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5年11月
这枚御赐的胸针，是由女王殿下亲手设计的，不但富有创意、别致精巧，而且对南丁格尔具有特殊意义。胸针的表面是红色珐琅，上面有圣乔治的十字架，在十字架上又镶有一个钻石王冠，王冠内用金字雕刻着：“怜恤别人的人有福了！”
背面则是金色丝带，上面有女王的题字：“对献身服务、效忠女王的南丁格尔，致以最高敬意和谢忱。”
这是一个长8厘米，宽6厘米的胸针。当做饰物似乎稍嫌太大一点，但它是荣耀的象征。南丁格尔在战地佩戴过几次，但回国以后就不曾使用了。现在，这枚胸针已被陈列在伦敦的博物馆里。
同时，女王还赐予南丁格尔一枚镶有钻石皇冠的红珐琅圣乔治十字勋章，勋章上镌刻着：
表彰弗罗伦斯·南丁格尔小姐对女王英勇将士的精诚服务
R维多利亚赠 1855年
从此，南丁格尔的美名上升到了一个高峰。
士兵们的保护神
面对众多的荣誉与赞扬，南丁格尔显得很沉静，她早已把功名利禄看得非常淡然。她需要的不是这些东西，她只想对得起她身为人类一员的良心。
此时，她并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她已经给自己提出了一项新的任务，改革英国军队中普通士兵的管理制度和办法。自从进入克里米亚以后，她很早就萌生了这样的想法，而且觉得势在必行。
原因在于，她觉得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已经同英国军队结下丁不解之缘。她从军队生活中，发现了最使她感动的人类品格。她激动地看到，在很大意义上，普通士兵们同生共死、浴血奋战都是为了国家利益。他们是能够随时牺牲个人利益与生命的人。她强烈地渴望成为这些战士的保护人。
她认为，士兵们的忠诚与英勇不是拿金钱所能换取到的。他们骁勇善战，为救助战友不惜牺牲生命。他们对民族赤胆忠心，能够冒着敌人的炮火顽强挺进。对于这样的战士，难道我们的民族不应该给予他们最好的爱护和关心吗？
然而，就是这样的战士生活处境却极其恶劣。而且，他们所得到的津贴也少得可怜，有一段时期，他们每天甚至只能得到一个先令的生活补贴。
正是如此，在维多利亚女王曾表示要给士兵发放香水时，南丁格尔闻讯后，马上托人捎话给女王陛下，她说，在前线上，若是发放杜松子酒和压缩饼干，可能更受欢迎。女王当即接纳了这一建议。
可见，南丁格尔是多么的热爱那些士兵，他们在她的心里，是那样勇敢、可爱。她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她说过，她是独身女子，也没有自己的孩子，可是，她并不孤单，因为她觉得自己就是这些士兵的母亲。她希望为自己的孩子做得更多。
她在给芭茲的信中说：
不要以为他们只知道摆枪弄炮，他们是乐于接受教育的，他们珍惜一切学习机会。只要给士兵创造条件，使他们有机会学习更多的知识和文化，他们就会很好地利用它，并且通过系统的学习，迅速成长起来。
我亲眼看到，只要给他们开办学习班，进行课程辅导，举行讲座，他们总是大感兴趣，他们也准时参加。即使有一天，他们从战场上下来，只要给他们工作，使他们各就其位，他们也会干得非常出色。
不要以为士兵们只会酗酒、打骂，只要给他们提供书籍，给他们安排娱乐活动，他们就会平静得让人惊奇。他们也会把酒瓶子远远地扔到一边。
在前线医院的日子，南丁格尔对士兵们有了更多的了解。她同士兵们一起生活得越久，接触得越多就越能体会到，士兵们虽然勇敢无比，但同时也是孤立无援的。他们那样信赖她，不仅在负伤和生病时需要她，就是在康复以后，在战火停止的时候，他们也需要她的关心。
1855年5月，为了使士兵受到教育，她经过反复努力，多次奔波，在克服种种困难之后，终于在前线医院里，为士兵们开设了一个小小的阅览室。士兵们趋之若鹜，军队当局本来对这类事很反对，他们认为不该“娇惯”士兵们，以为士兵若不酗酒，而是读起书来，就会变得更加难以管理，因而，他们曾经责怪南丁格尔“违反规章”。
但是，他们错了，事实上读书的士兵非但没有生事，而且行为更为规矩了。到了1855年夏天，斯托克将军担任前线军事指挥官，对于南丁格尔而言，他是一位志同道合的热忱的合作者。
他们像两颗耀眼的明星那样，相互辉映。他们精诚合作，从战地医院及其周围环境入手，全面进行检查和整顿。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后，终于使那里的面貌焕然一新。他们致力于给士兵创造良好的娱乐和休息的生活环境。
除此之外，南丁格尔还认识到这些士兵一拿了薪水就去酗酒，而不愿寄回家，是因为士兵若要寄钱回家，必须经过主计官。但是主计官会把他们当傻瓜一样，把他们的钱骗走。所以，士兵们十分不满，对主计官也不信任，宁愿花钱喝酒，也不愿寄钱回家。
南丁格尔因此在每个礼拜抽出一个下午的时间在自己房里为那些想寄钱回乡的士兵服务，用汇票由快信寄回他们的家。结果每个月大约有1000英镑的钱被寄回英国本土。
有些士兵在出院之后，也希望通过邮局寄钱回家。南丁格尔为此曾向军队当局提出，却遭拒绝，好在后来得到女王的帮助，前线各地的邮局才开办汇款的服务。结果，不到6个月，已有76000英镑被寄回家乡。南丁格尔说：“这些钱全都是在酒店节省下来的。”
到9月份，南丁格尔他们为前线士兵筹办的大型军人俱乐部 “英克尔曼咖啡馆”正式开始接待士兵了。后来，又在战地医院开设了第二个俱乐部，专供伤病员使用。
他们的成绩突飞猛进，截至1856年春，他们马不停蹄，共开办了4所军人俱乐部。这些俱乐部，成了士兵眼里的“伊甸园”。俱乐部有时举办讲座，特意请军事专家授课，每次来听讲座的人十分踊跃。
有一次，南丁格尔惊讶地看到，教室根本容纳不下那么多的人，无奈之下士兵们只好把教室的门卸下来，让室外的人也能听到。
在南丁格尔等人的努力下，士兵歌咏队也成立起来了。士兵们还再接再厉自行组成了一个小剧团，经常表演各种自编自演的节目。在俱乐部里，身体健康的人可以踢足球，或进行其他体育活动，伤病员则对多米诺骨牌和棋类较为喜欢。
总之，在1855年至1856年这个时期，如同芝麻开花一般，斯卡特里战地医院的管理水平与日提高。这些变化，都是很了不起的成绩，从此载人了英军史册，南丁格尔自然功不可没。
经过两年的努力，英国士兵的素质也有了相当大的提高，以往那种酒气熏天、野蛮倔犟的形象一去不复返了，这是让南丁格尔深感欣慰的事情。这种成就是靠不懈的奋斗取得的。南丁格尔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这严重削弱了她的健康。英军驻土耳其长官的妻子霍恩毕女士，在一次圣诞晚会上见到南丁格尔的样子，着实吃了一惊。霍恩毕女士写道：
我已经好几个月没看见她了。当然，也仅仅是几个月的时间而已！当时，我看到她那消瘦的身影，看到她的憔悴，看到她那孩子气的前额梳成刘海的棕色短发时，我不禁目瞪口呆。她的新发型固然很可爱，可这样的发型，也证明不久前她曾发过高烧。
那天，她身着黑色衣服，显得庄严肃穆。唯一的饰物，就是那枚镶嵌宝石的胸针。像是一面军旗，为了掩饰那顶皱巴巴的白帽子，她系了一条绉纱头巾。只能看到花边的边缘……
她很虚弱，不能参加活动，这使她看上去略显孤单。不过，这种感觉可能并不准确，因为当时她坐在沙发上观看别人的表演，偶尔会抿嘴轻笑，有时也哈哈大笑，笑得热泪盈眶！
但是，事情并不如表面那样简单。在其他方面，南丁格尔所做的一切努力，她所成就的某些劳动果实，还在遭受居心叵测者的破坏。而且，她还在遭受官方的恶意刁难。
在这些困难当中，最令她痛心疾首的事情，就是索尔兹女士的诬陷，以及由此带来的“物品案件”。她愤愤不已，但又毫无对策！为了“接受调查”，曾一连几天，她不得不全神惯注地起草致陆军部的报告，请他们不要听信一面之词，应当想方设法澄清全部事实真相。
南丁格尔曾说：“一个人不管怎样努力，总会有不期待的变故降临到头上，从而使这种努力遭到破坏。但是，他还是不应当放弃努力。因为连这一点都丢弃了，那么，剩下的唯有失败。”
跟战争说永别
1856年的新年才开始，南丁格尔的健康状况更加不好。她患了耳疾、慢性喉头炎，又受到失眠的折磨，所以经常在寒冷的深夜，怀抱着挫败感在斗室中踱来踱去。
南丁格尔工作的情形，完全超乎一般人理解的程度。和她一起工作的玛依姑妈说：“我真不敢相信，她怎么能够不眠不休地处理那么多事情！”
饮食、气候、睡眠绝对不能妨碍南丁格尔的工作，即使是在酷寒的严冬，她也照样平静沉着、从容自若，一点儿也不受影响。但这毕竟只是她坚毅的外表，许多时候，一旦稍作歇息，她却往往疲惫得像是要晕倒一样。
1856年1月，曾经负责军队物资补给实情的两个调查团，提出了最后的报告，确认了南丁格尔与史得尼·赫伯特的报告，即战争期间在塞瓦斯托波尔的英军所遭受物资支援不力的事情，原是可以避免的，但却由于军事当局的官僚推诿、漠不关心的作风，而造成灾害的事实。
这份报告十分公正客观，文中还提及了一些敷衍塞责的将官，并指责他们不负责任。当这份报告书被提出之后，终于引起了风暴似的回响。陆军部大臣在伦敦随即召开将官会议，给那些被列名指责的将官辩白的机会，而那些人为了洗脱罪名，也不择手段地开始活动。
结果在会议举行之后，新的将领授勋升迁被发布出来。陆军部军官本杰明，这位曾经千方百计想控诉南丁格尔的反对派，竟被授予芭茲勋位。霍尔爵士竟摇身一变，竟成了约翰·霍尔博士。他并在伦敦散发一份关于南丁格尔小姐的“秘密报告”。
这份报告系由克里米亚的军需官起草，内容尽是些对南丁格尔和她的护士们的莫须有的捏造和恶意诽谤。同时他们还大肆渲染索尔兹伯里女士编造的谎话。那位玛丽·斯坦利，这时则一面同南丁格尔小姐通信表示忠诚的友谊，一面又忙着四处散布谣言。布里奇曼院长和霍尔博士原来的心腹们又公开扬言，要把南丁格尔从克里米亚清除出去。
当南丁格尔得知，这些与她百般敌对的人一个个被授勋，而未被审判惩罚之后，内心燃起一股不平之火：“公平正义的力量何在？”
“我亲眼所见所闻的灾害和不幸，叫我怎么能为这样的结局心平？而那些在泥水中死去的士兵们会怎么说？那些无辜遭难却牺牲自己的士兵们，又会怎么说！叫我们如何咽得下这口气？”
南丁格尔小姐很早就给陆军部写了报告，向驻克里米亚的军事当局要求用电报重新确认她在东方远征军中的职权。但很长时间过去了，这个命令依然未到。
3月里，陆路运输团请她派遣10名护士前往巴拉克拉瓦协助工作，她一时竟惶惑起来，不知如何是好。至于那位约翰·霍尔博士近来有些反常。这次他一面否认与“秘密报告”有任何牵连，一面又假惺惺地写了一封殷勤的信给南丁格尔小姐，请她亲自带领护士前往医院。
南丁格尔小姐接受了，但对霍尔博士的好意她并未抱任何幻想。所以临行前，她嘱咐护士们把自己需要的一切用品全部带齐，包括粮食和炊具。
出发去巴拉克拉瓦那天，委任令刚好到达克里米亚。而且，重新确认的权限远远地超过了她的预想。
原来，这项委任令的由来还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还在1855年10月，有位自称勒弗罗伊上校的人来过战地医院，先在斯卡特里，后来又在克里米亚逗留了一段时间。此人原来是新任的陆军部大臣潘穆尔勋爵派来的密使，任务是查访战地医院的真实情况，然后直接向陆军部大臣作出负责任的报告。这位勒弗罗伊上校于2月回国了。
勒弗罗伊上校经过细致查访后，对南丁格尔小姐牵涉的所谓“礼品案件”十分不平，并热心地催促早日公正处理此案。
南丁格尔小姐本来只要求政府重新确认她原有的使命和委任，而勒弗罗伊在给政府提供的详细报告后则明确要求：在前线总司令颁发的日常命令上，除了总司令官签名外，也应当同时签署南丁格尔小姐的名字，每日发送到各驻地兵营、食堂张贴。这项提议果然被陆军采纳了，潘穆尔勋爵以陆军部大臣的名义向前线指挥官发了一道命令，并要求向全体官兵传达。
命令内容如下：这份公文由陆军大臣直接发送给陆军司令官，希望视同一般命令被公布。经由这份电文，本大臣已正式肯定南丁格尔的地位，可是本地陆军当局似乎尚未完全理解，所以本大臣认为有必要让军医当局及全军人员知道，这位有优异表现的女士具有怎样的地位，并作适当扼要的说明。
南丁格尔是在女王陛下的政府中，被认为是英国陆军医院女性护士队的最高指挥官，拥有最高的监督权。任何护士或修女在医院的职务及所属单位，如果未经她的许可，不得任意变更。不过，她所有的命令在实行之前，也必须要和军医总监取得协议，而军医总监对于一切有关女性护士队的事情，也都必须事先通知南丁格尔，所有有关的决议都必须经过南丁格尔小姐来下发命令。
南丁格尔非常激动。毕竟在克里米亚期间，她几度遭遇“冷箭”，但并没有倒下去，并且顽强地看到了最终的胜利。这个胜利，自然是正义对邪恶的胜利。这同时也是霍尔、斯坦利以及索尔兹伯里之流的彻底失败。
3月24日，南丁格尔和护士们冒着雪雨乘船到达巴拉克拉瓦。这一次她们不再受到冷眼与奚落，而是热烈的欢迎和积极的配合。
3月30日，英法联军与俄军全线停火，交战国政府开始和谈。
4月29日，巴黎和会落幕，宣布恢复和平。陆军大臣潘穆尔签署了前线部队启程回国的命令。
战争结束的消息一经传出，英国国民一片欢腾。潘穆尔勋爵在英国上院作了有关实现和平的讲话。在讲话当中，他用了大量篇幅，对于南丁格尔等人的成就表示敬意：
女士们，先生们，这段时间的痛苦，已成为过去。历史即将掀开新的篇章。连续两个春天以来，我们经历了战争的风风雨雨。草木枯萎，复又生长，已经掩盖了克里米亚的旧日陈迹。欢乐的拥抱，热烈的欢呼，已经代替了旧日的厮杀，殷红的血迹。一切不屈的人民，已经聚集在团结的彩旗周围……
今天，在克里米亚，我们的部队，正整装待发，医院已经空空如也。仁慈而伟大的护理天使们，仍在那里继续工作。不过，她们的任务，已经全部完成。人们将永远铭记她们不朽的功绩！我们向南丁格尔和她的队伍，表示由衷的钦佩和敬意！
而此时的南丁格尔却未表现出过分的喜说。她知道，如果不进行必要的改革，今后军队里的制度和官僚作风仍将和战前一模一样。现在大家依然都清楚地记得，但用不了半年时间，所有这些不幸和苦难都会被人们遗忘得干干净净。
伤病员开始大量回国。护士们也开始分期分批回国了。对护士们今后的职业和生活保障，南丁格尔也作了妥善安置。
整个夏天，南丁格尔很多时间都忙于为护士们准备行李和礼物、写求职介绍信、出示身份证明书和依依不舍的话别上。在难忘的几百个战地救护的日日夜夜里，包括那些曾经毛病最多的护士，和南丁格尔之间以及她们彼此之间都建立了深厚的姐妹情谊，有的护士虽然只比南丁格尔小几岁，却将她视为母亲一般。
6月30日，英国陆军大臣潘穆尔勋爵遵照维多利亚女王的旨意，向南丁格尔颁发了一张感谢状，代表全体国民、英国王室、政府和军队最高当局感谢她卓越的战时贡献。
随着越来越多的士兵和护士回国，英国国内掀起了迎接南丁格尔回国的热潮。人们都在打听南丁格尔的归期，政府打算派出军舰迎接，并动用皇家御林军与伦敦步兵连及军乐队沿路演奏军乐，将南丁格尔从港口护送到其住宅。
面对纷纷送到的欢迎活动的邀请函，南丁格尔都一一婉言谢绝了。
南丁格尔对这种虚幻的个人荣耀很淡漠，甚至有些害怕，她的心还在为无辜死去的士兵深深地哀伤。她认为必须想办法使军队作出一些改变，她需要静下心来，想一想回国后的计划。
在军方和家人的一再催促下，南丁格尔寄回了行李，准备启程回国。7月25日，即南丁格尔启程回国前3天，前线总司令斯托克向她颁发了战区英军的感谢状。随后，土耳其皇帝也赐给南丁格尔一只钻石手镯，并分送慰问金给每一位护士。现在，这只手镯和女王御赐的胸针都一起陈列在博物馆。
临别前夜，南丁格尔手提油灯，最后一次独自穿过茫茫夜色，缓步巡行在悠长的走廊。这一次她只有很少士兵需要探视，她在他们身边逗留得更久，彼此祝福、告别。
7月28日，南丁格尔谢绝了军方的安排，与玛依姑妈用“史密斯太太和史密斯小姐”的化名，从君士坦丁堡乘船前往法国马赛。随后，她在巴黎同姑妈分了手，仍用化名只身前往英国。为了避免被人认出来，她在穿戴和发型上都做了一些修饰，自称是刚刚受聘到一个英国绅士家中教法语的巴黎郊区太太。
早晨8时，南丁格尔按响了勃蒙瑟修道院大门的门铃。整个上午，她同修道院院长一起做了早祷。下午，她依然孑然一身，乘车北上。傍晚，她已走在里哈思特的路上。樊妮、芭茲和威廉正在客厅里谈家常，只有老管家华生太太独自一人坐在厅前自己的小屋子里。
华生太太听见有人走进庭院，抬头一看，只见一个女子身穿黑色长裙快步走上甬路。华生太太再定睛一看，怔住了。
“南丁格尔小姐！”她突然声泪俱下地跑上前去迎接她。
大名鼎鼎的“战地女神”就这样巧妙、成功地避开官方、报界和民众声势浩大的围追堵截，悄无声息地回家了。
事后，芭茲回忆说，她的回国“安静得像一片树叶”。没有请到南丁格尔，那些盛大的欢迎会也召开了，不过都是在南丁格尔缺席的情况下召开的，最多也只是由家人充当代表出席。
克里米亚战争不是一场目的高尚的正义战争，交战国双方的伤亡和损失都十分巨大，但也产生了一些有益的后果：自从战争结束后，英国士兵不再被同胞们视为近乎歹徒的乌合之众、人类渣滓，英国护士也不再是那种醉酒、偷病人东西、行为不端的“下贱婆”形象。
南丁格尔及其护士队用自己的行动，为护理职业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成立皇家调查机构
南丁格尔说，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她曾见过“地狱”。那地狱的景象深深地刻在她的记忆里，使她永远难以忘怀。从另一方面讲，正因为见过地狱，她在精神与道德上才更为高尚而纯净，更加与众不同。
从克里米亚回来以后，品味战后生活的欢乐与幸福，她的眼前仍不时闪现出斯卡特里医院种种恐怖的景象。她不止一次地写道，“很不幸，这些情景，将陪伴着我走完一生。”
萦绕在南丁格尔脑际，让她感到无限痛苦的，不仅仅是医院里那千千万万个死者的亡魂，更是那些严酷的现实，包括本来可以预防的疾病，可以避免的灾祸。克里米亚战祸中惊人的死亡率是英国军队中不合理军医制度的必然恶果，而这样一个制度却仍然在运转着，仍然在谋杀士兵们，仍然在重复着斯卡特里的悲剧。
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只有南丁格尔一个人清楚地看到了。拯救英国普通军人命运的责任，就历史地落到她的肩上。
处在这样一个历史地位，南丁格尔则当仁不让，毅然听从了这项光荣使命的召唤。但是，她也为自己的这种命运黯然神伤了。由于在战争中相当投入地工作，她的身体经常性疲倦，而查不出究竟是何病。她变得有些暴躁了。
青年时代那种突出的仁爱精神正在南丁格尔的心中消退，但她的头脑却更聪敏，眼光更锐利了，意志也更加坚强，光明磊落、公平处世观念也更纯真了。早年那个多愁善感的女性，在她身上消失不见了，成长起来的是更加坚定信念的灵魂。
1856年8月南丁格尔在日记中写道：
我宁愿站在那些被“谋杀”的士兵们的祭坛上，随时准备把我的头颅一并献出。我千万次告诉自己：只要我活着，哪怕只剩一口气，我也要为属于他们的事业而努力。
9月份，她给伦敦东威罗区的主教写信说：
我无法为那些为国服务而死去的人们再做些什么，他们不再需要我们的帮助。他们的灵魂，已经回归给予他们灵魂的上帝那里去了。如今，我们应该做的，是争取不让他们承受的苦难毫无价值。这就是，我们要接受教训，要想方设法减轻他们未来的苦难。
但是，南丁格尔的身体已经疲惫不堪，在紧迫形势的催逼下，她渴望立即投入工作，必须趁全国上下对于克里米亚惨剧记忆犹新之时，抓紧时间采取行动。只有这样，才能使无数的冤魂得到拯救。
但是，她能做什么呢？潘穆尔勋爵此刻正在苏格兰丘陵丛林中猎松鸡。史得尼·赫伯特也正在爱尔兰钓鱼。
南丁格尔接二连三地给赫伯特写信，他的回信却直率地说，认为她兴奋过度了，需要好好地休息一下。
她急得像要发疯。拖延必将误事，鲁莽行事也是徒劳无益的。她意识到，她面临的困难是很特殊的。她身为女子这已经很不利，而她如今又是举国闻名的女英雄，这在某些问题上不仅没有为她提供方便，反而使她步履维艰。
众多因素凑到一起，就成为一种极为强大的力量，使她成为英国官场感到“棘手”的人物。几遭推诿，南丁格尔感到，不论她制订什么样的方案、计划、建议，都会被官方拒绝，原因仅仅是由于这一切出自南丁格尔。
因此，南丁格尔告诉自己，必须学会刚柔相济。作为一种对策，自己的言行不能刺激官方敏感的神经。她开始有意识地压低自己的声誉。她别无选择，只有以低姿态入手，才有可能使目标得以实现。
她在笔记中写道：“有的机构，用我的名字大吹大擂，已经给我造成极大的不利，使我在今后的工作中遭遇阻力。我决不会再以任何方式显露自己。”
与此同时，南丁格尔也深知浮名虚利的害处，所以她不再给刊物写文章，也不再作演讲。相反，她以极大的耐心和由衷的谦逊，一步步地接近权威人物。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出现在南丁格尔的眼前：维多利亚女王出巡，驻足苏格兰巴莫罗城堡。据悉，女王很有兴趣听南丁格尔谈谈她的随军医护生活观感，不仅是作为公务，而且作为私人谈话。机会，终于让有心人等到了。
如果维多利亚女王能够听从南丁格尔的建议，那么，南丁格尔试图改变英国陆军普通军人待遇的计划就有成功的希望了。权力，在正直无私的人手中，会造就许多有益于社会进步的事业。
南丁格尔同女王陛下的第一次会见历时约两个小时，这是一次重大的成功。
南丁格尔住处离巴莫罗城堡不远，同女王御医詹姆斯·克拉克爵士住在同一个院落，而詹姆斯·克拉克正是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时代的老朋友、合作者。在詹姆斯·克拉克的帮助下，南丁格尔多次奉召进出城堡，陪同女王一行去教堂，并参加了数次宴会。
最重要的是，女王本人好多次亲自拜访了南丁格尔。
有一天，正是下午，阳光明媚，女王突然一个人驾乘马车，没有带任何随从，就一路来到南丁格尔的住所。南丁格尔大吃一惊，感到有些恐慌。女王约她出游，她趁机谈了自己的设想。
又有一天，同样是在并未预先通知的情况下，女王同样意外地来到她的住所，兴致勃勃地同她一起喝茶。茶中，女王与南丁格尔进行了“推心置腹”的长谈，度过了整整一个下午。
起先，南丁格尔听到女王要召见的消息时，她高兴地从沙发跳起来。后来，她愈发沉着冷静，将自己收集的一切资料整理好之后，带着自己成熟的计划去拜访女王。
南丁格尔建议成立一个皇家医院调查委员会，对军队的医疗卫生状况进行科学的调查分析。如果女王要想批准成立这样的皇家机构，首先需有陆军部大臣潘穆尔勋爵的奏章。
而实现这一点，其前提是使这位大臣看到改革的必要性。而潘穆尔这个人却有着固执的个性，一向很难说服。他硕大的头颅上有一头浓密的头发，对于这样的形象，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 “野牛”。 野牛为人虽正直、高尚，工作却粗疏，办事也不利索。
女王特意安排了南丁格尔在巴莫罗城堡同潘穆尔勋爵会面，商议起草奏章的事。在这里，南丁格尔又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她的耐心、坚韧，像当年战胜那些醉醺醺的司务长、桀骜不驯的护士和多疑的官僚一样，使潘穆尔勋爵完全不敢懈怠，满口答应了关于提供奏章的事情。
南丁格尔不免感觉兴奋与惊诧，她没有想到，自己可以如此顺利地说服“野牛”。看起来，一个皇家调查机构，就要根据她的提议建立起来了。
11月1日，在得到了潘穆尔的首肯之后，她返回饭店，同赶到那里看望她的樊妮和芭茲团聚。此时此刻，她感到前景是从未有过的美好。毕竟，她的这桩使命，有可能顺利实现了。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周密调查和研究，南丁格尔为这个皇家委员会草拟了一份名单，她尽可能把医疗系统的精英人士容纳进去。她对每个人选都仔细掂量，反复权衡，竭力使文职与武官人员保持平衡。
对于该机构的主席，以她的经验和感受来说，她认为史得尼·赫伯特是最佳人选。史得尼·赫伯特当时身体微恙，所以，起初婉言谢绝，但是，在南丁格尔的一再恳求下，他最后只好同意出任该机构的主席。
11月16日，潘穆尔勋爵登门拜访，对南丁格尔小姐言听计从。这次会面中，南丁格尔小姐的主要目的是确定调查范围，委员会的调查范围将是全面的、广泛深入的，“应当包括陆军卫生部整个系统，以及所有英军及国外驻军的保健和医疗卫生现状。”
但是后来不知为什么，原定几个星期内要成立的皇家调查委员会却迟迟未建立起来。一切的努力仿佛在空气中被蒸发了一样。这次令人痛心的失败，触发了长期以来的积怨，使南丁格尔终于鼓起勇气，向英国政府各部保守势力大胆挑战。
南丁格尔在自己房里坐立不安，愤怒之极。她激励自己继续战斗，直至看到最终的结果为止。南丁格尔一方面写信鼓励她的合作者们继续战斗，一方面在冷静思索对策。她敏锐的头脑终于识破了这位“野牛”的本质。她写道：“我们这位勋爵显然是常人之中最无主见的一个！”
的确如此！每次南丁格尔小姐费了很多唇舌说服了潘穆尔勋爵实行改革，但他一回到陆军部，那些反对派官员们很快又把他拉回到老路上去。使他陷入拖拉不决的作风里。
1856年元旦，南丁格尔曾写道：
上帝啊，我已经倦于听到有关克里米亚灾难的说法了。我不想回忆那冰冻、潮湿的战壕，饥饿、结冰的营地，食物供给的不足，以及本来可以拯救死者，却迟迟不能到位的军需储备……
是的，有关克里米亚灾难的话，说得已经够多了。为什么不能吸取教训？灾难刚刚过去，真正的悲剧开始了，什么时候才是尽头，才能让不幸的人们看到希望的曙光？
南丁格尔愤怒地诅咒官僚们的无情与健忘。她发誓说：“这件事情不办完，我决不让他安生！”
1857年2月9日，南丁格尔在私人笔记中写道：
没有人能体会我对部队的那种感情。很多女人所关心的一切，只是如何以脂肪喂养孩子，如何以天鹅绒或丝绸打扮他们的孩子，而我却不能不考虑得更多。
当年，我看着我的“孩子”披着肮脏带血的毯子，穿着破烂不遮体的军裤，在痛苦与呻吟的境地中逐个死去。9000多个孩子躺在那里，每天呻吟不止，他们当中，很多人最终躺在坟墓里，并被活着的人们遗忘，包括那些养尊处优的官僚。他们何尝体验过不幸者的不幸，悲伤者的悲伤？只有经历过严冬的人，才知道严冬的寒冷。
但即使这样，南丁格尔也不得不与潘穆尔勋爵保持友好的关系，她常同潘穆尔互相通信问候，并开些小玩笑。南丁格尔致潘穆尔的信件开头常戏谑地说：“我这个令你烦恼的女子又来了。”
潘穆尔勋爵则开玩笑地称她是个“专爱惹是生非的家伙”，而且常把他打来的种种野味送给南丁格尔。
但到3月1日，南丁格尔实在忍受不了官僚机构的冷漠无情了。她愤怒地写信给赫伯特：“从今天起3个月之后，我将公开发表我在克里米亚工作期间的全部经历和见闻，以及我本人对于改革军队医护制度的基本设想，除非在那以前我得到一个将要进行改革的合理而切实可靠的保证。”
赫伯特把这封信转交给潘穆尔，这一威胁果真使潘穆尔大臣坐卧不宁。公众舆论很快支持实行改革，潮流终于转向改革，潘穆尔不得不表示屈从。
5月5日，皇家委任命令正式颁布。一周之后调查委员会成立，并开始投入工作。正在南丁格尔忙于此项重大工作的时候，许多热爱南丁格尔的人依然络绎不绝地前往拜访她。
当时在南丁格尔家中帮佣的老妇人说：
那时的情况，我记忆犹新，我整天为了接待客人，忙得不可开交。他们有的乘车，有的是步行，什么身份地位的人都有，还有很多军人，他们大多是受南丁格尔小姐照顾过的士兵们。不论是健全的或是失去手足、眼睛的人，全都要求见我家小姐。
但能幸运地见到我家小姐的还不到1/10.小姐告诉我，如果是为了养老金来找她的军人，就请他们留下纸条，由我交给小姐，她会很快给予回复的。
小姐当然希望能和每个人见面，尽力地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但来的人实在太多了，不只是客厅，连院子里都挤得水泄不通，何况我家老爷也不希望小姐抛头露面……
偶尔有一次，人们听说南丁格尔接受政府邀请参加盛会的消息，便纷纷赶往那个集会。他们竟不分青红皂白地围住一个妇女，硬指称她就是民族英雄南丁格尔。
“请让我摸一下你的披肩好吗？”
“请让我握一下你的手好吗？”
这让那位小姐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
这件事引发南丁格尔的好朋友，牛津大学校长写了一封信给她：“从克里米亚回国后，你一直深得民心，受国人爱戴，如果你有意运用这种声望和本身的才华，恐怕早已是一位侯爵夫人了。”
然而，南丁格尔此时根本无心于婚姻，她决心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那些下级军人，将改革进行到底，不再让那些未来的士兵重蹈克里米亚战争的覆辙。
重新建立军医部门
皇家医院调查委员会成立后，南丁格尔一直居住在勃灵顿饭店，一心操持着委员会的工作。她的工作负担极重。
3个月之前，她还是个虚弱的病人，现在却又夜以继日地工作起来。她不仅操心着委员会的工作，还要亲自起草她个人关于卫生、行政领导部门的机密报告。
后来，她提出“庭园式”的医院设计方案，即将建筑分成几个区，她的最终目标是：没有一个庭园或病房的空气能污染到另一个庭园或病房；必须有空旷的天空。同时，可以从外面得到最新鲜的空气。每个庭园形成一座附属医院，里面设有一流的行政管理机构。
尽管当时还没有弄清细菌感染的性质，南丁格尔却从自己的观察中推断出这样的结论：把病人隔离开来可以减少疾病的传播率。这种现在看起来也许十分简单的想法，在当时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这一想法拯救了无数人的性命。
这种“庭园式”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如伍利奇市的赫伯特医院、兰伯支的圣·托马斯医院。实际上，这两个医院都是在南丁格尔的监管下修建的。
不久，皇家委员会调查团开始召开会议，查询有关证人，以了解军队医院的具体内幕。此时，南丁格尔的工作更加繁重了。
这一年，伦敦的夏天活像一场没完没了的噩梦，南丁格尔的小屋子又黑又闷，天空也总是那样昏暗、沉闷，而她却执意不肯离开这令人烦躁的地方。因为她得四处奔波，收集材料，寻找证人。即使是健康人也难以承担如此繁重的工作，而身体欠佳的南丁格尔，能这样不辞辛劳地工作，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但不管怎样，南丁格尔做到了。而且是从事这项工作的“先锋”。她要马不停蹄地访问民事和军事机构、兵营、陆军医院、收容所和监狱。
海军军医部总监约翰·利戴尔勋爵，非常敬佩南丁格尔的敬业精神，并成了她得力的朋友。在他的邀请下，她参观了哈斯拉尔和伍利奇的海军医院，并写出了严谨、翔实的调查报告。
在通风和膳食方面，南丁格尔也为医院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并制订引进女护士的计划。
南丁格尔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周围工作的同事们自称是“一伙兄弟们”，而勃灵顿饭店则自然而然地被戏称为“小陆军部”。因为维多利亚女王曾夸奖南丁格尔说：“她的智商很高，足可担任陆军大臣。”
南丁格尔四处搜集材料，字斟句酌地研究结论，把所有证词都进行了严密的审核，确保不出差错。她与同事们一起拟定发言稿，以便在委员会调查会议上宣读，揭示军队医院的真实状况。
她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勤奋认真，同事们对她都很信服。就连住在勃灵顿饭店，每天对此耳濡目染的樊妮，在给丈夫威廉的信中都说，“她周围的那些人，简直把她的话奉为金科玉律！”
萨瑟兰德医生对玛依姑妈说：“她是这项工作的‘引擎’。凡是每天与她同事的人都知道，没有一个人能有她那样坚强的意志，能有她那样清醒的头脑，强大的力量，无私的献身精神。她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前所未有的天才。”
南丁格尔对人的要求有时有些异想天开。她要求她的同事处事更审慎，研究资料更细致，对于有些不合理的事实情况作出大胆的批评，哪怕在权限范围之外也不要顾虑。只要一切从士兵们的利益出发，只要一切是为了更有效地接近合理、公平、效率就行。
而人们一经纳入南丁格尔的工作轨道就一定会着迷。她对赫伯特的压力则更大。她再三说：“没有他，我是一事无成的。”
赫伯特的威望和他在下院的权力，对调查委员会来说具有头等重要性。如果南丁格尔小姐能把他调动到这一事业中来，他的能力将是无与伦比的。但此时，这位富有责任心的政治家，精神不振，周身患病。这其实就是一场重大疾病的预兆。
南丁格尔作为一名杰出的女英雄，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的。她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但她却咬牙坚持，那种顽强拼搏的斗志是一个有高度责任感的人的表现。
在她的严于律己的作风的影响下，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男子都会忍住自己的伤痛努力工作的。因为忍耐和劳动是具有相当价值的行为，而毅力则是极具感染力的。
在南丁格尔热忱工作的面前，赫伯特也不甘示弱。他们俩的才干和能力恰好相得益彰，配合得十分默契。南丁格尔勤勉努力，干劲十足，而史得尼·赫伯特能言善辩，沉着机敏。他俩配合在一起工作，简直攻无不克。
南丁格尔在日记中记述着：“他是我见到的头脑最敏捷的人，行动又快又准确，而又那么富有同情心。他的谈吐、态度就足以约束那些最难以对付的人。在调查委员会工作的整个时期，从未同任何人争吵或结怨。”
在岁月的痕迹中，他俩已经建立了深刻的友谊。这仅从史得尼·赫伯特每次信笺末尾“愿上帝保佑你”这句祝颂中，便可看出。而这友情的纽带是十分牢固的。
随着调查团工作的深入开展，随着查证会一次次进行，形势发展的越来越明显，他们不可能成功，改变英军的生活条件的提案得不到任何答复。
7月，最重要的一次查证会开始了。这次轮到南丁格尔小姐本人作证了。她是否要亲自出席作证呢？她又应当如何掌握分寸呢？
史得尼·赫伯特方面不愿“因挑起争论而结怨”，最后她决定不出席查证会，而只向调查委员会提出一个书面材料，答复了有关问题。
委员们宣读了她的证词，并同意它是结论性的。
委员会报告长达30页，逐字逐句引自南丁格尔刚写完的《英国军医部门的效率及医院管理以及影响士兵健康的各种因素的调查》。这份机密报告原来是写给陆军部大臣潘穆尔勋爵本人的，所涉及的范围很广，整个报告论述热情激昂，至今读起来仍感人至深。
南丁格尔在此文中，把克里米亚战役当做一场规模巨大的军队医疗的救治的“败笔”，全面分析军医工作对军队素养的巨大作用。她全面总结了这支军队如何由于忽视卫生工作而陷入痛苦和失败的悲剧。又列举了在进行了有效的改革之后，这支军队又是如何恢复到最佳的健康状态，如何提高了战斗能力。
南丁格尔以6个篇章全面描述了克里米亚战役的惨痛经过，最后说：“过去的事，就让它永远埋葬在过去吧！但是，我们应当就此改革我们的制度，使我们的士兵今后能受到人道一点的待遇。”
在此书的最重要章节中，她又详尽地分析了英国军队营房在和平常时期极端恶劣的卫生保健状况。她指出，这些状况如此恶劣，以至于军队士兵的死亡率总是比居民的死亡率至少要高出一倍还多！她愤慨地说：“我们的士兵应征入伍到兵营里去白白送死！”这句话后来成了改革派的战斗口号。对这样一个挑战，任何政府都不敢不予理睬了。
为了保证这颗“重磅炸弹”一击成功，南丁格尔和赫伯特商量后，决定暂不以个人名义向潘穆尔勋爵提交这份报告，因为所有这些意见、看法最终会反映在调查委员会8月份的总结报告中。潘穆尔勋爵可能把她的机密报告束之高阁，却压不住皇家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当然，对委员会的各项建议他是不会很快采纳的。看来，还得对这头“野牛”施加些压力，并且明确指出改革的目标和任务。
1857年8月7日，史得尼·赫伯特写信给潘穆尔勋爵，以极其温和的口吻指出，调查委员会已经掌握并将于近期提交最终调查报告，材料肯定会轰动英国社会，而把政府置于公众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他建议政府争取主动，趁报告尚未提交给下院议论之前，赶快采取措施纠正那些亟待解决的弊端。信后还附有按照南丁格尔意见草拟的一份改进计划。
这就是：由潘穆尔勋爵任命四个具有实际职能的分会，分别负责：整顿兵营卫生状况；在陆军部建立统计机构；组建一所军医学院；彻底改组军医部门。
其中第四个分会，南丁格尔小姐称之为“扫荡分会”，因为改组范围很广，改革派可以在彻底清洗的基础上重新开始组建军医部门。
8月中旬，在苏格兰森林中享受猎鸡乐趣的潘穆尔勋爵，被迫南下回到陆军部研究改革军医工作的事宜，这次他逃脱不掉了。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终于在原则上同意了这一计划。
史得尼·赫伯特完成了这项任务后，如释重负，马上又到爱尔兰度假钓鱼去了。他在写给南丁格尔的信中说：“驯服‘野牛’之后我轻松了许多，但我仍很担心你的身体。回国这一年中，你根本没有好好休息放松过。”史得尼·赫伯特的这封信还没寄到伦敦，南丁格尔小姐由于一直在勃灵顿的暑热中苦熬，健康就完全崩溃了。
对樊妮和芭茲一向忍让迁就的南丁格尔，这一次终于越过了底线，例外地对在身旁吵闹不停的芭茲叫喊起来：“我需要独自一人好好待一会儿，我已经4年没有好好休息过了。”
南丁格尔拒绝回恩普利庄园，也拒绝护士看护。但最终，还是不得不同意去马尔汶就医治疗，但不许别人来打搅她。她在医院里整整一个月卧床不起，脉搏极快，高烧不退，头上总要用两只冰袋。玛依姑妈也整日以泪洗面，昼夜陪伴。
南丁格尔病得很重，大家都以为，这次她活不了了。南丁格尔，这位以神的召唤而努力奉献的人，在竭尽全力之后，终于陷入了伤病。亲友们都很担心。但是，这个意志坚强的人再次顽强地熬过来了，并于9月底勉强出院，拒绝去疗养院，径直回到勃灵顿饭店。
1857年8月的这次健康危机，的确使南丁格尔小姐的身体从此一蹶不振。从克里米亚归来之初，她虽然也常常感到劳累疲倦，但如她自己所说，“总还有些力气可以东奔西跑”。
当时，她辞去了一切公职，竭力避免抛头露面，但还可以在家里接待朋友。而这次病后，她除了工作之外，毫无余力了。
长期生病也给了她一些方便，给她免除了很多打扰。
例如，姐姐芭茲提议来伦敦，南丁格尔回答说：“……刚刚又发作了一次。”
父亲威廉坚持要亲自来看望她，她又说：“常常头痛、心悸、气短……”父亲只好退却。
根据玛依姑妈信中说，当时南丁格尔的生命“正处于千钧一发的攸关时刻”，同家里人见面情绪波动的确是很危险的。芭茲和樊妮只好让步，全家到伦敦参加秋季社交活动时，住的是另一家饭店。
南丁格尔疲惫地躺在软椅里，她试图提笔开始工作。只要身体状况略有好转她就写作。基于女王和众人的期盼，南丁格尔将她在远征中所遇到的事，以及自己对医疗改革的提议和感想，整理成厚达567页的《军医行政的效率》。
这本书以自费印刷，分送亲朋好友和与此案有关的人士。陆军大臣潘穆尔也曾要求南丁格尔写一本类似于护士工作手册的书，弗罗伦斯·南丁格尔就此写了一本《平时与战时陆军医院护士手册》，这是早先那本作品的续篇。
接着她又写了《1854年以来3年间英国陆军医院之账目明细报告》。诚如书名，她将踏入克里米亚远征的那一刻所有募捐开支项目一一列表详细记录，这本书仍然自费印刷。分送每一位捐款人，并公之于世。
在报告书中，南丁格尔附录了克里米亚各地区战时医院的详细地形图。这些可能都是她每晚在斯卡特里的那个小屋中所整理出来的，如今再重新编排誊写的。
当这本书印行之后，那些信任她，并大胆地把募款交给她的人们，不但知道了南丁格尔的行事方针，也明白了自己捐出款项的真正去处，因此都不禁对她处理公事的严谨态度，以及勇于负责的作风感到由衷的敬佩。
南丁格尔的报告书，引起了统计专家的注意。1858年，她制订账目明细表的优异才能，成为统计学会讨论研究的专题。这一份需要耐心与定力才能完成的艰巨报告，却是南丁格尔在垂死的状况下由玛依姑妈陪伴奔走于各地疗养时所制订出来的。
尽管南丁格尔在养病，但事实上她笔耕不辍。病情，没有好转的迹象。
有一次，姐姐芭茲告诉朋友说：“南丁格尔想用工作来自杀。”
为此，好友沙谢兰特博士曾写了两封诚恳的长信，劝南丁格尔养病，但南丁格尔不但予以婉拒，反而责怪博士。
由于南丁格尔的健康情形很差，生命危在旦夕，她希望充分利用仅存的每一分钟，为世人多尽一份力量，这样她才能更安心地离去。因此她绝不肯轻易放弃未完成的工作，反而比以前更加珍惜每一寸光阴。
在这种情况下，她的健康每况愈下，最终累得无法起身。她自忖大限已到，于是在1857年11月6日写下遗书，寄给史得尼·赫伯特。
在克里米亚的时候，她也曾亲笔写下遗嘱，但此刻她连提笔的力气都已没有了。因此，必须劳烦舅舅才能完成最后的遗言。在遗书中，她仍然无法忘记终身所抱的志向。
等待她康复后建立护士学校的5000英镑“南丁格尔基金”，只好转交圣汤姆斯医院处理，并且希望把父母身后她所得到的大笔遗产作为示范医院的建设资金，并规定其中必须包括图书室、化学实验室、娱乐场、操场等设备。
她把后事交代得非常清楚：
主啊！我在此听候您的召唤：我高高兴兴、勇敢果决地到斯卡特里，现在我也要快快乐乐，毫无畏惧地回到您的面前！
大家都知道，派我到斯卡特里是您赐给我最大的关爱，现在您将带我去的地方，是否也允许我从事护士的工作呢……
那诚挚无畏的态度，像一首传奇的歌曲，表达了一个基督教徒对生命负责到底，对使命负责到底的精神。
由于南丁格尔病重， “小陆军部”的改革方案也一直搁浅，一切陷入绝望。这一切，在她的心中或许还有许多打不开的死结，但在她垂死之前，却念念不忘这一改革方案。
南丁格尔一个人筋疲力尽地躺在勃灵顿饭店的新套房中，相信自己活不了几个月了，周围的人也这样想。玛依姑妈搬过来与她同住，想使她在临终的日子里心情轻松地度过。
玛依姑妈的女婿，诗人亚瑟·休·克劳，随之也成了南丁格尔的“奴隶”，终日“像一匹拉车的马”心甘情愿地为她记写备忘录，起草书信，递送报告。
这是一种离奇的温室育苗般的生存方式，死亡随时都会降临到她头上。然而，就在这样一种环境气氛中，南丁格尔小姐躺在客厅的沙发上，难得坐起来，几乎从不外出走动，而她却更加拼命地工作着。
潘穆尔勋爵在改革与维持现状两派施加压力的左右下，再次在“扫荡分会”的问题上让步退缩，尤其不敢旗帜鲜明地支持“彻底改组军医部门”这一焦点目标。鉴于这种情况，史得尼·赫伯特专门找上门去同这位大臣进行了一次暴风骤雨式的长谈。
谈话后，这位大臣又一次承诺照办调查团所提的4项建议。
这时，南丁格尔也看清了，谁能制服这头“野牛”，谁就是胜利者。于是，她又想出一个新的斗争策略。舆论从来就是改革者最强有力的武器，她准备发动一次新闻攻势，向报界和社会公布军队内部腐朽的、不合理的官僚体制及其危害。她把已经写好的所有提纲、事实、数字及写作纲要统统提供给了报界。这些材料她都不署自己的姓名，甚至连她前不久写成的小册子《英国军队死亡率研究》，都不是以她个人的姓名发表的。
1857年底，在舆论凌厉威猛的攻势面前，潘穆尔勋爵终于作出实质性的让步了，4个分会都在12月份成立起来。
1858年5月，下院在一阵阵雷鸣般的欢呼声中，通过了一系列的改革决议。有位改革派的官员写信给南丁格尔说：“您对增进英国军队的福利和效率所做的贡献超过了任何活着的男人或女人，感谢上帝，终于让我们都活着见到了您的成功。”
这是一个个充满喜悦、充满希望的时刻。南丁格尔在勃灵顿饭店“陆军部”的套房整天人来人往，繁忙异常。这时候的南丁格尔也好似人逢喜事精神爽，身体好了许多。她把自己的住所稍加布置，添置了地毯和窗帘，并在自己的客厅里，接见川流不息的来访者。
这时，南丁格尔家中有也一件喜庆大事。
1857年夏天，樊妮从勃灵顿饭店写信告诉威廉，有位哈里·维尔尼男爵曾经来访过。这位哈里·维尔尼男爵是金翰群历史上著名的克莱顿庄园的产权人，年50多岁，鳏夫，个子非常高，仪表堂堂，一副贵族派头，是当时英国有名的美男子。他曾殷勤地追求过南丁格尔，并且求过婚，被拒绝了。但此后却经常出入于恩普利庄园，这年冬天他同芭茲产生了感情。
1858年4月，他们宣布订婚，6月在恩普利悄然举行了婚礼。南丁格尔没有参加芭茲的婚礼。那时她在饭店里养身体，享受着难得的宁静日子。樊妮沉浸在来得太迟的大女儿的婚礼的欢乐之中，总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芭茲也一心盘算着如何当一个“维尔尼男爵夫人”式的贵妇，她再也没有兴趣和精力去打扰南丁格尔了。
39岁的芭茲总算安顿下来了，她后来除了做贵妇人之外，也开始做小说家，写过几部描绘男女恋情、家庭生活与社交的小说，但没有得到很大的反响，倒是有关南丁格尔的一些回忆文章，因为占有第一手的资料，主题又很受关注为她赢得了一些好评。
但是就在人们沉浸在喜悦中时，谁也没有料到，一个巨大的不幸，正在逼近赫伯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