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与性
如果说，五六十年代新移民女作家主要遵循女性写实的路线，呈现出爱与美的憧憬，闺秀式的风格；那么，60年代的学院派女作家则选择现代主义的文学道路，以反传统的指向，在题材禁区大胆突破，创造了一个个颇具颠覆意义的文本。其中，性爱情欲的问题，是她们表现的重要题材，也是不断引发社会评价轩然大波的焦点所在。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漫长封建历史的古老国度而言，性文化领域可谓秩序森严，禁忌繁多，奴役女性的清规戒律尤为苛刻。特别是在性爱与爱情的界定上，封建意识形态的规定根深蒂固，那就是把礼教允许之外的一切两性关系统称为“乱”，于是有了“万恶淫为首”的说法。父权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封建伦理道德，使得性爱“理所当然”地变成男人的特权，对女性则永远是一种禁区和枷锁。对性的罪感意识千百年来一直压抑着人性和文学，以至成为一种文化禁忌，使人们不敢正视这种人类生存繁衍的基本行为方式和人性需求。在中国，性爱长期以来被认为与崇高纯洁的爱情无关，人们往往怀着阴暗心理，将性与色情混为一谈。表现在以往的文学作品里，不是性爱描写被扭曲和丑化，便是性与情、灵与肉呈现出分离状态，构成“无爱的性”或“无性的爱”。即便是那些出现在五四以来现代女性文学作品中的时代女性，也往往一面强调女性解放，一面又紧闭闺门，难以坦然正视灵与肉、爱与欲的自然结合。每每涉及性的问题，新的自由恋爱的价值观便容易失去自我保护能力，它无法把这种原本灵肉合一的情爱，区别于封建意识形态所划定的淫乱范畴。
60年代的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特别是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和泛性心理学，对当时文坛尤其是学院派的女性写作形成强烈冲击。弗洛依德学说对人类潜意识的发现，与台湾现代主义文学回归内心、进行精神领域探索的需求有了一种吻合；其泛性心理学对于打破中国几千年构筑的封建文化体系，对于人们挣脱传统观念的因袭牢笼，无疑带来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
受此影响，学院派女作家往往关注社会中那些空虚寂寞、失落迷茫、患有“现代症”的病态人群，并将其纳入自己文学观照的对象。在发掘病态的性格成因与复杂的人性层面的时候，她们多从性爱情欲的角度一路突入，直奔人物潜藏的心灵隐秘，让长期为社会禁忌所压抑、排斥和忽视的性心理与潜意识浮出文本；并通过西方现代派的叙事观点和叙事技巧的运用，重新讲述被传统文化视为离经叛道的乱伦行为与性爱故事，以此来解读有关人生、人物情感和人类悲剧的复杂构成。对于看惯了文学的男性社会，这种写作的颠覆意义不言而喻。
从另一方面看，西方现代派文学中存在的某种非道德化倾向、病态的美学观以及虚无主义情绪，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台湾现代派女作家的创作。由于这种创作主要是将人的潜意识、性心理作为文学的观照对象，所以性力被赤裸裸释放，生命往往被恢复到原始的目标。它将视线从政治的、社会的层面转移到人的本体意识上来，全力专注地发掘人的主观世界与原欲力量，这就容易忽略对广泛社会人生的拥抱，造成主观世界与现实世界的阻隔、悖离乃至分裂，人物也就在相对狭窄的天地里，一味地空虚、孤独、失落、悲哀乃至变态，成为永远的心灵囚徒。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缺陷越来越明显。
上述写作，几乎覆盖了整个学院派女作家，每个人的笔下差不多都有这样的实验文本。其中用心最多、描写最专注，也因此自成风格的，当推欧阳子和施叔青。
欧阳子：人心原始森林的探索
欧阳子在台湾文坛，无异于一个异数。她全力关注婚姻恋爱背后的性心理与潜意识，常以越轨的笔触写到弗洛依德的恋母情结或母子、兄妹的乱伦之爱，这使她的小说题材颇具反传统的西化面貌，也带来她独异、凸显的创作特点与风格。作为台湾文坛上毁誉参半的人物，欧阳子的小说始终是评论界解读台湾现代派文学不可逾越的典型文本。无论是从社会学批评角度出发，更多地诉诸社会伦理道德价值判断的反对者；还是从文学艺术角度着眼，肯定现代主义力量在开发复杂人性和病态人格方面颇有成效的赞成者，他们看待现代派文学的态度和表情虽然不同，但是对于欧阳子小说那种冷静、客观的心理写实艺术，却不乏文学的认同。
构成欧阳子创作的精神资4，是一连串的自我生命经验和锁定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营养。从欧阳子的文学成长来看，遗失在异国他乡的童年是她创作的先天性损失。因为父亲洪逊欣日据时代留学日本并任职广岛法院的经历，欧阳子遂于1939年出生于日本广岛，而未能与作为故乡的台湾南投县草屯镇结下生命之5。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辞去法院职务的洪逊欣带着妻女返回台湾。在欧阳子看来，她在日本度过童年的事实，对她的写作十分不利。因为自从有了国家民族的观念，得悉日本侵华的历史真相，欧阳子的“生命就仿佛被一层暧昧难解的幽影笼罩住了。”“有很多年，我把自己的童年埋藏心底，不敢向人提起，也不敢去回想。”古今中外的许多文学作品，都和作者本人的童年经验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所以，欧阳子不无遗憾地叹息道：“在写作生命中，我是一个没有童年的人。”一切与自身童年相关的回眸与描写，在欧阳子是一片空白。
中学时代的欧阳子，13岁就开始写作，到高中毕业时，发表的文章已经剪贴了厚厚的一册。那时的欧阳子，性格趋于内向、敏感、多思，最喜欢的作家是张秀亚，读的最多的书是中译本世界名著。她擅长抒情散文，文字充满梦幻色彩，风格凄婉哀愁，在同学中有着“张秀亚第二”之称。
1957年，欧阳子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专攻西方文学。结交良师益友，创办《现代文学》杂志，浸淫在西方现代派文学氛围之中，欧阳子的文学路向迅速改变；对“旧我”的否定和从“新我”的出发，开始了她生命中的另一纪元。基于某种自我反叛、自我修正与自我保护的复杂心理，欧阳子的性格变得理智、冷静起来；同时，她“转变写作路线，改用客观理性的手法创作小说，以反讽的，有时甚至近于冷酷的语调和态度，剖析某些人的感情心理，并叙述他们由于某种特别心态而引起的行动反应。”“我的客观和理性，是我对早年的唯情主义与感性文字的一种反动及扯离。”1962年，欧阳子赴美留学，进入爱荷华大学小说创作班，专修西方小说，获硕士学位。
严格地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写作及批评的训练，使欧阳子对小说的艺术形式，格外重视；深入地研读亨利·詹姆斯、福克纳、乔伊斯、劳伦斯等人的作品，直接影响和深化了欧阳子的创作风格。最能体现她西化风格的两部小说集《那长头发的女孩》和《秋叶》，以及采用新批评方法的评论集《王谢堂前的燕子——关于〈台北人〉的研析与索引》，还有集《现代文学》杂志之大成所编选的《现代文学小说选集》，都4自对上述文学资4的深深迷恋和自觉刻意的开发。1965年，欧阳于随丈夫定居美国南部的德州。严重的眼疾困扰，使她不得已停笔；再度写作，没有了从前写小说的痛苦与狂喜，满怀感恩与感激，心平气和地体味生命的馈赠。散文集《移植的樱花》，状写平凡生活，亲情家事，颇得文化与人生的底蕴。真切自然的风格，彰显着与从前小说全然不同的面貌，构成欧阳子创作往往被人忽略的另一侧面。
把欧阳子的小说放到60年代的文学格局中去，它究竟给文坛提供了哪些新的素质，这是我们颇感兴趣的问题。欧阳子的小说，一般都与婚姻恋爱题材相关，但她的着力点不在于讲述一个婚恋故事，而在于发掘这故事背后的人性欲望。经常出入于作品中的人物，一类是美丽出众的台湾大学文学院的女生或毕业生，另一类是三四十岁的再婚少妇。前者多有心理障碍和性格缺陷，无法正常地实现人格角色的自我确证；后者则存在着婚姻缺憾，心理的失落与变态，导致了她们红杏出墙，有悖伦理。由这些少女、少妇引发的人生故事，往往是畸形的婚恋，潜藏着病态及变态的性心理；她们的人际关系，多半是不正常的，甚至是反伦常的。人物的命运，或在巨大的心理冲突中难以自持，或在复杂的伦常之变中紧张、焦灼、尴尬，或表现出飞蛾扑火、铤而走险般的绝决。在这个看似灰色迷乱、欲望骚动、有失伦常秩序的世界里，文学作品中惯常吟唱的那种女性与爱情的颂歌了无踪影。没有了中国读者习惯接受的审美传统，也不见民间百姓所认同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命运结局，所有的呈现，是欧阳子面对“黑暗的心”所作的抽丝剥茧般的心理剖析，是在冷静观察之后寄希望于人物良心自责的一种隐现的谅解和同情。这样的写作，从题材的选择到创作题旨的表现，都违反了文化及社会的禁忌，打破了传统的文学期待，它的叛逆性格与挑战意味，使作品的问世注定充满风险，它不可避免的自身局限与创作失误，也会带来文坛的争议与批评。言及欧阳子小说的意义，白先勇的评价不失为一种参照：
欧阳子是个扎实的心理写实者，它突破了文化及社会的禁忌，把人类潜意识的心理活动，忠实地暴露出来。她的小说中，有母子乱伦之爱，有师生同性之爱，但也有普通男女爱情心理种种微妙的描述。人心惟危，欧阳子是人心的原始森林中勇敢的探索者，她毫不姑息，把人类的心理——尤其是爱情心理，抽丝剥茧，一一剖析。当然，我们更想关注的，是欧阳子作品中的女性角色与女性心理。比起林海音婚姻故事中的那些女子，欧阳子的人物离开的传统更6，对传统女性角色有一种大胆的挑战。首先，在《半个微笑》、《素珍表姐》、《网》、《花瓶》、《木美人》、《考验》这类作品中，女性角色往往意味着一种觉醒与突围。她们原本的形象，或在日常生活中自我禁锢，性格心理存在问题；或在婚姻场景中被人束缚，家庭生活走调变味。作品透过她们所要实现的是关于禁锢辕突围辕、他看辕自证的女性论述。当然，70年代才开始接触和翻译西蒙·波娃《第二性》的欧阳子，还不可能在作品中正面表现女权主义，塑造妇女解放英雄；她主要是通过女性心理世界的剖析与呈现，来传达她对文化转型年代女性现实人生角色的一种理解，对冲破人生束缚、争取个性自由的精神认同。
《半个微笑》中的女大学生汪琪，在众人眼里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她拼命压抑自己的天性与内在欲望，忍受着无形的束缚；明明喜欢班上一个男生王志民，也不敢有所表示。学校组织爬山旅游，在悬崖边上遇险的刹那间，汪琪发狂地搂住王志民的脖子，表露了真正的“自我”，却又为此备受精神重压。在心灵的冲突中，汪琪终于决定要摆脱历年来的桎梏，投进她面前的新生活。《素珍表姐》中的理惠，因为一向不如表姐而深感自卑，却不意想初三时学习飞跃，超越了表姐。为了挣脱表姐的阴影，理惠先是争夺素珍表姐的女朋友余丽珍，后来插足表姐与吕士平的恋爱，潜意识中要证明自己的存在。上述女孩子意欲突破心理禁锢，实现独立人格的自我确证，自然有其积极意义；而人物采取的那种报复举动，却并非什么光彩的行为。作为压抑太久的自我的一种变异性反应，它也让人看到人性深处的复杂层面。
发表于1961年的《花瓶》，是欧阳子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它在丈夫辕妻子、男权辕女性、爱情辕婚姻、禁锢辕突围等诸多命题中展开论述，呈现出两性之战中心理冲突的尖锐、紧张和焦灼，也见证着女性意欲摆脱男权束缚的精神力量和心理深度。《花瓶》中，石治川和冯琳这对夫妻之间缺乏平等的爱情，年轻貌美的妻子喜欢精神上的独立，大男人主义的丈夫更想把妻子象花瓶一样独占己有。石治川想把妻子装在口袋里，可又没有胆量和能力；感觉到自己不像个男人，更恨妻子看穿他的面目；挖空心思阻挠冯琳与表哥的往来，最终却占不了上风。这使石治川嫉妒得发狂，千方百计报复妻子。他偷看妻子的信，偷听她的电话，暗中跟踪妻子，以至于某个夜晚差点扼死熟睡中的妻子。两性之间紧张对峙，一触即发，人性较量的潜在冲突触目惊心。小说结尾，冯琳的愤然出走，花瓶的摔而不碎，则象征了走出夫权统治的女性的胜利。所以，禁锢辕突围的命题背后，是男权统治与女性意识的较量，是情感追求与无爱婚姻的对决，是传统角色与叛逆人格的撞击，同时也是夫妻之间性别战斗的焦点所在。夫妻双方由此展露的一系列心态情绪，无不带有思想文化冲突的内涵。
其次，在《墙》、《近黄昏时》、《秋叶》、《魔女》等作品中，女性角色则代表了一种欲望迷乱。对性爱、乱伦题材禁区的触及，对人物变态心理的发掘，加之作者近乎纯客观的冷静描述，使这类小说的问世充满争议。从欧阳子的观察角度到表现技巧，都可以看出古希腊悲剧和弗洛依德性心理学说的明显影响。“很客观地说，欧阳子的小说可以说是用中国文学、西方理论混合而成的作品。”上述作品中的女性，不是置身于畸形的感情状态，便是充当着性爱的奴隶；她们追求的所谓爱情，又以满足心理与生理的欲望为目标，性爱，像一张巨大的网，笼罩了她们的整个人生。这是欧阳子解读女性人生的一把钥匙，她的独特角度与偏颇之处都来自于此。
《魔女》这篇小说，通过女大学生倩如对母亲由尊敬热爱急骤变化到厌恶憎恨的心路历程，写出了一个堕落为情欲的魔女而执迷不悟的母亲形象。在女儿眼中，母亲曾经是美德的化身，爱情的象征。父母结婚20年相敬如宾，父亲去世时母亲曾痛哭七天七夜。但没过多久，母亲竟和一位毫无责任感的花花公子赵刚结了婚，而赵刚又很快移情别恋于倩如的同学美玲。母亲在跪地哀求女儿阻止美玲和赵刚往来之际，才不得已道出实情。原来，母亲大学时代就死心塌地迷上了赵刚，每月到台中与他幽会，欺骗家人长达20年之久！她从没有爱过丈夫，丈夫去世时她哭泣，是哭“为他枉费的二十年青春”。更可怕的是，那个到处拈花惹草的男人赵刚，甚至有可能是倩如的生身父亲。面对这样一个中了邪魔的不可救药的女怪物，遭遇精神轰毁的倩如只有离家出逃。我们从中看到的是，那个被病态心理和情欲所驱动的母亲，不仅沦丧了道德，也失却了自尊、自爱、自立的做人的原则，从原本独立的女人变了男性和情欲的双重奴隶。
这样一份病态的感情发展下去，既有的伦理的制度便自然成了乱伦者的枷索；而所有越轨的尝试，只能造成矛盾、苦涩的畸恋之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