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乡土与走近现实
进入70年代，台湾遭逢外交变局引起危机，从社会结构到民众心理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时代激荡和内在震撼。由此引发的反省台湾自身境遇、关怀社会命运前途的思想文化潮流，开始向着回归民族、回归乡土的方向转舵。在这种背景下不断强化并最终蔚为主流的乡土文学思潮，不可避免地影响到70年代台湾文坛各个层面的发展，女性写作也因此发生了走近现实、回归乡土的重要变化。
70年代的台湾所面临的，首先是岛内外政治事件和经济形势的强烈冲击。从国际环境来看，台湾“外交战线”的大溃决，使其陷入风雨飘摇的“国际孤儿”的尴尬境遇。国民党政权迁台之后，外交上始终坚持两个工作重点，一是确保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中的席位，二是维护与依靠同美国的关系。然而，令台湾社会震惊的事实接踵而来：1971年10月25日，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年内就有23个国家与之“断交”；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访华，发表举世闻名的“上海公报”，奠定了中美关系的基础；1972年9月25日，日本与中国建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1978年12月26日，中美两国发表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国民党当局的一系列外交挫败，使台湾民众的心理也承受了极大的压力。“许多人无法面对这种国际孤儿的冲击，纷纷以寻求自保远走他国，也使得台湾社会整体经济结构受到冲击。”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对台湾的国际生存境遇和社会前途的反省，即刻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就岛内形势而言，政局动荡所引发的是文化思潮与民心世相的一系列变化。1970年11月，“钓鱼岛事件”发生。钓鱼岛作为台湾东北方无人居住的8个海中小岛的统称，历来属于中国领土。而当日本对钓鱼岛海底资4主权问题提出所谓“异议”时，美国竟宣称将其作为“琉球群岛的一部分”归还日本。适逢联合国“代表权”危机的国民党当局，并未采取坚决的应对措施。1971年1月29日至30日，美国各地华人成立的“保钓委1会”组织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之后，“保钓运动”的主战场由海外移至岛内，青年知识分子“以《大学杂志》为发言台，推动着政治改革运动。”从1971年起，《大学杂志》连续发表关心时政、呼吁革新的言论，以《台湾社会力分析》、《国事诤言》、《国事九论》等文章引起台湾社会的震动。由“保钓运动”所激发出来的民族情感与社会意识，使得“关心国是”、“讨论国是”蔚然成风，打破了戒严体制下台湾学界与社会民众多年的沉寂。1972年12月4日，台湾大学师生举行“民族主义座谈会”，提出统一中国的主张，在台湾进步知识青年中形成爱国的民族主义浪潮。台湾当局实行镇压政策，拘捕台大教师陈鼓应、王晓波等师生，遂酿成“民族主义事件”。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故，国民党内部面临高层权力的世代替换，台湾统治阶层的矛盾冲突由此加剧。1977年11月19日，台湾举行“五项地方选举”时严重舞弊，激起桃0县中坜镇的万余名群众起义，此为国民党当局开放县、市长选举以来所发生的第一桩大规模党外抗议事件。1979年12月10日，以台湾《美丽岛》杂志社成1为主的一批非国民党人士与台湾当局矛盾激化，爆发”高雄事件”。岛内外的时局动荡，使台湾所经历的内在震撼，甚至超过了50年代初期国民党迁台的压力和60年代社会转型的冲击。
以台湾的经济形势而论，60年代工业经济起飞的背后，不仅带来了农业生产受到扼制、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的负面结果，也隐伏着殖民经济对外高度依赖的弊病。1973年发生的世界石油危机，使台湾经济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仅以1973年与1974年相比，工业年平均增长率由32％下降到1援12％；而物价上涨的幅度，66超出了1960一1972年这12年的涨幅总和。台湾经济由此急转直下，进入停滞性膨胀的状态。此种情形，也使爱国知识分子开始认清台湾殖民经济的弊病和帝国主义“经援”的本质，并在反观台湾西化之风的觉醒中，对崇洋媚外心态进行批判。
上述情形所酿就的社会思潮，为70年代台湾文坛的新变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文化背景，并使文学所走的路线，与这一时期新兴的思想文化路线，达到了时代方向的同构性。特别是“一九七七年的乡土文学论战，以令人无法忽视的最醒目的方式，标识着台湾文学的变迁，并告诉世人：现实主义的文学又重现于台湾文坛，台湾文学已进入了另一个阶段。”70年代崛起的乡土文学创作，不是偶然发生的现象，而是现实主义文学长期酝酿的结果；其文学风气的变革，归根结底还在于文坛的内部运动，它往往由文学既定规范的枯萎和对变化的渴望所引起。具体而言，60年代主宰文坛的现代派文学，对于打破50年代官方“战斗文艺”的一统天下，提升台湾文学的艺术水准等等，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战后西方世界的现代主义文艺进入50年代台湾诗坛的时候，是在民族优秀文学传统缺席与断层的背景下，以一种“输入”的舶来品被横向移植过来的，它的“先天不足”与后天泛滥，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盲目模仿、一味西化的时弊。部分现代诗脱离生活、逃避意义的空洞虚无和晦涩难懂，使台湾现代主义文学从最初的艺术叛逆，逐渐走向创作的自我局限和既定规范的枯萎。对这样一种影响创作健康发展的文坛时弊的再反叛，就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学变革的内在动力。在这种文学背景上，从现代诗论战到乡土文学论战，从现代派文学弊病的批判到现实主义文学的提倡，它所表明的正是70年代台湾文坛的创新渴望的文学路线。
70年代文学路线的确立，也得力于当时一些文学与政论刊物营造的文学环境。从《文学季刊》到《文季》，从《台湾文艺》到《笠》诗刊、《龙族诗刊》，从《大学杂志》到《夏潮》，它们都在不同层面上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活跃于1966年至1970年之间的《文学季刊》，以及它在1973年改刊的《文季》，更是充当了乡土文学和现实主义的急先锋。这些刊物公开打出文学的现实主义旗帜，认为文学必须反映现实人生，关注民族命运与民众疾苦，作家和作品应当有新的社会理想。它们对台湾的现代主义作品进行了有计划的批评，以匡正文坛风气。同时，它还大量发表乡土文学作品，为尉天骢、陈映真、黄春明、王拓、王祯和、杨青矗等乡土作家的聚集与成长提供了文学空间。在1977年至1978年的乡土文学论战中，上述主要作家为坚持民族主义立场和维护现实主义精神所发挥的时代先锋作用，也将乡土文学潮流推向高峰。
受到上述社会风云与文学潮流的影响，台湾女作家在70年代的觉醒与成长，首先是以文学视界与创作重心的变化为标志的。女作家季季那时说的一段话，很能概括女性创作的这种变化。她谈道：“我向往一个比教科书更宽阔渊博的知识世界；我向往那个静态的世界所呈现的动态世界的相貌，一如我向往整个大宇宙存在的一切伟大的事物；我向往高山大河、波涛壮阔；向往风吹草低现牛羊的大草原上的牧人；向往神游太空、伸手摘星、翻掌覆雨；向往大博物馆的阴凉、古朴、丰盛；向往原始森林的小径和荆棘，我尤其向往的是许许多多在我内心澎湃不已的人间角色：小贩、浪人、农民、工人、推销1、艺人、精神病患者、孤儿·，我渴望进入他们的生活，和他们闲话家常，了解他们的爱憎悲喜。”与五六十年代的女性书写相比，70年代的女作家们或从日常生活事件的叙事空间中走出来，开始关注小我悲欢、私人场域之外的现实人生，对整个人类共同体的社会事件投入一份关怀；或从个人的主观内在世界中走出来，不再一味沉溺于现代主义的心理探索，而在一日数变的现实面前开始了对客观外在世界的了解。随着民族、乡土与现实进入女作家视野的变化，它对于打破女性创作相对狭小的文学空间，在融入时代、走向社会的参与过程中获得一种新的精神层面，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飞跃。如果没有特定时代背景的激励，这种变化是难以想象和实现的。
由此变化带来的直接后果，令人瞩目。第一，它有力地激发了70年代女性写作的民族意识和乡土情怀，认识自己生存的社会，拥抱脚下的土地，成为那个时代传达出来的最强音。从曾心仪的《我爱博士》等作品对崇洋媚外心态的批判，到谢霜天的《梅村心曲》、施叔青《琉璃瓦》等作品对乡土大地的拥抱；从李昂《混声合唱》、《人世间》对社会问题的揭示和对鹿港乡土历史变迁的回溯，到心岱《大地反扑》对台湾环保境遇的拷问；从周梅春《纯净的世界》、《转烛》在人与自我的探索意图中隐然若现的祖根意识追寻，到赵淑侠瞩望乡土家园唱出的民族之歌，都可看出文学创作的时代变化。第二，女作家在走近现实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开始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再出发。
不仅仅是写实的技巧与风格，更重要的是那种现实主义的关怀与情感，使女作家对台湾社会的矛盾症结与现实弊病，贫弱女性的不幸与悲哀，有了一份真实深切的体察和表现。荻宜的《米粉嫂》、心岱的《鞋匠的妻子》、《蛇是女人的恋神》等作品，特别是季季与曾心仪的一系列小说，更是见证着那个时代女作家感知女性生存与反映现实的深度。
当然，70年代的女性书写在上述主要流向之外，还存在着其他层面的创作，社会生活的多面性和文学功能的多样化，使它不可能只以一种文学状态出现。这一时期女性写作队伍的特点，主要是战后新世代作家的出现。季季、曾心仪、谢霜天、施叔青、李昂、心岱、荻宜、周梅春这些多在1950年前后出生、大约于70年代前后崭露头角的年轻作家，她们在50年代迁台的新移民女作家创作生命力开始衰退，60年代的学院派女作家留学异邦他国的背景下开始登坛，虽然作家的群体阵势有待于继续形成，其文坛过渡色彩也不言而喻，创作实践还不够丰富；但她们经历了乡土文学潮流洗礼或影响的特点，却得使这些新世代女作家创作伊始就拥有了不同于前代作家的文学视野，从而显示出新的创作素质与艺术生命力。
曾心仪：女性书写的新型路线
曾心仪在70年代的台湾文坛上，堪称女性书写的一面旗帜，她受到乡土文学思潮的激荡而开始文学出发，其创作背景有着特定的时代意义。她以自己对底层女性生存境遇的关怀和思考，传达了台湾贫弱女性的心声。这种直面社会现实、深入女性人生的写作，不仅坚持了乡土文学所倡导的行动路线；也以强有力的文学姿态，标志了女性书写的某种转折。她所点燃的，正是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的第一抹曙光。
曾心仪对于文学创作的认识与投入，经历了自己独特的心路历程。一方面，平民家庭带来的人生历练，使她对底层贫弱者的生活有着切身感受，并有助于形成她的文学观。曾心仪的父亲是大陆来台的国民党军人，母亲为台南人，家境相当贫穷。身为长姊的曾心仪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不能读高中，只好辗转于社会底层求职谋生，以菲薄的收入帮助父母支撑家庭生活，并照料5个弟妹。曾心仪“从小酷爱文艺，也曾盼望当画家、护士。终因生活颠沛，梦幻成空。”从中学开始，曾心仪即以苦学方式担任过百货公司店1，推销妇女化妆品的美容师，广告公司的小职1等。由此接触了许多出身底层的青年女性，特别是对许多被生活所迫沦落风尘，过着痛苦屈辱生活的女性有着深切的了解和同情。在漫长的人生奋斗之后，直到1975年，她才考入台湾私立中国文化学院夜间部大众传播系。早年的贫穷生活和苦学经验，不仅为她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更启发了她对文学的理念。曾心仪谈到：“我对文学的认识，它不再是装饰生活，不再是消遣，而是一种使命，为人们说话，说出痛苦，说出8望，说出方法，它是一心把利刃，划破虚伪的面具，看出它的病症。它是我们的力量。”基于这种认识，她的小说多为直面社会现实和弱势人群、积极干预生活的写实之作。
另一方面，乡土文学思潮中的觉醒与成长，帮助曾心仪确立了自己的文学使命与创作路线。曾心仪走上文坛，正值新诗回归民族回归乡土运动已经兴起、乡土文学论战发生的前夜。作者谈到：“我是约在一九七四年左右，结束了早期文艺青年的缥渺，我在生活中生活，开始新的成长。给我最大的指导是我曾经历路的生活和书籍杂志。”自1974年她在《中外文学》上发表《忠实者》起，曾心仪即有志于重视思想性、社会性的创作，其作品多刊登于《中外文学》、《夏潮》、《仙人掌杂志》以及《联合报》上。这期间，尉天骢主编的《文季》，以鲜活的历史与生活内容，极大地触动了曾心仪。教育她的，不仅是以陈映真、黄春明、王拓等为代表的乡土作家，乡土文学的反对者也从反面使她清醒。1978年元旦晚上，台大教授王文兴应耕莘文学院之约讲演《乡土文学的功与过》。在曾心仪看来，“由于王文兴讲了太多缺乏理论和事实根据的话，言词间充斥着轻薄劳工大众，而使会场上产生激烈争辩的场面。我那天坐在来宾席的最前排，亲眼看到王文兴拿着厚厚的一迭演讲稿，从容不迫地看稿子念。这个演讲会给我很深的感触，我不禁再一次思考：我们为什么要追求知识？我们要追求什么样的知识？当我们获得了知识，我们要做什么？”如果说，台湾教育的腐败和殖民主义的奴化思想，实在让曾心仪感到失望；那么，“在王文兴演讲会上的所见，更使我痛心疾首。演讲会后，在三天的春假里，我想了想，最后决定休学。”而返回社会的目的，只是为了去做工，去写作，去充当台湾贫弱者的代言人。曾心仪的这种人生选择，它所呼应的正是乡土文学的时代精神。乡土文学论战之后，曾心仪一度由社会的文学关怀转向政治关怀，因助选开始介人在野派的政治活动。1985年底因见在野派腐化，遂向文学归队。
曾心仪的创作包括小说、散文、报导、访问等，以小说创作为主。其代表作《我爱博士》、《彩凤的心愿》，分别获得《联合报》与《书评书目》小说奖；后者还被女性主义学者李元贞改编为话剧剧本，由台湾淡江文理学院排练演出，并参加1978年大专院校的世界剧展，用于带动台湾戏剧转向“探讨当今的社会问题”的方向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