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顺宗即位时的情况
（一）德宗诸子
唐德宗共十一子，即长子舒王李谊、第二子顺宗李诵、第三子通王李谌、第四子虔王李谅、第五子肃王李详、第六子文敬太子李、第七子资王李谦、第八子代王李、第九子昭王李诫、第十子钦王李谔、第十一子珍王李。
其中舒王李谊，原名李谟，本是德宗之弟郑王李邈之子。由于李邈早死，代宗怜惜，赠其为昭靖太子，德宗遂收养李谊为己子，并排行第一。德宗亲生之子，则以顺宗李诵为长子。第六子文敬太子李也非德宗亲生，本是顺宗之子，德宗之孙，由于德宗对其特别钟爱，遂收为己子，排行第六。因此，德宗亲生一共九子。
顺宗李诵，唐肃宗上元二年（761）正月生于长安大明宫。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六月，封宣王。唐德宗建中元年（780）正月，册立为太子。
（二）顺宗即位之争
李诵是名正言顺的太子，在其父死后即位当皇帝本不存在争议，可是由于李诵自身的缘故，围绕其即位问题展开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斗争。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李诵自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患中风病，口不能言，行动不便。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病危，“诸王亲戚皆侍医药，独上卧病不能侍。德宗弥留，思见太子，涕咽久之”（《旧唐书·顺宗本纪》）。由于皇帝与太子均患重病，内外之情不通，朝野一片惶恐，人心不安。同月二十三日，德宗驾崩。于是围绕着拥立谁当皇帝的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
按照制度，皇帝死后太子是当然的继承人，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但是由于太子李诵患有重病，就为一些人提供了反对他即位的口实。那么，为什么会有人反对李诵呢？主要与此时的李诵身边已经有了一个政治小集团有关。据《顺宗实录》卷1记载：“上学书于王伾，颇有宠，王叔文以棋进，俱待诏翰林，数侍太子棋。”同书卷5又载：“（叔文）以棋入东宫。颇自言读书知理道，乘间常言人间疾苦。上将大论宫市事，叔文说中上意，遂有宠。因为上言：‘某可为将，某可为相，幸异日用之。’密结韦执谊，并有当时名欲侥幸而速进者：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刘禹锡、柳宗元等十数人，定为死交，而凌准、程异等又因其党而进。”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这一批人，他们志同道合，经常在一起议论国家大事，虽然尚未执掌政事，然一旦太子即位，必然重用自己身边的人，他们就会一步登天，执掌国家大政，从而对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威胁。
那么，哪些人是既得利益集团？关于这一点，《旧唐书·宦官列传》有详细记载：“俱文珍，贞元末宦官，后从义父姓，曰刘贞亮……乃与中官刘光琦、薛文珍、尚衍、解玉等谋，奏请立广陵王为皇太子，勾当军国大事，顺宗可之。贞亮遂召学士卫次公、郑、李程、王涯入金銮殿，草立储君诏。及太子受内禅，尽逐叔文之党，政事悉委旧臣，时议嘉贞亮之忠荩。累迁至右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广陵王，即顺宗长子李纯。可见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就是以刘贞亮为首的宦官集团，他们在德宗时期已经攫取了相当大的权力，如果不设法加以保护，将会丧失殆尽。不过上引的这段史料所述的是顺宗已经即位以后的事情，实际上他们的首选计划是阻止顺宗即位，只是在计划失败以后才采取上述拥立李纯的行动。
关于顺宗即位之争，《资治通鉴》卷236记载说：“（正月）癸巳，德宗崩；苍猝召翰林学士郑、卫次公等至金銮殿草遗诏。宦官或曰：‘禁中议所立尚未定。’众莫敢对。次公遽言曰：‘太子虽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属心。必不得已，犹应立广陵王；不然，必大乱。’等从而和之，议始定。次公，河东人也。太子知人情忧疑，紫衣麻鞋，力疾出九仙门，召见诸军使，人心粗安。”这里没有明确记载反对立顺宗的宦官姓名。当时的宦官大体上分为两大派，一派即以刘贞亮为首的宦官集团，另一派则是以李忠言为首的东宫系统的宦官集团，后一派绝不会反对立顺宗，因为他们是即将上台的利益集团，因此反对者只能是刘贞亮等宦官。他们当时并未决定拥立广陵王李纯，从“禁中议所立尚未定”一句可知，至于后来拥戴李纯，乃是时势所然，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从“太子知人情忧疑”一句看，太子李诵也深知此乃关键时刻，尽管其行动不便，还是勉强扶病而出，召见掌握禁军兵权的诸军军使。上引《资治通鉴》接着记载说：“甲午，宣遗诏于宣政殿，太子缞服见百官；丙申，即皇帝位于太极殿。卫士尚疑之，企足引领而望之，曰：‘真太子也！’乃喜而泣。”甲午，指正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德宗死后的次日，就匆忙宣布了遗诏，从而确立了顺宗的皇帝地位。然后在丙申日，即二十六日，举行了登基大典，正式即位于太极宫太极殿。从“卫士尚疑之”，当他们看到真是太子即位后“乃喜而泣”的记载，可知当时的情势是多么的复杂，人心的向背是多么的清晰，这也是当卫次公提出拥立太子即位时，宦官们不敢再提异议的根本原因。
二、所谓“永贞革新”
唐顺宗即位之后，以王叔文为首的这个小政治集团果然获得了重用，执掌了国之大政。不过其掌控大权的方式颇为奇特，关于这个问题，《资治通鉴》卷236记载说：
时顺宗失音，不能决事，常居宫中施帘帷，独宦者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自德宗大渐，王伾先入，称诏召王叔文，坐翰林中使决事。伾以叔文意入言于忠言，称诏行下，外初无知者……辛亥，以吏部郎中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王叔文欲掌国政，首引执谊为相，己用事于中，与相唱和。
《旧唐书·王叔文传》记载说：
时上寝疾久，不复关庶政，深居施帘帷，阉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百官上议，自帷中可其奏……其日，召自右银台门，居于翰林，为学士。叔文与吏部郎中韦执谊相善，请用为宰相。叔文因王伾，伾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转相结构。事下翰林，叔文定可否，宣于中书，俾执谊承奏于外。与韩泰、柳宗元、刘禹锡、陈谏、凌准、韩晔唱和。
《顺宗实录》卷4记载说：
上自初即位，则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甚。时扶坐殿，群臣望拜而已，未尝有进见者。天下事皆专断于叔文，而李忠言、王伾为之内主，执谊行之于外。
同书卷5又载：
而叔文颇任事自许，微知文义，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无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见李忠言、牛昭容等，故各有所主。伾主往来传授，刘禹锡、陈谏、韩晔、韩泰、柳宗元、房启、凌准等主谋议唱和，采听外事。
从以上这些记载可以看出这个小集团在执政过程中的运行模式。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在于其首领王叔文还没有拜相，仅是一名翰林学士，无法名正言顺地掌握决策权。
以王叔文为首的这个政治集团在其掌控大政期间到底做了哪些事情？为什么学术界把他们在这个时期的所作所为称之为“永贞革新”？这些都是需要认真分析的。总括起来，他们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事情：
第一，罢去德宗晚年的一切弊政，如宫市、五坊小儿等；下令蠲免民间对官府的一切旧欠，共计免除了五十二万六千多贯石匹束；停止地方官和盐铁使的月进钱；减江淮海盐价，每斗自三百七十文减为二百五十文，减北方池盐价为每斗三百文；释放宫女三百人，女乐六百人，招其亲人使领归之。
第二，召回久被贬黜的陆贽、阳城等人。将忠州别驾陆贽、郴州别驾郑余庆、杭州刺史韩皋、道州刺史阳城等人皆调入京师，这些人多为名臣、谏臣，德宗时被贬到地方任职。史载：“德宗之末，十年无赦，群臣以微过谴逐者皆不复叙用，至是始得量移。”（《资治通鉴》卷236）量移是唐朝的一种制度，即被贬黜的官员在任职达一定年限后，可予以升迁或从偏远地区调至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地区。
第三，贬黜了残暴的嗣道王李实。李实是唐朝宗室，在德宗时任京兆尹，为政残暴，刚愎自用。贞元二十年（804），关中大旱，他不但不设法减轻百姓赋税，反而对德宗说：“天虽旱，但不影响秋稼。”照旧督征租税，使百姓生活雪上加霜，很多人甚至拆屋卖田以交纳赋税。皇帝颁诏减免赋税，可是李实照样征收，下属官吏因征收不力而被杀者达数十人。因此，百姓和官吏对其恨之入骨，他被贬为通州长史后，“市人争怀瓦石邀劫之，（李）实惧，夜遁去，长安中相贺”（《新唐书·李实传》）。
第四，夺取国家财政大权。任王叔文为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杜佑为正使，实际权力却掌握在王叔文手中。之所以任命杜佑，是因为杜佑乃是著名的理财专家，假借其名以服众心而已。
第五，谋夺宦官禁军兵权。任命宿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希望能够将宦官掌握的部分禁军兵权夺过来。当时，神策军分驻于禁苑及京西北诸镇，驻在京西北的这部分神策军的指挥部设在奉天。可是守边的神策诸将却不愿意交出兵权，他们纷纷上报神策中尉，宦官们起初也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至此才醒悟，大怒曰：“从其谋，吾属必死其手。”遂下令诸将曰：“无以兵属人。”（《资治通鉴》卷236）范希朝等到达奉天后，诸将皆不来拜见，致使夺取宦官兵权的计划流产。
王叔文集团的以上作为，主要是针对德宗时期的弊政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改革的力度虽然不算很大，但却使唐朝的政治出现了一些新气象，也颇得民心的拥戴。然学术界中的一些人把这一切称之为“永贞革新”，就有些不大确切了。至于说王叔文集团“代表庶族地主阶级的新兴力量”，与他们作对的则是“宦官藩镇豪族地主阶级的旧势力”，则更是无稽之谈。还有人说王叔文集团内抑宦官，外制藩镇，也都是不确切的说法。
首先，“永贞革新”这种提法就很不准确。因为唐顺宗自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二十六日即位，到八月四日禅位于太子，退而为太上皇，第二天才以太上皇的名义改元永贞。而王叔文集团的上述活动都是在这之前进行的，其时年号为贞元而非永贞，就算是革新，也不应叫“永贞革新”，而应叫“贞元革新”。
其次，众所周知，在唐代，门阀政治早已不存在了，之所以还有人提什么士族、庶族，无非是指一些家族在历史上曾为士族，而一些家族在历史上则为庶族，并不表示这些家族在唐朝实际地位的高低，因此讨论唐代的庶族与士族问题并无多少实际意义。至于豪族更是现代新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与“土豪”是同义词，属于庶族地主的范畴。既然如此，再侈谈什么一方代表庶族地主新兴力量，另一方代表豪族地主旧势力，就没有任何意义。
再次，说王叔文集团内抑宦官的话也不准确，因为这个集团中也有大宦官李忠言作为主要骨干，后来王叔文因母亡将要去职时，竟去乞求宦官刘贞亮、刘光琦等，希望他们能够进一言，起用王叔文为相或者总领北军。可见这个集团并不反对所有的宦官，只是反对那些危害自己利益的宦官集团。至于说这个集团抑制藩镇，更是没有什么史料依据的说法。
尽管这个政治集团并没有在历史上做出多大的贡献，但是在旧史官眼中，对他们的作为已经难以忍受了，无论是《资治通鉴》，还是新旧《唐书》，无不进行严词谴责。当然这些都是旧史官的一种偏见，已经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如宋人范仲淹就批评说：“《唐书》芜驳，因其成败而书之，无所裁正。”（《河东先生集·附录卷下》）明末清初大学者王夫之也说：“自其执政以后，罢进奉、宫市、五坊小儿，贬李实，召陆贽、阳城，以范希朝、韩泰夺宦官之兵柄，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亦云善矣。顺宗抱笃疾，以不定之国储嗣立，诸人以意扶持而冀求安定，亦人臣之可为者也。”（《读通鉴论》卷25《唐顺宗》）这些都是比较公正的看法。
三、顺宗之死
（一）二王八司马
王叔文集团对大权的把持引起了德宗所任用的旧人旧臣的极大不满，这些人中除了刘贞亮、刘光琦、薛文珍、尚衍、解玉等一批宦官外，还包括了数位宰相在内。顺宗即位后，宰相共有五位，除了韦执谊外，还有贾耽、杜佑、郑珣瑜和高郢等四位，这四位都不是顺宗任命的宰相，而是德宗时拜的相。《顺宗实录》卷2记载了一事，详情如下：
（贞元二十一年三月）丁酉，吏部尚书平章事郑珣瑜称疾去位。其日，珣瑜方与诸相会食于中书。故事：丞相方食，百寮无敢谒见者。叔文是日至中书，欲与执谊计事，令直省通执谊。直省以旧事告，叔文叱直省，直省惧，入白执谊。执谊逡巡惭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阁语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箸以待。有报者云：“叔文索饭，韦相已与之同餐阁中矣。”佑、郢等心知其不可，畏惧叔文、执谊莫敢出言。珣瑜独叹曰：“吾岂可复居此位。”顾左右取马径归，遂不起。前是，左仆射贾耽以疾归第，未起，珣瑜又继去。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归卧……
据此可知，五位宰相中除韦执谊外，其余四相均对王叔文集团不满，只是有的态度比较坚决，有的比较和缓而已。除此之外，还有一批大臣也都对王叔文集团不满，如太常卿杜黄裳、兵部尚书王绍、御史中丞武元衡、仓部员外郎孟简、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授、西川节度使韦皋、翰林学士卫次公、李程、郑等。反对派势力如此之强，是王叔文集团不能长久执政的根本原因。还有一点应该引起重视，即顺宗长子广陵王李纯，此人即后来的唐宪宗，他也是坚决反对王叔文集团的一个人物，而且是一个关键人物。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由于顺宗久病不愈，反对派便以此为借口，主张早立太子，以制约王叔文集团。史载：“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皆先朝任使旧人，疾叔文、忠言等朋党专恣，乃启上召翰林学士郑、卫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銮殿，草立太子制。时牛昭容辈以广陵王淳英睿，恶之；不复请，书纸为‘立嫡以长’字呈上；上颔之。癸巳，立淳为太子，更名纯。”（《资治通鉴》卷236）时在贞元二十一年三月。可见在立太子这件事上，两派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广陵王被立为太子是反对派的第一个胜利，王叔文预感到前途不妙，又无力反制，只能吟杜甫诗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显示出其无可奈何的情绪。此后反对派便团结在太子旗下，向王叔文集团展开了斗争。
反对派的第二步行动便是对王叔文的权力进行限制。这年五月，刘贞亮等宦官以王叔文已任户部侍郎兼度支、盐铁转运副使的名义，设法免去了其所任的翰林学士一职。翰林学士属于内职，可以入宫参与机密大事的议决，正因为如此，“叔文见制书，大惊，谓人曰：‘叔文日时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职事，则无因而至矣。’”（《资治通鉴》卷236）后来在王伾的再三请求下，才允许王叔文每三五日一入翰林院，但学士之职还是被罢去了。
反对派的第三步便是利用外臣制约王叔文集团。西川节度使韦皋求兼领三川之地，即剑南东川、剑南西川和山南西道，被王叔文拒绝。于是韦皋便上表请求太子监国，同时又上书太子，指斥王叔文、王伾、李忠言等专权误国，请求太子出面上奏皇帝，贬逐三人。接着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又相继上表，内容与韦皋相同。韦皋的上表极大地鼓舞了反对派的士气，史载：“中外皆倚以为援，而邪党震惧。”（《资治通鉴》卷236）极大地增强了反对派的势力，形势对王叔文集团更加不利。
第四步利用王叔文母丧彻底罢去其本兼职务。这年六月，王叔文之母突然死亡，按照唐制，王叔文必须丁忧去位。王伾等谋划为其起复重新任职，本打算任以威远军使、同平章事，三上其疏，都没有结果，于是王伾只好称病不出。其集团骨干陈谏被赶出朝廷，外任河中少尹。至此，王叔文集团大势已去，失败的命运已不可避免了。
第五步请太子监国，以便彻底铲除王叔文集团。反对派深知只有请太子监国，执掌军国政事，才能彻底铲除王叔文集团。早在这年四月，杜黄裳劝其女婿宰相韦执谊率群臣奏请太子监国，遭到韦执谊的拒绝。六月，韦皋再一次奏请太子监国。王叔文丁忧罢职后，大宦官刘贞亮等又屡次请求太子监国，顺宗不得已，只好同意。与此同时，刘贞亮等还推荐杜黄裳、袁滋为宰相，进一步控制了大权。八月四日，顺宗退位，自称太上皇，太子即皇帝位，史称唐宪宗。
宪宗的即位，标志着王叔文集团的彻底失败。八月六日，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王伾为开州司马。次月，贬神策行军司马韩泰为抚州刺史，司封郎中韩晔为池州刺史，礼部员外郎柳宗元为邵州刺史，屯田员外郎刘禹锡为连州刺史。反对派认为对他们的处罚还不够大，于是再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合称“二王八司马”。
王叔文集团执政前后七个月时间，由于缺乏坚实的社会根基，所依靠的仅是一位身患重病的皇帝，面对势力强大的反对派，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二）顺宗驾崩之谜
顺宗退位以后，移居到兴庆宫。在这里仅仅居住了五个半月，就于唐宪宗元和元年（806）正月十九日死于兴庆宫咸宁殿，终年四十六岁。
关于顺宗的死，史书仅记其“崩”或“晏驾”，并没有记载因何而亡，因此便引起了后人的疑虑。
唐人李复言撰《续玄怪录》一书，其中有《辛公平上仙》一篇，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撰《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一文，认为篇中所说的“上仙”即被杀的皇帝乃是唐宪宗，然黄永年先生却认为应是指唐顺宗，见其所撰《〈辛公平上仙〉是讲宪宗抑顺宗》一文，现将《辛公平上仙》的主要内容简介如下：
洪州高安县尉辛公平与吉州庐陵县尉成士廉同居于泗州下邳县，于元和末一同入京参选，在途中遇一绿衣吏，名叫王臻，相见甚欢。行至阌乡，王臻告诉他们说，自己乃是一阴吏，前来迎天子上仙者，即迎接将要死去的皇帝，并说与自己随同而来的，有甲马五百、将军一人。一路走来，行至灞上，王臻遂告诉辛公平，可以观看一个非常场面，成士廉由于命薄，所以不可观也。
到了约定的那天夜里，辛公平前往灞西古槐下，见王臻乘马随一队甲马而来，引辛公平见一大将军，身长丈余，壮貌甚伟，遂一同进入长安通化门。来至大明宫光范门，入门后直至宣政殿，各路人马从诸门而入。将军金甲仗钺，立于殿下，跟随而来的军卒五十人，皆手执兵器，环立于殿庭四周，以备非常。殿上正在举行宴会，歌舞正欢，灯烛辉煌。三更四点，有一人手执金匕首，长尺余，拱送于将军之前，说：时间已到。将军走到皇帝的御座后，跪献匕首。皇帝感到头眩，音乐骤停，扶皇帝入西阁，久之未出。将军催促道：“升云之期，难违顷刻，上既命驾，何不遂行！”里面回答说：“皇帝正在沐浴，事毕就可上路。”一会儿，只见皇帝乘碧玉舆，由身穿青衣之士六人抬下殿来。将军上前迎接，宫内官员及门吏莫不呜咽，与皇帝告别，不忍离去。过宣政殿，前有二百骑兵开道，后有三百骑士跟从，如风如雷，飒然东去，出望仙门。
将军命王臻送辛公平返回，来到成士廉所居之处，告别而去。原书写道：“（辛公平对此事）秘不敢泄。更数月，方有攀髯之泣……元和初，李生畴昔宰彭城，而公平之子参徐州军事，得以详闻。故书其实，以警道途之傲者。”
以上简要地叙述了《辛公平上仙》一文的故事梗概，可以看出这是以小说的形式描写一位唐朝皇帝的死亡情况。从小说中所述的情节看，这位皇帝显然是非正常死亡，从而引起了后世研究者的兴趣。
陈寅恪先生的文章认为此篇小说是“假道家‘兵解’之词，以纪宪宗被弑之实”。从篇首“元和末”三字来看，陈先生的观点似乎是很有道理的。但黄永年先生的文章指出，在小说末尾有“元和初”的字样，又说明其所叙的皇帝绝不会是唐宪宗，而只能是唐顺宗。另外，从“更数月，方有攀髯之泣”一句看，也不似指唐宪宗，而应是指唐顺宗。“攀髯”是一典故，是说有龙下迎黄帝，黄帝骑龙而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持龙髯跟随而去，实指皇帝之死。何以既兵解上仙，却要“更数月”，即过了数个月后“方有攀髯之泣”呢？从顺宗晚年的情况看，他于贞元二十一年（805）八月退位当了太上皇，元和元年（806）正月十九日驾崩，正好相隔数月。这期间除了元和元年正月一日，百官赴兴庆宫朝贺，并向太上皇上尊号外，再没有见到顺宗活动的任何记载。很可能因此而产生顺宗早在退位后不久即被杀害的传说，而在元和元年正月一日赴兴庆宫朝贺并上尊号只不过是制造出来的烟幕而已，李复言根据此传说遂写下了这篇《辛公平上仙》。因为顺宗早在退位当太上皇时已被杀死，所以“更数月”，即到元和元年正月十九日才公布死讯。
而宪宗临死时的情况与此情节完全不符，他死于元和十五年（820）正月二十八日，而在这月二十五日，宪宗还在麟德殿召见义成军节度使刘悟，与“更数月，方有攀髯之泣”的写法不符。
至于《辛公平上仙》篇首所云的“元和末”，黄先生认为只是“贞元末”之误。何以“贞元”会误为“元和”呢？则与宋人避讳有关，“贞元”之“贞”是宋仁宗赵祯的嫌名，照例可以改为“正”，“无如书棚本只是不甚谨严的坊刻，何况刻的又是无关紧要的前朝小说，于是转而采取了把‘贞元末’改成‘元和末’的办法，不曾想到会和篇末的‘元和初’发生冲突。这种改‘贞元’为‘元和’的例子在书棚本《续玄（幽）怪录》里并不止一处”。这些观点都是很有道理的。
持此观点的并不仅此一家，王汝涛所撰的《唐代小说与唐代政治》一书（岳麓书社，2005年）中收有一篇名为《宦官杀皇帝的秘录探微——读〈辛公平上仙〉》的文章，也持这种观点，并且进而认为是宦官杀害了唐顺宗。
四、元和中兴
（一）聚集财赋
唐宪宗在唐朝的皇帝中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位期间经过努力，在削除跋扈藩镇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使中央政府的威望空前提升，因为其年号为元和，史称“元和中兴”。
宪宗亲眼目睹了其祖父德宗统治时期藩镇跋扈嚣张的情况，决心铲除这些跋扈藩镇。他深知如果没有充足的财力支持，欲想达到这一目的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他首先整顿了财政体系，将德宗时期收入宫中贮于“别库”的资财全部转归国家正库即左藏收管，统一调节支用，以备急需。接着他又加强了对江淮财赋的整顿，接受杜佑的推荐，任命李巽为盐铁转运使掌管此项工作。李巽非常称职，史称“自刘晏之后，居财赋之职者，莫能继之。巽掌使一年，征课所入，类晏之多，明年过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万缗”（《资治通鉴》卷237）。另据《册府元龟》卷493《邦计部·山泽》载：元和元年（806），收入粜盐虚钱1128万贯；元和二年，收入13057300贯；元和
唐宪宗像三年，收入达17815807贯。可见李巽对财税的整顿还是颇有成效的。在元和初年，地方税收分为三部分，即上供、送使、留州。元和四年（809），宰相裴垍建议改革赋税制度，主张诸道节度、观察使府所需用，就地征取使府所在州的赋税，如仍不够支用才可以征收管内其他州县的赋税，并且规定“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令依省估”（《旧唐书·裴垍传》）。这一政策实施后，使得诸道管内支郡的送使钱物全部上交给了中央财政，对加强中央财政实力，削弱诸道财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宪宗在即位之初曾颁诏罢诸道进奉，但实际情况却是诸道进奉从未间断过。元和三年（808），原山南西道节度使柳晟、原浙东观察使阎济美入京述职，同时进奉财物。御史中丞卢坦弹劾说他们违诏进奉，应给予处罚。宪宗却认为自己已经赦其罪，不可失信。卢坦不同意宪宗的说法，坚持认为应该维护皇帝诏敕的大信，而不应拘泥口头小信，迫使宪宗将进奉的财物交出，转归度支库收藏。此后，凡有藩镇进奉，宪宗大都照收不误，如果有人反对，充其量将其转交国家库藏收管而已。关于宪宗接收诸道藩镇进奉钱财的次数及收取的数额，《册府元龟》卷169《帝王部·纳贡献》有较详的记载，就不一一列举了。需要指出的是，宪宗的这些行为虽然有增强中央政府财力的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诸道对百姓的盘剥。
为了筹措充足的财力，宪宗除了广开财源外，节流省用也是其采取的措施之一。元和初期，他多次拒绝了四方藩镇进贡的歌舞伎乐，认为这类人过多，将会消费巨额的资财，“岂可剥肤搥髓，强娱耳目焉”（苏鹗《杜阳杂编》卷中）。他曾经与宰相李藩论及足用与节俭的关系，李藩认为足用来自于节俭，并且说皇帝如果不以珠玉为贵，专心号召百姓广植农桑，发展生产，那么奇技淫巧也就没有市场了。百姓富足，陛下岂有不富足的道理？反之，百姓饥寒交迫，陛下要富足又怎么可能做到呢？宪宗非常赞同李藩的观点，说：“俭约之事，是我诚心；贫富之由，如卿所说，唯当上下相勖，以保此道。”（《旧唐书·李藩传》）
（二）武力平定叛镇
在中央政府拥有了充足的财力后，宪宗开始对跋扈藩镇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并且接连获得胜利，与德宗时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首先平定的是西川刘辟之乱。刘辟本是西川节度使韦皋部下的支度副使，韦皋突然暴卒，刘辟不待朝廷之命便自称留后，进而怂恿部下联名上表，要求任命他为西川节度使。宪宗为了解决德宗姑息藩镇的问题，自然不能同意刘辟的请求，他于贞元二十一年（805）十月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袁滋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召刘辟回京任给事中，刘辟拒不奉诏。在如何对付刘辟的问题上，朝廷内部意见分歧，为了解决分歧，争取解决叛乱的时间，宪宗于这年十二月答应刘辟为西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暂时将他稳住。然后任命右谏议大夫韦丹为剑南东川节度使，筹备讨伐刘辟的战事。元和元年（806）正月，刘辟得寸进尺，公然要求兼领三川，在遭到拒绝后，派兵攻打梓州，囚禁原东川节度使李康，公开叛乱。在这种情况下，宪宗力排众议，任命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为统帅，宦官刘贞亮为监军使，率大军征讨刘辟。官军分路通过斜谷和骆谷道，克服了道路险阻，顺利入川。经过一系列的战役，终于击败刘辟的军队，攻占成都，刘辟仓皇逃窜，被追上俘获，押送长安，斩首示众。从元和元年正月二十三日下诏讨伐，至九月二十一日攻破成都，前后用时不满九个月，就取得了讨伐跋扈藩镇的第一场胜利。
永贞元年（805）八月，夏绥节度使韩全义自请入京朝觐，以其外甥杨惠琳为夏绥留后。元和元年（806）三月，宪宗另行任命神策军将李演为夏绥银节度使，并令韩全义致仕。杨惠琳闻讯，勒兵抗拒，在夏州（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自称节度使。河东节度使严绶上表请求出兵讨伐叛乱，宪宗遂命严绶为统帅，调发河东、天德的军队联合进攻。当月，杨惠琳被其部将张承金斩杀，传首京师，杨惠琳之乱很快就平定了。
镇海军（治所润州，今江苏镇江）节度使李锜先前因为解除其所兼任的盐铁转运使而郁郁寡欢，西川、夏绥被平定后，李锜迫于形势，上表请求入朝。宪宗同意了他的请求，任其为左仆射，并遣中使至京口（今江苏丹徒）慰抚将士。李锜表面上装出愿意归朝的样子，命其判官王澹为留后，主持军政，实则无归朝之意。王澹与监军多次催促，李锜大怒，唆使部下军卒数百人杀死王澹及牙将赵锜，并将监军囚禁起来。元和元年（806）十月，李锜又命部将五人分赴管内五州，令他们杀死五州刺史。宪宗闻讯后，严令李锜归朝，李锜不听，于是便下诏削去其官爵和属籍。所谓削去属籍，是指将其从宗室籍中除名。又任命淮南节度使王锷为统帅，调发宣武、义宁、淮南、宣歙、江西、浙东等道军队，联合进剿。在官军的强大压力下，李锜部下将领人心思变，其部将张子良、李奉仙、田少卿率三千军队倒戈，与李锜外甥裴行立联合，包围了李锜的住所，抓获李锜，押送长安。十一月，与其子一同斩杀于长安，并将其家财充作当年浙西百姓的赋税，获得了民心的拥戴。
元和四年（809）十一月，淮西节度使（治所蔡州，今河南汝南）吴少诚病死，申州刺史吴少阳伪造吴少诚的遗书，自称节度副使、知军州事。宪宗此时正忙于讨伐成德节度使王承宗，遂任命吴少阳为节度留后，不久又正式任命其为节度使。元和九年（814）闰八月，吴少阳病死，其子吴元济隐瞒不报，自任为节度留后，并发兵攻略周围州县，屠杀百姓，抢掠财物，发动了旨在对抗中央的军事叛乱。十月十八日，宪宗任命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率诸道军队讨伐淮西镇，并下诏削去了吴元济一切官爵。
讨伐淮西的战争进行得并不顺利，由于统帅严绶缺乏才略，指挥不力，战争打了五个多月而战绩平平，诸道军队十数万齐集淮西境上，互相观望，不愿出力，只有忠武节度使李光颜有所进展，斩敌数千，取得了小胜。正在宪宗调整部署，准备再战之时，京城中却发生变故，致使宪宗不得不中断部署。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吴元济为了对抗官军，遂向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求援。李师道认为朝廷坚决削平藩镇，全是出于宰相武元衡的主张，于是决定刺死他，以干扰朝廷平藩的决心。他伙同王承宗拟定了暗杀计划。
元和十年（815）六月三日，武元衡照常带家人两名，骑马从靖安坊的家中出发赴早朝。主仆三人走出坊东门不远，突然从街边水沟的树后蹿出一人，一箭射倒了一个仆人，另一刺客从树后闪出，用大棒猛击武元衡的左腿，并将另一马夫击倒。然后刺客把武元衡掀下马来，割下了头颅，从容逃走。当众人听到武元衡仆人的呼救后纷纷赶来，发现武元衡倒在其宅东北角坊墙之外的血泊中。此事极大地震动了长安全城，宪宗闻讯下令免除当日早朝，并召其他宰相商议对策。正在这时，又传来消息，主战的御史中丞裴度上朝时，在通化坊门也遭到刺客的袭击，伤势颇重。武、裴二人的被刺使京城人心惶恐不安，各城门戒备森严，宰相出入皆由金吾卫骑士护卫，朝廷其他官员也多带家仆兵仗自随，以备不虞。不过这种暗杀活动并不能阻止宪宗将平定藩镇的战争进行到底，不久，宪宗正式拜裴度为相，并命裴度赴前线督战。
元和十一年（816），淮西前线的战事仍然不能使人满意，作为诸军行营都统（即统帅）的宣武节度使韩弘并不积极作战，史载：韩弘“常不欲诸军立功，阴为逗挠之计。每闻献捷，辄数日不怡”（《旧唐书·韩弘传》）。与此同时，对成德王承宗的作战也是令人忧心的，诸道军队互相观望，逗留不进。正因为如此，朝廷中言和罢兵的主张再度而起，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叛镇的作战。为了尽快讨平淮西，宪宗决定集中兵力，全力拿下吴元济，然后再对付王承宗。次年八月，裴度前往前线督战，宪宗亲自饯行。裴度除了调集粮饷，保证军需供应外，还调整了军事部署，北线作战主要由李光颜指挥，南线则主要归李愬指挥。李光颜感裴度知遇之恩，对淮西军队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迫使吴元济把军队主力调至北线，全力抵御官军进攻，这就为李愬雪夜袭取蔡州创造了条件。
李愬是唐朝名将李晟的儿子，经裴度推荐代替高霞寓出任唐邓节度使。他经过充分的准备后，于元和十二年（817）十月十五日夜，亲率精兵九千，以降将李祐为先锋，冒雪悄悄向蔡州进发。深夜官军急行军七十里，到达蔡州城下，而敌军却丝毫没有觉察。李祐亲自攀缘登城，军士随后跟进，然后打开城门，迎接其余军队入城。黎明时，官军已经包围了吴元济的牙城，吴元济还以为是囚徒暴动骚扰。当他看到官军的旌旗后，知道大事不妙，急登城拒战，妄图坚守待援。官军急攻，并且烧毁了牙城南门，吴元济见南门失守，而援军却迟迟不至，只好束手就擒，投降了官军。十一月一日，吴元济被押送到长安，徇于两市，斩于长安城中独柳树下。
至此，历时三年多的平定淮西叛镇的战争终于结束了。此战的胜利极大地震动了全国，各地藩镇纷纷表示愿意效忠于朝廷，如成德王承宗献出德、棣二州，请求向朝廷输纳赋税，由朝廷任命官吏，并且把两个儿子王知感、王知信作为人质送到了长安。数年后，宪宗又命诸道出兵讨伐淄青镇李师道，将其斩首，以其地分为三镇。所有这一切标志着元和中兴局面的出现。
（三）和平解决魏博镇
魏博镇在河北三镇中位于最南部，南临黄河，北邻成德镇，统魏、博、相、卫、贝、澶六州之地，治所在魏州（今河北大名东）。自安史平定以来，魏博镇为田承嗣所占据，自擅赋税，委任官吏，不遵朝命。田承嗣之后，先后由田悦、田绪、田季安统治。元和七年（812）八月，田季安病死，诸将拥立其幼子田怀谏为节度留后。
在如何对待魏博镇的问题上，朝廷内部有不同的意见。宰相李吉甫主张乘田怀谏年幼无知之机出兵讨伐；另一宰相李绛却认为不必用兵，待魏博内部发生变化，可不战而自归。宪宗综合了两位宰相的意见，权衡利弊，决定一面派义成节度使薛平集中兵力，训练士卒，严阵以待；一面静观其变，相机而动。
就在此时，魏博内部的局势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由于田怀谏年幼，军政大权落到家童蒋士则手中。蒋士则擅自调动守边将领，引起了其他将领的不满，而朝廷陈兵境上，任命田怀谏为节度使的诏命也迟迟不至，使人心更加惶恐。在这种情况下，各位将领把希望寄托在牙军兵马使田兴身上。田兴是田承嗣的侄子，幼读儒书，颇通兵法，处事稳重，在军中颇有威望。一天清晨，田兴赴军府议事，数千军士环绕跪拜，恳请他出任节度留后，噪呼之声震于军府。田兴认真考虑后，决定接受大家的请求，他和士卒约定，不得侵害田怀谏，遵守朝廷法令，奏请朝廷任命官吏。然后，他率军士诛杀了蒋士则等十余人，将田怀谏迁于别府，上奏朝廷，请求处置。
宪宗接到奏报后，迅速做出反应。他一面派使者赴魏州宣抚，一面任命田兴为御史大夫、魏博节度使，并赐名弘正。
在如何赏赐魏博将士的问题上，朝廷内部又有不同意见的争执。李绛主张拿出一百五十万贯钱重赏魏博将士，以显示朝廷的宽宏大度和皇恩浩荡。但李吉甫与一些宦官却认为如此重赏必然会严重削弱朝廷的财力，从而影响对其他叛乱藩镇的讨伐，主张适当赏一些就可以了。李绛坚决反对这种目光短浅的做法，他向宪宗指出：田兴自愿归顺朝廷，是朝廷多年来少遇的大事，如果朝廷过分看重这一百五十万贯钱物，将会使六州百姓再生离变，实在是非常痛心的情况。此外，钱财乃身外之物，用去了还可以再设法取得，如果失去了机会，将追悔莫及。假如朝廷出兵十五万，花一年时间攻克，这已经是相当神速了，预计军费至少要三百万贯。此后还要赏赐立功将士，这些尚未计算在内。朝廷赏赐魏博和用兵讨伐的费用孰多孰少就非常清楚了。宪宗认真权衡以后，最终采纳了李绛的建议。
这年十一月，宪宗派当时尚为知制诰的裴度前往魏博宣慰，魏博百姓对朝廷威仪非常生疏，当使团到达魏州时，全城百姓空巷而观，场面空前热闹。裴度代表朝廷晓谕魏博将士严守国家法令，维护地方治安，然后将所带的一百五十万贯钱物分赐给全军将士，并宣布免除魏博所属六州赋税一年。史载：“军士受赐，欢声如雷。”（《资治通鉴》卷239）裴度还给田弘正讲解了君臣上下礼仪，田弘正又请裴度遍至所辖州县，以宣示朝廷命令。为了取信于朝廷，田弘正奏请朝廷任命节度副使，宪宗遂任命户部郎中胡证为魏博节度副使。同时，田弘正又将下属各地所缺官员九十名上报朝廷，请求任命，并要求按照国家法令输纳赋税。宪宗一一准奏。至此，魏博镇完全归顺了朝廷。
与此同时，成德、淄青、卢龙等方镇也纷纷派说客来到魏州，劝说田弘正继续奉行“河朔故事”，与朝廷对抗。田弘正不听。淄青李师道还派人游说宣武节度使韩弘，联合起来攻打魏博，遭到韩弘的拒绝。可见魏博的归附在当时影响之大，引起了方方面面的极大震动。
魏博归顺朝廷打破了河北三镇的割据联盟，为唐朝中央进一步削除割据藩镇统一全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朝廷对魏博的优赏，也不同程度地加剧了那些跋扈藩镇内部的分化与矛盾。这些藩镇的将士看到魏博将士收受重赏，皆曰：“倔强者果何益乎！”（《资治通鉴》卷239）魏博镇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北控镇冀，东拒淄青，南扼宣武，具有非常重要的军事意义。且魏博镇兵力强大，战斗力强，即使在河北三镇中也是位居翘楚，因此它的归顺不仅使朝廷减少了一个强大的敌手，而且还极大地增强了朝廷的军事力量，从而有利于朝廷削平其他跋扈藩镇的军事斗争。
五、对宦官的重用与防范
（一）有限的防范
唐宪宗在即位之初，由于他的太子地位的获得以及后来取代顺宗登上了皇帝宝座，都与宦官不无关系，因此，使得他不得不对这些先朝宦官采取宽容的态度，而这些人也借拥立之功竭力扩大权势，他们的爪牙分布在朝廷各机构及地方各级政府中，宪宗对这一切都听之任之，隐忍不发。如刘贞亮在任高崇文监军时，当时刘辟放回了被俘的东川节度使李康，刘贞亮没有奏请皇帝同意，就将其斩首。李康乃是封疆大吏，即使有失地丧师之罪，也应由朝廷处置，对于刘贞亮的这种行为，史称“故以专悍见訾”（《新唐书·刘贞亮传》）。宪宗不仅没有谴责刘贞亮，反而累迁其为右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死后赠开府仪同三司。待平定西川、夏绥、浙西等镇的叛乱后，宪宗感到自己的地位已经稳固，遂对宦官采取了一些分化、打击的措施，使得宦官势力处在自己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
如吕如全也是拥戴宪宗为太子的宦官之一，宪宗即位后，他历任内侍省内常侍、翰林使，后来因为擅自取用樟木修建自家宅第，被宪宗剥夺了官职，押送东都狱，行至阌乡县自杀。又一宦官郭旻因饮酒大醉，触犯夜间禁令，被宪宗下令杖杀。五坊宦官朱超晏、王志忠放纵鹰人入民家勒索，被重杖二百，夺职。由是宦官们莫不畏惧，不敢轻易犯禁。
对一些敢于对抗宦官势力的朝官，宪宗有时也能予以支持，不使宦官势力过分坐大。如元和四年（809），左神策军吏李昱曾向长安富人借钱八千贯，时已三年却抵赖不还。富人无奈，便将其告到京兆尹许孟容那里。许孟容核实情况后，下令将李昱拘捕囚禁，限期还钱，并说如果逾期不还，依律处死。此事震动了宦官高层，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将此事报告了宪宗。宪宗派中使宣旨，命令许孟容将李昱移交神策军处置。许孟容抗旨不交，并且态度坚决地说：“臣诚知不奉诏当诛，然臣职司辇毂，合为陛下弹抑豪强。钱未尽输，昱不可得。”（《旧唐书·许孟容传》）宪宗也自知理亏，只好同意了许孟容的意见。此事极大地打击了宦官及京中豪强的气焰，使许孟容的威望大增。
再如岭南监军使许遂振贪暴横行，经常干扰节度使杨於陵正常行使权力，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杨於陵洁身自好，廉洁奉公，抵制了许遂振的要求。许遂振大怒，遂于元和五年（810）向宪宗诬告杨於陵。宪宗信以为真，决定召杨於陵回京，置于闲散之地。宰相裴垍却坚决反对这么做，他面见宪宗说：“只凭许遂振一面之词就贬黜封疆大吏，恐难以服众。”后来宪宗查明事实，任命杨於陵为吏部尚书，将许遂振处死。
羽林大将军孙向大宦官弓箭库使刘希光行贿二十万贯（一说二万贯），希望能够获得节度使之职。此外，刘希光还每年接受朔方节度使管辖下的灵武库衣粮六十万。事情败露后，宪宗遂将刘希光处死，并籍没了其全部家产。
唐宪宗对宦官的打击实际上是非常有限度的，更多的还是纵容和重用。他打击宦官是为了控制其势力不至于过分扩大，以至于危害到皇权；他纵容和重用宦官，是因为他从心底里认为宦官还是比朝官可靠。有一次宪宗与李绛谈起了宦官问题，李绛认为他们昼夜随侍在皇帝身边，花言巧语，迷惑皇帝，制造事端，并认为“自古宦官败国者备载方册，陛下岂得不防其渐乎！”可是宪宗并不以为然，他说：“此属安敢为谗！就使为之，朕亦不听。”后来宪宗的亲信宦官吐突承璀因受贿被贬到淮南任监军，事后宪宗得意洋洋地对李绛说：“此家奴耳，以其驱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违犯，朕去之轻如一毛耳！”（《资治通鉴》卷238）正因为宦官与皇帝是家奴与主人的关系，所以才比皇帝与朝官的关系更加亲密，这就是皇帝愿意重用宦官的根本原因，也是宪宗虽然对宦官也进行一些限制，但却比较有限的一个重要原因。宪宗自认为家奴去之甚易，是其敢于大胆使用宦官的思想根源，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一旦家奴权力大到主人无法控制时，便会造成极大的危害，甚至会威胁到主人的生命安全。
（二）纵容阉宦
有关唐宪宗纵容宦官为恶的记载，可以说比比皆是。早在元和初年，宪宗就频频派宦官外出办事，由于一些地方官对宦官非常痛恨，多加以摧抑，使得宪宗十分恼火，认为这是对皇权的冒犯与挑衅，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往往对宦官百般庇护，而对朝官则进行残酷打击。如元和五年（810）正月，东台监察御史元稹因擅自令河南尹房式停职反省，被召回长安。途经华阴敷水驿（今陕西华阴境内）时，元稹先到，遂被安排在上厅居住。宦官刘士元（一说仇士良）后至，见元稹已占上厅，大怒，将其赶了出来。元稹来不及穿鞋，只穿着袜子，躲往厅后，刘士元还不罢休，追上前去，打伤了元稹的脸部。此事一直闹到长安，宪宗不问青红皂白，下令贬元稹为江陵府士曹参军，而对刘士元却未动毫发。这件事情在朝廷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翰林学士李绛、崔群、白居易纷纷上奏，表示不满。其中白居易言辞最为激切，上表指出：“况闻士元蹋破驿门，夺将鞍马，仍索弓箭，吓辱朝官，承前已来，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闻处置；御史无过，却先贬官。远近闻知，实损圣德。臣恐从今已后，中官出使，纵暴益甚，朝官受辱，必不敢言，纵有被凌辱殴打者，亦以元稹为戒，但吞声而已。陛下从此无由得闻。”（《旧唐书·白居易传》）把问题说得如此透彻，然宪宗仍然不闻不问，坚持将元稹赶出了朝廷。
元和九年（814）冬，有一位五坊小使到华州下邽县放鹰，县令裴寰给其安排了馆舍，但却没有迎送。这位小宦官认为县令有意怠慢，回京后遂向宪宗诬告裴寰，说他口出狂言，态度傲慢，有意亵渎皇帝权威。宪宗大怒，下令将裴寰捉拿下狱，欲以大不敬罪论处。宰相武元衡再三开导，宪宗依然不听。御史中丞裴度也极言裴寰无罪，宪宗怒曰：“如卿言，裴寰无罪，则当决五坊小使；小使无罪，则当决裴寰。”裴度说：“诚如圣旨，但以裴寰为令长，爱惜陛下百姓如此，岂可罪之！”（《册府元龟》卷546）宪宗这才逐渐消除了怒气，将裴寰释放回县。
翰林学士李绛因此前多次向宪宗进谏，指斥宦官，引起了宦官们的不满。于是他们设法任命他为户部侍郎，判本司事，即掌管户部的工作。此事表面上看似乎是给李绛升了官，但实际目的却在于将他从皇帝身边调走，以免干扰或阻挠他们的行动。后来，宪宗又拜李绛为同平章事，当上了宰相。李绛与大宦官吐突承璀矛盾甚大，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统兵征讨成德镇王承宗时李绛反对，后来吐突承璀久征无功，返回京师时，又是在李绛的坚决主张下将其贬为军器使，后又任淮南监军使。元和九年（814）二月，宪宗罢去了李绛的相位，接着又把吐突承璀从淮南召回，重任左神策中尉。史载：“初，上欲相绛，先出吐突承璀为淮南监军，至是，上召还承璀，先罢绛相。”（《资治通鉴》卷239）唐宪宗对宦官与朝臣孰亲孰疏，不是一目了然了吗？胡三省对此评论说：“李绛既罢，谁敢复以为言乎！”也就是说，宪宗此举在于杀鸡给猴看，通过贬黜李绛来打击朝官，看你们谁还敢与宦官作对！
吐突承璀任淮南监军时，李鄘为淮南节度使，吐突承璀回到京师后，遂于元和十二年（817）推荐李鄘为宰相。由于是宦官的推荐，在将佐为李鄘举行的饯行宴会上，他不觉泣下曰：“吾老安外镇，宰相非吾任也！”（《资治通鉴》卷240）到了京师，他推托有病，不入见皇帝，也不赴中书门下视事，百官到其府上拜见，皆托词不见。李鄘的这种态度引起了宪宗的极大不满，遂不顾时论对李鄘的赞誉，顺水推舟同意其辞去相位，任命为户部尚书，另以御史大夫李夷简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户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镈与卫尉卿、盐铁转运使程异，皆谄谀小人，多进奉羡余以讨好皇帝，其中皇甫镈又送重贿给吐突承璀，宪宗遂拜两人同时为宰相。“制下，朝野骇愕，至于市井负贩者亦嗤之。”（《资治通鉴》卷240）裴度、崔群等大臣上书反对，不听。裴度耻于同列，请求辞去相位，也不许，反而认为裴度大搞朋党，排斥宦官。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唐宪宗统治时期，唐代宦官专权的程度不是越来越轻，反而有日渐加重的趋势。
（三）重用宦官
从宦官制度发展的角度看，在唐宪宗统治时期出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首先，枢密使（院）制度进一步成熟。宦官掌枢密始于唐代宗永泰年间。至宪宗时期出现了“知枢密”、“总枢密之任”的说法，这种情况的出现标志着唐代宦官权势进一步强化，使唐朝的中枢决策体制由一元体制一变为二元体制。关于枢密使与枢密院制度的详细演变情况，在后面的章节中还要详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其次，使宦官控制了六军的兵权。唐朝有天子六军，虽然在这一时期兵力寡弱，没有多少战斗力，但总还是一种军事力量。六军各由统军、大将军、将军统率，设左右三军辟仗使以监其军。宪宗时为左右辟仗使各授一印，并且剥夺了六军统军、大将军的兵权，由辟仗使直接掌握其兵权。早在唐德宗时，神策中尉已经掌握了左右神策军的兵权，此时左右辟仗使又掌控了六军兵权，从而使全部禁军兵权皆归于宦官集团。此事的详情已见前述，就不多说了。
再次，以宦官为野战部队的统帅，率禁军外出征伐，开创了唐代宦官统率禁军指挥作战的先例。早在唐代前期，就有以宦官为统帅率军征战的例子，如唐玄宗时的杨思勖便是一例，但更多的宦官也只是作为监军随军出征。德宗时设立神策中尉，掌握禁军兵权，虽为神策军的实际统帅，但也只是平时掌兵，并无率军作战的能力。唐宪宗即位不久，即在元和元年（806）十一月任命吐突承璀为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是宪宗当太子时的东宫宦官，为人机警，善于察言观色，甚得宪宗的宠爱，故即位不久就加以重用，并且还封他为蓟国公。
元和四年（809）三月，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其子王承宗不待朝命便自立为节度留后。宪宗欲革除河北三镇的这种旧习，打算另行任命节度使，如不从则出兵讨伐。但是朝廷内部反对声音颇多，其中以李绛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说：
“河北不遵声教，谁不愤叹，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自武俊以来，父子相承四十余年，人情贯习，不以为非。况承宗已总军务，一旦易之，恐未必奉诏。又范阳、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传，与成德同体，彼闻成德除人，必内不自安，阴相党助，虽茂昭有请，亦恐非诚。今国家除人代承宗，彼邻道劝成，进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则自以为功；若诏令有所不行，彼因潜相交结；在于国体，岂可遽休！须兴师四面攻讨，彼将帅则加官爵，士卒则给衣粮，按兵玩寇，坐观胜负，而劳费之病尽归国家矣。今江淮水，公私困竭，军旅之事，殆未可轻议也。”（《资治通鉴》卷237）
客观地说，李绛的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国家兴兵讨伐，必须把握好时机，调整好各方面的关系，在江淮水灾，国家财政发生困难的状况下，贸然出兵当然是不可取的。宰相裴垍也主张暂缓兴兵，待国家实力形成绝对优势，客观条件成熟后再进兵不迟。所谓客观条件不成熟，是指当时的客观形势不利于朝廷兴师动众，除了水灾外，当时魏博田季安、淮西吴少诚皆重病在身，一旦亡故，朝廷既然不准王承宗继承父位，自然也不能允许这两镇出现类似情况，如果朝廷任命的新节度使不被接受，势必兴兵讨伐，就会出现数面开战的不利局面。
宪宗即位以来的几次平定叛乱战争，都是在宰相的主导与谋划下取得成功的，皇帝不过总其事而已。宪宗自尊心极强，总想利用机会在自己亲自主导下取得一次大的胜利，以树立天子的权威。吐突承璀深知宪宗的这种心理，因而极力主张出兵讨伐。于是宪宗便任命吐突承璀为行营招讨宣慰使，统率神策军及诸道军队进讨王承宗。当时不少人都反对这项任命，如翰林学士白居易、度支使李元素、盐铁使李鄘、京兆尹许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简、给事中吕元膺、穆质、右补阙独孤郁等，均极言其不可，宪宗不听。此战从元和四年十月开始，至次年九月吐突承璀返回京师，用兵将近一年，花费了七百万贯的军费，动用了二十万兵马，结果屡战屡败，劳师无功，是宪宗统治时期唯一的一次以失败告终的战争。
究其原因，除了上面提到的客观因素外，吐突承璀无统帅之才，指挥不力，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既然如此，唐宪宗为什么要一意孤行，决心发动这场战争呢？关于这一点，幽州牙将谭忠说得非常透彻，他说：此次用兵天子不用耆臣宿将而专用宦官，不调天下之兵而出动神策禁军，是什么人作的决策呢？“此乃天子自为之谋，欲将夸服于臣下也。”（《资治通鉴》卷238）皇帝争强好胜，不听谏言，失败自然是不能避免了。既然是皇帝自作主张发动的战争，失败后也就不便对吐突承璀给予什么处罚了，如果处罚，岂不等于皇帝承认自己的决策错了？因此，吐突承璀返朝后，仍任左卫上将军、左神策中尉。宰相裴垍、给事中段平仲、吕元膺皆力请斩吐突承璀以谢天下。宪宗只是将其降为军器使，仍宠信如故。后来因为刘希光受贿之事牵连到吐突承璀，不得已才外任其为淮南监军。
六、法门寺迎奉佛骨
（一）法门寺与佛舍利
法门寺位于今陕西扶风县城北十公里的法门镇，始建于东汉，从东汉到北魏均叫阿育王寺。寺里有砖塔一座，“因塔置寺，寺因塔著”。隋文帝开皇三年（583），改天下佛寺为道场，此寺便改名为“成实道场”。唐高祖武德八年（625）改为今名。原寺规模很大，寺内建筑面积在百亩以上，唐时有僧尼五百余人，拥有二十四院。传说佛祖释迦牟尼涅槃后，佛法笃信者天竺阿育王将佛祖遗骨分成八万四千份，分葬世界各地，每份建塔一处，法门寺塔就是其中之一，法门寺因此而著称于天下。法门寺曾多次遭到焚毁，隋文帝仁寿末年，右内史李敏曾进行过一次修葺。唐太宗贞观五年（631），由于岐州刺史张亮的奏请，法门寺又一次得到维修，并先后度僧八十多人。此后，唐代诸帝大多佞佛，对该寺的赏赐极多，遂使寺院不断扩大，僧众逐渐增加。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给法门寺立《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为后世研究法门寺留下了珍贵资料。
此后法门寺多次被毁，又多次重修。唐末五代初，李茂贞重修寺宇、宝塔。随着唐朝的灭亡，长安失去佛教弘传中心的地位，法门寺也开始衰落，寺院规模逐渐缩小。至明代时仅剩塔院一隅之地，唐代法门寺塔
法门寺出土的佛指影骨所建四级木塔亦于隆庆年间（1567—1572）崩毁，万历七年（1579）改修十三层八棱砖塔，高四十七米。第一层东南西北四面分别题额“真身宝塔”、“美阳重镇”、“舍利飞霞”和“浮图耀日”，一至十二层共有八十九个佛龛，雕饰华丽。清光绪十年（1884），“复崇遗址”。抗战开始后，朱子桥等重修宝塔和寺宇。新中国刚成立时，寺院已经残破不堪。
1981年，因连阴雨原塔崩坍。1987年重修宝塔，清理塔基时发现了地宫。法门寺地宫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大佛教地宫。地宫由砖砌踏步、隧道、前室、中室、后室组成，均用石头砌成，宏伟壮观，为唐代所建。地宫正室以收置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八重宝函为中心，构成密宗曼陀罗佛式。发现的珍贵文物有四枚佛指舍利（其中一枚真身佛舍利，三枚影骨）、金银器皿一百二十一件组、玻璃器十七件、瓷器十六件、石质器十二件、铁质器十六件、漆木及杂器十九件、珠玉宝石等约四百粒，还有大批纺织物品，其中包括武则天等唐朝帝后绣裙、服饰等，均是稀世珍宝。这些奇珍异宝数量之多、品类之繁、等级之高、保存之完好是极为罕见的。这些均为唐代宫廷御赐物。
从1987年9月至九十年代末，法门寺重建、重修、扩建工程连续不断。现在的法门寺由两院组成，主院中轴线及两旁的主要建筑有：山门、天王殿、真身宝塔、钟鼓楼、大雄殿、二层楼房式僧舍数十间、天王殿后及东、西两侧凹字形回廊等。殿堂像设庄严，宝塔下地宫供奉佛真身指骨舍利。东院南北中轴线及两旁的主要建筑有：左右排列的玉佛殿与卧佛殿、放生池、千佛阁、左右排列的数幢楼阁式学舍上百间。与寺院相邻，建有法门寺博物馆，其主体为两层亭子式仿唐建筑，专门收藏、展出法门寺宝塔地宫出土的珍贵文物，故称珍宝阁。
（二）宪宗迎奉佛骨
法门寺在唐代属于皇家道场，不仅唐宪宗迎奉过佛骨，其实在他之前已经有多位皇帝从法门寺迎奉佛骨到长安供奉。这是一种非常隆重的礼佛仪式，把佛骨从法门寺迎到长安城，先供奉于皇宫，再遍送诸寺，然后再奉还法门寺，耗资巨大，影响也极大。
早在唐太宗贞观五年（631），经岐州刺史张亮的奏请，开塔取出佛舍利，“遍示道俗”，以至于“京邑内外，奔赴塔所，日有数万。舍利高出，见者不同”（道世《法苑珠林》卷38《敬塔篇》）。贞观时期出现的这种情况，是由于当时社会经济尚处于恢复之中，统治阶级并未过分佞佛，故花费并不很多，而且还有兆示岁丰人和的积极作用。唐高宗显庆四年（659），皇帝又一次下令开塔迎佛骨，把佛骨舍利一直送到东都洛阳，沿途令两都各名寺供奉，直到龙朔二年（662）才送回法门寺。武则天长安四年（704），女皇命人迎佛骨入洛阳，敕令王公以下、佛教徒制作华美的幢盖，令太常寺奏乐迎奉，武则天本人则身心护净，请高僧法藏捧持，普为善祷。唐中宗景龙二年（708），也曾取出佛骨瞻仰礼拜，并改题名寺名、塔名。由于有每三十年才可开塔迎奉的说法，此时尚未满三十年，所以又很快地将佛骨放入塔内。除此之外，在唐肃宗上元初年、唐德宗贞元六年（790），两次开塔迎奉佛骨。不过以上这些迎奉佛骨的活动，无论是规模还是花费的钱财以及造成的社会影响，都不足以与唐宪宗在元和十四年（819）迎奉佛骨的活动相提并论。
宪宗迎奉佛骨的行动是在他取得削平藩镇的一系列战争胜利之后举行的。在这些战争进行期间，尤其是平定淮西叛镇的战争中，由于战争残酷而进展缓慢，宪宗心急如焚，除了调兵遣将，调整部署外，为了缓解紧张的情绪，他只有每日礼佛，希望佛祖保佑，尽快取得战争的胜利。为了礼佛的方便，他在元和十二年（817）四月，令右神策中尉第五守进率两千军士，从云韶门、芳林门西至修德坊修筑夹城，直通到兴福寺。夹城修成后，宪宗可以直接从大明宫，经西内苑，然后通过夹城直达兴福寺，拜佛求福。在取得战争的胜利后，宪宗认为这是佛祖保佑的结果，因此对佛教的尊崇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元和十四年的迎奉佛骨活动，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
元和十三年（818）十一月，功德使进奏说：“法门寺的所藏佛骨舍利，相传三十年一开，供官民瞻仰，寺院供奉，可以使岁丰人和。明年就是开塔的时间，请陛下颁诏开塔迎奉。”此奏正和宪宗的心意，遂于十二月初命中使筹办迎奉仪式，并诏告京师百姓。随着各种迎奉事项筹办的完备，次年正月，派往法门寺迎接佛骨的长安各寺院僧众迎到佛骨后，到达了长安以西的临皋驿。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至唐代已经发展到鼎盛时期，信众愈来愈多，尤其是京师地区几乎无人不信佛。为了表示对佛祖的虔诚，不少人倾其多年积蓄，一些人甚至变卖家产，准备用来供奉佛骨，以求得佛祖的保佑。整个长安城处在一种躁动狂热的情绪之中。宪宗为迎奉佛骨，出动神策禁军护卫，命宦官杜英奇率宫人三十人持香花，赴临皋驿迎佛骨。这一行人从临皋驿迎到佛骨后，经过西内苑，从光顺门进入大明宫。这时长安全城沸腾起来，全城王公贵族、士庶百姓出动，争先恐后地施舍钱物，希望能够得到佛祖的福佑，死后能转入乐土。更有甚者，除了献出钱财外，觉得还不足以表达对佛祖的虔诚，于是“烧顶灼臂”，割其肌肤，以求供奉（《旧唐书·韩愈传》）。以至于出现了爬滚街市，痛楚号叫的混乱场面。
佛骨舍利在宫中供奉了三日，宪宗奉献了大量的钱帛金银，每天虔诚地礼拜诵经。然后，又将佛骨送到各寺院供奉，这些寺院借此机会广泛地接受京城士庶的施舍，获得了大量的钱物。由于此次迎奉佛骨的规模较大，参与的人数较多，还有一个原因，即大诗人、文学家韩愈的卷入，遂使其影响大大地超过了唐代历次迎奉活动。
在宪宗之后，唐朝还有皇帝举行过类似的迎奉佛骨活动，如唐懿宗咸通十四年（873）四月，皇帝将佛骨从法门寺迎到了长安。史载：“广造浮图、宝帐、香舆、幡花、幢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锦绣、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这是指迎奉时的情况。到了长安之后，皇帝下令“导以禁军兵仗、公私音乐，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仪卫之盛，过于郊祀，元和之时不及远矣。富室夹道为彩楼及无遮会，竞为侈靡。上御安福门，降楼膜拜，流涕沾臆，赐僧及京城耆老尝见元和事者金帛。迎佛骨入禁中，三日，出置安国崇化寺。宰相已下竞施金帛，不可胜纪”（《资治通鉴》卷252）。其规模之大已经超过了宪宗时期，但是此时唐朝的经济状况大不如宪宗时期，所以危害之大也超过了宪宗时期。
（三）韩愈谏佛骨始末
韩愈，字退之，郡望昌黎（今辽宁义县），故人称韩昌黎。实际上韩愈是颍川人，即今河南许昌人，因为昌黎韩氏是大族，故韩姓之人多称其出自昌黎韩氏。韩愈是进士出身，早年历任节度使府巡官、四门博士、监察御史等官。德宗时，因为上表论宫市之弊被贬为阳山县令，后又在江陵府任僚佐。元和初，调入京师任国子博士、都官员外郎、太子右庶子、刑部侍郎等职，其间也被贬到地方任职，但为时不久又调回京师任职。他在刑部侍郎任上时，正值宪宗大搞迎奉佛骨的活动，于是便在佛骨被迎入宫中的当天向宪宗上了一道《谏佛骨表》，对这种狂热的崇佛活动提出了措辞严厉的指责。
韩愈在《谏佛骨表》中主要提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他指出佛不过是一种来自“夷狄”的宗教。在东汉以前，中国并没有佛教，可是上古诸帝王寿命都很长，如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禹等，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此后，殷汤、太戊、武丁等，史书没有记载其寿命，“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至于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尚未传入中国，因此他们的长寿肯定与佛教没有任何关系。
然后，他笔锋一转，指出汉明帝引入了佛教，可是他在位仅仅十八年，其后东汉乱亡相继，国无宁日。魏晋以来，皆崇尚佛教，可是国祚短暂，社会混乱，没有一位皇帝能够长久在位。唯有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曾三度舍身事佛，最后竟然饿死在台城，国家也随即灭亡了。“由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韩愈想通过这种对比，来证明信奉佛教非但对延长帝王寿命和国家命运没有任何积极的作用，相反倒有许多不良的作用。
第二，指出了此次迎奉佛骨对社会生产以及社会秩序带来的危害。他列举了迎奉活动中士庶百姓的种种表现，“百姓微贱，于佛岂合惜身命。所以灼顶燔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唯恐后时，老幼奔波，弃其生业”。如果不加以整饬，必然会对刚刚建成的中兴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同时还严重影响了社会生产，败坏了社会风俗，传笑四方，有损于中国的声誉和皇帝的圣德。
第三，认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足以迎奉于宫廷之中。建议将此骨付之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为了使宪宗能够醒悟，韩愈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精神，他说：“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以上见《旧唐书·韩愈传》）
宪宗接到韩愈的上表，阅后极为恼怒，他将韩愈的表拿给宰相看，并声言要将韩愈处以极刑。宰相裴度、崔群多方劝解，认为韩愈言辞虽然激切，但内怀忠恳，不避黜责，如果赦宥，将会鼓励更多人积极进谏。宪宗说：“韩愈说我奉佛太过，犹可宽容。谓东汉以后，凡奉佛的帝王皆因此而短命，言之太过！韩愈作为人臣，竟敢如此狂妄，其罪不可赦。”此言一出，朝野震动，不少皇亲显贵均认为对韩愈处以极刑太重，纷纷进言，迫于压力，宪宗只好放宽对他的处罚，贬为潮州（今广东潮州）刺史。
韩愈赴潮州任职后，向宪宗上了一表，主要意思是说自己被放逐到潮州这蛮荒之地后，由于不适应当地水土，以至于才五十岁就齿落发白，可能活不长久。由于自己酷爱文章、诗书，自以为水平很高，所谓“虽使古人复生，臣未肯多让”。可见韩愈在这方面还是很自负的。正因为如此，韩愈不想死于这蛮荒之地，希望能继续发挥一己之所长，为国家服务。实际上是希望宪宗能够原谅自己，调到一个环境较好的地方任职。
宪宗收到韩愈的上表后，对宰相说：“昨得韩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谏佛骨事，大是爱我，我岂不知？然愈为人臣，不当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恶其容易。”（《旧唐书·韩愈传》）可见宪宗还是能够体谅韩愈谏佛骨的初衷的，只是对其所说的天子奉佛享寿短促的话耿耿于怀。说明宪宗已经打算原谅韩愈了。但是由于另一宰相皇甫镈反感韩愈，于是仅将其调至袁州（今江西宜春）任刺史了事。
一年以后，正当韩愈在袁州改革风俗，兴利除弊之时，却传来了宪宗突然死亡的噩耗。难道韩愈的话不幸说中了？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宪宗的死与他奉佛没有任何关系，他的死似乎是一个历史之谜，下面还要进行详细分析，这里就不多说了。
唐穆宗即位后，遂召韩愈回京，历任吏部侍郎、兵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等职，还是受到了朝廷的重用。他在任京兆尹时，“六军不敢犯法，私相谓曰：‘是尚欲烧佛骨，何可犯也！’”（《资治通鉴》卷243）可见此事影响之大，连跋扈不法的禁军也对他畏惧三分。
七、太子嗣立之争
（一）宪宗诸子
唐宪宗共有二十个儿子，按照排行依次是：邓王李宁、澧王李恽、穆宗李恒、深王李悰、洋王李忻、绛王李悟、建王李恪、鄜王李憬、琼王李悦、沔王李恂、婺王李怿、茂王李愔、宣宗李忱、淄王李协、衡王李憺、澶王李、棣王李惴、彭王李愓、信王李憻、荣王李。
宪宗是一个颇好声色的人。唐德宗贞元九年（793），他十六岁时，其父顺宗李诵便为他聘故驸马都尉郭暧之女为妃。当时顺宗为太子，宪宗为广陵王。郭氏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家族，其祖父郭子仪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勋臣，其父郭暧为驸马都尉，其母为唐代宗女升平公主。顺宗之所以选郭氏为其妃，也是看中对方是勋臣之家。其实在郭氏与宪宗成婚前，他已与宫人纪氏生了长子李宁。次年，另一宫人也为宪宗生了次子李恽。直到贞元十一年（795），即宪宗十八岁时，郭氏才为其生了一子，即第三子李宥，后改名李恒。
虽然郭氏之子出生较晚，但顺宗对他的出生却非常重视。史载：“顺宗以其家有大功烈，而母素贵，故礼之异诸妇。”（《新唐书·后妃列传》）加之郭氏为广陵王正妃，地位非一般嫔妃可比，也使宪宗对她不敢漠然视之。随着顺宗的太子地位不断巩固，时为广陵王的宪宗出头之日也指日可待，终将成为皇朝的储君。在这种情况下，他终日为所欲为，与众多的宫人嬉戏厮闹，生下了一个又一个的子女。宪宗共有二十子、十八女，在唐代诸帝中也是名列前茅的，而且这些子女大都是在其即皇帝位之前出生的。宪宗的子女虽然很多，除了长子李宁、次子李恽外，其他子女尚不能对郭氏之子的前途构成威胁。不过在这一时期，由于宪宗尚没有即位，因此大家基本上相安无事，矛盾并不突出。
（二）争立太子的风波
唐宪宗即皇帝位之后，由于他生子早而多，立太子的问题很快便摆上了议事日程。在元和初年，由于忙于平定叛乱藩镇之事，朝廷尚无暇顾及此事。元和四年（809）三月，朝廷没有重大军政事件发生，正好是一个空当期，于是便把立太子的问题提了出来。
宪宗的长子李宁，这年十七岁，封邓王，据载李宁“学师训谟，词尚经雅，动皆中礼，虑不违仁”（《全唐文》卷60），所以宪宗对其十分喜爱。次子李恽，时年十六岁。三子李恒十五岁。这年三月，翰林学士李绛等上奏，请求早立太子，其理由是：“陛下嗣膺大宝，四年于兹，而储闱未立，典册不行，是开窥觎之端，乖重慎之义，非所以承宗庙、重社稷也。”（《资治通鉴》卷237）也就是如果不早立太子，则容易导致诸子争夺，开“窥觎之端”。在这几个年龄稍长的皇子中立谁为太子呢？按照古制，应该立嫡长子，也就是郭氏所生的第三子李恒。可是这并不符合宪宗的心愿，原因就在于宪宗与郭氏的感情不和。
宪宗早在为广陵王时就好色多内宠，这使得郭氏很不高兴，从而影响了两人的感情。宪宗即皇帝位后，照例应立一个嫔妃为皇后，郭氏是宪宗元配，照理应该册立为皇后，可是宪宗偏偏没有这样做，而是于元和元年（806）八月册其为贵妃，后来又不知何故，将郭氏改封为德妃。德妃与贵妃虽然同为正一品，然排序却在贵妃之后。由于皇后之位长期空缺，到元和八年（813）十月时，“群臣累表请立德妃郭氏为皇后。上以妃门宗强盛，恐正位之后，后宫莫得进，托以岁时禁忌，竟不许”（《资治通鉴》卷239）。这就是宪宗不册郭氏为皇后的主要原因。宪宗认为如果册郭氏为皇后，其家族势力又很强，势必会干预他广纳嫔妃的行为，多了一份对自己的束缚。但是宪宗又找不出正当的理由以拒绝群臣的请求，遂托以岁时禁忌这种很勉强的理由来回绝群臣的请求。关于这个问题，除了上引《资治通鉴》外，《新唐书·后妃列传》亦载：“（元和）八年，群臣三请立为后，帝以岁子午忌，又是时后廷多嬖艳，恐后得尊位，钳掣不得肆，故章报闻罢。”可见群臣请立皇后的要求并不是仅此一次，而是多次，但都不能动摇宪宗的意志，直到宪宗死去，皇后之位都一直空而无人。
试想在这种情况下，宪宗如何肯立郭氏子李恒为太子呢？在群臣要求立太子的请求下，宪宗顺水推舟，索性立长子邓王李宁为太子。李宁母这时仅封为美人，地位低下，又没有强势的家族背景，自然不会对宪宗的个人生活问题有什么干扰。
册立太子在唐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通常要举行隆重的典礼。最初册立礼仪定在元和四年（809）孟夏举行，由于遇到连阴雨，遂又改在孟秋，又因为下雨的缘故，直到冬十月才举办了册立大礼。举办一个册立太子的礼仪竟然拖了半年，显然是很不正常的，这期间到底发生了哪些波折？郭氏家族又是如何阻止册立太子的？由于史书讳言不载，今天已不可考知了。
（三）李恒如愿以偿
事情的发展并非如宪宗所希望的那样美满，太子李宁不幸染病，于元和六年（811）十二月逝世，终年仅十九岁。太子李宁的死使宪宗受到很大的打击，宣布废朝十三日，赠谥曰“惠昭”，并在怀贞坊为其建庙，设置官吏四时祭祀。
太子李宁死后，册立谁为太子，使宪宗又重新陷入苦恼之中。刚刚平息了两年的争夺太子之位的斗争又一次激化起来，朝廷各派纷纷卷入这场斗争。
本来郭氏之子李恒最应该被立为太子，而且在朝中群臣也大都愿意拥立李恒为太子的时候，宪宗最宠爱的宦官吐突承璀却力排众议，提出立宪宗第二子澧王李恽为太子，遂使立太子的问题又复杂化了。至于吐突承璀力主立澧王为太子的原因，旧史记载说：“欲以威权自树。”（《旧唐书·澧王恽传》）其实这并不是吐突承璀主张立澧王的主要原因，根本原因还是吐突承璀深知宪宗的心意，不想立李恒为太子，避免使郭氏集团的势力坐大。他既为宪宗的心腹，宪宗不便公开表达的意思，为主分忧，自然应该由自己出面提出来。
可是由于郭氏集团势力颇大，群臣又众口一词，力主立李恒为太子。在这种情况下，宪宗只好妥协，同意立李恒为太子。关于李恽没有当上太子的原因，旧史说：“而恽母贱不当立。”（《新唐书·穆宗本纪》）其实这种理由也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说李恽之母地位低下，难道李宁之母地位就高吗？不是还照样被立为太子嘛。从下面的史实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在已确定立李恒为太子后，宪宗命翰林学士崔群代替李恽写一篇让表，那么什么叫“让表”呢？用崔群的话说：“凡事己合当之而不为，则有退让焉。”也就是如果李恽应当被立为太子而没有立，才会写让表，意思是说，李恽是不应该立为太子的。“上深纳之。”（《旧唐书·澧王恽传》）即崔群的这种说法得到了宪宗的赞同。那么是不是存在李恽应当被立为太子的情况呢？恰恰相反，应当被立为太子的是李恒而不是李恽，认为李恽当立的只能是宪宗本人。可见立李恒为太子，宪宗是违心的。可是在崔群的心目中，并不认为李恽当立而李恒不当立，相反他是赞同立嫡子即李恒为太子的，所以才说出了这一番话，曲折地拒绝了宪宗。宪宗无奈，也只好作罢，所以这个让表并没有起草。那么，宪宗命人代草让表还出于什么想法呢？这就是他想借此向拥立李恽的以吐突承璀为首的一派人作一个交代，给他们一个台阶下，不至于太难堪了。
这场争夺太子地位的斗争虽然落下了帷幕，但并不表示一切都风平浪静了。上述元和八年十月群臣再三请求册立郭氏为皇后时，宪宗想尽一切办法，就是不予答应，可见他对郭氏及其子李恒是多么的冷淡，也是对元和六年这场争立太子斗争失意的一种发泄。宪宗在立太子问题上的这种固执，种下了非常严重的恶果，不仅他个人而且使卷入这场纷争的吐突承璀、澧王李恽等人后来都死于非命。
八、宪宗之死
（一）服食仙丹
唐宪宗早在元和前期就对神仙长生之术感兴趣。元和五年（810），宦官张惟则从新罗国出使返回，对宪宗说：“东海有岛屿，其上仙境缥缈迷离，花木楼台，金户银关，有仙人数位，戴章甫冠，穿紫霞衣，致意皇帝。”宪宗听到此言，不知真伪，遂问宰相道：“果有神仙吗？”可见宪宗已经对神仙之类很有兴趣了。尤其太子李宁的死，对他打击颇大，生老病死的问题始终是一团难解难分的乱麻。于是他寄希望于佛、道二教，希望能够修得善果，从而获得健康长寿。
为达此目的，他在元和六年（811）命谏议大夫孟简、给事中刘伯革、工部侍郎归登、右补阙萧潾等在醴泉寺翻译《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宪宗亲自为翻译好的佛经作序。元和十年（815）三月，长安西明寺僧将本寺的毗沙门神像移往开元寺供奉，宪宗主动命金吾卫骑士前后护卫，浩浩荡荡的队伍招摇过市，引得无数善男信女燃香膜拜，数里不绝。元和十四年（819）的迎奉佛骨之举，就是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举行的。
除了崇佛外，宪宗还迷信道教，其痴迷程度甚至超过了佛教。元和八年（813）七月，宪宗下令修建了兴唐观。赐予内库钱、绢、茶等巨额钱物作为修建费用，并且修建了一条复道，作为皇帝行幸此观的专用线路。次年，又将《道教神仙图像经法》赐给了兴唐观。他还下诏广征天下术士，宗正卿李道古与宰相皇甫镈给他介绍了术士柳泌。此人原名杨仁昼，年轻时学习医术，自言能炼仙丹、制方药。宪宗得到此人后非常欣喜，安置在兴唐观为其炼制丹药。
关于服食丹药的风气，早在战国时期就已有之。到了西汉初期已经有了服食方法的各种记载。魏晋时期服食之风大盛，不少士大夫都喜服丹药，称之为服饵。在这一时期的服饵人群中，大都服食一种叫寒石散的丹药，又称五石散，它是用丹砂、雄黄、云母、石英、钟乳石等矿物质混合炼制而成的丸状药物。不过服食此药后的死亡率很高，于是解除因服食此药而发病的药方也应运而生，如道洪的《寒食散对疗》、《寒食散论》等书，都属此类。
在唐代也有不少人喜服丹药以求长生，如唐太宗、唐代宗、颜真卿、元载等，均属此类人，唐太宗的死也直接因此而起。唐宪宗与他的祖先一样，在其晚年也迷恋上此物，他宠信的术士柳泌就是一位愿意为他合制丹药的人。不过柳泌是一个骗子，他对宪宗说：“浙东天台山自古以来多有神仙出没，那里灵药颇多，丹石累累，也是历代炼丹之士经常涉足的地方。只是由于路途遥远，臣只身难以前往，如果授臣以台州长吏之职，还有什么仙药丹石不能得到呢？”宪宗急于获得丹药，竟然不顾群臣的反对，立即授予他台州刺史之职，专门负责采集丹药。柳泌上任后，马上驱使当地百姓进山采集药物，烧炼丹石，搞了一年多，竟一事无成。在这种情况下，他害怕皇帝降罪，遂携妻带子潜逃于深山之中。浙东观察使见此情况，担心皇帝追究自己的责任，马上派兵追捕，将柳泌捕获，并押送京师。由于有皇甫镈与李道古的保护，再三为其开脱，宪宗便释放了柳泌，命他在兴唐观为自己继续炼制丹药，参与此事的还有一位术士韦山甫。
宪宗服食了柳泌等人炼制的丹药后，燥热焦渴，极感不适。元和十四年（819）十月，起居舍人裴潾上书谏曰：“借令天下真有神仙，彼必深潜岩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权贵之门，以大言自炫奇技惊众者，皆不轨徇利之人，岂可信其说而饵其药邪！夫药以愈疾，非朝夕常饵之物；况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气，殆非人五藏之所能胜也。”（《资治通鉴》卷241）他建议由炼制丹药者自服其药一年，如果安全且有效，再由皇帝服不迟。这样一个为皇帝身体处处设想的人，非但没有得到皇帝的褒奖，反而引起宪宗大发雷霆，将裴潾贬为江陵县令。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出面谏阻其服食丹药了。
（二）暴崩之谜
元和十五年（820）正月，唐宪宗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上朝会见臣僚的次数越来越少，甚至连正月一日举行的大朝会，即所谓元会，也没有照例举行。一时间京师流言四起，人心不安。这月二十五日，新任义成军节度使刘悟来京，宪宗在麟德殿接见了刘悟，刘悟退出后对人谈起了他与宪宗的对话情况，人心始安。史书没有记载刘悟与宪宗的谈话内容，但是却提到了宪宗的身体情况，所谓“上体平矣”（《新唐书·王守澄传》）。也就是说刘悟认为皇帝的身体并无大碍，于是惶恐的人心才平静下来了。可是出人意料的是，三日之后，即二十八日，宫中突然传出了皇帝驾崩的消息，时年仅四十三岁。于是人们惶恐不安的心情又一次紧张起来了，皇帝前几天还好好的，怎么会突然驾崩呢？因此在臣民的心中不免产生了很大的疑团。
关于宪宗的突然死亡，史书中均有详略不同的记载，其中《旧唐书·宪宗本纪》载：
时以暴崩，皆言内官陈弘志弑逆，史氏讳而不书。
《新唐书·宪宗本纪》载：
（元和）十五年正月，宦者陈弘志等反。庚子，皇帝崩，年四十三。
《资治通鉴》卷241载：
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获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于中和殿。时人皆言内常侍陈弘志弑逆，其党类讳之，不敢讨贼，但云药发，外人莫能明也。
《旧唐书·王守澄传》载：
宪宗疾大渐，内官陈弘庆（志）等弑逆。宪宗英武，威德在人，内官秘之，不敢除讨，但云药发暴崩。
《新唐书·王守澄传》载：
是夜，守澄与内常侍陈弘志弑帝于中和殿，缘所饵，以暴崩告天下。
根据以上记载，可以看出诸书均把宦官陈弘志作为谋杀宪宗的凶手。那么陈弘志为什么要谋害宪宗呢？他区区一个内常侍竟敢谋害皇帝，是谁给了他这样的胆量，换句话说，谁是幕后的主使者？他既然是谋害宪宗的凶手，为什么事后没有被诛杀，反而堂而皇之地到山南东道节度使那里任监军去了？因为山南东道（治所襄阳）是唐朝后期江淮财赋的重要中转地之一，唐中央所需的一部分财赋通过这里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长安，同时它也是控制广大两湖地区的重镇，所以陈弘志到这里任职，一是可以避开长安之人的耳目，躲避风头；二是可以掌握山南地区的军政财大权。通过这种迹象可以看出，有人对陈弘志进行了十分妥善的安排，这些都是令人十分疑惑的问题。
为了拨开重重的历史迷雾，寻找出正确的答案，我们首先要看宪宗的死，谁是最大的实际受益者？史载：“内官陈弘庆（志）等弑逆……内官秘之，不敢除讨，但云药发暴崩。时（王）守澄与中尉马进潭、梁守谦、刘承偕、韦元素等定册立穆宗皇帝。长庆中，守澄知枢密事。”（《旧唐书·王守澄传》）可见宪宗死后，最大的受益者乃是唐穆宗，其次是以王守澄为首的一批宦官。众所周知，宪宗最宠信的宦官是吐突承璀，王守澄等宦官在元和时期并不受宠，所以他们也想推倒吐突承璀，以获得最大的政治利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只有改换皇帝才可能做到，否则只要皇帝不换，他们便永无出头之日。谋害老皇帝，拥戴新皇帝，是唐代宦官获取权势的常用手法，这一次也不例外。因此，宪宗刚刚被害，吐突承璀就被杀死，这一情况的出现便是宦官阶层内部钩心斗角的反映。正因为如此，王守澄才是谋害宪宗的主要凶手，很可能是主要策划者，陈弘志只不过是执行者而已，所以《新唐书·王守澄传》说：“是夜，守澄与内常侍陈弘志弑帝于中和殿，缘所饵，以暴崩告天下，乃与梁守谦、韦元素等定册立穆宗。”关于王守澄是主要凶手的观点，唐文宗也是这样认为的，史载：“宪宗、敬宗弑逆之党犹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专横，招权纳贿，上不能制。”（《资治通鉴》卷244）可见文宗已把王守澄视为杀害宪宗的主要凶手。与吐突承璀相对立的这样一些宦官们之所以急于害死宪宗，除了为获取更大的政治利益外，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宪宗有可能威胁到他们的生命安全。在这一段时间内，“宪宗服（柳）泌药，日益烦躁，喜怒不常，内官惧非罪见戮，遂为弑逆”（《旧唐书·皇甫镈传》）。宪宗因喜怒无常而诛杀宦官，当然不会杀自己宠信的宦官，而只会杀那些自己并不喜欢的宦官，这些宦官为了自保，遂采取了先下手为强的办法。
除了陈弘志、王守澄外，其他宦官如梁守谦、马进潭、韦元素、刘承偕等人，在这个事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呢？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是通过对一些史料的分析，仍然可以知道他们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史书中在提到以上诸人时，说：“（王）守澄与中尉马进潭、梁守谦、刘承偕、韦元素等定策立穆宗。”（《册府元龟》卷668）可见他们是掌管禁军兵权的宦官。陈弘志与王守澄谋杀宪宗，即使得手，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其生命仍然不能保全，只有和这些握有禁军兵权的宦官联手，才有可能做到万全。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只有两员，已知左神策中尉此时由吐突承璀担任，而王守澄此时尚没有任神策中尉，他是在穆宗即位后升任知枢密，文宗时任神策中尉的。因此以上所提到的马、梁、刘、韦诸人中，只能有一人为右神策中尉，这就是梁守谦，其余人等可能掌握着其他禁军的兵权，如六军、威远营等。这一点从宪宗刚刚死去，穆宗尚未正式即位时，禁军军士就已经获得了赏钱一事中知悉，所谓“中尉梁守谦与诸宦官马进潭、刘承偕、韦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杀吐突承璀及澧王恽，赐左右神策军士钱人五十缗，六军、威远人三十缗，左右金吾人十五缗”（《资治通鉴》卷241）。这些禁军之所以获得赏赐，是因为他们是这次事变坚强的军事后盾，同时他们也参与了诛杀吐突承璀、澧王李恽的行动。在这次事变中很可能爆发过小规模的战斗，须知吐突承璀也是掌握禁军兵权的宦官，他绝不会在对方杀来时引颈就戮，一定会进行武装对抗，只是由于猝不及防，被对方打了一个措手不及。至于左右金吾卫的军士也获得赏赐，并非是他们一定参与了战斗，而是随例赏之，以免引起不稳情绪，同时也有掩人耳目的作用。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唐宪宗实际上是死于一场宫廷政变，具体策划者和实施者就是这些宦官。那么，作为最大受益者的唐穆宗及其母郭氏，是否只是被动地被他人拥戴，事先没有参与这次政变的谋划，或者事先根本就不知道任何消息呢？这是需要进一步分析的。
（三）阴谋集团
唐穆宗以太子身份继承皇帝之位，本是顺理成章之事，无须对谁感恩戴德。如果有臣下做出不利于皇室的事时，也敢于惩处，这才符合正常情况。可是从穆宗即位之初的一些现象看，情况却不是这样的，这就使人不能不怀疑他与这些发动政变的宦官之间保持着某种默契。
如宪宗被害后，对外宣示皇帝因服食丹药而暴崩。穆宗即位后，很快便将宰相皇甫镈贬逐，本来是要诛杀的，由于一些大臣出面营救，遂将其驱逐出京师。又“杖杀柳泌及僧大通，自余方士皆流岭表；贬左金吾将军李道古循州司马”（《资治通鉴》卷241）。以上这些人或是为宪宗炼制丹药的术士，或是推荐过术士的大臣。穆宗对这些人的惩处，等于对外宣示宪宗就是死于服食丹药，其掩盖宪宗真实死因的目的已经很明显了。
与此同时，穆宗还提拔重用了一批参与政变之人。关于对陈弘志、王守澄的重用，前面已经论到，至于梁守谦在宪宗末年已经爬到了右神策中尉的高位，他参加政变集团是为了与吐突承璀争宠，在争宠不利的情况下只好另投新主，并亲自率军诛杀了吐突承璀与澧王李恽。梁守谦出了如此之大的力，穆宗投桃报李，自然对此人十分倚重。试看，元和十五年（820）十月，吐蕃进逼泾州，穆宗成立了左右神策京西北行营，任命梁守谦为行营都监，统率驻京军神策军数千人及神策八镇的全部军队前往援救。授予如此之重的兵权，自然出于对其的信任。穆宗不仅对梁守谦十分信任，爱屋及乌，对其直接统率的右神策军也格外垂青，他除了在铲除吐突承璀之初曾幸左神策军观看过一次手搏杂戏，以安反侧外，此后便再没有到过那里，对右神策军却格外青睐。不仅穆宗如此，就连其子唐敬宗也深受其父影响，特别偏向于右神策军。史载：“先是右神策中尉梁守谦有宠于上，每两军角伎艺，上常佑右军。”（《资治通鉴》卷243）左神策中尉自吐突承璀死后，先后有马存亮、魏从简相继接任，可是梁守谦的右神策中尉一职历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初期却始终不动，直至致仕为止。
至于韦元素在穆宗即位后担任何种官职，史书中无明确的记载，《册府元龟》卷665《内臣部·恩宠》载：“文宗以宝历二年十二月即位，增右军中尉梁守谦食实封三百户……飞龙使韦元素进弓箭库使。”韦元素很可能在穆宗时已任飞龙使，至此进位弓箭库使，后来又升任左神策中尉，直到文宗大和九年（835）才被另一大宦官仇士良取代，外放为淮南监军。在一段时间之前，韦元素默默无闻，不见于史书记载，自其参与谋杀宪宗的政变后，才频频见于记载，可见其显赫地位的取得与此次政变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
参与政变的另一宦官马进潭，《旧唐书·王守澄传》载：“时守澄与中尉马进潭、梁守谦、刘承偕、韦元素等定册立穆宗皇帝。”似乎马进潭在政变前已经是神策中尉了。众所周知，在此之前左右神策中尉是吐突承璀与梁守谦，因此马进潭绝不可能在这时已经担任了神策中尉。《资治通鉴》卷241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正月条载：“中尉梁守谦与诸宦官马进潭、刘承偕、韦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杀吐突承璀及澧王恽”云云。可知上引《旧唐书》的记载是错误的。政变之后，马进潭升任什么官职？史书上也有明确的记载，《旧唐书·穆宗本纪》载：元和十五年三月，“左右军中尉马进潭、梁守谦、魏弘简等请立门戟，从之”。这是政变后马进潭在史书中首次出现，说明其已取代吐突承璀担任了左神策中尉。《册府元龟》卷667《内臣部·将兵》亦载：“马进潭，元和末为左神策军护军中尉。”
至于刘承偕，他与穆宗及其母郭氏的关系更加密切，《册府元龟》卷323记其为太后郭氏的养子，新旧《唐书·裴度传》、《资治通鉴》卷242的记载与此同，故其支持穆宗与郭氏，参与政变就不难理解了。关于他在政变前后的任职情况，史书缺载，但从穆宗在一件事情的处理上，亦可见其受宠程度及双方之亲密关系。长庆二年（822）二月，时任昭义镇监军的刘承偕被节度使刘悟囚禁，此事很快就引起了穆宗的极大关注。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刘承偕倚仗自己的拥立之功，非常骄横，经常凌辱节度使刘悟，又放纵其部下违法乱纪。他与昭义镇下属的磁州刺史张汶关系密切，密谋将刘悟抓捕起来送到长安，然后以张汶取代其地位。有一天，朝廷派中使来到昭义镇，刘承偕设宴款待，又请刘悟赴宴。其实刘承偕的阴谋已为刘悟所侦知，于是便纵容其部下军士冲入监军使府，杀死了张汶及刘承偕的两名部下，还要诛杀刘承偕本人，被刘悟制止。刘悟深知刘承偕与皇帝的关系，虽不敢杀他，但也不敢轻易释放，于是便囚禁起来，观察局势的变化再做进一步决定。
穆宗得知刘承偕被扣的消息后，下诏令马上释放，刘悟借口军心激愤，担心马上释放会生出变故，并不奉诏。于是穆宗便与裴度商量如何处理此事。裴度说刘承偕骄纵不法，臣早已知之，不如乘此机会公布其罪状，命刘悟招集三军，当众斩之，“则藩镇之臣，孰不思为陛下效死！非独（刘）悟也”。穆宗听后，俯首想了很久，说：“朕不惜承偕，然太后以为养子，今兹囚絷，太后尚未知之，况杀之乎！卿更思其次。”（《资治通鉴》卷242）他要裴度另外再想一个办法出来。裴度与宰相王播商议后，奏请穆宗颁诏给刘悟，严厉谴责刘承偕，并声言要将其贬到远州，令刘悟将此诏书宣示于三军。“悟得诏，月余始放承偕归。”（《册府元龟》卷405）穆宗费尽心机才使刘承偕得以回到长安，然此事的影响并不仅限于穆宗放纵与亲近宦官方面，而在于他为了刘承偕一再对刘悟的行为妥协，助长了藩镇的跋扈气焰，史载：“然（刘）悟自是颇专肆，上书言多不恭。天下负罪亡命者多归之。”（《新唐书·刘悟传》）他效法河北三镇，卒后表请其子刘从谏为节度留后，刘从谏死，又以其侄刘稹为留后，造成了很不好的历史影响。
穆宗在即皇帝位的当天，在思政殿召见翰林学士段文昌、兵部郎中薛放、驾部员外郎丁公著等人，后两人均为太子侍读。“上未听政，放、公著常侍禁中，参预机密，上欲以为相，二人固辞。”（《资治通鉴》卷241）薛放、丁公著二人既然为太子侍读，必是太子亲信，太子即位后又如此重用，说明二人很可能也参与了政变密谋，否则穆宗怎么可能把他们从从五品上的郎中和从六品上的员外郎直接拜相呢？只是这两人是聪明人，知道如此一来将会把他们参与谋害宪宗的阴谋暴露无遗，为了避嫌，故坚决不愿接受宰相之位。至于时任翰林学士的段文昌，很可能是参与了宪宗“遗诏”的起草，也算是有功之臣，当薛、丁二人不愿拜相时，穆宗遂改拜段文昌为宰相，提拔之快，也是很少见的。
为什么选在元和十五年初发动政变呢？原因就在于穆宗的太子地位又一次发生了动摇。前面已经论到，当年太子李宁死后，吐突承璀力主立澧王李恽为太子，虽然没有得逞，但并不等于他放弃了这一努力。这年正月初，吐突承璀见宪宗病危，遂又一次提出改立澧王为太子之事，使得时为太子的穆宗李恒更加忧心忡忡。他遂向其舅父司农卿郭钊问计，郭钊隐而不露，只是告诉他慎重地对待其父宪宗，“勿恤其他”（《资治通鉴》卷241）。也就是说你不要担心，事情很快就会起变化。
在当时“吐突承璀恩宠莫二”（《旧唐书·皇甫镈传》），欲正面争取宪宗的支持，他们这一派人肯定不如吐突承璀，想要改变这种不利的形势，唯一的办法便是宪宗突然死去。在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的情况下，政变集团只好铤而走险，一举置宪宗于死地。关于穆宗、郭氏是此次宫廷政变的后台和主要策划者，唐人裴庭裕的《东观奏记》卷上《郭太后暴卒》记载说：“宪宗皇帝晏驾之夕，上虽幼，颇记其事，追恨光陵商臣之酷。”所谓“上”，指唐宣宗，他是唐宪宗的第十三子。光陵指唐穆宗，商臣指楚穆王，他杀死了其父楚成王。可知穆宗的弟弟宣宗认为其兄是这次政变的后台。王夫之在仔细考察了这段历史后指出：“则弘志特推刃之贼”，“宪宗之贼非郭氏、穆宗而谁哉！”（《读通鉴论》卷25《唐宪宗》）也认为陈弘志是杀害宪宗的具体凶手，穆宗母子则为后台指使者。
需要指出的是：唐宪宗在立太子与皇后问题上率意而为，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宫廷内部的矛盾。晚年又服食丹药，脾气暴躁，无故滥杀宦官，加速了宫廷政变的到来。第五章唐朝后期的宫廷
§§第五章唐朝后期的宫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