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绿色小屋》那种浪漫、清新、充满现代感的爱情不同,1973年出版的获台湾“第四届中山文艺奖”的《古道·西风·斜阳》,它所抒写的是古老中国大地上的又一种人生和“另一种爱情。”作品封底印着这样一首小诗:“你可知那西风古道斜阳辕你可知那连天茅草的绿波辕芦苇的白浪辕你可知那另一种爱情辕伴随着古老中国的辕民间小唱”。全书的字里行间所回荡的,正是这样一种古朴、纯真、婉曼动人的抒情氛围。罗兰在这部小说的前言中说道:“人间有些故事,真是天然生成的。”我“把自己今生所经所见,忠实地写过来,做为人生行脚的一份印记。”因此,《古道·西风·斜阳》是继《绿色小屋》之后的又一部人生记述。
这是一个发生在上20世纪40年代北方乡镇的故事。围绕何三爷的“纳妾”风波,引发出一种令人感慨的、只有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才会生成的“另一种爱情。”小说的主人公小七是一个17岁的唱大鼓的风尘女子,已经70多岁的地方绅士何三爷娶她为妾,让其陪伴自己大病之后的晚年生涯。这件事在何家引发轩然大波,小七夹在与何家子孙的矛盾冲突中,受尽冷落与白眼。世俗偏见的流言诽谤,遗产归属的倾轧纷争,将小七逼迫出门,重操卖艺旧业,而何三爷已气得卧病在床。在何三爷弥留之际,小七竟至来到何三爷身边,服侍病人直到将其入棺,全然不顾周围的恶语中伤。她还将何三爷赠她的一枚翡翠板指套在死者身上,并把自己的一盒首饰放入棺中,令家族上下瞠目结舌。最后,小七独自6走乡下,去奔自己的人生。这部小说以两条线索展示乡土中国奇异的爱情故事。一方面,小七与何三爷之间的“忘年情”,看似“离谱”,却又合情,它交缠在种种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其内核则是两颗寂寞灵魂的互相安慰,一老一少孤独人生的相濡以沫。小七纯真善良,却身世飘零;何三爷家境富有,但老境苍凉,满堂儿孙都在窥视他的财产,并没有人真正照顾他的晚年。小七与何三爷走到一起,名义上是他的“妾”,实际上是他疼爱的小孙女儿,老爷子对她秋毫无犯,他们之间实质上是清白的祖孙关系。但是,通过“纳妾”的形式来实现这种忘年之情,相濡以沫的友谊又隐藏在主仆名份的框架之下。这桩以愚昧、落后、离谱的婚姻形式,来讲述的冰清玉洁、义气深重的感情故事,就成为乡土中国和苍凉世事奇异的感情绝唱和复杂的人性咏叹。
另一方面,小七与何家孙子允明之间的爱情在不为世俗所容的挣扎中,传达了一份对美好爱情、纯真人性的向往和追求,也见出了新旧道德伦理观之间的巨大冲突。允明作为一个正在读书的时代青年,他强烈反对爷爷纳妾,对小七充满同情,还悄悄地暗恋于她。允明和小七,正值青春年少,年岁相当,情意相投,原本是一种新鲜如初、充满生命力的感情;可是,阶级身份的落差,家族“辈分”的定位,注定了这是一场绝望的、更为世人指责的“大逆不道”的恋爱。小七与允明不能终成眷属的感情,如同那西风古道上的斜阳,还未见升起,就已经沉没在黄昏的暗影之中。
其二,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在历史变迁的大时代背景上,或描摹女性的生命成长,或表现家庭人生的岁月怀想,由此体现罗兰对人生真谛的深刻探讨,对世间大爱的关怀和拥抱。
在罗兰全部的作品中,《飘雪的春天》是她最偏爱的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作品以八年抗战的天津沦陷区为背景,以女主人公安咏絮的命运遭际为线索,讲述了大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故事,呈现出艰难世事中女性生命成长与青春理想的挣扎、变形和沦陷。在这里,沦陷岁月成了一个女性生命成长的见证;而一个人的遭遇和拼搏,又折射了中华民族“凤凰涅般般”的道路,写照了在八年抗战中屡挫屡起、死而复生的中国人形象。
《飘雪的春天》有着感人至深的艺术力量。这种力量不是来自作者对于大时代的构建,恰恰是因为它对于普通人命运、情感、理想、人生所作的平凡本真的描摹,在于它以小人物的生命经历为这大时代所作的注脚。罗兰在书的《前言》中说:“这不是一个抗战的故事。这只是一个沦陷的故事。这里面,只是一些被剥夺了幸福的生命,一些被揉碎了的梦,一些在沦陷区的泥淖里挣扎过的无辜的灵魂。”然而,正是这样一些生命故事,带着它原汁原味的魅力,走进了我们的心灵,并深深触动着我们的情感。
“平静的灾难震撼永远”,这是《飘雪的春天》描摹抗战时代人生命运的独特视角。与惯常描写大时代风云变幻的作品不同,罗兰认为“凄厉的灾难震撼一时,平静的灾难震撼永远”,所以,她没有更多的正面描写日军的杀戮,四起的炮火,满目疮痍的悲剧,而是把眼光停留在沦陷区的日常生活环境中,看它对于主人公安咏絮的青春、灵魂的侵扰、剥夺和消蚀。小说中最令人感慨唏嘘的地方,是安咏絮在战争胜利后人人渴求生活补偿、而她却面对永远无法补偿的青春、爱情和理想的时候,那种痛彻心肺的哀伤和空茫寂寞的心境。
小说分为两部,第一部由1937年对日抗战写起。抗战爆发前夕,18岁的安咏絮怀着少女的青春梦想,从塘沽奔赴天津,准备投考渤海女大的音乐系。然而等待她的,不仅仅是学校被轰炸成一片废墟,人生路线在战争中被强行改变,还有一连串错综复杂的变化和冒险,特别是看似“平静”的漫长的沦陷生活对于生命理想的吞噬。从安咏絮引发出她和父亲、继母以及六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关系,其中着墨最多的是安咏絮与同样爱好音乐的男主角田宏的恋情。小说从一座工厂的停产(安咏絮之父经营的塘沽华原工厂),一所学校的关闭(安咏絮所向往的渤海女大),一个少女的音乐梦与爱情梦的幻灭,揭示出沦陷岁月的时代忧患和民族灾难。在天津沦陷的日子里,无论是飞涨的物价、贫寒的生活;还是旷日持久的水灾、苦难中的疾病;或是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制造的奴化政策和高压氛围,都不能泯灭挣扎于其中的人们深藏心底的希望和信念,只是有许多梦破碎了,生活再也不能按照它原来的轨道行进了。为了帮助弟弟妹妹上学,帮助父亲挑起战乱时期全家人的生计重担,安咏絮不得不放弃了学业,在一所小学教了八年的音乐。当妹妹咏荷身患伤寒处于危险的时候,原来已经与恋人田宏相约一同奔赴大后方的安咏絮,为了看护妹妹,忍痛割舍了令她刻骨铭心的爱情,在家里充当起“小母亲”的角色,帮助妹妹躲过了生死一劫,自己和田宏的恋情却在阴错阳差的际遇中彼此错失。
波澜,也没有惊心动魄的戏剧性冲突;人物命运的铺展与诉说,用的是柔婉流畅的小夜曲,它直接诉诸人物的心灵世界。作品意在凸显女性在战争岁月中的成长,它把一个外形秀美、柔情似水,但内在充满倔强灵魂和理想渴求的知识女性形象呈现在我们面前。安咏絮的自强自尊,坚忍耐劳,舍己为人,特别是她为追求理想而孜孜不倦的奋斗,它对女性自尊与独立人格的维护,都让我们通过一个女性的生命成长,看到了中华民族在战争中的自我净化力量。安咏絮的形象,即便放在今天,仍旧有她启人心灵、激人奋起的现实意义。
90年代,罗兰怀着惆怅而又安逸的心情,让自己“再活了一次”,历时五年时间写成了《岁月沉沙》三部曲。作为一部自传体小说,第一部《蓟运河畔》以1919年至1948年为背景,铺展了靳家族辈由浙江绍兴迁居北方开创家业的历史。罗兰的父亲跟随实业家范旭东先生开创天津塘沽“久大精盐”和“永利纯碱”的工业化实绩,罗兰在工厂子弟小学接受现代化教育的往事,贯穿整部书中。第二部《苍茫云海》主要描摹1948年之后在台湾独自打拼的罗兰人生。第三部《风雨归舟》,则真实地记录了罗兰10次返回大陆的探亲和参加文化交流活动的见闻与思考。其中蕴含了作家对于故国家园的依恋,期盼两岸统一的心愿,对于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社会理想,以及对于古老中国的忧患意识与拳拳之心,都流淌于字里行间。罗兰认为自己写书写自传,是为了“让这个世界了解我们这一世代中国人的悲剧”,是要奉献一个中国人对自己民族发展的一份社会理想。
罗兰的小说,充满了女性意识的贯穿,人间爱心的辉映,悲悯情怀的融入,大自然意识的渗透,和音乐旋律的流淌;她所奏响的,是忧患的岁月之歌,深沉的人生之歌,满蕴着绿色情意的生命之歌。罗兰小说带给我们的艺术感受,正像作者在《花晨集》的自述:“在那些晴晴雨雨的清晨,我谛视0中彩色缤纷的带露的花朵,我写下这些属于‘花晨’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