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心仪的小说，主要是沿着现实主义的写作路向，在女性文学领域开拓。她的主要着眼点，是对六七十年代台湾女性的现实生存境遇进行描写。这种创作不同于以往台湾文坛对旧时代女性生活的回眸式诉说，也有别于现代主义文风影响下对非常态女性情感境遇的心理探索；它直接切入台湾的现实人生层面，用当代人眼光观照当下台湾的劳动女性生活，并诉诸鲜明的情感态度和道德批判倾向，因而它是作家面对社会大众生活的写实。80年代以后，曾心仪的文学产量虽然不高，但仍然继续了她对女性问题的关注，《情迷》、《猫女》这类小说，更多探讨了现代女性面对职业化过程和爱情危机的时候，所出现的人性迷失。与此同时，以《作品之》为标题的无名系列小说，则通过写实与寓言相结合的手法，揭示台湾社会黑幕与现实弊端，从而进入女作家一向很少涉足的政治文学领域。
按照作品题材的侧重，曾心仪的小说可以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类，是以悲悯情怀描写台湾底层妇女特别是风尘女子的痛苦命运，揭示社会阴僻一角的现实状况，作者笔下由此出现了众多被侮辱、被损害的舞女、妓女、酒吧女形象。这种创作与她对下层社会的深入观察有关系。曾心仪谈到：“多年来，我看到我周围太多的少女毅然放弃追求个人的幸福，为了解决她们家境的贫困，沦落风尘。基于我对风尘女郎生涯的了解，我坚定地认为，她们的牺牲是一个残忍的悲剧，她们的牺牲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正是基于这种生活感触，曾心仪写出了一系列血泪斑斑的女性故事。
在《乌来的公主》中，山胞少女露西被人诱骗到花莲做陪客女，几经挣扎无望，只好带着满身病痛忍受屈辱生涯。《从大溪来的少女）。写矿工的女儿从乡下到台北谋生，被人遗弃后沦为酒吧女郎，几次堕胎，痼疾缠身，还得忍受侵越来台美军的蹂躏。《阁楼的女人》展现的是酒吧女爱娜的悲惨人生。为了挣钱养家，爱娜总是设法陪客，却无法支付多次堕胎打针治病的医疗费，最终又被来台美军士兵诱骗，关押在警察局里。《一个十九岁少女的故事》，则是曾心仪所有描写风尘女郎生活作品中的佼佼者，是她构思了十多年之久的心血之作。小说中，善良清纯的女高中生黎翠华因为家贫辍学、沦落风尘当舞女的故事，触及到台湾贫弱女性生存境遇的普遍问题。作者不仅写出了翠华的苦难身世，还“相当重视促使她沦落的6因和近因以及重视她浪子回头后的将面临的问题。”如果说，翠华沦落风尘的自我牺牲，是贫穷家境驱使的结果；那么，重返社会后的求学无门、爱情幻灭、有家难归，则是冷酷无情、歧视偏见的社会环境所导致。翠华的悲剧也形象地告诫挣扎于下层社会的女子，靠出卖肉体无助于从根本上摆脱困境。曾心仪特别想“让更多面临相同问题的少女看到我这篇小说。也让社会人士都借小说看到一个可怕的事实，看看那许多善良、可爱的少女在现实中遭受惨烈的鞭挞，她们不断痛苦地挣扎、奋斗、浮起、下沉。”
曾心仪没有仅仅停留于女性悲惨人生的诉说，事实呈现的背后有思考，有批判，也不乏强烈的义愤。上述作品中的少女，并非天生堕落，她们都经历了从清纯女子到风尘女郎的人生曲线；而导致她们沦落的原因，则多为造成家境贫穷和生计无着的社会环境所逼迫。当台湾步向资本主义工商社会的时候，随着农业社会的破产，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向城市，由于他们不具备都市专业环境里谋生的技能，更加剧了生存的贫困，一些女子便沦落至都市副产品的欢场里。一旦落入风尘，她们会更痛楚地感受到，这个社会是如此的贫富不均，绅士与舞女完全生活在两个极其悬殊的世界里。在这个“没有爱，没有尊严的地方，多么的冷、黑、可怕、丑陋”的环境里，一切欢客的享乐都建筑在女子的痛苦和屈辱之上，女子无异于人肉场中的商品；拥有金钱的人可以为所欲为，连少女的青春和贞操也可以毫不费力地买来。曾心仪通过对这种社会现实的观察与思考，揭示了一个令人惊异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工商化过程中，一旦社会关系变为金钱关系，社会不公与贫富不均严重存在，贫弱女性在贫穷的压迫下，就有可能再度沦为被金钱支配的商品——性商品，从而遭受金钱与男性的双重奴役。
曾心仪的第二类作品，是以其自身的生活经验和感受为基础，通过描写台湾工商界最下层的店1、美容师、小职1们的不幸际遇，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的虚伪和欺诈现象。《美丽小姐》、《彩风的心愿》、《窗橱里的少女》等小说，都写到了店1生活，但表现角度各有侧重。《美丽小姐》描写台湾“现代”百货公司在生意萧条的背景下，资本家用尽心机欺骗顾客兜售化妆品的情形，反映了在日美商品和英国舶来品“瑰丽”之间的明争暗夺下，台湾商业所受到的挤压以及店1们的悲苦生活。容貌漂亮的店1李兰被公司选中，化妆成海外归来的“美丽大使”，充当推销“瑰丽”的活广告，这种特殊的经历不仅让李兰进一步认识了资本家唯利是图的本质，也让她直接感受到外国资本对台湾经济的侵渗，“真确了解到商场的畸形现象，不健康的、自私的、虚伪的素质。”比起《美丽小姐》，《彩凤的心愿》有了更为广阔的生活涵盖面。这篇小说以百货公司举办选拔“时代歌后”的活动招徕顾客为题材，描写女店1刘彩凤被诱骗的经过，从阶级矛盾的层面看，女店1们承受高强度劳动却收入低工资的现实境遇，直接反映了台湾社会存在的剥削现象和阶级矛盾，触及到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贫富不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正如彩风目睹“多丽餐厅”享乐场面时所触发的内心感慨：
怎么有这样悬殊的差别呢？有的人拼命劳累，挣得几个钱，肚子还填不饱。有的人却大把大把钞票要塞给他属意的人，唯恐对方不收下。有些地方赚钱又那么容易，好像遍地都是钞票等着你去捡。
但是那个辛劳的尊严在哪里呢？被谁尊重呢？谁在乎你累，你饿肚子？在这样的生存境遇里，对于一天站十几个小时柜台，还要忍受公司苛责的业绩规定压力和男性上司性骚扰的女店1来说，渴望改变恶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无疑是她们合理的人生心愿。但她们哪里知道，选拔“歌后”实际上是选拔应召女郎，资本家引诱或强迫女性出卖色相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自己捞取利润。当彩凤从公司的”时代歇后”变为餐厅的驻唱歌星时，她并不知道自己正面临着人生的陷阱。直到彩凤被老板诱骗到旅馆，日本嫖客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她才一下子清醒了，并迅速作出逃走的决定。小说这样表现彩凤和日本人遥遥对峙的场面：
彩凤冷冷地着日本人。她眼前幌过一帧旧时的照片，人物明晰——路边的刑场双手被反绑，跪在地上的中国人民被砍去头颅，平平的颈面日本军阀手持弯弯、亮光光的武士刀这一组令人惊人心动魄的照片，不仅提升着彩凤性格觉醒的程度，而且深化了小说的主题内涵。作品将历史与现实作一比较，把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反映了外国势力以经济的或其他的形式对台湾进行浸渗的实况。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的迫害是杀戮，而今天，某些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迫害是侮辱。历史的惊人相似中，留给人们的是更深一层的无言的痛苦，是如何维护民族尊严的再度思考和奋起！
曾心仪的第三类作品，是针对外国势力在台湾的肆虐，嘲讽和抨击崇洋媚外的社会风气，它直接呼应了乡土文学思潮中对于殖民经济入侵和西化之风泛滥的现实批判。《酒吧间的许伟》从正面着笔，写股东之子许伟为了维护吧女的尊严和利益，甚至与洋嫖客大打出手；《一个作家的画像》，则从负面形象入手，用嘲讽手法为崇洋媚外的作家李达画像。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影响的李达，以“怪异、刺激、挑情、浪漫”的风格创作了荒诞不经的长篇小说《长尾巴的人》；成名之后与女采访1、女读者随意发生肉体关系，身体力行“弗洛伊德的性学说”，足见其品行之低下，社会风气之恶浊。特别是曾心仪曾获《联合拟》1976年小说征文奖的《我爱博士》，堪称这类题材的代表作。小说对留学哈佛的常博士形象的刻画，为人们塑造了一个“归国学人公害”的典型，曾经一度引发台湾社会对此弊端的讨论。常博士以“归国学人”身份回台湾讲学，一顶博士帽成为他招摇撞骗、勾引女性的炫目外衣。表面上，他以治学严谨、知识渊博的学者形象出现，来骗取渴求知识的青年的尊敬；私下的时候，他则以“性解放”理论的身体力行，来同时玩弄几个女性的感情。小说中的那位有进取心和求知欲的青年女性，曾一度迷恋于“归国学人”的知识背景，受到常博士的诱骗。痛定思痛之后，她终于认识到：“我必须在感情方面、生活方面都要能独立，不依赖别人，不把想象、希望建立在他人身上。”在崇洋媚外之风流行的台湾社会背景下，小说中女主人公的认识就不仅仅成为个人生活道路的反思，而且具有了对整个社会的反思意义。
曾心仪登上文坛的意义，一是在于她对台湾乡土文学精神的回应与阐扬。曾心仪在乡土文学思潮中所激发的那种文学使命感，使她作品中那种对于贫弱女性悲苦现实的描写，对于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社会不公现象的触及，对于台湾社会崇洋媚外风气的批判，都鲜明地感应了乡土文学创作的思想内涵，并达到了与那个时代精神主潮的共鸣。这使得出道虽晚的曾心仪，却走在了70年代台湾女性写作的前列。第二，这种写作对于以往的台湾女性文学，有着某种超越的意义。曾心仪的小说，透过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描写，触及到女性题材描述背后的一个尖锐而严峻的问题，即台湾走向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女性生存所仍然面临的被特定文化背景和经济关系所物化、欲望化和弱化的困境。历史前进了多少，女性的历史又有多少相似的无奈！这一不同寻常的发现，直逼新的经济时代所掩盖下的底层女性的生存本相，它使曾心仪的创作，不仅具有了现实的警世作用，更具有了一种女性观照的穿透力。当然，尽管曾心仪的某些作品艺术提炼不够，主题的揭示也有直露之嫌，文学的历练还有待于加强，但她初登文坛，就能够“挟带浓烈感情刻画这些人物的生活，抒发他们的心声，在处理手法上却一点也不拖泥带水，表现了刀笔般的明快俐落”；这样的写作，对于以往女性文学中一味婉约的风气，对于那些笼罩几多哀9的女性故事诉说，更多了一种单刀直入的反抗姿态，多了一种充满力度的风格突破。
谢霜天：拥抱乡土的是客家情怀
谢霜天闯进台湾文坛，正值回归乡土的社会思想文化潮流愈发汹涌澎湃的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期。作为一个受过正统中文训练的客籍作家，谢霜天那种表现乡土、关怀社会、尊重生命、崇敬自然的写作主题与风格，以及独特而丰富的客家生活经验诉说，在台湾乡土文学创作格局中独辟蹊径。1976年12月，其长篇小说《梅村心曲》获台湾“第二届国家文艺奖”；1977年3月，她以文学创作的特殊成就当选台湾”第七届十大杰出女青年”之一。1981年5月，获台湾“中国文艺协会”所颁发的”第二十三届文艺奖章”。但令人遗憾的是，谢霜天的文学价值，还没有得到评论界和文学史家的充分评价。她虽然活跃于乡土文学创作时期，但并不是以强烈的意识形态话语为主导的，其乡土文本写作的独异性和丰富性往往被风起云涌的时代主流评价所忽略：她显然是典型的女性书写，却没有受制于六七十年代开始流行的女性主义理论，且创作6离学院派、新移民作家群以及战后新世代作家，走的是一条从族群生存经验出发，以自我心灵感知女性人生历史的写作路线，采取的是一种无党无派、业余而自由的写作方式，故其女性文本写作也未被醒目地纳入女性文学的格局之中。直到90年代，台湾文学研究界才开始在“客家文学”的研究背景上较多地提及谢霜天，而大陆学界对其也极少关注，只有赵遐秋先生的《十论谢霜天》是一个例外。由此看来，对那些相对边的作家创作的再发掘，对文坛潮流内外的创作现象的再认识，对由于各种原因被遮蔽的文学事实的客观、公允而全面的评价，就成为建构台湾文学史不可忽略的一项工作。
从谢霜天的人生与创作道路来看，客家生活的背景与热爱自然的乡土根性，构成了她写作生涯的基础。本是客家女儿的谢霜天，深得客家族群文化经验的滋养。虽然以耕种维生的家庭并不富有，但是谢霜天在精神上一直过着富裕的生活，因为陪伴她生命成长的，不仅是父母的慈蔼、家人的和乐，还有客家乡亲纯朴、勤勉、坚忍的性格和传统。特别是自幼在蕉山长大，山间的明月清风，田园的禾浪稻香，大自然以它的优美形象与清新天籁，使得谢霜天“一颗心仍然清明，仍然易受感动，热烈地爱着一切美好的事物。”成长的过程中，还需要特别提到谢霜天父亲长海先生对女儿的教诲。作为一位耕读相随的儒者农夫，长海先生自署“蕉岭逸人”，是苗栗镇上诗社的社长。他一生淡泊名利，不求闻达，对子孙坚守耕读传家的原则。父亲不仅影响了谢霜天的人格品性，而启蒙了她的读书兴趣，并帮助她笃定了文学志向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