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史得尼·赫伯特也有苦衷。他的健康状况很差，工作负担却极其繁重，已是心力交瘁。玛丽·斯坦利是半途改变宗教信仰，秘密地改为信奉罗马天主教的人。在她混杂不清的思绪中，既有宗教狂热，又有对南于格尔功名业绩的嫉妒，而且，她的背后还有曼宁神父的支持。这位曼宁神父，此时正处心积虑地妄想贪功，把斯卡特里前线护士们含辛茹苦获得的美誉，转移到他所属的教派之上。
这种伎俩自然为人不齿，布里基先生一向疾恶如仇。他在这件事情上非常愤怒，称之为“天主教的阴谋诡计”，而南丁格尔虽然也很气愤，但同时感到荒唐可笑，甚至感慨万千。从彼此相识、交往开始，她同曼宁神父本人是朋友，在很多问题上看法一致。而且，出于某种感激之情，南丁格尔在公开场合曾经不止一次说过，曼宁神父是个好人，对她一向是公正的。但是，人性是那样复杂难测，她如今是深切领教了。
这次，玛丽·斯坦利一行的到来，对南丁格尔小姐顺利完成使命的确是个不小的打击。在此之前，她在斯卡特里残酷的环境中节节胜利，而在斯坦利一行到来之后，她个人的权力和威信大受影响，对于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样是一种打击。
同时，这项使命本来的崇高目的，被笼罩上一层宗教之争的迷雾，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玛丽·斯坦利不仅把自己改投罗马天主教的事秘而不宣，而且，她还带来了津塞尔市女修道院院长弗朗西斯·布里奇曼。此人是爱尔兰修女，是一个典型的宗教“偏执狂”。她公开声称，她的使命是“纯宗教性质”的。她属下的15名爱尔兰修女，也都傲慢不可一世，声言不接受其他任何人的领导，唯独服从这位布里奇曼院长。
更有甚者，在斯坦利一行人当中，有9人其实是“贵妇人”，这些人毫无经验，甚至还有的人过去一直是饲养猪、牛等牲畜的杂役，另有20人只不过是做过“助理教士”，而不是护理伤病员。因此，这个护士队的组建从根本上违背了原来的约定。
鉴于这种情况，权利遭受侵害的一方不得不采取对策。
12月15日，布里基先生便率先在岸边“恭候”。她们的船，在君士坦丁堡港口刚靠岸。还没有来得及下船，布里基先生就立即登船，好言好语劝告她们不要上岸。
布里基先生把理由交代得清清楚楚，因为斯卡特里已经没有插足之地，现有的铺位已经被伤病员挤得满满的，甚至不得不躺在露天地面上。而且，食品、饮用水、燃料都极端匮乏。军队医院的人，也对她们的到来感到大为不解。高级医官库明也拒绝担任她们的医护顾问，并明确声明拒绝录用这些“女士”。
这样一来，斯坦利等人便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英国大使馆只好腾出一套房间，先让这一行人暂住几天，并安排她们尽快返回英国。当时，南丁格尔在盛怒之下，也和别人一样，拒绝承担任何责任。
在暂住大使馆的几天里，斯坦利等人非常拮据。由于这一行人在来的路上不知节俭，胡乱花费，结果，一路下来将出发时携带的1500英镑费用几乎挥霍殆尽，到达君士坦丁堡时已经身无分文了。
知道这个情况后出于同情和好心，南丁格尔只好从她个人收入中，拿出400英镑借给玛丽·斯坦利，她也很勉强地接受了。
尽管南丁格尔感到左右为难，甚至曾想过罢手不干，但她很快就清醒了。她不想因为一时冲动，而使这项意义非凡的事业半途而废。同时，她也想到若是按照众人的意见，马上就将这一行人送返回国，恐怕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这必然会出现难以澄清的误解。这种误解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这对她的事业而言也可能产生无法挽回的损失。
所以，12月24日，为了弥合各方面的分歧，她提出一项折中的办法：录用一些新来的爱尔兰修女，把前一批成员中缺乏医护经验的修女替换回国。这样，既可不再增加医院中天主教修女的总人数，也符合高级医官库明拒绝增加修女的决定。
但是，这种妥协的姿态并没有起效，并立即引起了争吵和反驳。一方面，被遣回的修女们集体声明，说她们根本不愿意回国；另一方面，布里奇曼院长则不同意她的修女们脱离她的领导，单独进入战地医院。
布里奇曼院长说：“这样做将违反教规。”她声言她们必须有自己的耶稣会随军牧师，而拒不参与当地神父主持的宗教仪式。南丁格尔白天在医院各处奔忙，经常亲自跪在地上给伤兵换药、疗伤，一连工作8个小时后，晚间还要同玛丽·斯坦利和布里奇曼院长煞费口舌进行交涉。这位布里奇曼院长口若悬河，嗓门儿又大，南丁格尔称她为“可尊敬的刻薄妇”。
与此同时，英军前线总司令官拉格伦勋爵提议，把护士队伍迁往新建的巴拉克拉瓦医院。
南丁格尔知道，那所医院极为混乱和肮脏，而且，护理人员的纪律性很差，但她还是答应了下来，派遣11名志愿者前往巴拉克拉瓦，其中，有些人是斯坦利的“部下”；这11个人一律交由塞洛蒂修女会统一管理。所以，玛丽·斯坦利一行人基本上就等同于四分五裂了。
此时，玛丽·斯坦利面对恶劣的工作环境，早已失去了起初的热情，极感失望和沮丧。其实早在此前一段时间，她对这所污秽不堪、生满害虫的战地医院，就已经丧失了兴趣。
有一天，她早晨醒来时，惊恐地发现自己的身上，竟然也有不少饥肠辘辘的跳蚤时，不禁失声尖叫起来。
1855年1月底，当局准备把寇拉里地区的骑兵兵营改成战地医院。以便用来收治更多的伤病员。玛丽·斯坦利为了争抢功劳，决定独自承担此事，并完全按照她个人的意见来管理这所医院。她并未请示库明爵士和有关方面的意见，便率领她的“夫人”们、一部分护士，以及10名修女，急匆匆地赶赴寇拉里兵营医院。
在那里，她的管理方法完全是家长式的，凡体力工作都要分派给“杂役女工”去做，其他人员就相对轻松得多，只负责发号施令，这让其他女工愤愤不平。而且，她们都未按规定穿统一的制服，在着装上很不规范。
她们开始工作的第二天，300名伤员就送来了。当天夜里，玛丽·斯坦利巡视了各个病房。初次尝试到这种工作的艰辛，她清楚地感到，自己经受不住这样的劳累。
几周的时间过后，随着伤员的数量越来越多，玛丽·斯坦利痛苦万分，她再次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她觉得，这简直就是最大的梦魇。在她拙劣的管理和领导下，不久，伤员死亡率更是不断上升，甚至打破了克里米亚战区各战地医院死亡率的最高纪录。
刚到3月，饱受指责的玛丽·斯坦利就再也待不下去了，竟收拾行装，连招呼都没打就灰溜溜地回国了。她不但侥幸躲过了惩罚，而且，还给寇拉里医院留下了8200英镑的债务，最后只好由英军当局来偿付。
3月的第二个星期，南丁格尔终于收到了史得尼·赫伯特的回信。他在信中向她承认错误，请她原谅自己没同她协商，就自作主张，下达了不合时宜的任命，并请求她不要考虑辞职。同时，他还授权她安排斯坦利一行返航回国，因为此时赫伯特并不知道，玛丽·斯坦利此时正在“归国”的路上。
赫伯特的信写得很中肯，南丁格尔很是感动，从此，她从未提及赫伯特给她造成困难的这段往事。在最为关键而又困难的时刻，南丁格尔一直咬牙坚持，而维多利亚女王的大力支持，自然也是雪中送炭。
曾在1854年 12月6日，女王写信给史得尼·赫伯特：
我很想知道战区的真实情况，你应当及时派人调查清楚。同时，我渴望了解南丁格尔女士的处境。她是否需要我的帮助？是否可以让我看看南丁格尔递交给赫伯特夫人的账目？我知道，她在统计数字方面不但具有天赋，而且总是一丝不苟，从她的账目上，必然可以获得第一手的资料。
多少天来，尽管我接见过许多军官，了解了战场情况，但是，我并不确切知道伤病员的详情。我希望南丁格尔和那些女士们，能够告诉那些可怜而又勇敢的伤病员们，没有人比女王更关心他们，更能感受到他们的苦难，更敬佩他们的勇气和英雄行为。
12月14日，女王给前线战士送来慰劳品。同时，给南丁格尔本人写来一封信。在信中，女王向她征询意见，请她提供指教。女王谦逊而真诚地询问她这样的问题：作为英国女王，她本人应当“如何表彰她的伤病员所表现出的英勇和牺牲精神？”
恰逢此时南丁格尔正在请教史得尼·赫伯特更改规章。当时的规定是，病员即使因公务患病住院，每日也要扣除9便士津贴作为住院医疗费，而伤员只扣4个半便士。很显然，这种“差别待遇”并不是合理的做法。
南丁格尔便回信给女王，请求她对病员和伤员一视同仁。女王对她的建议很欣赏，很快便批准了这一要求。
1855年 2月1日，女王便正式宣布：从阿尔玛战役起，伤病员的津贴规定一律按新的规章办理。
锲而不舍地付出
抱怨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必须省下体力，不浪费在无益的生气、责备与不切实际的希望上，只有行动起来才会有结果。——南丁格尔南丁格尔锲而不舍地付出大刀阔斧的改革
1855年1月，塞瓦斯托波尔英军所受的痛苦，可以说到达了顶点。救援物资依然送不到前线。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后来，罗巴古委员会也曾提出质询，那些送出去的大量防寒衣服、食物、医疗品，到底是在何处中断的呢？这个答案至今仍是个谜。
不过，据南丁格尔说，在那段士兵苦撑的时间里，这些物资应该可以收到，只是因为“军方规则”的重重限制才导致物资的中断。这样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1855年的1月，塞瓦斯托波尔的英军正被坏血病侵袭。然而，装着满船的新鲜菜以运送目标不明而被丢弃在港口。另外，在港口还囤积着为173万人配额的茶叶和咖啡豆，及后来到达的20000磅苏打水，直至2月份都迟迟不见分配，理由却是在每天分配食物的单子上并没有茶和苏打水！
前一年的12月底，本来有1/3的士兵可以领到一条毯子过冬，但这些士兵们有的因为在战斗中奉上司命令丢掉毯子，有的因为在暴风雨中失落了毯子，所以他们已经没有毯子了。正因为如此，依照“以旧换新”的规定，他们失去了换领新毯子的权利！
在这段时期中，英军在塞瓦斯托波尔前线只有11000名兵员，而在各战地医院中的伤病员已高达12000人。
“灾难，真是灾难史上空前的灾难。”南丁格尔后来写道。
南丁格尔在这种时刻，已经成为众人所倚靠的人，同时也是供应物资的调配官，她写信告诉赫伯特：
“照顾病人的工作，反倒是我许多非做不可的工作中最轻松的！”
一个有杰出管理才能的领导者形象，活跃在斯卡特里的野战医院里。南丁格尔遇事沉着冷静、果断、有才干，大家对她抱以“女神”般的尊敬。
士兵们说：“如果由南丁格尔小姐做司令官带领我们的话，下个星期，我们一定会把塞瓦斯托波尔攻下来！”
就连医师们也开始完全地信赖南丁格尔，一名士兵在家书中写道：“南丁格尔小姐是拥有绝对权力的女王！”
权威，除合法意义外必须诞生在众人的推崇中。南丁格尔在自己尽心尽责的工作中，尽量以减轻伤病员的痛苦和提高医院的医疗护理效率为准则，故而获得了众人的推崇。
一个女性，受到这样的欢迎，实为战争史上的奇迹。
南丁格尔在繁忙的工作当中，还给相关人士写信或者寄送有关报告。她给赫伯特写了30多封长长的信件，内容都是如何改善军队及医院的现状，具体入微地举出许多提案，也有许多不能为外人所明了的苦恼和争论……很多类似的长信和亲笔所写的公文，都是在临时医院那种恶劣的环境下及繁忙的工作之余写的。
有时候，一个晚上她可以写出一本手册般的长信，对于广泛的问题都能有缜密的思考并且不会遗漏任何一项重要的事情。她的精力与善于利用时间，总是令人诧异得难以相信！
在很多信件里面，总是塞满了她个人关健全和改进军队“现行制度”的意见和建议。提议中有关医疗看护部队的创设、士兵食物的调理及分配方式的反思及改善，还有在斯卡特里设立医护学校的计划等，同时也强调医学上临床统计的重要性。
由于完全是第一手资料，所以可信度非常高。正因如此，她所列举的事实和数字，经常被赫伯特和其他大臣们在内阁辩论中广泛引用。不仅如此，实际上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军的重大改革措施，都参考或者吸取了南丁格尔的意见和建议，都是以她的不少建议为依据的。
经过大家的努力工作，战地医院的条件逐步有所改善，病房、厕所都比较清洁了，也有了充足的食品，膳食也有了进步。虽然如此，仍有不少恶劣的情况存在，伤病员死亡人数还是居高不下，再加上第二次的不幸汹涌袭来！
12月底，亚洲霍乱、饥馑热开始侵袭这个地区，到了次年1月中旬，更加肆虐横行。3周之内，许多外科医生和护士都因此丧生，例如，4名军医、3名护士和军需长“可怜的老沃尔德”及其老妻。而那些来视察的将官也都唯恐避之不及，大家都陷入束手无策的焦虑状态。
当时雨雪不止，气候条件的恶劣使所有的人感到情势严峻。终于雪停了，英军的野营阵地塞瓦斯托波尔也逐渐暖和起来，送往后方的伤病人数总算不再增加了。
然而，临时医院里的死亡人数却继续增加着。英军士兵们用自己的双手埋葬着同伴。那凄惨的景象令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万分的悲伤。
有一天，南丁格尔看到在一辆土耳其人的运粪车上堆满了她误认为是动物内脏的东西，再仔细一看她不禁感到恶心，原来，那其实是一丝不挂的英国士兵狼藉的尸体。这些不幸的士兵，是死于亚洲型霍乱。
她吃惊地看到土耳其人挖了一个很浅的方形土坑，几乎是用脚把尸体踹进了坑里，在差不多与坑口平齐后再覆盖上泥土，用力地跺上两脚，将其踏平就拍拍屁股走人了。
这种草率而野蛮地处理自己同胞尸骨的做法，让南丁格尔非常愤怒。同时，在英国本土的民众也异常愤怒。从1854年至1855年的严冬，通过新闻报道，大家都知道了那些在前线的官兵是如何英勇地战斗，但是战死官兵的遗体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使本土人民的怨怒与屈辱感在瞬间沸腾起来。
1855年的1月26日，激进派议员罗巴古提出建议，针对塞瓦斯托波尔的战地现况，调查负责补给的政府各部局，为此设立罗巴古委员会专司其职。这件事显示出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也导致史得尼·赫伯特离开政界。
但是，南丁格尔的地位并未因此削弱。新首相帕默斯顿勋爵是南丁格尔的老朋友。新首相经常将她的提议和报告呈给女王。赫伯特虽然辞去了陆军部的职位，但他告诉南丁格尔，为了英军，他自己的工作将永不停息，这是他的责任，而南丁格尔也如往常一样，写信和赫伯特沟通意见。赫伯特也不时将南丁格尔的提案转达当局，继续他们之间合作的计划。
之后，潘穆尔勋爵继任陆军大臣，奉命听取南丁格尔小姐的意见并认真考虑她的要求。2月份的下旬，潘穆尔勋爵派出一个卫生考察团，调查前方医院和战地营房的卫生状况。正如南丁格尔小姐后来所记述的：“这个代表团拯救了英国军队。”
他们发现的问题令人发指。代表团报告中描述野战医院卫生条件之差，所用的措辞是“简直是谋杀”。
首先，在战地医院，这座庞大建筑物地下的排水管道，修建得非常糟糕，而且久已失修。导致下面的污水经常堵塞，几乎毫无用处，而且负担过重。在外表堂皇的建筑物的周围，是臭气熏天的阴沟，这些建筑物就处在阴沟“海洋”的包围之中。灰泥大面积脱落，千疮百孔的围墙有半截被浸泡在海水中。
另外，从数不清的露天厕所那里散发出一股股腥臭气直扑附近的病房。这种臭气是看不见的“隐形杀手”。 护士们发现有些铺位出奇的危险，病员一睡到这些铺位上不久就会死掉。后来才发现，这类铺位都是离厕所最近，空气最污浊的。供水不仅不足，而且污染严重。
检查团让人把医院的供水管道打开，发现水篦子上卧着一具死马的尸骨。检查团立即组织人手清理医院的环境，清除的垃圾竟有556车，还有26具死牲畜。阴沟全部冲洗干净，墙壁重新粉刷以杜绝害虫。固定在墙上的椅、柜都拆了下来，以免躲藏老鼠。这些措施立即见效之后死亡率开始下降。
克里米亚半岛的春天来得很猛，塞瓦斯托波尔外面，荒寂的高原沐浴在春天的阳光里。原野上铺满了番红花与风信子。伤病员的口粮改善了。侥幸地度过了1854年这个可怕的冬季的幸存者们，打破了长久的、难堪的沉寂，重新又笑骂起来。
危机度过了。随着危机的度过，反对南丁格尔的新浪潮又开始了。而事实是：死亡率一度下降至22％。
“提灯天使”的魅力
到1855年春天，南丁格尔已经筋疲力尽且身体十分衰弱。她本来就是个娇弱女子，如今又在一个叫人不堪忍受的环境里日夜忙碌，这严重损害了她的健康。每逢有成批的伤病员送到医院，她就开始投入忘我的工作。有时，她甚至不得不几天几夜忙碌不停地工作。
奥斯本神父曾经这样描述过她：
不少医生因为传染病，不敢靠近受伤的士兵，但是，她却对传染病全然不顾。通常，越是在那些病情严重的病人那里，尤其是在垂危病人的床前，就越能见到她瘦弱的身影。
她总是精心照料、安抚那些不幸的人，经常找他们聊天，甚至说着轻松的玩笑，以自己的乐观态度，鼓励病人振作起来。她像真正的亲人那样，悉心地陪伴着他们，常常守候到病人生命的最后一刻。
南丁格尔自己也计算过，仅仅一个冬天，她抚慰、送别过的死者，就不下2000人，最严重的病人都由她自己亲自看护。
有个护士，曾经这样描述她陪同南丁格尔巡夜的情景：
在夜幕降临时，我们缓步向前走着，我的内心，有时不免有些忐忑，我知道和平时一样，我们又将面对那些随时到来的伤员的死亡。
但是，她却始终非常平静，在她的脸上，只有平静、坚毅的神情……我和她一道，向那夜幕下的病房走去，在我看来，越是接近病房，就越发像是踏上了一条永无止境的路。周围安静极了，偶尔听到一两声呻吟或呼喊。
医院周围，到处是昏暗的灯光，像鬼火一样。就在这鬼火当中，南丁格尔端着她的油灯，悄悄地走进病房里。她总是先把油灯放好，然后，轻轻俯下身，察看病人的情况。
有时候，还要耐心地把士兵们裸露的胳膊放进被子里；哪个受伤或者生病的士兵说自己渴了，她就拿起水壶，帮他把水倒进杯子里，然后亲手递给他；对于动作不便的士兵，她还亲自把水喂给他，就像母亲照顾生病的孩子一样……
我真敬慕她对病人的态度，永远是那么和蔼，那么体贴，那么耐心。
在士兵们当中，南丁格尔的影响非同一般。她可以让“顽固不化”的病人学习戒酒，鼓励他们忍受手术的疼痛。或者抽出时间，向士兵口授，给他们的妻子和父母写信。
一个老兵说道：“她实在太好了，当你感到痛苦时，她会握住你的手，说上很多温暖、体贴的话语；当你情绪低落时，她会想方设法，使你高兴起来。”
另一个士兵说：“当她跟我们讲话时，特别当一个病人伤心痛苦时，她的活力和风趣，总能给人带来极大的安慰。”
外科医生对她能使接受手术的病人增强勇气感到吃惊。有了她的身影，士兵们似乎突然增添了很多勇气。
在可怕的沾满血迹的手术室里，人们可以感受到她在战士中的巨大“魅力”。也许某些受伤的士兵宁愿就此死去，也不愿接受医生的手术刀。不过，只要有她在场就可以得到一种莫大的支持，他们就会顺从，就会承受手术带来的痛苦。
还有的士兵在给家人的信中特别提及南丁格尔，例如，“每次，当见到她提着那盏熟悉的提灯从眼前走过时，心中总会感到舒畅。对于我们很多士兵来说，她简直就是暗夜里的灯火。她会含笑问候我们，向所有的伤兵们点头示好，脸上总是充满宁静而专注的神情。这样的神情，让士兵们感到振作和陶醉。
“当然，成百上千个人都躺在那里，她不可能照料到每个人，不过，只要目送她从眼前走过，即便是亲吻她的身影，我们也会感到心满意足！”
士兵们私下里把她称为“提灯天使”。南丁格尔手持油灯，每天傍晚巡视病房的身影，成了他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成了他们心中一道永远的光辉。
在她到来以前，到处是胡言乱语与咒骂之声，由于她的关系，战士们再也不乱讲脏话了，医院变得安静了许多，安静得有点儿像神圣的教堂。
繁重的工作足以把任何普通女人压垮，但是，南丁格尔始终咬牙坚持。她认为，“这些只不过是我个人职责中很小的一部分。”
白天，她就在这里处理各种问题。她还要抽空登记、发放物品，做好记录，因为没有人适合做她的秘书，所有的申请、命令、公文、报告、记录和大量信件，都是她亲自执笔。
到了冬天，天气特别冷。有时候，强烈的飓风吹得窗户“呼呼”作响。在房间里，呼出的气体都凝成了白雾，墙壁上也挂满了冰霜，而她却并不在意，还是一刻不停地进行工作。值班的军医和护士看到，她的室内灯光经常彻夜不熄。
她详细记下士兵死亡的情形与遗言，为他们送回故乡，还把丈夫不变的爱情传送给他们的妻子，也让这些士兵的母亲知道，当他们死亡的时候，是紧握她的手去世的，并不孤单。她也常为那些在故乡有孩子的护士写信，给赫伯特陆军长官的信和报告更是从未间断过，也时时反映大家的意见和要求。
因此，她有处理不完的文件，地上、床上、椅子上到处都是。南丁格尔时常因为太疲倦，只好和衣而睡。
曾经有一个隶属于第三十九军的士兵妻子，已有好几个星期不曾收到丈夫的来信，因此她写信向战地医院询问，3个星期后，她收到了南丁格尔的回信。
亲爱的劳伦斯女士：
对于你的来信，我不得不抱着沉重的心情告诉你一件不幸的消息。去年是可怕的一年，在医院里100名伤兵中间，就有42名丧失性命，许多妇人失去了丈夫。
我实在难以启齿地要告诉你，你的先生就是这42位中的一位。1855年2月20日，你的先生在此病逝，因为当时赤痢和热病所造成的死亡率达到最高点。这一天，包括你的先生在内，我们一共失去了80位病人。
为了不至于产生错误和避免同名同姓的困扰，我特地写信到你先生以前所属的陆军部队查询，来信证实，你的丈夫确实光荣牺牲。
我之所以迟迟没有给你答复，就是为了等候上校的来信，现在我附上他的来函与附件。你先生留下了1英镑2先令4便士的遗产，这些钱当然归你所有。我在1855年9月15日已将这笔款项存入陆军大臣处，你可以前去领取。
因你一直不知道丈夫已光荣牺牲，所以没有收到未亡家属的津贴，希望你尽快向伦敦西敏寺布雷特乔治街十六A的爱国基金部名誉书记KA陆军中校洛夫办理申请。
现在我附上申请书一份，以及陆军上校所寄来的死亡证明书，以便你申请子女补助金。如果你不知道表格正确的填法，可以请教区牧师，他会乐意为你服务。对于你的遭遇，我内心感到十分的难过与同情。万一你无法在爱国基金部顺利办理申请手续，可以用这封信作证明。
请你节哀！
你真诚的朋友南丁格尔
为了给士兵提供一流的护理，南丁格尔可以不遗余力，毫不顾惜自己的身体。在这里真正使她感到艰难的是她不得不应付护理工作以外的很多人为的麻烦。例如，她不得不经常同一些既不正派，又无教养，既无事业心，又无同情心的人打交道。这些人唯一关心的，就是如何避重就轻，如何逃避责任。约翰·霍尔博士就是这样一个人。
约翰·霍尔博士是英国东方远征军的医务总监。他自1854年秋天起，就一直住在克里米亚。他的权力很大，连斯卡特里的战地医院，都由他管辖，他对医院的管理从不放手，前线流传着他的一桩丑闻：他曾动用酷刑拷打一名士兵，最后致其死亡。但不知什么原因，他竟然逃过了军事惩罚。
在人们的印象中，霍尔博士一贯铁石心肠，是一位过分严厉而无情的人。在当时，氯仿是麻醉剂的主要原料，而他竟然声称自己并不相信氯仿，即便在士兵们需要截肢的时候，他也曾经一度下达命令，严禁下属的军医使用这种麻醉剂，于是，很多人暗地里叫他“屠夫”。
南丁格尔率领的护士队来到之前，霍尔博士就已经表现出他的“劣根性”，因为他撒了一次弥天大谎。原来，他曾经受总司令拉格伦勋爵的委托，负责察看斯卡特里的战地医院，并要求向勋爵作出如实的汇报。
事实上，他察看完毕后出于不为人知的居心或者玩忽职守，竟然不负责任地汇报说，整个医院设备状况完善，无一缺少。既然公开作了这样一个声明，他就得承担责任，下属们也随声附和，为他开脱一切责任。
战地总司令拉格伦勋爵很久以来一直被蒙在鼓里，史得尼·赫伯特也是在接到南丁格尔的报告之后，才知道了事实的真相。
赫伯特写信给拉格伦勋爵：“这使我感到，霍尔博士是为了掩饰自己对准备工作的疏忽和不负责任，才忌恨前来协助他工作的人。”
1855年春，霍尔博士气得发疯，政府派来一个检查团写了一份对他很不利的报告。更严重的是拉格伦勋爵又对他严加谴责。忖度形势后，他认为维护自己权威的关键时刻要来了。
但霍尔博士知道如何让别人为他卖命。他新近任命代替孟席斯爵士的高级医师洛森爵士，就是这样的人选。后者和他一丘之貉。洛森爵士不久前刚刚干过一件坏事。由于虐待运输船上的伤病员，他刚刚受过拉格伦勋爵的处分。但是，令人气愤的是由于霍尔博士的包庇，他不但没有被赶出军队，反而被调到新的地方，继续为非作歹。
洛森爵士早就臭名昭著。因此，南丁格尔对于任命洛森担任战地医院高级医官感到无比憎恨。这么长时间以来，她已经确切地知道，这位洛森爵士实在不是什么简单人物，他是当时军医部门腐朽作风的化身。恰恰霍尔博士又是个结党营私的家伙，做事专断而霸道，两个人勾结在一起，其结果可想而知。
果然，洛森爵士来到斯卡特里后专横放肆的本性就暴露无遗，战地医院里立即笼罩了一层恐怖气氛，一时间人人自危。医生们慑于洛森的淫威，只好忍气吞声，而胆小的人甚至开始疏远南丁格尔，以此取悦洛森。不少人又恢复到原来的工作方式中，从而使得工作效率大大降低。
但即使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总体说来，由于南丁格尔前期作出的巨大努力，医院的工作依旧取得了成效：医院的伤病员死亡率不断下降，到4月7日已下降至145%，到5月19日时又降至52%！
在从伦敦请来的著名厨师阿列克斯·索亚的指导下，医院的膳食也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这位厨师是3月间到达斯卡特里的，在南丁格尔的记忆里，他的样子既滑稽又可爱，很像一个喜剧演员。南丁格尔很欣赏他的烹调手艺，两个人彼此都很尊敬对方，并很快成为关系要好的朋友。
在南丁格尔眼里，索亚和这里的很多厨师有着显著的不同。有的厨师从事烹调，是为了私下里可以大吃大喝，事实上，他们也是这样做的，有的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华”，实际上，却不过是个普通的厨师而已。只有索亚自从来到这里以后，就展示出他一流的厨艺和敬业的精神。
索亚唯一的目的，就是为大家做出有营养、经济而又实惠的饭菜。他在潘穆尔勋爵的授权之下，经常巡查各处的伙房，提出相应的改进意见和建议，并且帮助整顿、改进医院的伙食供应，每当索亚用大盖碗端着他做好的美味汤走进病房时，伤员们总是向他欢呼，毕竟，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事情。
战地医院逐步走上正轨以后，南丁格尔决定去巴拉克拉瓦，为那里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也就在此时，南丁格尔才得知，自己的权力是受到限制的。
因为明文规定：她是“驻土耳其英国野战医院妇女护士队”队长。而巴拉克拉瓦在其权限之外，此前前往那儿的护士又因受霍尔博士的怂恿，对她公然反抗，情势更加不利了。美名传千里
1855年5月5日，南丁格尔与4名护士、厨师索亚和另一名法国厨师，连同420名病愈返回前线的伤兵，渡过黑海到达克里米亚的巴拉克拉瓦。第二天，她开始了对两座医院的巡察。
虽然同样是在政府卫生考察后的改进期间，但这两所医院的环境仍相当脏乱，军医工作疲沓，护士们的工作也不得力。因为受到霍尔博士等人的恶意挑唆，南丁格尔所到之处看到的仿佛都是充满敌意的眼光，甚至受到蛮横无理的对待。
南丁格尔装作什么都没看见，她都忍在心里，因为她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她决定先从改善重症伤病士兵的饮食入手，争取先在两座医院各建一个专门调配特殊饮食的厨房。
但是，南丁格尔甚至还没来得及做什么就病倒了，她得了克里米亚热病。这是一种死亡率很高的地方流行病，不得已只好住进了“城堡医院”。
在随后的两个星期中，南丁格尔高烧、昏迷、呓语不断，在死亡线上徘徊。天气奇热，她的病情久久不见缓解，汗水穿过她美丽的长发，浸湿了一大片枕巾，人们只好把她的头发全部剃光。
5月底，南丁格尔总算脱离了险境，被士兵们护送回斯卡特里，但不许她回医院，强迫她住进一个因病回国的牧师家中，以方便调养。这是拉格伦总司令的命令，任何人都得遵从，南丁格尔也只好接受了。
7月底，南丁格尔基本痊愈了。她取下了头巾，刚刚长出的卷曲短发，使她的模样显得稚气而动人。给她治疗的医生告诉她，这场热病来得正是时候，它救了南丁格尔的命，因为患病才可能迫使她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紧接着，与南丁格尔共经忧患、屈辱和磨难的佛洛斯·布里基夫妇也因为国内的急事要回国。
7月底，南丁格尔送走了布里基夫妇，便搬回医院里的那个小房间。空出来的牧师寓所成了“别墅”，供她的护士们轮流去短暂休假。
但医院的形势却发生了变化。在洛森博士的指使下，医院当局不欢迎她回来。他们认为现在一切就绪，用不着再听她的意见了。一旦形势有所好转，人们的惰性又占了上风，他们宁肯没有她在身边督促而自在些。离开将近3个月，她的护士队员也出现了问题！有的染上了酒瘾，有的开始谈恋爱。
更严重的打击还在后面。
布里基夫人原先兼管保管礼品的储藏室，这些礼品都是英国国内各地民众捐赠给前线官兵以及护士队的，有贵重的物品，也有酒、衣服等日用品。布里基夫妇回国后，南丁格尔另聘了一位索尔兹伯里女士管理。谁知这位索尔兹伯里女士不守规矩，一拿到钥匙就监守自盗。军方根据可靠线索搜查了这位女士的房间，竟发现她的箱子、柜子里，甚至每一条墙缝都塞满了盗来的赃物。
出了这样的事情，南丁格尔只好把新上任的前线总司令斯托克将军找来共同处理。面对大量确凿的物证，索尔兹伯里女士先是赖在地上又哭又闹，继而又苦苦求饶，央求南丁格尔小姐千万不要控告她，她愿意立刻回国。
南丁格尔也不愿过分严厉地惩罚她，和斯托克将军商量后决定，对索尔兹伯里女士免于处罚，放她回国。谁知，这位索尔兹伯里女士是个蛇蝎心肠的妇人，一回到英国她立即大造谣言，谎说她在斯卡特里医院受到了虐待、迫害，并反咬一口，诬指南丁格尔扣压礼品。主持陆军部日常工作的副大臣蒙斯先生信以为真，因为他不认识南丁格尔，还以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
不久，南丁格尔和斯托克将军同时收到一封军方的公文，责令他们澄清自己的有关行为，并通知他们，伦敦军方将严肃调查他们的“严重的贪污、迫害、渎职”问题！一时间，南丁格尔的声誉受到很大损害，她的处境极为艰难。
伦敦军方一介入此事，南丁格尔全家觉得必须有人去守护在南丁格尔的身边。为此，玛伊姑妈于9月16日专程赶到斯卡特里。
但南丁格尔没有畏惧、没有退缩，她那看似柔弱的肩膀，默默地承受起了常人所不能承受的压力。她知道，那些人无非是想把她从前线撵走，而她绝不会让他们可耻的阴谋得逞。
但与极少数卑劣的恶意中伤者和嫉贤妒能的官僚相反，前线官兵们对南丁格尔满怀感激、敬佩、爱戴之情。当南丁格尔病愈返回到克里米亚时，消息如野火般迅速传开，士兵们跑出帐篷，漫山遍野围聚而来，雷鸣般的欢呼声在山谷里久久轰响回荡。南丁格尔“被迫”坐在高处，以便官兵们都能“瞻仰”到她的风采。
那时候，南丁格尔身染重病的消息传开后，几乎整个克里米亚战区都陷入了焦虑与不安中。那些战场上的士兵，还有各个野战医院的伤病员与护士，有的泪流满面，有的跪地祈祷，大家都祈求上帝降福于她，让她早日康复。
南丁格尔被转送回斯卡特里医院时，数百名驻扎在附近的士兵到码头为她送行，两名士兵抬着担架上裹着头巾、病容憔悴的白衣天使，许多人跟着担架行进，大家眼眶里噙满泪水。
拉格伦总司令也不顾自己病重的身体亲自去看望她。
南丁格尔患病的消息传到英国本土后，立即引起了全国的震撼，各地各阶层人民都为她的健康日夜忧心。因为前线寄回的士兵家信以及因伤残、病重等陆续回国的士兵与军官，早已把南丁格尔的英名和事迹传播到边远的村庄、小镇和城市的各个角落。
伦敦社交界名人、英国众议院议员、曾参加前方卫生考察团的史达夫在众议院对议员们发表谈话时说：“当我在简陋的医院中看见南丁格尔后，我才领悟到古代圣人的威仪是怎么一回事！士兵们都深信，即使天塌地陷，所有人、所有事都与他们作对，南丁格尔小姐也永远不会背叛他们、抛弃他们。如果你当众向士兵们宣布，刚才天空中出现了一道裂缝，南丁格尔小姐即将登天为神，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感到惊讶或怀疑，因为这正是埋藏在人们心目中的南丁格尔的形象。”
在前线和国内，许多认识和不认识她的人，都诚恳地奉劝她回国长期休养，连她的主治医生也主张如此，但南丁格尔一再婉谢，态度十分坚定地拒绝了。她说：“除非战乱完全停止，这里没有任何一位伤病员，否则我绝不能离开这里。”
她的这种决心和坚毅的言辞在国内各大报刊发表后，人们对她的钦佩与关切之情更加殷切而真挚了。当南丁格尔脱离危险期的消息用刚发明的电报传回国内后，人们兴奋地奔走相告。
维多利亚女王也深感欣慰，致信陆军大臣潘穆尔勋爵说：“我听说伟大、高贵的南丁格尔小姐已脱离险境，为了这件事我必须向神圣的上帝致以最高的感谢。”
1855年春天以后的一段时间，英国的报纸和新闻杂志上经常可以看到有关南丁格尔的报道和评论，或者歌颂她的诗篇，连大学的诗歌或散文征文比赛也以南丁格尔为主题，有些获奖诗歌还被配上音乐，作为最新的流行歌曲到处传唱。
人们是那样地热爱和敬佩南丁格尔，以至于有人把南丁格尔的肖像作为信纸的画面，有的人用她的肖像作瓷器或高级丝绸绣品的图案，连南丁格尔一家位于里哈思特和恩普利的两处住宅风景，都成为各种日用品、纪念品的热选图像。当然，南丁格尔的肖像大都是凭空想象的产物，因为她从不喜欢向别人赠送自己的照片。
一时间，英国人对南丁格尔的推崇达到狂热的程度。但南丁格尔对国内的这股热潮，感动之余又有些不快。
公众并不了解南丁格尔内心的想法，她也并非不欣赏人们的这些举动，而是怕这种行动会对护士队产生负面影响。但他们仍然“轰炸”邮局，络绎不绝地赶到恩普利和里哈思特，要求参观一下“南丁格尔小姐的书房”，抚摩一下她的书桌，请她的家人帮忙证实有关她的某个神奇的传说，或者请南丁格尔的家人、管家、邻居甚至她在家乡照顾过的病人回忆对南丁格尔的印象。
有人在报上提议召开专门向南丁格尔致意的民众会议，立即激起了热烈的反响，这一类会议立刻在全国各地召开了。在伦敦一次名人云集的这种会议上，人们决定送给南丁格尔一幅刻有感谢词的金匾，为此而在会场上募捐到的钱远远超出了需要，于是又推选出一个委员会成立了“南丁格尔基金会”，许多社会名流都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这使南丁格尔的母亲樊妮欣喜异常。她写信给南丁格尔：
11月29日，是我一生最高兴的一天，我以身为你的母亲为荣！
虽然现在已是凌晨时分，可是我若不将这些感受告诉你，我无法安睡！
你知道吗？今天的集会有多感人、多美妙！这是我从未经历过的，都是因为你树立了良好的典范，也对日后世上千千万万的母亲产生鼓励！这真是个了不起的集会！
南丁格尔回信道：
如果显赫的声名和我为神以及为人类的工作能使您感到满足，那我也就满足了！我一味地工作，从不渴求社会的声望与地位，但如果这些东西能使您觉得快乐，那将是我最大的欣慰！
今后，我会更加爱惜自己。南丁格尔将经常出现在人们的口中，而社会的情感，也将维系在女儿的身上，如果你们会因此感到喜悦，这不但是我所得到最好的酬劳，也是对你们所付出的一切所给予的补偿。
“南丁格尔基金会”成立的消息也在克里米亚战区的军队命令中公布了，只要捐助出一天的军饷，就可以参加这项基金。后来，除了霍尔博士之外，这个消息在军中引起广泛的反响，士兵们一共募集了9000英镑的捐款。
基金会建立后，维多利亚女王为了“表示由衷感谢之心”，特地赠送给南丁格尔一件礼物，并附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亲爱的南丁格尔小姐：
在充满血腥的战争里，你表现了基督徒崇高的牺牲精神。我内心的钦佩，相信聪明的你，应该很容易理解。
你的功劳比起勇敢的将士们，有过之而无不及。你以慈祥的双手，抚平了他们心灵和身体的创伤，对于这些伟大的贡献，我不知应当如何来致谢。我以一枚胸针作为君王感谢你的心意表征，请你佩戴并珍惜我的情感。这枚胸针的花色和形状，正足以表达我真诚的祝福，以及对你崇高事业的推崇。
将来，如果能和你这位为我们女性争光的人成为好友，必定是我最高兴的事。
我祈盼你身体健康，并接受我真诚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