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人类受到冥冥之中神性力量的主宰，受到命运的支配，并能够以通脱达观的态度面对，与林语堂在道家学说的影响下形成了独特的天道循环论有关。在《京华烟云》中，作家借姚思安之口在故事开端就表达了这种思想：“物各有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永远占有一件物品。拿现在说，我是主人。一百年之后，又轮到谁是主人呢？”362《风声鹤唳》中博雅成为姚府新一代主人，并将生前得不到承认的母亲的照片摆入姚家祠堂，便是印证了林语堂的这一循环论。在林语堂看来，既然自然是流动的、循环的，便不必拘泥于一时的得失，只要顺应了人生的节律，坦然面对荣辱盛衰，每一凡俗之人都能获得诗样的人生。
因为有了神的主宰，因为天道循环，人类才得以生存、发展、延续，天地宇宙的万事万物才能兴亡变化，因此不可违背天地主宰的意志，而应顺应天道，一切顺其自然，这体现出神性对人性的制约。（此处的“自然”是指“原来如是”，犹如佛家的“法尔如是”，表示“本来原是这样”363的意思。）老子的“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364，庄子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365都是说的这一思想。林语堂认为“自然之道”是人无法抗拒的一种外在的必然，人应当在顺随客观自然的基础上追求人生的自由，这样也可以获取对人生的达观态度。既然“自然”不可抗拒，无法左右，那么就不必为此惊扰痛苦，从而能够超然其上不为其所累，保持心理的平和虚静。就像姚思安在云游前对子女说的一番话，亦是这种观点的阐述：“一读《庄子》，你们就会明白。生死、盛衰，是自然之理。……虽然依照一般人情，生离死别是难过的事，我愿你们要能承受，并且当做自然之道来接受。”366在林语堂看来，在广阔的宇宙面前，人自然会有敬畏之感，而明智的态度则是“尊重天地之间自然的秩序，一切听其自然，而个人融化于这大自然的秩序中是也。”367这表达了林语堂在现实生命的重重困厄和顺乎自然、重返自然的内心渴望的紧张关系中对人类自身命运的思考。
“发乎自然”，乃性为之本，是林语堂文化思想中的理想境界。他在创作中表现这样一种思想：人应顺从天道，摆脱社会伦理道德的外在束缚，让人的自然本性获得自由发展。他赞赏苏东坡，是因为苏东坡一生的经历“根本是他本性的自然流露”368；而西方夫妇的慨然携手同行，因是一种“自然活泼的人生观”369也得到他的赞赏。《红牡丹》中，虽然妹妹素馨温柔贤淑聪明解事，是“诲淫诲盗等章节删除之后的洁本”370，但林语堂却在牡丹身上寄寓了更多的文化理想。在正统观点看来，牡丹丧夫后数度与男性发生风流韵事——婚前情人金竹、堂兄孟嘉、诗人安德年、拳术家傅南涛，与中国社会对女性德行的要求产生巨大反差，但作家的内在情感却是宽容、认同甚至是欣赏的。虽然牡丹的大胆率真影响了对她的道德评价，由于过多地偏于人性的自然而使这一人物形象受到非议，但是在这个追求热烈情爱、尽情舒展自然人性的礼教叛徒身上，对于深受封建礼教压制的古老中国而言，寄寓着作家的美好愿望，在作者看来，她追随内心的召唤而不压抑个性，这就是人道，就是自然。《京华烟云》所强调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是对“顺其自然”思想的注解。木兰相信“天命”、“运数”、“不争”和“顺性任情”，能够对人生中的一切祸福利害、是非生死泰然处之，从而达到“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371的迎合事物变化的自然规律的境界。在感情上，她明知自己更爱立夫，但这并不妨碍她顺应命运的安排嫁给荪亚，并共同幸福地生活，因为她知道嫁给荪亚“只是正常青年男女以身相许，互相敬重，做将来生活上的伴侣，只是这么一种自然的情况。只要双方正常健康，其余就是顺乎自然而已矣。”372在战争中痛失爱女后，她悲痛欲绝，虽然痛恨战争但却打算远离战争全身避祸，但随着局势的发展，她对战争有了新的认识，于是毅然汇入革命的洪流，一切都是顺乎自然，毫无矫情。林语堂笔下的人物，大都有着“顺其自然”的处世态度与生活原则，他们既有个性解放的一面，又对命运的安排安之若素，以精神的超脱、心灵的彻悟、处世的率真洗净了生活的沉重与悲哀。
顺其自然的处世态度也同样表现在林语堂对婚姻的选择上，这就是虽然有爱情，但不一定非要占有的婚姻观，一如木兰与立夫的爱情，由此可见林语堂为人与为文的一致。林语堂热烈地爱过陈锦端，在晚年所作的《八十自叙》中，他还念念不忘地写道：“我知道不能娶C小姐时，真是痛苦万分。”373可见，这次感情经历在他的生活中的确是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即便如此，林语堂却能够在痛苦中接受陈锦端的父亲陈天恩医师的建议，与廖翠凤缔结婚约。事实证明，林语堂顺从命运的安排，得到的是美满的家庭生活，廖翠凤可称得上是“一位称职的贤妻良母，她细心地照料林语堂的生活，就好像林语堂是她的一个大孩子一般。”374《京华烟云》中的莫愁、《红牡丹》中的素馨可以看作是廖翠凤的化身，这样的女人就像一个“水母”，“总是粘着他，包围着他，不肯放开他。像水母一样，她富有弹性，极其柔软，常改变其外形，以适应他的愿望，适应他的人性，……百依百随，完全不顾自己，真是使他惊叹。”375林语堂能够坦然接受与廖翠凤的订婚、结婚，虽然是“结了婚之后才开始相爱”376，但他终其一生都保持着对妻子的忠诚和真爱，与其在互敬互爱中度过了半个多世纪，足见林语堂在生活中顺其自然、不强求的处世态度。正如他笔下的人物，善于在不可避免的人生遗憾中营建合理而真正能够长久的幸福人生。
既然冥冥之中有“上帝”、“主宰”的统御，自然万物有章法可循，那么，生存其中的“人类”应当顺其自然顺应天道，不能违背“上帝”或“主宰”的意志自行其事，否则就会受到“神”的惩罚，这体现了林语堂对“神”的敬畏之心。《京华烟云》中，姚太太反对儿子体仁与丫环银屏的爱情，并通过送体仁出国、让银屏出嫁等方式企图拆散他们，甚至不惜伪造银屏伯母的信件，结果却是失去了儿子的爱，并且儿子因此步入歧途，最终丧失了性命，姚太太自己也终生受到来自灵魂的折磨。作家这种“逆天而行必将受到惩罚”的主张集中体现在牛家人的命运中。牛思道用金钱换来举人头衔，靠太太马祖婆的裙带关系，巴结有权势的太监，谋得肥缺，作威作福，贪污受贿。牛东瑜仗势欺人，胡作非为，诱拐良家女子，始乱终弃；企图绑架尼姑，亵渎庵堂，结果民怨沸腾，朝庭震怒，导致牛思道被革职，牛东瑜被处斩，牛家从此败落，其后马祖婆自杀。牛怀瑜寡廉鲜耻，娇宠无忌，为巴结军阀吴将军，把自己的爱妾莺莺送给吴将军做情妇；他不但勾结军阀，而且投靠日本人，甘当汉奸，并贩卖鸦片，坑害国人；自己出卖灵魂尚觉不足，他还要以“三百块钱一个月”377让儿子当日本特务，最终被妻儿赶出家门，遭到人们的唾弃。《朱门》中的杜范林，霸占丫头春梅为姨太太，与她生下孩子后给她以“儿媳”的身份，却以未婚先孕为由把侄女逼出家门以达到霸占其财产的目的；他与儿子父子两人违背天道与人道，最终落得死于非命的下场。《奇岛》中，岛上人相信“罪恶必须付出代价”378，士提利欧尼斯伯爵常常“犯第七戒，尤其喜欢玩弄农村少女”379，并且毫无罪恶感，最终因车祸而丧生。林语堂对无视“上帝”、“主宰”、“天道”的旨意而任意妄为者多有批评，并从反面证明了天道之不可背弃：背离天道，就会走向罪恶与毁灭。
然而，林语堂顺其自然的思想又并非主张安命无为，虽然他在小说中表达过“要听天由命，要逆来顺受”380的想法，但他并不认为人必须无条件听命“上帝”或“主宰”的安排。他说：“制天非逆天。洪水亦是天，灾旱亦是天，然开浚河道，多种树林，以制旱灾，未必便是逆天。霍乱亦是天，鼠疫亦是天，不饮冷水防霍乱，种牛痘防天花，未必便是逆天。人类文明之进化，在于以人制天。”381也就是说，面对自然或人类社会发展的灾难或障碍时，人们便不应该一味地“顺其自然”，而应当奋起抗争。《京华烟云》重在弘扬道家文化，但作者又宣称小说“非无所为而作”382，与道家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人生观宿命论截然不同。小说中人物“顺从天道”、“中法自然”的生活态度，是对天道、对客观必然性的深切体会，但他们又极为反对社会现实中争名夺利、贪生怕死的人生态度并企图改变现状，如姚思安点拨“白面皇后”使其醒悟，立夫写文章抨击社会黑暗、入官场打击贩毒走私等。《唐人街》中，林语堂不仅赞扬冯老二、老杜格的“忍让”精神，同时也以较大篇幅表现了海外华侨集体募捐以支援中国抗日的爱国精神和民族责任感。《风声鹤唳》、《朱门》等小说中，一方面充满淡泊自然、含蓄冲远的人生境界，另一方面又刻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使小说带有关注民族命运的焦灼感以及与阻碍历史前进的邪恶力量反抗到底的崇高感，表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就像黑格尔在《美学》中所说：“孤立的个人始终只是一些偶然附带的东西，离开了国家的现实，他们本身就没有什么实体性。”383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大变革时期，林语堂并不是以绝对超脱的心态、旁观的眼光在动荡的时代中作局外人，民族的苦难使他并不是一味地安于命运的安排，他能够看到历史的辩证发展，看到民族的前途和新生，他虽然不像激进派那样激流勇进，却也没有完全落后于时代，体现了鲜明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这反映了林语堂强烈的现实关怀，表明现实关怀一直都没有离开他，只是迫于时代的原因，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384丹纳的这一论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林语堂现实关怀的或显或隐。早期的林语堂十分强调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关注国家命运、民族前途和社会进步，主张“必谈政治”，借文学干预现实。1923年回国后，他响应“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的语丝“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385和“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386的宗旨，从爱国主义情感出发，笔锋直指陈腐的旧文化及卫道者，猛烈抨击军阀政治，揭露社会现实的污秽黑暗，以其大量“浮躁凌厉”的文字成为“语丝”的“急先锋”，显示出激进、甚至不无偏激的态度。大革命的失败，社会的严酷现实使他决意不再做政治的附庸，而是有意同时代和政治割裂开来，在创作中着重表现对生命意蕴的感悟，并提出“性灵”、“闲适”、“幽默”的文艺主张。他30年代的小品文虽远不如“语丝时期”那么浮躁凌厉，执着于社会批评，但也仍有不少是关心社会、注目时代的，如《国事亟矣》、《梳、蓖、剃、剥及其他》、《新年之梦》等篇，对国民党统治下的各种黑暗给予了尽情的嘲讽。他的幽默，也正如鲁迅所指出的：“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来。”387因此，林语堂这一时期对待社会现实的态度，用郁达夫的话概括之，是“消极的反抗，有意孤行”388.出国后，一旦环境允许，林语堂在继续保持生活中的诸多“雅趣”以对抗现代人性异化的同时对现实的关注又强烈起来，表现在他出国后的一系列著述中，许多小说、散文都灌注着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如《京华烟云》、《唐人街》的抗日宣传，《啼笑皆非》对时事的关注等，都说明林语堂的创作始终结合着现代中国的变迁和现代人生的体验，时代关怀和人类忧患意识伴随着他的终生创作历程，只是表现方式及强烈程度不同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