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远在前线的南丁格尔与国内的赫伯特相互回应，为前线士兵的生死全力以赴，回国后他们俩又并肩作战，为改革军医制度不遗余力。然而，令南丁格尔没有想到的是史得尼·赫伯特的健康情况正在日益恶化！
自1858年年初开始，赫伯特的身体就渐渐地每况愈下了。皇家调查委员会4个分会的繁忙工作则严重损耗了他的身体。他既得不到休息，也得不到关心。南丁格尔相信自己随时可能死去，早已不把一般的病痛放在心上。她拼命催促史得尼·赫伯特迅速开展4个分会的工作，就连赫伯特的夫人也在催他。
丽莎·赫伯特也极力赞助他与南丁格尔的合作，因为这是赫伯特众多工作中，丽莎最欣赏、最支持的一部分，她极力接近南丁格尔，因为通过她，她与史得尼的关系可以更为密切。
史得尼·赫伯特这位才俊之士，犹如一匹骏马，渐渐地步入衰老期。南丁格尔正因为将他视为知己和同志，所以以对待自己疾病和痛苦的方式同等地对待他。
他俩像并肩作战的战士，互相援助，但他俩又像不同凡响的男女朋友，互相格斗，争执而不伤彼此的心，两人都以要强的姿态投入工作，可能南丁格尔的准则更为苛刻一些。
南丁格尔时刻不忘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因照顾不周而死去的伤病员，那些辗转病床的痛苦让她觉得应坚定不移地投身到改革中去，因为那是在救助苦难中的人们。她自己义无反顾，所以对史得尼·赫伯特的逼迫毫不留情。救护苦难中的人，是他俩互相理解、互相支持的根本责任所在。
1859年，赫伯特又被委任为陆军部大臣，替代了潘穆尔勋爵的职位。乍看起来是个胜利，现在身居当年潘穆尔勋爵的地位了，没有什么事是赫伯特办不成的了。
但是，如今只有处在潘穆尔的位置，赫伯特和南丁格尔才更清楚地看到，军队改革运动最主要的困难，在于陆军部的行政体制本身。
若要推行改革方案，首先要彻底改组陆军部。在进行任何改革之前，必须对陆军部的行政机构进行改组。这样，史得尼·赫伯特还得肩负起这样大的一项任务。他又一次感到上帝是如此的垂青他。经与南丁格尔商议后，他着手“简化办事程序，取消责任不明的组织建制”。
1859年夏末，她再次病倒。但这次，她周围的人对她身体健康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形容她的性命“危在旦夕”，实在说来，这种“危在旦夕”已经达两年之久了。
玛依姑妈家里的人已经不耐烦了，催她回家忙自家的事情。由于克劳对她的事业的热忱，克劳家的正常生活也受到了很大影响。克劳本人的健康状况也很使人担忧，克劳家里人也开始催他回去。
两家人都抱怨南丁格尔小姐，南丁格尔小姐很生气。但是，幸好有玛依姑妈在伦敦，这样办事情就容易多了。
10月，玛依姑妈和克劳还在勃灵顿饭店陪伴着南丁格尔，表面看来一切正常，实际上大不如前，问题接二连三地到来了。如克劳健康不良，玛依姑妈家里纠纷不断，陆军部的种种无法解决的复杂问题，尤其严重的是，史得尼·赫伯特的健康已经每况愈下了。
但命运之轮拖着他和南丁格尔一起前进。若把南丁格尔为军队所做的事情总起来看，会使人难以置信。任何人也不会强令自己去完成如此庞大的工作量。这些堆积如山的文件、报告、书信，通通是她亲手起草的。这要消耗多少精力啊！而在1859年，这还只是吃力工作的一部分。
当时，南丁格尔是全欧洲唯一的一位既有平民医院经验又有部队医院经验的人。她的知识和天资，使她不可避免地要被吸引到公共卫生工作领域中去。
1859年，她出版了一本论述医院建设的《医院札记》。该书共出3版，书中提出的一些观点，直至今天对于受过专业教育培训的人也是有启发性的。例如，降低一个医院的病员死亡率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要改善通风、排水和搞好清洁卫生。
从此以后，不断有人就医院建设的有关问题向她请教，有的甚至从荷兰、普鲁士、印度、葡萄牙来征求她的意见。这包括一系列的技术问题，从怎样用管道供水，到医院里墙壁的颜色，问题五花八门。她给铁器商、工程师、建筑师等写过数百封信，甚至还有一篇名为《论污水槽》的长篇报告。
南丁格尔还倡导实行了对医院病人统一登记和疾病分类统计的制度，并特地为此设计了一些示范性的表格。“使我们对不同医院、不同疾病的死亡率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伦敦绝大多数医院后来都采用了这种登记表。南丁格尔觉得统计“比小说更生动有趣”。她说，她专爱“啃硬骨头”，弄清事实。她的好朋友西拉丽·博纳姆·卡特回忆说：“南丁格尔不管多么疲惫不堪，一看到一长篇数字，对她来说，总是最好的兴奋剂。”
随着卫生事业的改进和发展，护理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了。但南丁格尔对这一事业的热忱丝毫未曾减退。在1859年至1860年底，她筹办了护士学校。但是，时至1860年底，对她说来那项十分重要的事业，为了英国军队所做的工作，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挫折。
史得尼·赫伯特的健康终于完全垮了。他病倒的时间是最糟不过了，因为，陆军部的改组工作只有他一个人能够胜任。“再打一仗吧，再打最后一次，最漂亮的大仗吧！”南丁格尔曾写信这样央求他，让他振作精神，鼓起最后的勇气，打完这最后一仗，就答应让他退休，好好休息。
史得尼·赫伯特的精力此时已将消耗殆尽。医生说，他患的是肾脏疾病，已到晚期，无法治疗。医生建议完全卧床休息。而这个意见不仅南丁格尔和赫伯特夫人无法考虑，就连赫伯特本人也感到不可能实现，他仍旧一味地苦撑着。当时改革运动同官僚守旧势力的斗争正处于白热化的时刻，他，这场斗争的中心人物，怎么能够躺倒休息呢？
1861年5月底，南丁格尔托付给他的工作他都完成了，他实在支撑不住了。每天早上，他总是先靠在沙发上喝上两口白兰地酒，然后借着酒劲儿，爬到陆军部去上班。这个坚强的人就是死也要站着死去。
6月7日，他写了个便笺给南丁格尔，说明自己确实必须退休了。南丁格尔痛苦地答应了他。他能忍受弗罗伦斯·南丁格尔生气，却不愿使她感到难过，他深知南丁格尔重病缠身，心系国事。他常常这样说：“可怜的南丁格尔，她舍弃得更多啊！”于是他特意亲自去拜望了南丁格尔。
一场严峻的谈话开始了。南丁格尔本人的精神和健康也正被愁苦和辛劳消磨着，她当然不愿看到眼前又倒下一个战士、一个忠诚的合作者。而史得尼·赫伯特想到，如果他不去承担这一切，那就等于断送了英国军队。再说，还有谁能比南丁格尔舍弃的个人幸福、忍受的个人痛苦更多呢？
这样，赫伯特完全不顾自己的病情，又把一切都承担下来了。7月9日，他乘马车又一次来到勃灵顿饭店，向南丁格尔告别。他走路已摇摇晃晃，很吃力了，由别人扶着走上楼梯。这就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会面。
赫伯特支撑着回到了自己在威尔顿的住所，这个他如此熟悉而喜爱的地方。“我热爱这里的每一个角落，这个地方宛如一个有灵之物，一个活人……”
3个星期之后，1861年8月2日的清晨，这位顽强的战士终于与世长辞了。赫伯特临终的话是对南丁格尔说的：“可怜的南丁格尔，我们共同的事业还没有完成……”
在南丁格尔忠诚无私精神的感召下，史得尼·赫伯特临死也没有退出阵地。他死后，验尸的结果令医生感到惊奇：一个人病得这样严重尚能坚持工作一年之久，简直是医学界的奇迹！
又过了很多年，史得尼·赫伯特与南丁格尔共同为之奋斗的事业才逐步得以实现。史得尼·赫伯特的心血并没有付诸东流。如果没有他的努力，英军士兵的悲苦境遇也许还要继续耽搁半个世纪之久。
1857年的皇家卫生检查委员会也许并没有完成预定的任务，但它的成立，它的从无到有的发展，就是一个胜利，它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已经破晓，军队士兵已经看到了曙光。
史得尼·赫伯特病逝两周后，南丁格尔小姐写成了一篇悼念他的回忆录，即《史得尼·赫伯特和他对英国军队的贡献》。此后，她永远地离开了勃灵顿饭店。她感到那里像是一所“凶宅”，每当她凭窗眺望，仿佛总会见到史得尼·赫伯特就站在大街上。之后，南丁格尔完全沉湎在思念和悲哀之中。她十分悲痛，但并不悔恨自怜，她感到她忠实地履行了她的天职。
回首往事，她问心无愧。但毕竟，现实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变化。史得尼·赫伯特在世时，她感到，她是一只手，而史得尼·赫伯特是这只手中的利器。而此刻，每当想起他，她就会感到史得尼·赫伯特才是他们共同事业的主人和“大帅”，而且在感情上与他似乎也更加难舍难分。
她写道，“没有人像我那样敬仰他，追随着他，没有人像我那样地了解他。”
不朽的护理业
每一位护士都必须是一个靠得住的人，是可被信赖的，那是生命成熟的气质，因为上帝把人最宝贵的生命放在她们手中。——南丁格尔南丁格尔不朽的护理业建立护士学校
自1859年起，南丁格尔开始在圣·托马斯医院筹备开办一所护士学校。建校资金来源于战时成立的南丁格尔基金，耗费45000英镑。
这个计划当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浴血奋斗时就已诞生，现在她更是从长计议。她坚持要以最佳的投入来建立护士学校。
但是，兴办之初，护士学校的计划并未获得广泛支持。在圣·托马斯医院内部，许多医院的高级顾问、外科医师甚至也认为“护士工作无非是侍女的工作”，只要稍微学一点简单的消毒知识，会裹扎绷带就行了。当然，出于对南丁格尔的尊重，还没有人公开讲这种难听的话。
医学界的另一些人则敏锐地看到，在南丁格尔的努力下，护士工作可能在医院里以更科学的面目扎根。还有一部分人对此并不表示欢迎，一个很有影响的医学界协会就公开声称：“兴办护士学校只会侵犯医生的工作范围，扰乱医院秩序。”
坚决支持这项计划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内科住院总医师；一个是医院舍监沃博太太。
沃博太太是一位资质高雅的妇女，42岁时丧夫，还带着几个孩子，一直从事护士工作，曾在医院病房里学习过，她后来应聘担任了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校长。在她任职的27年中，贡献很大。南丁格尔评述她说：“沃博太太具有鲜明的个性，过人的能力，好像凭直觉就能理解事物，进而做好工作。”
筹办学校的时候，南丁格尔呕心沥血，写了一本专供一般妇女使用的《家用护理手册》，这本书后来成为她最著名、行销最广的著作。《家用护理手册》的内容，是一些基本的护理常识和简易的护理方法，主要是提供给家庭主妇，告诉她们如何维护家人健康。书中的用字遣句活泼生动，毫不刻板，所列事项又缜密翔实，故十分受欢迎。
这本专门以卫生护理为主题的书，在当时可以说是划时代的巨著。在1859年12月一出版就空前畅销，又增印好几版，甚至有人将之翻译成法文、德文和意大利文，影响深远。
读过南丁格尔所写的著作的人，都能很清楚地感到，南丁格尔是一个慈祥和蔼、体贴入微的护士。她不但能了解病人身体上的痛苦，连精神上的痛苦，她都很能体会。
她写道：“不可忽视病人内心的烦恼，而一味地促其病愈。”
“病人经常犹豫不敢说出心里的要求。”
“一般都认为，护士只会照顾病人的身体，事实上，护士也应该关心病人的心理状态，给他们信心和鼓励。”
南丁格尔称出色的护士为天使。她说：“对一个贫穷而恼人的伤病员能够耐心照顾，并且在他不幸病逝后仍会掩面痛哭的护士才是天使。如果只是在病房中巡视一番，统计着从昨夜到今天一共死了多少人，而一点也不伤心的护士，那就不是天使了！”
她对护理工作的要求是具有绝对的爱心，没有爱心，护理工作就完全失去了意义。
南丁格尔还说，当病人被安置在封闭的房间，不能透过窗户看到外面的风景时，感觉一定是痛苦的；当病人收到一束娇艳欲滴的鲜花时，心情一定是欢喜的；护士随时走动所发出的声音，有时会引起病人的焦虑；而病人在得到疏解之后的安详感，护士应予以及时肯定，表示理解。
“小动物也会成为病人的朋友，在笼中的鸟儿，很容易成为在病床上躺了好几年的人所喜爱的宠物。”
南丁格尔很喜爱孩子，她经常鼓励孩子去探望病中的亲人，因为孩子的天真无邪，常给病人带来生机活力。
她也提到饮食对病人的重要性。医院不当的饮食，每年使好几千名患者因此而死亡。牛奶和蔬菜是必需品，量的多少也很重要……
在《家用护理手册》出版6个月后，护士学校的设立，也即将实现。这所护士学校的宗旨，是培训护理师资，为大医院和公共医疗机构训练出合格的护士人才，而不是培训私人或特约护士。
在这一新事物周围，随时都会遭受一些反对派的挑剔。所以，学员和办学者必须步步谨慎，使自己无懈可击。诚然，护理事业的未来就取决于这些青年女子的良好表现了。
为此，接受训练的人都是经过严格挑选和考核的。但是，完全符合条件的人并不十分容易找到。曾跟随沃博女士多年的克露沙兰老师在一次聚会中，对学校的入学资格，作了下面的说明：
“普通科学生，年龄限25岁至35岁之间，对象是上层社会的佣人，以及佃农、商人、工人的女儿，她们必须具有聪明的头脑和基本的教育知识。此外，还必须绝对服从医师，并且能对患者做仔细的观察和正确的报告。而且，在接受医师的命令后，能马上付诸实践，动作和思考都非常敏捷。
此外，有健康的身体、自愿奉献的爱心和不屈不挠的意志与耐心，以及身体力行的精神才有资格接受普通科的卫生教育，成为正式的学生。
另外，对于特别科学生入学资格的要求是这样的，她们必须是专家、牧师、军官、医生、商人或其他中层以上以及上流家庭的女儿，年龄约在26岁至37岁左右，除了受过高等教育外，还必须是机灵和善良。
特别科是专为培养医院各部门中优秀的护士长而设的，所以要求比普通科严格。因为，特别科的学生不但要完全了解并熟悉普通科的各科知识和技巧，还要更进一步地精通其他相关的各种知识，以便胜任领导的职位。
这一科的毕业生，将来到社会上服务时所必须牢记的，就是要了解自己所从事的是一项最高尚的职业，但绝不可因此自负，必须具有谨慎谦虚的服务精神，以身作则，进而领导他人，以感化的力量代替专横、压制和喋喋不休的斥责。
事实上，这是女性从业所应当共同遵守的原则，要成就完善的事业，绝不是外在强大的力量所能达到的。
知识、经验和阅历越丰富，对事理的判断力也就越明确，因此使学识和经历相结合，绝不可以理论来代替实际，或以知识来取代爱心。以增进人类的幸福为生命的意义，愿意服务人群，愿意体验护士生活的可贵的女性，才是最合适的人选，才有资格进入特别科。”
这的确是非常严格的要求，具有这等资格的女性，不仅受到“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欢迎，也受到社会一般群众的重视。
这正是南丁格尔的理想，不是一个完美的女性，绝对无法成为一个理想的护士。凡是前来报名的人，都必须经过南丁格尔的审定考试，因为她能很正确地分析每个人的品格优劣，所以评语也异常苛刻而允当。
1860年6月，南丁格尔护士学校正式开学，第一期学员只有15名，培训期一年。学员一律住宿在圣·托马斯医院楼上的“护士之家”里面。每人一个房间，一律穿棕色制服，白围裙，白罩帽。食宿、制服费用由南丁格尔基金会提供。
培训期间，每人有10英镑的生活津贴，这个标准在当时是空前优厚的。女孩子们都很勤奋，每天按时上课，由圣·托马斯医院的高级医护人员讲课。她们还要认真地听课记笔记，准备笔试和口试，并按期到医院病房做实习护士，在医生和护士的指导下实习临床护理工作。校长沃博太太亲自观察学习和实习情况，并每月填写每个学生的学习和工作表现，归档备考。
学校在生活习惯与行为品行方面的要求，比对学科的要求高出许多。沃博夫人在严格督导学生之后，每个月要写一份“个人评鉴与学习评估”的报告书。
这份由南丁格尔亲自设计的报告书，内容项目繁多，非常细致。它分成“道德记录”和“技术记录”两大项，她规定，道德记录”为6个小项目：守时、沉着、自信、品行、清洁与病房整理，“技术记录”则多达14个小项目，又各自再分成12个细目。
沃博太太在每项标准上面，分别写上优异、优、中、可、劣5个等级，而且还做有秘密的人物报告。
南丁格尔对这些年轻女子要求很严。因为她知道，护理事业的未来，有赖于她们的行为、她们的气质、她们的思想，这关系到护士培训事业的成败。
南丁格尔多次告诫劝勉护士们，必须以良好的行为，来扭转人们对护理事业的偏见。学校明文规定，学员们不准恋爱，否则立即除名。不准单独离校，外出活动必须有两人同行。
除此以外，作为管理者和培训者，南丁格尔还为每个学员制订了学习计划。每人每天必须记录学习日记，每月底要进行宣读，以便深入了解她们的思想状况，这使得学员更为积极主动。南丁格尔发觉有些学员的拼写能力太差。于是，她便安排学员们进行拼写训练。
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学生逐渐以清洁、温柔、操守良好、行为端正的面貌出现在实习病房中。因此，学校的形象逐渐从逆境中站了起来，南丁格尔成功地纠正了一般世俗的眼光。
办学的成绩很快就显现出来了，在数月之后，许多医院开始预约南丁格尔护士学校即将毕业的学生了。
1861年底，“南丁格尔基金会”又开始了另一项新的尝试，那就是设立助产士培训学校，这也是南丁格尔的愿望之一。他们得到剑桥大学金斯学院的协助，在产科病房添加设备，而该院的产科医生也愿意提供6个月的训练。
“在国外，大部分的国家都有这种培育助产士的国立学校。我相信在英国也能够实现这个期待已久的愿望，为成立这类学校，打开一条道路。”南丁格尔曾这样说。
这所学校所培训的学生，不仅在医院中担任助产士的工作，也有人成为一般家庭协助妇女生产的训练师，有些地方的大地主、有钱人，也都自费送一批女生来培训，以便今后学成回乡做自己家乡的助产士。这所学校经过两年多的时间，有许多成功的贡献，直至后来产褥热流行，才告关闭。
这期间，经克劳介绍，南丁格尔结识了牛津大学传奇式人物，著名的希腊语教授本杰明·乔伊特。他们相识不久就发展成亲密的朋友。不久，乔伊特教授极力向南丁格尔求婚，但被南丁格尔拒绝了。不过，他们的友谊并未因此受到影响。他们仍保持着频繁的通信往来，南丁格尔在许多事务中都获得了“我亲爱的乔伊特”的忠诚协助。
但是，当史得尼·赫伯特去世后不到3个月，南丁格尔又承受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亚瑟·休·克劳在意大利病逝。这次打击竟使南丁格尔木然了，“现在几乎没有人了。”她写信给道格拉斯·高尔顿说，“最近5年中与我一道工作过的人，只剩下我还留在这个世界上。这真是我绝对没有想到的。”
军队的首席顾问
尽管南丁格尔一直忙于护士学校的建立，但她并没有停止其他工作。人们把一切有关英军医疗卫生保健事业方面的问题，都转到她这里来向她求教。每天有很多人征询资料和各种意见。她整理记录，编制规章，写备忘录，起草指示等等。
南丁格尔还凭借自己在统计、财政方面的才能，为军医署设计了一套成本会计制度。这套制度，直至80年以后仍在沿用。
那时，负责军事工程建筑的是道格拉斯·高尔顿。他也像史得尼·赫伯特一样，十分重视南丁格尔的意见。通过高尔顿，她成为当时新建的营房医院设计方面的首席咨询顾问。
与此同时，又有一项艰巨的任务落到南丁格尔的肩上。史得尼·赫伯特去世后，印度卫生调查团工作的重担就移交给她了。还在1858年，她就已经发现当时根本找不到一份权威的资料，来了解驻印度英军的卫生状况。因此，她决定亲自动手，积累有关印度的第一手资料。
之后，南丁格尔与专家们一起，设计了一个“情况调查登记表”，寄往印度各地兵站。
1860年至1861年，这些调查表陆续地从印度寄回来。她开始深入分析研究这些报告。助手是克里米亚时期的同事，苏格医生和统计专家法尔爵士。
这些调查统计资料后来形成了一本1000多页的调查报告书。当时南丁格尔不是印度卫生状况调查团成员，但还是被邀请为各兵站的这些调查报告写编者按语。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南丁格尔完成了总题为《南丁格尔小姐的意见》的编者按语。人们还不知道，多少年来驻印度英军一直像苍蝇一样一批接一批死去，年平均死亡率高达7％。“营房病”加上印度地区属热带气候，特别是和那些生活在污物中的当地居民密切接触，驻军士兵的死亡率要比国内驻军高出100多倍。
至于营房条件，有份登记表上填写着：“每间营房住士兵300人，尚非不堪忍受的过分拥挤。”南丁格尔看后问道：“那么，什么叫‘可以忍受的过分拥挤’呢？”营房内都是泥土地面，按当地习惯涂以牛粪。有关饮用水的情况，调查表填写着：“气味尚可”，或“气味难闻”。根本没有排水设施，厕所很少，也根本没有洗浴条件。
但是，纠正这些现象却涉及到一个新问题：如果只把兵营和医院条件搞好，而附近的居民区是仍是一片污秽，那有多大的意义呢？
南丁格尔写道：“要拯救驻印英军就必须搞好整个地区的卫生状况。”军队的保健工作同当地居民的保健工作是休戚相关的。从根本上看，由于“饥饿是对人民的经常性威胁”，而饥饿是会滋生疫病的。她的思想认识又进一步深化：要改善卫生先要发展水利灌溉，首先需要使印度吃饱肚子。
根据她的意见，英国在印度实施了一系列重要改革措施，并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事实上，南丁格尔本人以前从未去过印度，后来也不曾去过，不过，在她此后的余年中，许多终生在印度工作的人，都到她这里来求教。尽管最初她的努力似乎未见成效，但最终，她倡导的改革计划都实现了。例如，以乡村为单位普及、改善卫生状况的教育；城市中铺设排水管道；改进公共场所的卫生环境等。
在某种意义上，南丁格尔在印度医疗事务中所占地位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她在陆军部的意义。但是，史得尼·赫伯特去世以后，南丁格尔就少了一份协助的力量。
当赫伯特就任陆军大臣时，南丁格尔就是经由他这扇门，才得以进入了官僚的世界，因此对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由于她深谙军队的管理与营运的方法，也因而做出了不少成绩。
可是如今史得尼·赫伯特已经不在了，她自然也不会继续留在陆军。南丁格尔此时十分清楚自己一生该做的工作，而现在可以说都一一完成了。但是，她的健康也因此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数度倒下，旧疾又逐渐复发了。
她感觉非常疲倦，很想一个人静静地过日子。事与愿违，她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休养，就必须再振奋起来。
1861年4月，美国南北战争爆发。
到了10月，美国华盛顿的陆军长官，委托南丁格尔协助建设医院，照顾伤兵，所以她就把英国陆军的资料统计及其他相关记录寄到华盛顿。
她在1857年皇家调查委员会成立之前，也曾把这些资料寄给美国华盛顿护士会会长蒂斯克。同年她也收到英国陆军当局的紧急求助函。因为英国和美国北方各州的情势十分紧张，因此政府就很快把增援部队送到加拿大。12月3日，德格雷马上写信给南丁格尔，请教她有关运输军需物资和远征军卫生必需品的事情。
南丁格尔的身体更虚弱了，可是她却努力地强打起精神，重新作了各种企划，给远征军的将官作参考，而德格雷也转告她的企划案全部被采行。
她在确定输送的平均速度之后，就把到加拿大的远程距离，运送伤兵所需的时间加以计算：她把接力运送的方式，必要的中途基地应设在何处，还有每一处基地需要作何准备，都具体计划。她处理事情细密周到的能力，依然没有削减。
她也不断修正军中运输的计划，提供意见，也不时地拿克里米亚战役中斯卡特里的情形督促他们。在艾伯特殿下的仲裁后，战事平息了，两周之后，殿下也因不治之症而去世了。战事虽然停止了，却由于一连串紧锣密鼓的工作，迫使南丁格尔不得不暂时忘记自己的健康而再度走上工作的岗位。
南丁格尔的身体越来越衰弱了。
1861年的圣诞节前夕，她曾一度病危，数个礼拜之间，她在生死边缘挣扎。最后，她顽强的体质终于得到了意外的胜利。1月中旬，她已能够从床上起来了。
此后6年，她一直缠绵于病榻不出房间一步，就连搬家也是别人帮忙搀扶着她。搬了家之后，她更看不见外面的繁华世界，围绕着她的只有四面墙壁。
为了使她有一个安静、舒畅、美丽、清雅的环境恢复身体的健康，大家都建议她住到里哈思特或恩普利等豪华住宅里，但她坚持要住在伦敦市郊区旅馆或租赁房屋。
大概是为了工作上联络的方便，她才坚持不肯离开伦敦吧！但是她又经常对旅社和租来的房子感到不满，在这种进退两难的状况下，她只好经常搬家。
南丁格尔曾在一年内换了4个住所，后来女王知道了，便邀请她搬到辛特骊宫里去，而巴尼大臣也愿意把位于伦敦南街的房子让给她住。此后，她才停止迁移不定的生活，定居在这栋位于海德公园附近的幽静住宅里。
南丁格尔对英国陆军的影响力依然继续存在，而她的立场已由领导者转变为顾问，十分受重视。
凡是有关于英军健康管理方面的一切问题，都被引荐到南丁格尔那儿寻求解决方法，而此时，她只不过是一名长卧病床，足不出户的女性，但她从不含糊，总是尽心相告倾囊相助，她简直成了英国军队的直接顾问了。
改革贫民医院
到1865年夏天为止，南丁格尔已经8年未曾回家了。
母亲樊妮已是78岁的老妇人了。她视力衰退，又因为最近从马车上摔下来受了伤，身体一直没有复原。樊妮正被那些因受伤而带来的后遗症所折磨着。
8月，正是一家人迁往里哈思特的时候，因为樊妮尚未康复，所以南丁格尔就回到家中，陪伴母亲。垂垂老矣的樊妮，晚年十分孤寂。曾经是她谈天说地的对象芭茲，因婚后住在英格兰东部，忙着做“贵妇人”和“小说家”，所以无法经常与母亲做伴。
在恩普利庄园的家人，为了迎接南丁格尔的归来，特地为她安排了6间房间，以免她的生活受到干扰。而她在返家后也的确一直埋首于工作之中，除了探视母亲之外，绝少出房门一步。
离家多年的南丁格尔，此时与母亲的相处是融洽的，她深信自己依然是爱母亲的。那年，她一到达恩普利庄园，就写信给梅雅莉：“母亲虽然年事已高，身体也因为健康的衰退而不自由，但令我感动的是，母亲比过去温和慈祥，凡事也都能想得开……”
南丁格尔是一个对任何事情要求严格的人，家人顾及她的身体情况，对她的严格要求和批评，都不敢与她争吵，而唯一能替她打发这些寂寞的日子的，只有那些来家里玩耍的小孩子。
中年以后的南丁格尔，时常从孩子和小动物身上找到一些慰藉。她爱好养猫了。工作的时候，也有一只脖子上扎着花结的猫儿陪伴着她。她养的猫多达6只，它们满屋乱窜，在她的文件、信稿上，都留下了许多爪印儿。
如今，这些爪印儿在她留给后世的许多文稿、报告、信札中，还清晰可辨。诗人亚瑟·克拉夫的孩子，就曾在南丁格尔家中嬉戏，得到她的喜爱，事后南丁格尔写信给克拉夫夫人说：
当这个孩子穿着法兰绒的外衣来见我时，他一脸端正威严的样子，我马上就喜欢上他，接待他坐下。这个孩子挺直着身子坐在椅子上，一句话都不多说。
当脚边的猫儿噌地一跳，跳到他膝上时，他大方而稳重地伸手抚摩它，又好像是轻声在对猫儿说话一样，猫儿也就温顺地卧在他怀里，仿佛已被这孩子的威严所臣服。
后来，他伸出一只脚，要我为他暖暖，当我轻握他的小脚时，他那小脸蛋儿笑得像春天的花朵。不一会儿，他向我摇手告别，依然不说一句话……
这年夏天，南丁格尔的时间几乎全为贫民医院、病人看护设施的计划所占据。
早在1861年间，她曾收到一封寄自利物浦的信，是由一位叫威廉·拉斯明的人所写的。这个人从年轻时起就是地区福利协会的名誉会员，经常去访问利物浦的贫民区，探视卧病在床的贫民。他在1859年的时候，设立了地区护士会，就在自己所在的地方，和一位专职的护士一起开始工作。
但是，只有一名护士，是无论如何也忙不过来的，连带地使工作也无法开展。于是，他打算自费创立一个护士会，来照顾那些卧病于家中的贫民。这些护士必须是富有责任感，值得信赖，而又具有丰富经验的人，但这些专业护士得之不易，因此，他就向南丁格尔求助。
南丁格尔就建议他，先开办一所护士训练中心，同时和利物浦的国立医院约定好，凡是由此中心结业的人，一定允许进入医院实习。因此第二年，威廉·拉斯明就遵照南丁格尔的建议，设立了护士培训学校，并与国立医院保持关系，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
威廉·拉斯明虽然非常富有，但是他生活俭朴不自私，为人也很慈祥，富有爱心，这使南丁格尔由衷地敬佩，两人遂结为好友。而威廉·拉斯明对南丁格尔的敬爱更是无穷尽的，自从她搬新家以后，他曾送给她一座花台，并固定每周派人来换新鲜的花，直至最后。
拉斯明时常到贫民收养所访问，同时也致力于照顾贫病的居民。他同情贫民区的贫民，但觉得贫民收养所的病人更可怜，因为他曾经多次亲访利物浦的贫民医院，十分了解其中照顾病人的情形。
两年后，威廉·拉斯明着手贫民医院中护士工作的改革。为了此事，拉斯明频频与南丁格尔书信往来，对于如何训练专职护士，如何申请使护士顺利进入贫民医院，及怎样才能得到教会的协助等问题，两人热烈讨论，交换意见，联手向管理贫民医院的教区教会挑战。
“好像我们要占领贫民医院似的，甚至好像我们有侵占整个英国的野心似的，凡是我们所提出来的要求及各种约定，在教会中一直被讨价还价一样地热烈讨论着……”
南丁格尔如是说。
好不容易在1865年3月得到了许可，于是他们马不停蹄地展开伦敦贫民医院的改革工作。
1865年12月，住在伦敦贫民医院的提摩西因为被安置于卫生状况不良的地方，又缺乏适当的照顾而死亡。此事传开之后，社会上的人为之哗然，纷纷表示指责。
南丁格尔趁着这个机会，根据贫民救济法，用巧妙的手笔写了一封信给救贫厅的厅长查尔斯。
“提摩西事件已经明显地暴露出贫民医院护理情况的缺失，改革的工作必也急如燃眉，否则将有更多的贫民受此之害，因此我才敢冒昧地写这封信给您。而实际上，在利物浦的贫民医院，已经有一群南丁格尔护士学校毕业的专职护士正进行改革的工作……”
大约到了1866年1月底，查尔斯厅长竟亲自前来拜访南丁格尔。查尔斯举止优雅，谈吐不俗。会谈之后，两人很快成为好朋友。他们不止谈到贫民医院护理工作的改革，也连带谈到许多相关的问题。
南丁格尔认为，贫民医院中的问题丛生，如果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改革护理工作，而不从医院整个管理方面的缺失着手的话，情形仍然得不到改善。所以，她对厅长说，可以利用提摩西死亡的事件为机会，请求详查贫民在医院中所受的待遇等各种问题。
到了3月，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护士，才被批准进入利物浦贫民医院。5月16日，12名护士和阿格妮斯护士长就进入医院展开工作。
一直令南丁格尔担心的是这一个护士团所表现出来的耐心、品格和机智。
在贫民医院，任何事情都要自己动手做，摆在她们面前的工作，是重大的考验和挑战。幸好，这位年轻的护士长相当优秀，能力很强。南丁格尔曾写信向梅雅莉描述她：“阿格妮斯年轻、机智而富有活力，容貌也很美。”
不只是美，阿格妮斯还有着殉道者的胸怀。她也明了这份工作带来的恐惧，开始时虽想拒绝，但良心不许可，她或许受过神的召唤吧！当她受到南丁格尔的邀请时，必也历经激烈的内心挣扎和对神的祈祷，因此，数天后，她就毅然回函说，愿意接受这份工作。
后来，南丁格尔在一本“福音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描述了这名护士长工作的情形。阿格妮斯曾在几所大医院中服务过，据她所说，在来到利物浦贫民医院之前，她真的不知道什么是罪恶和邪恶。她以为贫民医院的病房是世界上的地狱，不道德是应该的，而不清洁也是理所当然的。
病人7个礼拜都穿着同样的衣服，寝具一个月只换洗一次，食物少得不足以果腹……阿格妮斯于是想到专职护士的前途似乎是暗淡的。但是南丁格尔鼓励她说：“一切好像是斯卡特里的劳苦又重新来过一样，我们必须咬紧牙关，努力冲破难关……”
随即，情况开始转变了。在阿格妮斯护士长的监督下，一切都获得了初步的改善，阿格妮斯的优异才能开始发挥作用了。
有些年老的妇女来探视住院的丈夫，她们都说，自从伦敦这群护士来了之后，贫民医院大有起色；来此开展慈善工作的妇女们，也都很赞美阿格妮斯。所以有许多医生要求更多的护士来支援，因为阿格妮斯的成果丰硕，是有目共睹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从她们来此之后，医院所支出的经费比以前少多了。阿格妮斯说，这是因为请一些专职护士来照顾病人，既不浪费多余的钱，又可以好好照顾他们。
以这个成果为背景，南丁格尔力促阿格妮斯发起修改有关法律的运动。因为，要改善贫民医院中各种不良的习惯和情况，需要在新的财政管理政策下才可顺利推行。为了实践改革的工作，必须让议会重新制定有关的法令。
虽然救治贫民本身无法主动修改法令。但南丁格尔认为并非毫无希望，她需要再度借助查尔斯厅长的力量，因为目前伦敦方面提出的所有贫民医院的调查结果所显示的各种弊端，已经不能弃之不顾了。
首先要做的是，对于现有种种问题所引发的悲剧务必改变观念，不能视而不见。
“这些病人，不分男女老幼，管理的人都不把他们当做需要照护的人，反而视为一般贫民来欺负……”南丁格尔感到愤愤不平，她不能忍受草菅人命的管理方式，更反对那些不人道的处理方法。
她在改革草案中提到，要把一般病人、精神病人和绝症病人分到不同类型的病房，而不应该杂处在一起。她还提议，在伦敦所有的医疗设施中，应该要以一个管理机关为中心统筹管理。
她的申请书查尔斯厅长看过之后，认为陈述中肯平实、提议也很周到确切，马上采纳，作为立法的根据。
但是好景不长，1866年的春天，因为贫民医院的改革案在议会中成为激烈而尖锐的争论焦点，查尔斯怕失去政府的支持，就没有将提案提出。6月，查尔斯辞去了厅长的职位，由哈第接任，伦敦贫民医院法没有获得立法就流产了。
10月份，哈第厅长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有关贫民医院的问题。这个委员会由卫生专家及医疗专家所组成。调查事项中有关护理方面的疑问，哈第并未主动请教过南丁格尔，南丁格尔也碍于自尊，暂且不动声色。
但后来委员会要求她提出意见书时，她马上抓住机会，把贫民院、贫民医院建筑构造，院内设备及护理的管理列为要点加以讨论，还将意见书印刷妥善，附信寄给哈第。可是哈第并没有和南丁格尔联络，以后也没有找她参与的动向，以至于在次年2月8日，哈第突然提出“伦敦救贫法”时，南丁格尔等人都大为吃惊。
南丁格尔她们都有一种受骗的感觉。而在法案中，对于病人护理的改革，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规定，所以南丁格尔就更加不悦。不过，法案本身的确有些地方比过去进步很多，南丁格尔虽然感到失望，却不感到痛苦，在法案通过之后，她反而有些高兴。
“我们总算得到一点欣慰，因为2000名的精神病人和天花患者及孩子们都可以转离贫民医院。为了减少教会财政的负担，病人所需的费用均由公费支出；而医生、护士长及护士的薪水，由伦敦财政当局支付……为了这些病人，经由救贫厅的指令，还要再成立一个新的委员会，这的确是改革之始，不久之后相信应该会有更大的收获。”
就这样，又一场战斗结束了。南丁格尔得到休息的机会，然而她并不让自己休息，从1867年6月开始，又继续她的工作。在成立助产士培训学校的时候，南丁格尔发现手边没有产妇死亡率的确实统计。因此在沙医生的协助下，她开始统计数字的收集工作，而这些工作并非轻而易举的。
有些医生害怕秘密被公开，而将事实隐瞒；有的医院及医生甚至连各种数字的资料都不愿提供。
1867年的春天，胜利的消息传遍了利物浦，因为地区单位的护士急速扩张。利物浦分为18个地区，每区都各自拥有正规的护士。在利物浦贫民医院，过去由威廉·拉斯明支持的新计划所需的费用，现在正式由教区委员会负担。
在阿格妮斯的领导下，贫民医院的病房也有了新的面貌。这的确是胜利的情景，但随着冬天的来临，这幕情景也消失了。
1867年的冬天，正是失业与贫穷夹攻人们的时候，阿格妮斯已经因工作繁重而筋疲力尽，但是病房的患者增加，工作量加大，早就超出她的能力所及。
寒冬来袭，阿格妮斯还有1350个病人要照护，为了争取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她不停地奋斗，半夜一点还不能就寝，而天不亮又得起床。偏偏此时发疹伤寒开始流行，阿格妮斯自己染上重病，在1868年2月19日去世了。她在临死前对南丁格尔说：“我好累好累！”她的死是一幕悲剧，因为没有人能代替她。
由于护士及身负督导责任的护士大量不足，所以必须由那些态度稳重、受过教育的女士来担任。但在克里米亚战争时的教训表明这是有困难的，那些曾经争论不休的“有身份的女性”和“修女护士”，如今仍旧充满憎恨与不满。
南丁格尔却认为，护士的工作不仅仅是洗衣打扫，不是任何阶层的女性都能够平等地接受护士训练，那些自愿奉献自己的修女护士，在一般人心目中留下较深刻的印象，但是真正需要的是那些受过专业训练、有能力的正规护士。
“得不到报酬又被要求奉献自己发挥护士的能力，这实在是很不合理的！”她说。“如果要我去成立一个义务的修道院，不如叫我为可领到高薪的护士开一条路！我的原则是对于各种阶级、宗派的护士，又具有必要的道德、知识及身体上能适应的所有女性，都应给予她们最好的训练环境。受过训练的人，毋庸置疑地可以升到督导者的地位，这不是因为她们有身份，而是因为她们受过专业训练和教育！”
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护士，都是具有专业知识，有能力又受过教育的女性，却也充满了优越感。但是南丁格尔说：“不可原谅的自满，正是我们护士的最大缺点！”
要引导激发新护士的热情，也是件不容易的事。她们很容易变成热情的俘虏，过于狂热变得意气用事，感情冲突；甚至有的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加上过于狂热，很容易互相争执，这些都不是南丁格尔乐于见到的。
南丁格尔虽然对多项事情力图改革，但她也尽量避免由此引起那些护士的不满而心生反抗。对于那些反抗的护士，她也从不一味地责骂她们，而是从观念上来纠正改变她们。
进行这种教育在当时的英国是很艰难的。后来在1869年，她写信劝导一位爱“造反”的护士说：“难道你以为，我是靠捣乱、作对、发脾气成功的吗？我曾被拒于医院门外伫立在雪地里，我在上级命令派遣下率领的护士队却遭冷遇、敌视和刁难，不发给我们口粮达10天之久。这些事情一经解决，第二天我就同制造了这些困难的官员和好如初。为了什么？完全是为了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成立国际红十字会
南丁格尔致力于贫民医院改革，但最终还是被告流产。这使得他悲伤不已，尤其是阿格妮斯的死，贫病交加中的人们最需要的救护者，自己却先被死神带走了。她又想起了在斯特卡里的严冬里死去的护士、医生。这使南丁格尔痛感到，社会需要更多的合格的护士，必须有更多的人来开办护士学校，她必须为此而做更多的事情。
从此以后，她不遗余力地支持国内外的人士兴办护士学校、护士培训班之类的计划。她曾经坚持非常严格的办学、入学标准，但她现在认识到这必将大大延缓护士的大批出现；因此改为主张在办学之初可以适当放宽一些，而加强在办学过程中的指导，促其逐步提高。
即使是在遥远的国家里，即使语言、信仰不同，即使她没有受到提出指导、建议的邀请，只要她知道有人在办护士学校，她也要主动与之联系，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她相信，只要有为病人着想这个共识，什么障碍都可以打破，她愿意为此而承受一切敌意和难堪。
观念的转变促使南丁格尔后来在拓展壮大护理事业方面采取了更积极、更开放的态度，而这也的确大大促进、加快了她为之献身的事业在全世界的普及与胜利。
从1867年6月开始，南丁格尔又着手进行产科护理的正规化、科学化研究。早在1861年底成立助产士培训学校时，南丁格尔就发现很难找到产妇死亡率的确切统计材料。
在贫民医院改革告一段落之后，她便腾出一些精力来，在一个产科医生的协助下开始搜集有关的数据。这项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有些医生和医院为了避免被追究医疗责任，故意隐瞒事实，持不合作态度，许多医院竟连收住多少产妇及她们的姓名这种最一般的材料都拒绝提供。
但是，南丁格尔和她的协助者通过不辞劳苦的调查仍然了解到一些问题的真相：一些产科医院里的病人死亡率，竟然比产妇在自己家中生产，没有卫生消毒设备与助产婆情况下的死亡率还要高！这种惊人的恶劣状况再也不能任其继续下去了！
南丁格尔与协助她的医生历时3年，搜集到大量个案和有说服力的病例，并在1871年整理出版，书名为《有关产科医院的序言》，意为产科医护应当结束其黑暗摸索时期。这本书问世后产生了很大震动和影响。产科科学化的改革序幕由此拉开。
19世纪60年代，欧洲还有一个重要事件，即国际红十字会的成立。这个红十字会得到了南丁格尔的指导。但是由于她此时正在进行有关印度几百万人口公共卫生的试行办法，因此她婉言拒绝了邀请。虽然如此，她仍然适时地提出意见，至于会中的各项活动，也都接受她的指导。
南丁格尔从野战医院的营运、工作人员的服装和使用器具的设计，一切有关的具体问题都予以建议。她还写信给陆军当局的官员，并直接与志愿兵晤谈。另外，她还指导和监督补给物资的购进与运输。
19世纪60年代末期，意大利的统一战争演变为意大利与法国为一方、奥地利为另一方的大规模战争，其中最残酷、激烈的战役，是1859年6月发生在意大利北部的沙发利诺战役。
当时，年仅31岁的瑞士银行家、企业家与慈善家让·亨利·杜南，正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经营谷类加工厂。他为了扩大业务前往巴黎，恰在激战之际途经沙发利诺，亲眼目睹了惨烈的战争场面。这场战役中，交战双方共死伤40000余人。战场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受伤士兵竟得不到任何救护。杜南立即终止旅行，充当起伤兵救护来。但个人的力量是微薄的。
杜南彻夜难眠，噩梦不断，战场上那些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濒临死亡的士兵们那惊恐的双眼和悲号哀鸣在不停地刺激着他。这时候，克里米亚战争中南丁格尔提灯夜巡的形象在他头脑中浮现出来，要是每个国家都有一个或多个南丁格尔该多好啊！可那怎么可能呢！不可能？那就让所有有志于学习南丁格尔的人都参加进来，成立一个中立的战场救护组织，对交战双方的伤员都给予及时救治吧！杜南的头脑兴奋起来。
事情只是说一说是很容易的，但要成立一个各国都承认和信任的、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那就不容易了，何况还要令各国政府接受这样一种理念：即只由交战国派出救护人员救治本国伤兵是不够的，应当允许中立的救护人员对双方伤员都一视同仁地给予救治，那就更难了。
困难？难道比南丁格尔小姐一个弱女子面对强大的世俗和官僚、教会时的困难还大吗？难道我就不能像南丁格尔小姐一样，为挽救战场上那些可怜士兵的生命尽自己的力量吗？如果不是战争，他们和绝大多数人一样是善良、快乐的人！杜南下定了决心。
为了向欧洲各国朝野人士宣扬自己的主张。1862年，杜南出版了《沙发利诺回忆录》，书中回顾了南丁格尔的战地业绩，并首次提出了“准许医护人员进入战地救治双方伤员”的观点，并对成立相应的国际救护组织也勾勒出基本轮廓。这本书很快传遍欧洲大陆，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重视和共鸣。
接着，杜南和志愿者又开始为筹建这一国际救护组织展开游说与募捐的活动，他自己带头捐了很大一笔钱，各界人士也纷纷解囊相助。
1863年10月26日至29日，经过杜南与日内瓦公共福利会主席居·莫瓦尼埃等人的努力，在日内瓦举行了有英、法、德、瑞士等14个国家的18位正式代表、18位列席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讨论通过《给战场上伤病员以人道主义》的决议。
其要点为：伤患士兵不论国籍均一律加以救治；医院及看护工作者应视为中立者而得到尊重，准许进入战场，不得对其开枪射击或加以阻挠。
为了表彰东道国瑞士为大会作出的贡献，同时表示对瑞士人杜南的敬意，代表们一致同意以瑞士国旗的图案和相反的颜色即白底红十字作为战地救护组织的标记。
在次年召开的第二次国际会议上，确定成立国际红十字会。1869年8月，在各国政府参加的日内瓦外交会议上通过了日内瓦国际条约，对国际红十字会予以官方确认。就这样一个看起来似乎不可能的计划，在杜南和有识之士的奔走下，竟在短短的10年时间内完成了！
1872年，伦敦红十字会成立。在成立仪式上，杜南应邀发表演说。他激动地说：
大家都认为我是红十字会与日内瓦协定的创始人。可是这个组织与协定的产生，事实上因为受到一位杰出的英国女性的强烈震撼和启迪，那就是曾在克里米亚英勇奋战的南丁格尔小姐……
由此，杜南被人誉为“国际红十字之父”。而南丁格尔则被誉为“国际红十字之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