回家中。德宗担心以后没有人再敢提供太后的消息，也就没有追究高氏之罪，然皇太后沈氏终究还是没有寻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