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叔孙通制定朝仪（臣光曰16）
刘邦嫌秦朝的条条框框太多，不但尽废有秦之苛法，也将朝堂上必要的礼仪约束一并废去。这样一来，朝臣无有规矩管着，就有点乱。比如正经的议事场合，竟有大声喧哗者。宴会场合，喝酒也没节制，有酒必喝，喝则必醉，进而耍起酒疯。有极个别很不自觉的同志，酒劲一上，想起自己的苦劳大大的，受赏却是小小的，感到委屈，竟至于拔剑击柱，肆无忌惮地豪哭。刘邦看看这实在不成体统，又一时想不出解决的办法。儒生叔孙通乘机说，让我来试定一套朝堂礼仪如何。刘邦同意，但前提是难度易数不能太大，首先我得学得会。
于是叔孙通就去山东招来三十个儒生，连他的弟子，一共百余人，还在朝臣中挑选了一些粗通文墨之士，就开始排练。叔孙通这个体系差不多是照搬秦朝的，而秦朝的宫廷礼仪则是吸纳六国的长处精炼而成。排练得差不多了，请刘邦来看首演。刘邦高兴地说，这个我会。
汉高帝七年（前200），长乐宫落成。叔孙通奉命将排练成熟的朝仪搬上朝堂。于是肃静，众臣按班就部，静候阶陛之下。忽闻一声霹雳——“陛下驾到”，刘邦坐御辇，由侍卫抬着出现在殿堂之上，并且安座（此时胡床还没出现，也就不会有龙椅）。众臣依次“埋伏”在各自的位置上，只允许头仰着，依次向皇帝称贺。礼毕，上不许喝醉的酒——“法酒”，众臣又依次起身向皇帝称贺。负责监察的御史将有违礼数的官员一律逐出殿外。这样，酒终九巡，大殿上没一人敢吭声，遑论喧哗了。刘邦巡视仆服的众臣，这才体会到当皇帝原来如此之派，不觉龙心大悦，当即提拔叔孙通为“太常”——九卿之一，赏金五百斤。
司马光“臣光曰”第15篇评论了此事，但一开口就批了二个人。一是批叔孙通小器，只简礼的皮毛作文章，只懂得趋时媚俗，弃礼之大用于不顾，以至礼的实质精神没传下来，倒传了“糠粃”，想来都心口痛。二批刘邦不学无术，好好的古典文化不学，却学这没用的快餐文化——他要叔孙通搞简单一点，便是将礼定位在繁文縟节上。要真心诚意请个大儒来当老师，真正学到先王之礼的本质精神，汉初的规模气象，或可还要抬高一个层次。
那么礼真只是繁文縟节吗，或者说礼有什么大作用呢？司马光说：“礼的功用真是太大了。以身行礼，动与静就有了规范，行事也就不会违背法度；家事有礼，内与外就井然有别，九族之间就和睦融洽；乡村讲礼，人人就会遵老而爱幼，社会风俗也就淳正清明；以礼治国，君臣之间就尊卑有序，政治举措就更加得当而有成；以礼来安天下，诸侯就会诚心顺服，法律纲纪就会不偏倚。礼难道只是用在宴会之上、门庭之间维持秩序的吗？”
司马光这番话，最能体现儒家的道统。而儒家虽有点理想主义的倾向，但它的最大特点是，培养起民人的敬爱之心，自律之心。诚如司马光所说，人而心中有规矩，自然琴瑟谐和，九族敦睦。出外做事自然也不会乱来，长幼有伦则风俗向好。之后邦国君臣不祸起萧墙，诸侯向化，无有叛逆不臣之心，天下就不会乱。这个工序费时费力，但如果做得好，就能实现最大的政治清明。缺点是以圣贤标准一刀切，因为做不到，容易起伪，比如伪君子伪道学。
而法家的最大优点是务实，强调用高压的手段来强迫民人守法。韩非就主张“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重，就是严酷；必，就是坚决。对臣民的处罚必须心狠手辣、从重从快，使臣民胆颤心惊。它的长处是有利于建立铁一般的纪律，民人服管教、守规矩、听招呼。但缺点是法律管不到的地方，容易钻空子，上下其手，暗箱操作。以至民人尽管守法，但变得麻木，缺乏真情（民免而无耻）。
董仲舒看到儒家的自律精神不能丢，汉武帝看到法家的高压手段不能没有。于是而亦儒亦法，内儒外法，吸纳了两者的长处。中国社会因此兼有儒法的精神。
当初叔孙通来山东一共招了三十二个儒生，有二儒不肯去，并当面指责叔孙通：历仕秦始皇、二世、陈涉、项梁、楚怀王、项羽及刘邦，凡七主，一贯趋炎附势；而目下形势是，天下初定，战死的人还未得到妥善安葬，受伤的人还未得到悉心护理，就急着兴礼乐，有这个条件吗？要兴礼乐也要等积德百年之后才可以。
原二儒之意，是要先养起亲爱之心，才能兴礼乐。这符合儒家的本质精神，司马光援引扬雄的话，称赞这两位不知名的儒生符合大儒的标准。
所谓“大儒”，就是至始至终心中都有一杆称，不管何时何地遇到何种情况，都不能胡乱让步，扬雄名之曰“规矩、准绳”。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学人，必要坚守自己的学术底限，为趋一时之利而折价出让学术操守的事，决不能干。叔孙通则是媚俗媚到出卖了自己的学术修养，所以“器小”。
有人不同意了，这么说来，孔子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周游列国，也是不对的了？不错，孔子确有“待价而沽”的话，但那是待价而沽，不是折价甩卖。当年孔子困于陈蔡之间，师生一起分析四处碰壁、屡屡受挫的原因。子路建议自我反省，看看是否我们还不够仁不够智（意者吾未仁耶，意者吾未知耶）。子贡则直接建议折价出售，“夫子盖少贬焉”。盖，通盍，“何不”的意思。意思是说，标准不要定得那么高，将就些嘛。孔子均不满意这两位弟子的答案。
而得意弟子颜回说了，“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史记·孔子世家》）也就是说，颜回认为，不能见容于世算什么，不能见容于世方见君子是真君子。世有真理而我们士人不能掌握，这是士人的耻辱。而我们掌握了真理，他们不能用，这是当权者的耻辱。
孔子非常高兴，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颜回你怎么这么有出息啊，你家要有钱，我宁愿给你做管家。夫子对颜回的高评价，缘于颜回读懂了夫子的心思，即使连饭也吃不上了，也决不为了求得一官半职，暂时解决生计问题而降低操守。
孔子的伟大不是靠吹出来的。
附：臣光曰16：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岂直几席之上、户庭之间得之而不乱哉。夫以高祖之明达，闻陆贾之言而称善，睹叔孙之仪而叹息，然所以不能肩于三代之王者，病于不学而已。当是之时，得大儒而佐之，与之以礼为天下，其功烈岂若是而止哉。惜夫，叔孙生之器小也。徒窃礼之糠粃，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遂使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以迄于今，岂不痛甚矣哉。是以扬子讥之曰：“昔者鲁有大臣，史失其名。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孙通欲制君臣之仪，召先生于鲁，所不能致者二人。’曰：‘若是，则仲尼之开迹诸侯也非邪？’曰：‘仲尼开迹，将以自用也。如委己而从人，虽有规矩、准绳，焉得而用之。’”善乎扬子言也。夫大儒者，恶肯毁其规矩、准绳以趋一时之功哉。（《通鉴》卷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