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的最后一年，是命运冲刺的关键时期，父亲对保良的督导和管束，也严格得有点变本加厉。不仅不许保良再看电视，而且控制了保良的电脑，父子之间，常为电脑的使用呕气。
最影响保良的期未成绩的事情意想不到地发生了，在高中最后一个寒假到来之际，保良的母亲死了。
母亲是得了一种叫疱疹的病突然不治的。父亲把母亲送到医院后，母亲发了三天烧，三天后神志开始昏迷，没用多久，便飘然而去。
母亲是保良生活中最后一道饱含温情的颜色，没有母亲的世界，在保良眼中空洞无比。当母亲的遗体被医院的护士推走时保良失声痛哭，父亲用力将保良抱进自己怀里，像是防备保良的灵魂紧随母亲那具瘦小的躯壳离去。
也许父亲在抱住保良时才发现儿子已经长成了一条汉子，个头儿已经和他一样高大。虽然身板依然单薄，但瘦削的胸脯却像扇面似的打开，支撑了肩膀的宽阔。
母亲的死使保良无心功课，他常常把母亲昏迷前悄悄交给他的那只耳环握在掌心。握住耳环的手掌能感觉出心跳的律动，这时他就能够静下心来，虔诚地重温母亲的殷殷嘱托。
也许是回光返照的力量，母亲弥留之际的声音清晰得那么奇异。在她心跳终结的那天下午，保良就在她的床前，病房里那时没有别人，保良突然发现母亲早已浑浊的眼里，又闪出了生命的光辉。保良还以为母亲的身体出现了奇迹般的好转，没有想到母亲嘴里断续发出的声音，便是她的临终遗言。
母亲说：“保良，我的儿子……妈妈要走了，你好好照顾自己，照顾你爸爸。你再答应妈妈一件事情好吗，你……你一定要找到你姐，你找到她，把这个耳环给她，这是妈妈送给她的嫁妆。你让她戴上这对耳环，到妈妈的坟前看妈一眼。我……我真的想……想再回鉴宁咱们的那个小院看看，真想再看你姐一眼……”
下葬母亲时，父亲找过这只耳环，想让母亲带走，结果没有找到。再三逼问保良，保良才拿了出来。
他对父亲说：“这是妈留给我的。”
父亲问：“另一只呢？”
保良说：“妈给姐姐了。”
父亲哑然无话，他低头想了一下，没再要回那只耳环。
父亲把母亲葬在了省城的平安公墓，每年交上一百五十元钱，就可以租下一个骨灰存放的格子。在遗骨安放前保良背着父亲悄悄取出了一部分骨灰，用一只玻璃瓶装了藏好。因为母亲病倒前不止一次地说过，想搬回鉴宁老家去住。她说：“人总要落叶归根，你爸爸将来退了休，肯定也是想回老家住的。所以当初真该把鉴宁咱家的房子买了留着，再说你姐说不定什么时候也会回到鉴宁去的，她要想回家了，也能有个地方找到咱们。”
鉴宁对于母亲，不仅是故乡，是思念，是真正的家，而且也是最有可能和失散的女儿重逢的地方。
鉴宁对保良，也是同样。
寒假到了。
父亲的单位很照顾父亲，安排父亲和另外几位公安英模去南方疗养，每人还可以随行一位家属。保良并不想去，于是对父亲撒谎，说寒假期间学校给几个插班生安排了补习，父亲当然高兴，支持他以学习为重。
父亲去南方了。
走的前一天晚上，父亲做了炸酱面，就着面又喝了点酒，红着脸对保良掏了心窝。他说：
“保良你长大了，有些话爸爸可以跟你说了。自从你姐姐第一次离家出走以后，你妈就一直恨我。她一直以为是我非要拆散你姐和权虎，害得咱家不能团圆。她虽然过去也在公安局工作，但没干过真正的公安，她对我把你二伯查出来这事也想不明白，认为我害了自己的兄弟，也害了自己的女儿。我也知道权力是我的兄弟，我们从十岁那年就发誓‘不愿同日生但愿同日死’。我也知道咱们中国人为人处事，讲的就是‘义气’二字。但我更知道，我是国家干部，我必须效忠国家，我是人民警察，我必须服从命令。我必须分清什么是公，什么是私。你爸爸头上的一颗国徽，肩上的两星两杠，是人民给的，我必须要为这份荣誉尽责。搞掉权力我很痛苦，但这个痛苦我能跟谁去说？保良，以后你也会明白的，如果你以后真的当了一名警察，你肯定也会这样选择。但你姐姐不明白，你妈也不明白，讲道理她们听不进去，她们是女人，女人往往不听道理，只信感情。这件事我和你妈伤了感情，她不跟我明说但我看得出来她恨上我了。这几年你妈几乎就没跟我说过话！保良，你想想爸爸这几年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爸爸为了国家为了工作置个人感情个人安危不顾，立了那么大功，组织上和广大群众那么肯定我鼓励我。我在外面，得到的全是鲜花和掌声，可我一回到家里，你们都不理解我。我和你妈在一个屋里生活，在一张床上睡觉，可三年多来她跟我几乎没有一句话说！儿子，你说，爸爸过的这叫什么日子……”
父亲脸红着，眼红着，眼泪汪汪的。保良这时似乎才一下发觉，父亲头上的黑发，有一半都变白了。保良这才知道，母亲的离去，对父亲来说，其实是一种解脱。
父亲去南方休养的第二天，保良便带上了那只装满母亲骨灰的玻璃瓶，乘火车独自返回了鉴宁。
漫长的三年，鉴宁似乎没有大变。市中心盖了几幢新楼，沿途还能看到几处新的工地，除此一切如旧。保良乘坐公共汽车经过“百万豪庭”大酒楼时，看到酒楼门口已经重新装修，大门上方“百万豪庭”几个霓虹大字，已被拆下，而新的“主人”姓甚名谁，却未见张扬，不知里面是否经营如故，鲍鱼生意是否依然火红。公共汽车把保良一直拉到他家那条小巷的巷口，他从巷口走到他家的院门，恍若当年放学回家的景象——院门微掩，炊烟淡淡，母亲做饭时的唠叨，姐姐开门时的笑闹，父亲高声在叫：“保珍，把我的茶端过来……”一切如在昨日，音容宛然。
现在，那扇院门显然久无人顾，门上的漆皮斑驳得厉害，门上挂着一把大锁，锁上挂着一些红锈。保良知道这个院子公安局已经卖给了私人，但听李臣刘存亮说，他们家搬走之后，这里一直没有住人。
黄昏时保良在小巷的里端找到了李臣的家，李臣又带他去了刘存亮家。刘存亮的家里正有客人，三个人便一路踱到“鉴宁三雄”的老窝，那座依山临水的废窑。夕阳把整个窑丘镀得色彩迷幻，就像一座传奇电影中的神秘古堡，仿佛藏了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表情显得肃穆深沉。
在童年好友李臣和刘存亮的见证下，保良将盛满母亲骨灰的瓶子打开，站在砖窑的窑顶，迎着耀眼的晚霞，向着平静如缎的鉴河，将母亲的遗骨向空中扬洒。山上无风，但洒出的骨灰却如烟似雾，在空中慢慢飘弥。刘存亮说他在《廊桥遗梦》那部电影里见到过这个场面，所以他感动得差点哭了。
保良没哭。
他为自己能带母亲回来而感到高兴，他由此确认自己已经堪当重任，已经长大成人。
骨灰在空中散去，散在山丘与河岸之间。兄弟三人谁也没能说出一句感慨的话语，只顾凝望夕阳西照的河流默默出神。
当天晚上他们在李臣家的一间小屋里聚谈到深夜，刘存亮走后保良就和李臣挤在一张床上睡到天明。按照前一天晚上三人商量的结果，李臣和刘存亮陪保良一早就来到原来二伯家管片的派出所，打听权虎的户口及其下落。在他们反复向民警说明来意之后，民警好歹答复权虎的户口还在，但人去了哪里并不掌握。权家的宅子已被法院罚没，权虎的户口倒还虚挂在那个住址下面，但如果有一天他真的回来，那个地址于他已经上无片瓦，下无立锥。
他们又去了姐姐没毕业便不再上学的那所鉴宁师范学院，辗转找到了若干姐姐当初的老师和已经留校任教的同学，他们都还记得陆保珍这个名字，甚至还有人能说得出保良小时候的模样，但与派出所的民警一样，没人知道姐姐的下落。姐姐在离校之后，便与这里断绝了联系。
他们又去了权家的百万公司，百万公司大楼依旧，物是人非。公司的牌子早不知被谁当废品收了，大楼门口进进出出的男女，也看不到一个相熟的面目。
他们最后的去处，便是那家同样改换了门庭的“百万豪庭”大酒楼。走近时才看清招牌改挂在院门之侧，已改名为“鉴河商务会馆”。三人瞻前顾后，探头探脑，缩手缩脚地走了进去，楼里的装饰布局已全然陌生，而迎面碰见的一位前台经理，居然看去有点面熟。
保良结结巴巴地上去打听：“呃……对不起，请问您是这儿的经理吗，您知道原来在这儿的权虎现在去哪儿了吗？”
那经理一听权虎二字，不由吓了一跳，上下打量保良和他身后的两位少年，犹豫了片刻疑惑地反问：“你们是哪里来的？权虎早不在这儿了。”
李臣在保良身后插嘴：“权虎是他姐夫，他是找他姐姐来了。”
那经理这才挂出一副权家旧将的恭敬，对保良点个头说道：“权虎他爸出事了，权虎已经走了好几年了。你是从哪里来呀？”
保良没说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他继续问道：“您知道他去了哪里吗，我姐姐还和他在一起吗？”
经理和派出所的警察及师范学院的老师一样，只是摇头：“不知道。”
保良几乎完全灰心，但他不知是出于侥幸还是出于惯性，又问了一句：“这儿的人还有谁知道他们吗？”
经理再次毫不犹豫地摇头：“过去‘百万豪庭’的人现在就我一个人留下来了，其他人都是后来才来的。”
这是保良重返鉴宁日程计划中的最后一站，至此希望全部落空。保良谢了那位经理，低头往外面走去。经理在他们身后又叫了一声：
“呃，你们……”
保良他们一齐站住，回头。
经理说：“‘百万公司’里的权三枪你们认识吗？他前些天倒是来过一次，他可能知道权虎到哪去了。”
保良神经一绷：“权三枪？”
经理说：“就是原来权老板的干儿子，算是权虎的干哥吧。权老板那案子把他也扯进去了，判了三年，前一阵给放出来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鉴宁，在的话你们可以找找！”
保良在鉴宁一共住了三天，没有找到姐姐和权虎，也没有找到刚刚出狱不久的权三枪。
刘存亮和李臣把保良送上火车，告别时相约今年夏天在省城重逢。夏天他们都将在各自的学校毕业，学旅游服务的刘存亮想去省城的五星级酒店施展所学的专业，学汽车修理的李臣根本就不想再干这个专业，也想到省城另谋生计。汽车修理这种活儿又累又脏，而且干得再好也不能发展成什么，不像学旅游服务的刘存亮，干好了能当领班，能当领班就有升主管的可能，升了主管还有机会提为经理，提了经理就离总经理不算远了。等到刘存亮当了总经理的那一天，他李臣说不定还在汽修一条街的哪个修车铺子里，撅着屁股给人家卸轮胎呢。
鉴宁太小了，盛不下年轻人的宏伟理想，壮志豪情。
寒假很快就过去了。
整个寒假父亲不在，保良每天浑浑噩噩，功课做得潦潦草草，更多时间都在网上闲逛，开房灌水，甚至上声讯网站和一帮素不相识的家伙彼此拍砖，还迷了几天网上的最新游戏“刀剑封魔录”，很快学会了N多招法——阳关三叠、貂禅拜月、广寒月影、女娲补天、金玉击鼓、洛神凌波……
中学的最后一个学期似乎格外漫长。最先熬不住的是在中专学汽修的“大哥”李臣。李臣在离毕业还差六个月时头脑一热，居然放弃寒窗数载即将到手的那张文凭，提前退学来到省城自谋发展。他说他想通了，现在拿着大学文凭都不一定找得到理想工作，更不用说一张不值钱的中专文凭了。他一旦想通就犯不着为那张擦屁股纸再熬数月，索性闯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早点江湖行走试试身手，多几个月就能多练几个回合，多摔几个跟头还能早成正果。
李臣来到省城的第一个投奔对象，当然就是他的“三弟”保良。他拎着一只装满衣物的旅行包站在保良的学校门口，让放学出来的保良又喜又惊。保良高兴地带着李臣去了他家，他想至少在李臣找到工作之前，可以让他住在自己的屋里暂时安身。他惟一需要嘱咐李臣的就是见到他父亲之后千万不要马虎大意，把他寒假期间回鉴宁老家安葬母亲骨灰的事向父亲说漏。
保良领着李臣回家，那种感觉真好。从当初一起光腚和泥的混沌少年，到今天仍是福祸相助的朋友，保良去鉴宁和李臣挤一条床板，现在李臣来投，当然要睡在保良的榻侧。
他们穿过保良家巷前那条热闹的街市，街市上橱窗华丽的商店鳞次栉比，随后一条静谧的林荫小道，将满目惊奇的李臣带到了那片几乎一尘不染的社区。李臣的目光很快穿过一座院落的灰色围墙，看到了保良家青瓦斜漫的巨大屋顶，他一惊一乍地问道：“保良，这就是你的家呀，这么大的屋顶要遇见地震塌了咋办？”
保良说：“要真有地震先塌的是你家那种老屋。”
李臣说：“呸！”
保良笑笑，说：“这是科学。”
时间还早，估计父亲尚未下班。但保良用钥匙打开家门，从门口摆放的鞋子上他们意外地看到，父亲不仅已经回来了，而且家里还来了客人。
穿过短短的门廊，便是宽敞的客厅，保良看到父亲在客厅里与客人聊得正欢。父亲很久没有这样眉开眼笑了，这样快乐的笑容在保良的记忆存盘中，早已搜索不到。
客厅的沙发上，坐在父亲对面的，是一大一小两个背影，都是女的。两个背影听见身后的门声和脚步，一齐转过头来，用目光与保良彼此打量。保良看清，年长的一个大约四十多岁，长得很瘦，五官紧凑得没长开似的，年轻的一个大约只有十五六岁，面孔圆胖，好像已经长得咧了。两道投来的视线都有几分疑问，好像她们才是这里的主人，而保良反而是个不速而来的生客。
父亲也看见保良了，说：“啊，你回来啦，这是杨阿姨，这是杨阿姨的女儿，叫嘟嘟。”
保良点头和那一大一小两个女人打了招呼。杨阿姨也点头回了个招呼，面上露出了一些微笑，而嘟嘟却始终用圆鼓鼓的眼睛看他，脸上一点表情没有。
父亲又看到了站在门口没动的李臣，问保良：“这不是你小学的同学吗，什么时候也到这边来了？”
保良答：“啊，刚从鉴宁过来。”
父亲很和蔼地说：“啊，带你那屋坐吧。”
保良又和杨阿姨打了个招呼：“阿姨您坐。”便带着李臣去了自己的屋子。
李臣悄声问保良：“那女的谁呀？”
保良说：“我也不知道。”
李臣便不再多问，环顾着保良的卧室说：“你们家真棒！”
这是保良搬到省城，搬进这幢崭新的房子后，第一次接待鉴宁的朋友，他因此而感到兴奋，而开心异常。他的卧室比原来在鉴宁住的那间大得多了，除了床和带大镜子的推拉门衣橱外，还有一只北欧款式的沙发。写字台也是北欧式的，带电脑键盘架的那种。墙上挂着父亲为保良从公安学院搜集来的各国警察的警服画页，那些警察看上去威风凛凛，还有几个女警，也个个扮相粉酷。
李臣万分羡慕地欣赏个没够，又去摆弄保良的电脑。父亲在门口探头，见保良要在地上给李臣打铺，便把他叫出来盘问：“他要住在咱们家吗？”
保良说：“啊，他刚从鉴宁过来，还没找到住的地方。”
父亲说：“这不好吧，以后鉴宁来的人多了，都往这儿领领得过来吗。让他去找个旅馆住吧。住一般的小旅馆也不贵的。”
保良说：“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上次我回……”
父亲见保良蓦然卡住，问：“上次怎么了？”
保良吞回去，说：“没事。”
父亲也没有追问，说：“而且今天咱们家有客人，待会儿我要请杨阿姨和她女儿出去吃饭，你也去，带个生人不太方便。你们聊会儿就让他住旅馆去吧。他要没钱你先给他垫上，啊。”
父亲这几年几乎从未用过这样温和恳求的腔调和保良说话，这比严辞命令的力量还大。保良不由不点头应了，回身面对李臣询问的目光，一时尴尬得无以为答。
那天保良把李臣送到附近的一家旅馆，用父亲给的钱为李臣交了一周的房费，又约好明天陪他去找工作，才万分愧疚地和李臣分手。
那天晚上保良跟父亲一起请杨阿姨及她的女儿嘟嘟出去吃饭，那是保良搬到省城后父亲最为破费的一餐。自从母亲走后，家里就由父亲做饭。父亲做的饭粗糙难咽，偶而带保良下下馆子，通常也是简简单单。这天晚上父亲的一反常态给了保良一个预感。
从此以后，杨阿姨果然成了他家的一个常客。保良慢慢知道，杨阿姨是外省人，已经离婚多年，生活不算宽裕，对女儿却十分娇惯。保良还知道，杨阿姨有点文化，过去当过演员，是演话剧的还是唱戏曲的保良不太肯定，但杨阿姨拿过一些年轻时演现代戏的剧照给父亲看过。剧照里的杨阿姨浓施粉黛，和现在的模样相去甚远。保良不由常常对镜自省，不知自己这张青春面孔，多少年后是否也会变得皮糙肉垂。
杨阿姨常到保良家来，保良家的餐桌也就变得丰富起来，屋里的卫生也开始干净，一切都恢复了母亲在时的井井有条。但保良吃不惯杨阿姨做菜的口味，那口味与母亲做的饭菜大不相同。他也不喜欢杨阿姨把他家装点得那么花里胡哨，和他和父亲的情趣格格不入。母亲在时，家里也是这么干净，但朴素大方，亲切自然。
和保良预感的一样，父亲的爱情进展得很快，大人们的判断既准确又现实，省略了许多卿卿我我与风雅浪漫。有一天保良放学回家拧动家门钥匙时，父亲在里面主动给他开了门。从父亲主动给他开门这个举动上，保良就猜到这是个不同寻常的黄昏。
父亲开门以后冲他微笑，态度和蔼可亲，他对保良说：“今天杨阿姨没来，我也没有做饭，待会儿咱们到外面去吃吧。”父亲叫保良先别回房间，先在客厅里坐一下，他说他有个事要和保良谈谈。
保良就坐下来了，坐在父亲对面，书包放在一边。
父亲开口，让保良意外的是，竟然还是老生常谈：“保良，考公安学院你现在准备得怎么样了，有没有把握？”
保良说：“在学呢。”
父亲继续着他那番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的教诲：“我和公安学院的刘院长说好了，只要你一过分数线，他们肯定收你的。爸爸在公安系统还是有一点名声的，所以学院里对你肯定是欢迎的，是重视的。你一定要加把劲，不要丢爸爸的脸。等将来你从公院毕业，爸爸也还可以找找领导，把你分配到刑侦部门去，去实现你的理想，这些爸爸都可以帮你。”
保良说：“噢。”
父亲停了一下，开始言归正传：“爸爸老了，身体又不好，马上该退休了。爸爸只盼着你考上大学，毕业后全力以赴地工作，所以爸爸身体再坏，也不能拖你后腿，不能让你以后每天放学回来或者下班回来，还得照顾我给我熬药做饭。”
父亲说到这儿，抬眼看保良，保良也看父亲。保良的无声无息让父亲感觉到压力，把对视的目光又回避开了。
“保良，爸爸想了很久，决定还是找个老伴，人老了总得有伴。你杨阿姨对爸爸很好，爸爸想和杨阿姨……当然还有你，还有杨阿姨的女儿嘟嘟，一起组织一个新家，你同意吗？”
父亲艰难地说完他的决定，然后看着保良，等他表态。父亲生性倔强，在家从来说一不二，一向处在指挥者的位置，他此时的惴惴不安是保良从未见到过的。也许今非昔比，母亲死了，姐姐跑了，现在的保良，是他惟一的骨肉至亲。
保良也看父亲，只看了一眼，他说：“同意。”
父亲点头，长长地出了口气，目光兴奋，说：“好，虽然这是爸爸个人的事，但爸爸还是应该征求你的意见。你大了，懂事了，以后杨阿姨和嘟嘟来了，你要像个大人一样，不要任性。嘟嘟比你小，又是女孩子，你多让着她一点，行吗？”
保良说：“行。”
父亲又点头，满意地点头。
父亲说：“好，那咱们出去吃饭吧。你把书包放回去。以后你的东西别像以前似的到处乱放。你自己的房间也经常收拾收拾，别总那么乱，让人家看了笑话。”
保良从沙发上站起来，拿着自己的书包，进了自己的房间。
保良进了自己的房间，按父亲的要求把床上桌上随意散放的东西一一收进抽屉，收进衣橱。过去他的房间都是母亲帮他收拾，姐姐也帮他收拾。姐姐和母亲都不在了，父亲也不大管，他懒惯了，房间就总这么乱着。
父亲在门外问：“保良，你收拾好了吗，咱们出去吃饭。”
保良说了声：“好了。”可他的嗓音忽然哑得几乎失声，他这才发觉自己已经泪流满面。
父亲的婚礼既隆重又简单，隆重是因为父亲做为全省知名的公安英模，所以省公安厅和公安学院都有级别挺高的领导到场祝贺，举办婚礼的那家酒楼的门外，停了好多辆挂公安牌照的警车轿车，场面上显得威风气派。简单是因为陆家在省城无亲无友，除了儿子保良，父亲几乎孤家寡人。杨阿姨那边只有一个姐姐，专门从广西赶过来的，算是新娘家的代表。杨阿姨在省城本来有些朋友的，但她毕竟是二婚，大人们的心理，似乎不愿张扬。也许还因为父亲不管怎么说也是个残疾人，走路一瘸一拐的，杨阿姨可能也觉得不甚体面。所以婚礼虽然租下了那家酒楼一个足以放下四张大桌的厅房，但主宾到齐只将就坐满了两桌。
保良看得出来，父亲很高兴，对娶到杨阿姨心满意足。杨阿姨是搞过文艺的，现在又在市里的园林局搞行政工作，场面上的礼数还比较周到熟练。那个婚礼上的主角，反而是她的宝贝女儿，高兴时大叫大笑，一句话不高兴了，又嘟着嘴要两个大人不停哄劝。
父亲说：“嘟嘟怪不得叫嘟嘟，一嘟嘟嘴巴可真是好玩。”
嘟嘟说：“以后不许叫我嘟嘟，我有大名！”
来宾中一位年龄颇大的领导也喜欢嘟嘟撒娇的样子，问：“你大名叫什么？”
嘟嘟说：“我大名叫杨月娇！”
大人们都笑，说：“唔，像个明星的名字，挺好挺好。”
杨月娇？保良想，有多俗气！
来宾们送了新娘新郎不少贺礼，从毛毯到手表手机，多是家用或实用的东西，其中有一只爱立信的新款手机，还有一只很酷款的潜水表，父亲后来都送给了保良。那只潜水表是保良拥有的第一件奢侈时尚的装饰品，比权虎过去送给姐姐的那只伯爵表还要吸引人。这只其实并不值钱的时装表让保良高兴了好久，而且第二天就拿到李臣那里炫耀。
李臣找到工作了，他在市中心的“焰火之都”夜总会里当上了KTV包房的服务生，既挣钱又见世面。每月花三百元租一间地下室旅店的房间独住，花五百元供自己日常吃用，花三百元添置时髦的衣服皮鞋，还能剩三五百元存在卡中。在这种夜总会当包房服务生是没有工资的，全靠客人用小费照顾，干得好或碰上大方爽快的客人，一个月挣三四千小费并不太难。
不知是不是受了李臣“发财”的诱惑，刘存亮也退学到省城来了。和他同来的还有一个名叫菲菲的漂亮女孩。不管刘存亮自己怎么解释，保良很快就察觉出来，刘存亮还差两个月就不顾家长强烈反对，把寒窗数载马上就要挣到的中专毕业证书弃之不要，义无反顾地来到省城，多半是为了这个菲菲。
既然李臣这样一个只学过汽修专业的人，在夜总会干服务一个月也能挣到三千四千，那么刘存亮这个专学外事服务的，干这个岂不比他更加在行。
不管怎么说，“鉴宁三雄”在省城提前会合，对保良来说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尤其是现在，现在保良是多么多么地需要朋友！
现在，在杨阿姨和嘟嘟搬进他家以后，家里真的从此干净起来。但保良每次回家，一听见杨阿姨不停地在屋里和父亲说笑，听见他们哄劝嘟嘟的声音，他反而失去了家的感觉。他把母亲和姐姐的照片摆在自己床头，也难却心中孤独寂寞的侵扰，这时见到少年时代的结义兄弟，那种生死与共的友情立刻迸发出来，让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感受到朋友的重要与珍贵。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他的姐姐，与他最亲的人都来到了这座城市，他因此而对这个城市多少产生了一点归属感，不知不觉当中，认同了这里的一切。
刘存亮来到省城，他和他的女朋友菲菲，都在李臣包租的那间小屋里住下。在那种小旅馆里，旅客来来往往，人流五方杂处，男女同居没人管的。好在李臣和刘存亮是多年的兄弟，坐怀不乱的男儿本色，李臣还是有的。
菲菲长得不错，如果她不开口，不把那点从鉴宁带来的土腔俗调随意暴露，你也许会以为她是个在省城长大的本地女孩。特别是她在省城落脚的第二个月后，她已能迅速模仿出都市的各种摩登，从衣着到谈吐，都很有点那个意思了。女孩子的变化真是快得惊人，任何新的刺激都会让她们为之兴奋。对于菲菲来说，新生活的刺激除了大城市物质世界的繁华之外，还有一样，那就是刘存亮的这位眉清目秀的“三弟”。
在菲菲自小到大接触的男孩当中，保良是个另类。
保良面目平静，喜怒无形，长于倾听，短于倾诉；既不吝啬，也不铺张；既平易近人又神秘难测；既不像李臣那样满口脏话，也不像刘存亮那样“满腹经纶”；在“鉴宁三雄”中既像一个弟弟，又像一个实际上的中心。
而且，最让菲菲心动的是，保良从不主动和女孩亲热。
保良不仅对菲菲不苟言笑，他对所有女孩都是如此。他对女孩有着天然的挑剔，不像对同性那样宽容。
比如对嘟嘟。
和嘟嘟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两个月了，他也没能和她建立半点兄妹之情。嘟嘟太任性了，每天的饭菜要按她的口味去做，每天看电视要按她的爱好换台。以前父亲在客厅里看电视的位置，也都由嘟嘟占了，父亲则坐了保良的位置。保良从那时起索性不看电视了，一吃完晚饭就回自己屋去，把整个晚上消磨在电脑桌前，上网发贴或玩儿“刀剑封魔”什么的。父亲以前一直严格控制他动用电脑的时间，生怕他玩物丧志误了学习，现在也只能放宽管理，由他去了，以平衡家里新的利益格局。本来嘟嘟看上了保良的这台电脑，好几次跟她妈吵着要到保良屋里来上网游戏，于是杨阿姨就跟父亲嘀咕。父亲反复权衡，最后决定花钱给嘟嘟买了一台更新型的电脑，没让嘟嘟侵犯保良的东西。但父亲后来还是和保良商量，让保良把那只爱立信的手机交了出来，理由是避免外界干扰过多，影响保良的毕业成绩。后来保良很快发现他那只心爱的手机随后就成了嘟嘟的掌上玩物，这件事让他气闷了很久，让他觉得自己在这个家里的地位，已经退至从属，已经无足轻重。
显然，父亲看出了保良的不快，保良在家越来越少言寡语，缺乏笑容。保良的情绪，明显破坏了这个新建家庭表面应有的欢乐与和睦。于是，父子之间便有了一场私下的交谈。
说是交谈，其实就是父亲利用杨阿姨带嘟嘟上街的机会，主动走进保良的卧室，对保良进行的一次严肃而又恳切的谈话教育。
父亲说：“保良，爸爸现在就剩你一个亲人了，爸爸全部希望都在你的身上，你说爸爸能不爱你吗。可爸爸年纪大了，身体不好，确实需要找个老伴照顾生活。爸爸也是人，也怕寂寞，爸爸也不能让你整天陪着爸爸，所以爸爸就找了杨阿姨。爸爸找杨阿姨，是征求过你的意见的，你是同意的。不管怎么说，你也看到了，杨阿姨对爸爸很好，现在爸爸的生活有人管了，身体也好多了。可两个家庭并成一个，生活习惯肯定不一样的，你可能不喜欢杨阿姨，不喜欢嘟嘟，可你是大人了，爸爸养你这么大，现在是需要你回报爸爸的时候了。爸爸只求你两件事，第一、你无论如何要考上公安学院，今后当一名尽职尽责的人民警察，干出成绩，把爸爸没有实现的理想给实现了。第二、你以后考上大学，按公院规定都得搬到学院去住，一星期也就能回来一次，和杨阿姨嘟嘟她们，不会接触太多。可你现在在家，能不能对杨阿姨和嘟嘟有个笑脸？你总板着脸不说话人家看了多难受。嘟嘟有点小性子，可她还小，又是女孩儿，又不是我亲生的，我不能说她太多，我只能说你，只能要求你让着她，就算是你为了爸爸受点委屈吧。你要是能对杨阿姨和嘟嘟好一点，就是对爸爸最大的支持，最大的孝顺。爸爸以后万一为了杨阿姨和嘟嘟骂你，你就忍一忍，我要求自己的孩子严一点，也是做给她们看的。你能理解吗？”
保良无言以对，他发现父亲还是很爱他的，他承认自己很多地方确实做得不对。他低头吭了一声：“能。”
父亲点头，看看保良的床头，又说：“保良，你能不能不把你妈和你姐的照片摆在这儿，你这样让杨阿姨和嘟嘟看了很不舒服，以为你是故意不接受她们……”
保良开口说话：“我想我妈、我想我姐，我连这点权利也没有了吗。”
父亲说：“这不是权利不权利的问题，我也想你妈，可你妈已经不在了，想也想不回来。杨阿姨现在天天给咱们做饭收拾屋子，爸爸有个头疼脑热她那么尽心尽力地照顾爸爸，可咱们这边老是把***照片摆在家里，那这个家杨阿姨还怎么待呀。人家给我带来幸福，我也得让人家幸福，我不能让杨阿姨和嘟嘟在我这里受委屈。你要是能理解爸爸，愿意配合爸爸，你就把你妈你姐的照片收起来，你要是不理解……那你就看着办吧。”
如果父亲是强迫命令的口气，保良可能会硬抗到底，可父亲最后这句话，说得老气横秋，有气无力。保良看着父亲起身离去的背影，他梗梗的脖子，那一刻也突然变得有气无力。
那天晚上保良收起了母亲和姐姐的照片，他把她们的照片从床头柜上拿下，从镜框里取出，压在了自己的床褥下面。
收起了母亲和姐姐的照片，保良更觉得这栋宽敞明亮的房子，不是自己的家，今后也不会属于自己。他那时也真心实意地盼着能尽快考上公安学院，然后好住到学生宿舍去，一个星期顶多回家一次，和杨阿姨和嘟嘟她们，什么习惯合不合的，眼不见为净得了。
那时候最理解他的只有李臣和刘存亮，还有刘存亮的女朋友陶菲菲。
但李臣每天在夜总会上夜班，白天要睡一整天觉。刘存亮忙着找工作，也没时间与保良共鸣。他这个学旅游服务专业的，在这类需要服务技能的行业中，却反而不如学汽车维修的李臣，能很快找到一份施展拳脚的职位。
惟一愿意、也肯花时间待在保良身边，担任倾听者角色的，只能是那位刚刚相识不久的女孩菲菲。保良那时放学后总是不愿早早回家，总要在街上或者河边闲逛到天黑，菲菲便成了他的一个聊伴儿。保良几乎把自己的一切苦闷和思念，全都倾诉给了菲菲，直到听完菲菲充满同情的感慨与声援，心境才稍稍得以安定。菲菲还带他去了一家美容院，找那里的熟人在保良的左耳垂上打了一个耳洞，让保良把母亲留给他的白金耳环戴上。菲菲和美容院的师傅都说，现在男孩戴耳环可流行呢，更何况你戴这个不光图个时尚，也是对亲人的一份怀念之心。
保良戴着耳环回家这天父亲很不习惯地看他半天，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也许因为保良自觉地收起了母亲和姐姐的照片，现在戴上母亲留下的这只耳环，似乎不便再加干预。但晚饭后保良听见杨阿姨在客厅里小声跟父亲搬嘴弄舌，说现在正经人家的男孩哪有戴耳环的，保良又不是搞艺术的，突然戴这个左邻右舍准会背后议论。
半小时后父亲果然敲了保良的房门，进来坐在保良的床上，半天才说：“保良，你一个男孩子，马上就要考警院了，耳环这个东西都是女人戴的，你这样怪里怪气，人家警院还怎么收你。”
保良不看父亲，说：“我上学校就摘了。”
父亲又闷坐了一会儿，什么都没再说，起身走了出去。
第二天，早上吃早饭，保良仍然戴着那只耳环。嘟嘟突然对她妈说：“妈，我也要戴耳环。”
杨阿姨说：“学生哪有戴耳环的。”
嘟嘟说：“保良就戴了。”
父亲马上替保良解释：“啊，保良一到学校就摘了。”
嘟嘟立即说：“那我上学校也摘了。”
杨阿姨看一眼保良，说嘟嘟：“先吃饭，回头再说。”
保良匆匆吃完早饭，匆匆出门，他不愿和嘟嘟同路上学。他出门时听见杨阿姨在嘟嘟屋里训斥嘟嘟：“人家有什么你非要什么，你妈没本事，买不起那玩意，你学点好行不行啊……”保良听到父亲在劝，听到嘟嘟在哭。
那天傍晚，保良和刘存亮和菲菲一起，在东富码头附近的岸边闲坐。刘存亮还在为工作的事顾自发愁，而菲菲的关注点则依然在保良身上。
她说：“保良你戴耳环帅死了，你们家嘟嘟小姐真是有福不享，要换上我，跟你好还来不及呢，哪还能跟你呕气呀：”
刘存亮说：“那女孩才十五岁，生理上还没开窍呢，哪像你，十四岁就交男朋友了。十八岁都快二婚了。”
菲菲推搡刘存亮：“我跟谁是一婚呀？”
刘存亮笑道：“跟我呀！”
菲菲说：“呸！那我跟谁二婚呀？”
刘存亮又笑：“跟保良呀！”
菲菲的脸竟然红了，口中却立即接应：“好，这是你说的，你别后悔就行。”
刘存亮这才哄劝菲菲：“你瞧你，开句玩笑嘛，保良没急你倒急了。”
菲菲转眼去看保良，保良说：“我现在啥也不想，只想好好考上公安学院，然后再把我姐找着。”
菲菲说：“保良，考公安学院我帮不了你，找你姐我可以帮你一起去找，你找到哪里我陪到哪里，你打算到哪去找？”
保良望着眼前无波无澜的河水，河面上反射的夕阳却随风飘移，像他心里的思绪一样，一直流淌，却没有方向。他说：“我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她跟着她的丈夫也许已经去了外省，也许再也不会回我们老家去了，更不会来这个地方。”
菲菲说：“也说不定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哪天你在街上正走路呢，突然碰上一个也戴这样耳环的女人，上来就和你抱头痛哭，就像韩国一个电视剧里演的那样……”
这只是菲菲的猜想，只是李臣刘存亮这些朋友的愿望，或者，只是他们的调侃。但无论是什么，毕竟说出了保良的梦境。人心都是善良的，都期待过程无论多么艰辛，结局都该团圆美满，如果把它设计成一部电视剧的话，那应该连保良的母亲都复活回来，一家人相聚甚欢，重返鉴宁那座美丽的小城，就在那座古堡似的砖窑旁边，面对昼行夜伏的鉴河流水，建起他们新的家园……
省城的鉴河与鉴宁的鉴河完全不同，两岸的风光景物很难比拟，但同样均速而下的河水却不断撩拨着保良的想像，让他不止今日地无数次想起家乡河畔的风吹云动……
岸边的路灯亮起来了，鉴河的水面沉入夜幕之中，到了不能不回家的时候保良怏怏走回家去。他没有吃饭，但一点不饿。
保良回到家时知道父亲病了，不是急病，而是血压又上去了。杨阿姨在厨房里给父亲熬着什么，嘟嘟一个人在餐桌上吃饭。保良走进父亲的房间问安。
父亲心情显然不好，用不满的眼神盯着保良左耳的耳环，说了句：“男不男女不女的，你能不能摘了！”
保良就摘了。父亲病着，他不想惹他心烦。
父亲叹了口气，又说：“你干什么去了，怎么总这么晚回来？”
保良说：“我在学校补课。”
父亲的脸色这才慢慢平缓，不那么紫了，声音也心平气和了一些：“保良，你能不能帮爸爸办个事去？”
保良说：“什么事？”
父亲说：“嘟嘟想吃汉堡包了，现在太晚了女孩子上街不安全，你能不能帮她买一个回来？”
保良怔了片刻，点头说：“行。”
不止一次了，嘟嘟要吃什么，父亲都是再晚也出去给她买回来，酸梅汤冰淇淋什么的，还有让她越来越胖的巧克力奶昔之类。嘟嘟总是这么嘴馋，买回来也只是一句“谢谢爸爸。”一脸受之无愧，理所当然样子。也许父亲觉得杨阿姨也是这样照顾他的，也许因为嘟嘟很早就叫他爸爸了，所以父亲为嘟嘟干这干那，从没怨言。
父亲倒是从来不让保良去买，一是怕耽误保良做功课，二是不想加深他和嘟嘟的矛盾。只有碰到生病或者刮风下雨的时候，才会例外劳驾保良一回。
不过保良有时也能公允地自我平衡，杨阿姨来了以后，确实减轻了父亲的家务负担，买菜做饭之类平时大多由父亲来做的家务，现在都由杨阿姨为主承担。父亲在家里的笑脸也的确多了，身体状况也好于从前。甚至性格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至少对保良的性子比过去好了不少，过去保良要是敢戴耳环父亲肯定强迫他摘了，而现在，只要保良能跟杨阿姨和嘟嘟和平相处，父亲顶多唠叨几句，然后睁只眼闭只眼。
所以，保良也知道要尽量和她们搞好关系，有看不惯的地方就躲进自己房间。他在这个家里的地盘，一步步退缩在自己卧室的十几米见方之内，声音也必须限制在卧室的门里。过去他在家听音乐总喜欢把声音放大，有些曲子声音不大就听不出音箱该有的震憾感来，可现在他一把音响开大父亲就会敲门进来限制：“嘟嘟看电视呢，你小声点不行！”在父亲安排的不成文的家庭秩序中，嘟嘟成了家里的头号人物——因为嘟嘟是女孩，因为嘟嘟还小，也因为嘟嘟——至少相对保良来说——还有点客人的意味。
保良挺恨的，他在这个家里已被挤在边角，越来越不能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自由呼吸，大声喧哗。
保良第一次和嘟嘟吵架也是因为一只汉堡，那是一个周末假日，保良没睡成懒觉就让父亲叫起来去商场拉鱼缸去了。在那个周末之前，公安厅的领导找父亲谈了退休的问题。父亲的年龄已过五十八岁，身体又有残疾，再提拔肯定不现实了，按有关政策的规定，可以拿全薪光荣“内退”。父亲也就此和厅领导谈了“条件”：同意“内退”，但再次要求公安学院方面确认，只要保良的成绩达到了大学录取的分数，学院保证招收录取。厅领导也再次做了保证：“陆为国同志是全省闻名的公安英模，他的后代子承父业理所当然，就是考不上大学，可以第二年再考，省公安学院的大门对陆为国的儿子将永远敞开！”
父亲从此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开始了退休的生活准备。买了鱼杆，学了麻将，又在客厅里选择了一个合适的角落，量好尺寸，去商场订了一只大号的鱼缸。保良和父亲租了辆小货车，把鱼缸拉回来安装在客厅里，灌好水，调好氧气泵，放进颜色不同形状各异的观赏鱼之后，杨阿姨也把烧好的一条大鲤鱼摆上了餐桌。
保良和父亲洗了手，保良在餐桌前坐下，杨阿姨摆好碗筷绕过餐桌去客厅看那一缸彩色的鱼。父亲喊卧室里的嘟嘟过来吃饭，嘟嘟人未过来声音过来：“爸，我想吃‘麦当劳’！”
杨阿姨走到餐厅门口，哄她女儿：“嘟嘟，快过来，今天妈妈做的是糖醋鱼，你最爱吃的，快来！”
嘟嘟仍未出来，仍喊：“我不吃鱼，我吃‘麦当劳’！”
杨阿姨还想哄劝，哄劝其实就是把腔调拖长：“嘟嘟——”
而父亲开口劝住了嘟嘟的母亲：“孩子要吃就让她吃吧，长身体的时候……我去买。”
父亲瘸着腿一歪一歪地走到自己的卧室去穿衣服，保良只好从餐桌前站起来，冲父亲说：“我去买吧。”
父亲看一眼保良，也许是看到了保良眼中的愠怒，于是不敢劳动儿子，息事宁人地说：“我去买，我正好没烟了，也正好想走走。”
保良冲嘟嘟的卧室大声说：“让她自己去买好了！她又不是没脚没腿！”
父亲想制止保良，但一时找不到适当词句。保良喊出第一嗓子，心中压抑的不满便失控般地决堤而出。
“她又不是什么大小姐，别人也不是她的佣人，干吗要这么伺候她？干吗惯她这个毛病！”
嘟嘟终于从卧室出来了，一同出来的还有她气急败坏的叫声：“我又没让你买，你插什么嘴！你插什么嘴！你欺负女孩子算什么了不起，我才不怕你呢我告诉你！”
两个孩子一直各有不忿，父亲和杨阿姨谁都看得出来，但如此撕破脸皮大声争吵，在这个新家还是头回。父亲大声制止儿子，杨阿姨小声拉劝女儿，但无效，保良已经被嘟嘟的无赖激得面红耳赤。
“我爸腿有病你看不见吗！你不心疼我心疼！”
嘟嘟也喊：“我妈也有病，我妈凭什么要给你做鱼，凭什么要给你做饭，我妈做的饭你不许吃！”
嘟嘟眼泪快要汪出来了，保良头上也冒了青烟。他大步离开餐厅，不顾父亲的呼喊，从自己的卧室拎了件上衣便离开家门。他当时心里只有一句愤怒的誓言：我再吃你妈做的饭我是王八蛋！
当然，这事风平浪静之后，保良当天晚上还是回了家，第二天还是照常吃了杨阿姨做的饭。和嘟嘟之间虽然很久都不说话，但也很久没再公开对峙。嘟嘟显然也收敛了一些，再不当着保良的面指使父亲。父亲在保良的屋里也和保良做过长谈，批评保良对嘟嘟的蛮横态度。他对保良说：“嘟嘟不管怎样还叫我一声爸爸，你什么时候叫过人家杨阿姨一声妈妈？人家杨阿姨是来照顾我的，可你不也是吃人家做的饭。杨阿姨来以后你什么时候收拾过客厅餐厅？什么时候擦过一次地？还不都是杨阿姨干。我们不让你干这些活儿还不是为了你集中精力准备考大学，你怎么从来没对人家说个谢字！”
保良没和父亲分辩，他低头聆训，心情混乱。父亲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只是保良情绪还转不过弯来。他看得出来，父亲是离不开杨阿姨了。可他也不想承诺今后就把杨阿姨当做母亲。他知道由于他对嘟嘟的态度，杨阿姨并不喜欢他，虽然从不当面说他，但私下里也没少在父亲身边抱怨。杨阿姨从外形到内心，都与母亲无法比拟，相差太远，他很难违心地叫她妈妈。如果他叫她妈妈，在夜深人静的梦中，将如何与自己的母亲相见？
保良也看得出来，在他与杨阿姨母女的矛盾中，父亲更多地站在了对方一边。父亲现在不与保良冲突，很大程度是因为保良正处于高考的冲刺阶段。也许父亲明白，一旦保良考上了公安学院，无论是保良个人的心情和目光视野，还是他与杨阿姨及嘟嘟的接触时间，都会发生改变，原有的裂痕就会渐渐消弭，原有的矛盾就会慢慢化解。
高考的日子终于来了。
高考的第一天，父亲找公安厅的熟人，不知从哪儿借了一辆别克轿车，让司机开着，亲自送保良去了位于城北的考场。在保良考试的全程，父亲始终坐在烈日炎炎的街边，等着保良考完出来。杨阿姨虽然并不喜欢保良，但表面上还是全力支持，那几天炖鸡炖鸭，把保良的口味和营养，调理得相当周全。嘟嘟也看出这几日对保良和父亲来说，真的重要无比，所以也闭气息声，不生事端。那几天李臣、刘存亮和菲菲虽然和保良没有相聚的机会，但他们之间的话题，总会提到保良的考试，都知道此役关乎保良一生的命运前途。
保良从小到大，特别是和杨阿姨母女组成新家之后，从没受到这样的重视，一下成了这个家庭关注和娇宠的中心，这种感觉让他觉得生活真好。他的这个新家，他的这个后妈，也是那么亲切，连嘟嘟那张胖胖的脸蛋，也能看出过去从未注意到的可爱与单纯。
还有他的父亲。
每当保良从考场出来，看到等在街边的父亲，看到父亲挤在陪考的家长当中，手里拿着冰镇的冷饮，翘首张望着考场的大门，保良就忍不住心中感动，两眼湿润。
考完之后，很久很久，保良与父亲一起，度过了等待的煎熬，就像一个囚犯在等终审的判决。那些天保良天天帮家里干活，买菜擦地清理院子，既是排遣焦虑，也是对家庭支持的一种回报。因为考试，因为回报，他和这个家庭的关系得到了缓和。他和嘟嘟也说话了，虽然都是些生活中必须的交流，但彼此的口气，都已变得亲切和客气。
等待是一种囚禁，是一种苦刑，在这期间父亲几次去公安学院打探情况，结果总是不甚了了。在这期间公安学院给父亲办理了内退手续，还搞了一个内退仪式。仪式很隆重，在仪式上公安厅的领导感谢了父亲为公安工作和学院建设做出的贡献，也含蓄地感谢了他能给年轻干部让出位置的高风亮节，并且再次提到了以前的许愿，只要保良分数过线，学院保证率先录取。这个保证在这个仪式上得到重申，多少有点正式承诺的意思，所以父亲很高兴，剩下的担忧只是保良的分数问题。分数高低父亲无能为力，只看天意了。
在父亲退休的一周之后，也许是**天吧，保良记不清了。父亲去公安学院取回了他最后一批个人物品，茶杯毛巾和笔记本之类的。在回家的路上，父亲很反常地去了一趟菜市场，买了一条鱼，一只鸡，两斤基围虾，还有其他一些吃的东西。自从杨阿姨来了以后，父亲几乎从没独自上菜市场买过东西。父亲回家后把这堆鸡鱼虾菜放在桌上，保良刚要帮杨阿姨拿进厨房，父亲叫住了保良。
“保良你坐下。”
保良坐下了，他在父亲略显反常的脸上，猜不出祸福吉凶。
杨阿姨以为父亲要骂儿子了，回避地往厨房里走，还没走到厨房门口就听见父亲庄严的声音：
“保良，你考上了！”
好运和成功使人善良；好运和成功使人开朗；好运和成功让人不再计较一切前嫌后怨，一切过往的得失，连杨阿姨和嘟嘟这样曾被保良视之为敌的人，那些天也都变得慈眉善相；好运和成功也使人谦让和宽容，其实杨阿姨还像过去一样，有看不惯保良的地方就在父亲耳边嘀嘀咕咕，嘟嘟也照常撒娇懒惰支使父亲干这干那，但在保良眼里心里，一切都变得可以容忍，可以原谅。
保良后来知道，他的高考成绩其实并不理想，分数虽然过了大本的录取线，但过得相当惊险，相当勉强。而且，离警院的招生标准也有差距，但警院从照顾公安英模的后代考虑，还是破格录取了保良。可以说，保良今后人生道路的第一步，就是踏着父辈的功绩开始的。但无论如何，保良终于走进了他日思夜想的公安学院。
保良走进了公安学院，他的兄弟朋友和他同样欣喜若狂。但对于“鉴宁三雄”之间的关系来说，保良这一步就像迈过了一个界碑——李臣还在夜总会里做服务生，每日昼伏夜出，辛辛苦苦；刘存亮在一家小餐馆里当了一个星期的传菜员，某日和大厨吵了几句让老板开除了，又重新回到失业状态，他们的未来究竟怎样，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但保良就不同了，保良在省城有家，那是多好的一座院落，多好的一幢房屋，保良又考上了大学，而且马上就要穿上警服，保良的人生道路从此铺就，未来一片光明。站在公安学院的门口极目远眺，就能料想五年之后十年之后，保良子承父业，肩上有星有杠，管辖一方领土，而他的“大哥”“二哥”说不定还在哪个餐厅酒吧辛苦打工。那时人已半老，连这口青春饭也许都难保住，盲流到哪里都说不定了。十年后的“鉴宁三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肯定会有天壤之别，其情其景已可想见。
所以，在祝贺保良中举及第的聚会上，李臣和刘存亮半醉之后，不免纷纷泪洒樽前。菲菲那天也喝醉了，当着刘存亮的面搂着保良又亲又笑，狎昵得相当过分。刘存亮虽然喝多了但神智尚清，虽然神智尚清但情绪失控，他几次想把菲菲从保良身边拉开，但菲菲不知因为醉了还是从不把刘存亮的权威放在眼里，怎么拉都照样粘着保良。她叫着保良的名字，夸奖保良真棒，夸保良比刘存亮强多了，还说：
“保良你将来当上公安局长我可找你去，你不会把我忘了吧？保良你还找你姐吗，你将来放假我陪你找你姐去咋样？”
刘存亮终于忍不住了，抬手给了菲菲一个耳光，还骂菲菲太贱。菲菲则抄起桌上的茶碗扔了过去，刘存亮低头闪避，躲开了眼睛没躲开额角。居然，茶碗没碎，刘存亮额角也没破，有惊无险。李臣和保良都上去拉架，把双方的身体拉开，却拉不开彼此的咒骂。那一顿饭闹得不欢而散，虽然都是醉酒撒疯，但也伤了双方感情。第二天菲菲酒醒后只记得刘存亮打了她的耳光，对刘存亮头上那块青肿的来历，则昏昏然没有记忆。于是她向李臣并通过李臣向保良宣布和刘存亮吹了，并且真的搬出了李臣和刘存亮合住的小屋。
在菲菲宣布与刘存亮分手的当天晚上，刘存亮来找保良。他打电话把保良叫出家门，就在保良家的门外刘存亮痛哭出声。保良闻出刘存亮身上又沾了一股子酒气，但言语好歹还算清醒。
他说：“保良，菲菲跟我吹了。”
保良说：“我听李臣打电话说了，菲菲可能也是一时气话，过了这段也就好了。”
“刘存亮说她不是气话，她早想跟我吹了，因为她看上你了！”
保良吓了一跳：“你瞎说什么！”
但刘存亮擦干眼泪态度真诚：“真的，我不是瞎说，她就是看上你了，你比我有文化，比我有钱，比我漂亮，女孩还图什么！”
保良不知该说什么，没想到火能烧到自己身上。他结结巴巴想洗清自己：“不是，存亮，你别误会，我跟菲菲……”
但被刘存亮打断：“你要真喜欢菲菲，我就把她让给你，真的，咱们哥们弟兄多少年了，不能为一个女人坏了情份。我刘存亮是个重义气的好汉！女人，不算什么，三弟你要喜欢，拿去！”
保良嘴笨，一通摆手：“没有没有，菲菲我是喜欢，可我……”
刘存亮不容他说完：“你喜欢，好，她是你的人了！”
保良不知怎么解释：“我不是喜欢，我是说菲菲那人不错，但我从来就没想过和她……”
刘存亮说：“三弟，二哥跟菲菲什么都没有过，最多搂搂抱抱亲亲嘴，菲菲还是干净的。你要喜欢她，我去跟她说，你要愿意上她，她肯定同意的，菲菲的心思我绝对摸得透。”
保良几个回合没有说清，有点浑身是嘴说不清了。他只好把父亲抬了出来：“我爸不让我谈恋爱的，再说我马上就要上学了，也不可能交女朋友。”
刘存亮又掉了眼泪，抽抽噎噎地说：“保良你真是熬出头了，你比我们爱学习，你爸又给你使得上劲儿，你这辈子算有着落了。李臣至少也有了合适的工作，我来省城这么久了，到现在还没地方找饭吃呢。”
的确，刘存亮不爱学习，又吃不了苦，家里也帮不上手，前途当然一片渺茫。他又不如李臣泼辣敢闯，能在夜总会那种地方如鱼得水，听说夜总会的经理有意思要提李臣当领班呢。
两周之后，当保良在父亲的护送下，在一片敲锣打鼓的欢闹中，穿着一身崭新的衣服走进公安学院巍峨的大门，踏上学院内笔直的林荫大道时，眼看着迎新生的标语彩旗迎风猎猎，平整的操场壮观坦荡，他兴奋喜悦的心里，竟忽然飘过一丝惆怅。他不能不客观地承认，在这座学府高墙之外的“大哥”“二哥”，还有喜欢他的女孩菲菲，肯定离他越来越远了。也许他们长大变老之后，很难再像过去一样，坐在那座废窑的窑顶妄论天下，聚在一个街头的餐馆一醉方休。
在保良十八年的经历当中，他只爱过母亲和姐姐这两个女人。
在这十八年的经历当中，保良接触的女性很多很多，比如他的老师和同学，比如他的邻居和街坊。但老师是老师，同学是同学，邻居是邻居，街坊是街坊，他在下意识中并没有把她们当做异性，除了母亲和姐姐，如果也除了嘟嘟和杨阿姨的话，保良生活中出现的女性，只有菲菲。
而菲菲对保良来说，不知因为什么，并没给他心动的感觉。也许因为他从认识菲菲的那一天起，菲菲便是刘存亮的恋人。
菲菲对保良的仰慕，尽管并未激起保良的感动，却无意间唤醒了他对异性的好奇。被女孩喜欢的感觉竟是这样美妙，让人体味到男性的自豪！
在他走进大学校门之后，他也并不像其他男生那样，津津乐道于哪个系哪个班哪个女生的身材相貌，他更敏感的是哪个女生对自己有所关注。不知这种心理是否属于自恋类型。
学院里第一个关注他的异性留给他的印象自然最深，那是一个刚刚毕业尚未分配的干练的女生。那天她帮助总务处的老师给新生发放警服，保良试了好几个尺码的帽子才觉合适，那女生百试不厌的态度让保良对她有了好感，她在保良最终选定二号警帽时还眼神亮亮地说了句：“好帅！”让保良久久为之快意盎然。
这女生的长相和她的个性极为吻合，大大方方，平静自然，五官端正，但不娇艳；皮肤细润，但不苍白。在新生第一次实弹打靶时她再次出现，她让老师叫来担当教学示范。她的姿态标准，动作稳健，表情镇定，弹无虚发。那几天这女生的飒爽英姿成了新生们兴致勃勃的谈资。保良从同宿舍的新生口中，很快知道她名叫夏萱，本地人，侦察专业毕业，本来分到省厅刑侦处坐机关的，后来不知什么缘故，一直留校未走。
男生们对夏萱的关注给了保良极大的自豪，因为他能清楚地记得夏萱看他的眼神，显然带着欣赏与好感。他后来在学生食堂打饭时又看见过她，她站在另一个窗口的队列里，排在保良前边，中间还回过头来，朝这边队列看他来着。保良记得，在夏萱做完打靶示范走回队列的那个瞬间，微笑的目光也似这样有意地，在他脸上停顿了一下。保良马上想像，他大概成了这个英气勃勃的女生心目中的一个角色，白马王子那一类的。保良有时也清醒地知道这都是自己的梦呓与臆想，大概到了恬不知耻的程度，但他还是乐意放任自己的想像，不设疆域地随心驰骋。
没过多久，保良在学校里再没见到这位夏萱。听人说她到省厅报到去了，又有人说她分到市公安局的一个分局去了。无论怎样，留在保良脑海里的，只剩下那个挺拔的身姿，和那个回眸一笑的完美的眼神。
考上了大学，住进了学校，保良和父亲的关系真的更加融洽起来，和这个家庭的敌对情绪，似乎也成为一去不返的历史。不过每逢周末回家，保良除了和家人一起吃饭外，一般都还是在自己屋里上网或者听听音乐，听音乐也会戴上耳机，与杨阿姨及嘟嘟互不相扰。保良偶尔也会主动帮家里干点活儿，杨阿姨偶尔也会把一碟洗好切好的水果送进他的卧室。
父亲每周见了保良，照例关心他的成绩，照例提醒他在学校应该政治成熟，为人表率，最好头一年就能入党，同时当上学习尖子——“你是陆为国的儿子，虎门无犬子，你不蒸馒头也要争口气嘛！反正我在学院领导和老师面前早就替你吹过牛了，说你各方面都是最优秀的。还有，你在学校绝对不能再戴那个耳环，在宿舍也不能戴，当了警察还戴这个，全世界哪个国家都不允许！”
保良当然不可能在学院里还戴这个东西，他把这只耳环装在贴身的衬衣兜里。但一个同屋的室友还是大惊小怪地发现了他耳垂上的小洞，继而这个小洞便成了全班的一个话题。连女生都惊奇地来问保良：“保良你爸妈是不是特别喜欢女孩把你当女孩养了，不然你一个大小伙子又不上轿扎什么耳朵眼儿啊？”
保良总是微笑着回答：“对，我妈想我姐姐，老想让我戴上耳环，就像见到我姐姐似的。”
女生们听了无不惊讶：“哟，你还有姐姐哪，你姐姐在外地？”
保良说：“啊，在外地，好多年都没回家了。”
女生问：“出国了？”
保良说：“不是。”
女生问：“是亲的吗？”
保良说：“当然是。”
女生嗔闹：“你们家怎么搞的计划生育！”
耳环带在身上，周末换上便衣，保良就会把它重新戴上，然后对镜自顾。和李臣刘存亮聚会时他也常常戴上，看得菲菲赞不绝口。
菲菲说：“保良你再戴个假发套涂上口红绝对能够男扮女装。就跟日本的万人迷木村柘哉似的，扮女人比女人还美。”
保良说：“去！”
菲菲和刘存亮确实吹了，菲菲已经开始公开追求保良。保良则像他对刘存亮表白的一样，对菲菲绝无此念，因此“良菲恋”属于剃头的挑子一头热的事。刘存亮离了女人，塌下心来又找了个餐厅服务员的工作，每月工资五百块钱，管吃管住。刘存亮是个性格软弱但胸怀大志的人，五百元工资省吃俭用，每月还要省出五十元钱去买彩票，渴望一夜暴富，连暴富后钱都用来干什么也提前规划了若干方案，那些方案反过来又成为支撑刘存亮生活信念的美好憧憬。连李臣都在他的怂恿鼓动下跟着“玩彩”，只是忽断忽续不能坚持。
李臣在那家名叫“焰火之都”的夜总会里混得不错，每月小费收入不下三千，领班的职位也遥遥在望，所以每天上班都得小心翼翼，不敢出现半点闪失。李臣因此备感劳累，何况在“娱乐场所”干活儿的人生物钟全都乱了，李臣一旦走在白天的阳光下，脸上总是镀着一层病态的青灰。
但和刘存亮相比，李臣的见识和他的钱包一样，倒是越来越膨胀了，夜总会每天来来往往的客人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李臣也就无所不见无所不闻。保良慢慢知道，李臣脸上的青灰不仅仅是上夜班熬的，更多是陪客人喝酒喝的。酒这东西真伤身体，李臣本来五大三粗，在夜总会没干多久，就生生把自己折腾成了一副瘪耳吮腮的样子。
那一阵保良不得不从健康及未来的角度，反复劝戒李臣自控自爱，李臣听了只是无可奈何地笑笑，表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是盯包房的服务生，客人让你干杯你能不干吗，你不干老板先得跟你急了，老板挣的就是这份酒钱！服务生挣的就是这份小费！叫干不干还想拿小费？当然妄想！不但拿不着小费，惹得客人不高兴了，连工作都未准保得住呢，所以真是身不由己。保良有时不得不痛苦地想到，“鉴宁三雄”，从小的兄弟，也许总有一天，会桥路分道，各奔东西。
大学第一年的课程繁重而又紧张，尤其是警院，对学生的生活管理也很严格。每天早起出操，睡前点名，就像军队一样。周末假日也常常组织活动，共青团、学生会和系里的各种活动，一概要求新生积极参加。因此保良并不是每周都能回家，和李臣刘存亮的来往，也就自然而然地渐渐稀少。至于女孩菲菲，有一阵保良几乎把她忘在脑后，当有一天菲菲突然跑到学校来找他时，保良不仅大为意外，而且心里也多多少少地，有那么一点不快。
菲菲来的时候，正是晚上自习的时间，学院的门卫把菲菲拦在学院的东门，然后打电话到侦察系的宿舍楼里。一个热情的同学从宿舍跑到教室来叫保良，等保良赶到学院的东门，菲菲已在口喷热气的寒风里，等候了将近一个小时。
菲菲站在学校东门正面的最显眼处，见到保良从里边出来便远远招呼：“保良！保良！”弄得从校门进出的学生纷纷回头，而且这一天菲菲正好穿着一件淡黄色的上衣，这上衣是菲菲最值钱的一件行头，可惜这种刻意的打扮反而让她显得俗艳不堪，至少以保良的审美情趣来看，那外套的颜色和裤子的样式与季节都不协调。那外套的轻飘和绷圆了屁股的裤子引得往来进出的同学老师无不侧目相看，审视的目光让保良的脸颊一阵阵发烧。
于是保良对菲菲的口气，也就流露着几分不爽：“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他责问菲菲，“谁让你到这儿来的。”
菲菲探头向学院大门里好奇地张望，公安学院大门的气派让她重新另眼打量保良。这大概是菲菲头一次看到保良身穿警服，大门的巍峨和警服的威武，让菲菲不由不眼热心跳。
“你们这儿真牛，保良你就在这里边上课呀，你们上课都穿警服吗？”
保良把菲菲引至大门一侧，进入离灯光稍远的一处阴影，皱眉问她：“你到底干什么来了，有事没事，我还要晚自习呢。”
菲菲说：“没事，我想你了就来看看你，不行吗。保良你带我进去看看怎么样，你在里边学开车吗？”
保良匆匆看了手表，匆匆说了打发的话：“我们学院不让外面的人进去，你要没事就赶快回去吧，我还得回教室上课去呢，你以后没事就别来了。”
保良说着要往校门里走，菲菲才想起来似的在后面叫他：“哎，谁说我没事啊，我有事，没事我来找你干什么。”
保良只好站住，耐着性子问她：“什么事，快说。”
菲菲说：“不是我的事，是李臣的事，是李臣让我找你来的。”
“李臣？”保良问，“李臣找我有什么事，他是不是在外面惹了什么事了？”
保良记得他第一次穿着崭新的警服到李臣的住处炫耀时，李臣确实说过这话，他说：“保良你小子也当上警察了，等哪天我万一犯了事求你帮忙，你可别两眼一翻不来捞我！”
保良两眼直瞪瞪地瞅着菲菲，心里预感到李臣肯定出了事情，于是急着催问：“李臣到底怎么了，你什么时候见到他的？”
“就是今天见到他的，”菲菲说，“他让我过来告诉你，他打听到你姐姐了！”
保良当天晚上向辅导员请了事假，跟着菲菲一起进城。他们赶到李臣工作的“焰火之都”夜总会时已是晚十点多钟。晚上十点正是夜总会开始热闹的时候，李臣盯的包房里也上了客人，保良和菲菲在夜总会门口等到十一点过后，李臣才一身酒气地从里面抽空出来，见了保良一通诉苦，说今天来的都是熟客，非要让他挨个敬酒，他要再不出来八成就得以身殉职不可。
保良还没轮上开口，李臣果然呕吐起来，吐在了夜总会门侧的路边。吐过之后才露出轻松的苦笑：“行了，没事了，吐出来就舒服多了，保良你是来问你姐姐的事吧？”
保良急切地问道：“你知道我姐在哪儿了？”
吐过之后的李臣，面色由白变红，口齿也变得清楚：“在哪儿我不知道，昨天我盯的包房里来了几个客人，其中有从鉴宁来的，他们喝酒聊天的时候说起你二伯了……”
“我二伯？”
“就是权力呀！还说了你姐夫权虎，说权虎在鉴河的一个地方跑运输呢。我一听，这帮人肯定认识权虎呀。今天下午我跟菲菲一说，菲菲就说要去找你……”
菲菲插嘴上来，也是一通诉苦：“你们学校可难找呢，我跟交警打听交警都说不清楚……”
保良愣着，心里不知是希望还是失望。尽管姐姐仍然下落不明，但好歹有了一丝线索，这毕竟是姐姐失踪后第一次有人提到鉴宁权家，提到姐夫权虎，提到权虎的大致去向。
他问李臣：“那些客人你认识吗？”
李臣说：“有一个马老板我半熟不熟，以前到我们这里来过。”
“你知道到哪里能找到他吗？”
“不知道，估计他以后还能来吧。来了我马上告诉你。”
李臣话到此处，怕客人或经理找他，不敢久留，匆匆跑回夜总会里去了。保良冲他顷刻消失的背影喊了一声：“哎！”却不知喊他还想说些什么。
菲菲说：“怎么样，我没说错吧。你姐姐肯定在鉴河哪个地方跟你姐夫在一起呢。你要不要去找？我陪你一起去啊！咱们就顺着鉴河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找，肯定找得到的！”
保良低头思索：“鉴河，好几百里长呢！”
保良知道，现在惟一能够找到姐姐的地方，不是延绵数百里的鉴河沿岸，而是这座“焰火之都”！那个可能认识权虎的马老板，也许还会来这里喝酒取乐！
有了这个线索，保良每天晚上都要给李臣去个电话，询问那位马老板是否再次光顾。他回家把这事向父亲说了，父亲听罢，沉思半天没有吭声。保良在父亲那张闷声不响的面孔上，看不出他心里究竟想些什么。
周日的晚饭以后，保良回学校去，父亲送他出了院子，又一直送到公共汽车站，说是饭后顺便走走。路上，和保良的预料有所不同，父亲并未说起姐姐，父子二人始终彼此沉默，只是在保良上车之前，父亲才在他的身后嘱咐了一句：
“别影响学习！”
但是一连三个星期，保良还是要在每晚熄灯之前，用宿舍楼口的插卡电话，给李臣拨去不厌其烦的问询。一连三周，李臣的回答都是一样：“没来！”
第四周，周日晚上，保良在饭后从家回学院的公交车上，第一次接到了李臣主动打来的电话。为了能和李臣随时保持联系，这个周末保良找父亲要钱买了一部手机。父亲说你一个学生，要手机有什么用处。保良说老师和学生会的头头找不到他总耽误事情。父亲没再多问，拿出一千三百块钱，给保良买了个旧款的松下手机，那手机样式虽已过时，但很好用。而且，就像命中注定似的，保良买下这部手机的第二天就接到了李臣的电话，李臣的电话当然只有一个内容，就是告诉他那位马老板又到“焰火”来了。保良立即下车，换了返程的公交赶回城里，因为担心去晚了那位马老板从“焰火”走掉，保良行至半道又改乘了出租汽车。他赶到“焰火之都”夜总会找到李臣后知道马老板幸好没走，还在一间包房里和人喝酒唱歌。因为不是李臣盯的包房，所以李臣把房号和马老板的衣着外貌悄悄告诉了保良，随后假装与保良素不相识地匆匆离开，照顾自己包房的客人去了。保良找到马老板的包房推门就进，看到屋里至少坐了十多个男男女女，喝酒的喝酒唱歌的唱歌聊天的聊天，气氛热烈也还算文明。保良照直冲一位前额微谢的中年男人走了过去，还礼貌地等他和身边的一位少妇说完话才开口询问：“请问您是马老板吗，我是权虎的亲戚，我能打搅你一会儿跟您说几句话吗？”
马老板似乎并没发现面前这个年轻人是什么时候进来的，他仰头看着保良，怔了一下才出声反问：“你是谁？你是权虎的什么人啊？”
保良恭敬答道：“权虎是我姐夫，我好久没跟我姐姐联系了，她还跟我姐夫在一起吗，您能告诉我到哪儿能找到他们吗？”
马老板又怔了片刻，突然，皱眉否认：“什么权虎，我不认识，你认错人了吧。”
保良一时判断不出马老板为什么突然失口否认，他下意识地生怕失去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他不知用什么方法才能取得对方信任，情急之中有点慌不择言。
“我真是权虎的内弟，您不信您可能打电话问他，您可以问他，你有他电话吧。”
“你认错人了！”马老板似乎不想再听他解释下去，冲屋里一位陪酒的小姐大声抱怨，“哎，叫你们经理来，捣什么乱呀这个人！”
保良看那小姐起身出门叫人去了，他急得头上冒出汗珠，他知道时间也许不多！他的解释几乎变成了恳求：
“马老板，麻烦您给我姐夫打个电话好不好，您告诉他我叫陆保良，您可以问问他认不认识我……”
马老板根本不再搭理保良，起身往沙发的另一端走去。倒是身边坐着的那位少妇，眼睛定定地上下打量于他。夜总会的一位领班带着两个保安跑进来了，拉着保良往外推他：“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到这儿玩儿来了还是捣乱来了！”
保良想跟他们解释来意，但无效，他们推着他往外走：“你先出来，先出来，人家不是说了不认识你吗，你有什么事跟我们出来说，你出来说！”
这一屋子客人，无论男女，全都停止了声音动作，唱歌的不唱了喝酒的不喝了，全都愣着去看保良，都没搞清发生了什么事情。保良被保安们推出包房时听见马老板若无其事地向同伴解释：“……我不认识呀，谁知道，我也纳闷他怎么知道我呀……”
领班和保安们揪着保良出了包房，问他是哪儿的，是怎么进来的。保良甩开他们，扭头向夜总会门外走。他们也不再穷追猛打，由他自去。夜总会这种地方，一般都会养着这些护场的打手，也就是所谓保安。但通常，这种地方的保安遇有情况，一般也多是息事宁人。
保良出了夜总会大门，并没走。时间已近**，这座灯光辉煌的“焰火之都”，仍然狂欢未散。白天保良帮家里搞了一天卫生，早已精疲力尽，他在“焰火之都”对面的小卖店里买了一瓶啤酒，然后坐在马路沿上，对着瓶嘴慢慢地喝。一边喝一边隔了这条并不开阔的小街，盯着“焰火之都”明亮的大门，等着那位马老板玩儿够了出来。
坐在冰冷的地上，一瓶啤酒足以让保良胡思乱想。城市已经睡去，街上空寂无人。只有夜总会门前的几个保安，在和看车的人互相闲聊。这座“焰火之都”，就像沉睡城市的一个梦境。是个闹梦，乒乒砰砰，群魔乱舞，坐在马路对面，都可以隐隐听见里面传出的迪斯科的巨大咆哮。
保良仰脸望天，不知此时姐姐身在何方，有哪一颗星星，能把她熟睡的面庞照亮。他突然觉得姐姐已经有点陌生，突然不敢肯定姐姐还想不想回家，对他和父亲，还有没有感情。他甚至猜不出姐姐是否已经知道母亲死了，是否还会牵挂母女之情。时间是把双刃的利剑，有时会让思念加深，有时会把思念磨平。
于是姐姐的面容在这个深夜忽然模糊起来了，忘了笑是啥样哭是啥声。惟一能很快在保良脑海中浮现的，竟是姐姐在汽车里与权虎缠绵的情景，以及她突然抬头看到保良时的怔忡，还有姐姐用手抚摸他头发的轻柔感觉，那感觉让保良欲哭无声。
保良强迫自己不再陷落于这些往事当中，他试图想些快乐和有趣的事情，来吸走眼窝中的潮湿、缓释鼻子里的酸痛。他开始去想警院的生活，老师和同学……但思绪总是片片断断，散碎如珠……在万念杂陈，百思无序的混沌中，他眼前突然闪过一团火球，但火球之后出现的并不是少年印象中的那位喷火女郎，而是在靶场上英姿勃发的女生夏萱。夏萱的面孔在保良眼前居然停留了很久，很久很久挥之不去。保良想，这位学长不知现在去了何处。
夜很深了，从时间概念上，应该算是新一天的凌晨。夜总会的门口不断有客人尽兴而出。保良两眼紧紧盯着那扇洞开的大门，直盯得眼球酸涨也不敢稍有疏忽。
天快亮了，那位马老板终于出来了，张罗着让人把两个喝醉的同伴开车送走，又和另外几位没醉的男女亲热告别。保良快步走过马路，在马老板被陪他聊天那位少妇挽着胳膊走向自己汽车的路上，保良上前拦住了他们。
保良叫了一声：“马老板！”
马老板站住了，认出了保良就是刚才在包房里打听权虎的那个青年，马上厉声申斥：“你这小子怎么回事，我不是跟你说你认错人了吗。”
保良娓声求道：“马老板，我真是权虎的弟弟，您就告诉我他在哪儿吧……”
“我告诉你啊，你别缠着我，你再缠着我你是自找麻烦……”
夜总会门前的保安看见他们的客人与保良在路边拉拉扯扯像是有了什么纠纷，赶紧跑过来查看究竟。保良料想马老板今天肯定不会吐口了，转身走到马老板那辆别克轿车的车后，想抄下他的车牌。马老板冲过来推开保良，几个保安也上来拉扯保良，拉扯之中手轻手重，都难控制，因此很快演变为一场拳脚冲突。保良前胸后背挨了几拳几掌，也出掌抡拳回敬了对方。保良一动手保安们终于有理由一涌而上了，保良刚刚在警院学会的那几套擒拿格斗的招数虽然实用，但尚不熟练，而且保良一天一夜几乎没有片刻休息，体力耗尽，没分清几个回合，就被众保安打倒在地。几个保安围着他又给了两脚，才被一个头目模样的人拉开劝住。保良趴在地上，听见那头目的声音离他稍远：“行了行了，咱们走吧。”接下来脚步杂沓，还有人在衣服上拍打灰土，吐着嘴里的痰，渐渐的，都走远了。
保良爬了起来，翻身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嘴里黏糊糊的积了些血，歪头吐了一口，一使劲才知道周身剧疼。他几乎没有站起身来的力气，便坐在地上歇了一会儿。马老板的那辆别克轿车早不知什么时候开走了，保良抬眼，看夜总会门口那堆保安还在远远地看他，笑着议论什么。他爬起来，一瘸一拐地蹒跚着过了街，动作机械地朝路边一辆停车等客的出租车挥了一下胳膊。
凌晨六点，保良回了家。
他没敢回学校去，他脸上的青肿伤痕让他没法面对老师的疑问。他回到家时尽管开门关门都轻手轻脚，但还是惊醒了一向睡觉警觉的父亲。父亲披衣出了卧室，开灯看见了保良一身灰土，一脸血痕，惊问出了什么事情。保良不知怎么跟父亲解释，说了句“不小心摔的”。便去卫生间洗脸照镜。父亲当然不信，跟到卫生间里，又跟到保良的卧室，态度严厉地盘根问底。保良精疲力尽坐在床上，只好简单地说了挨打的原委经过。
父亲沉默片刻，冷冷地说：“你姐姐不认我们，是她的选择，你不要再去找她了。我做为父亲，对她问心无愧！我早就想过了，我现在只有你一个儿子，早没有她这个女儿了。现在嘟嘟是我的女儿。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去找她了，找到了我也不认。”
父亲说完，转身出了保良的屋子，他似乎不想看到和听到保良的反应。保良听着父亲的脚步由近及远，在门声响过之后完全消失。保良眼里忽然涌满眼泪，他忽然明白父亲和姐姐，还有躺在家乡的母亲，他们都离他很远很远，而且彼此怨恨。他也许永远不能同时拥有他们了，永远不能再次拥有他曾经有过的那样一个幸福的家庭。
保良在家休息了一天，求父亲给学院打电话替他请了假。周二保良左眼的肿晕未消，又让父亲替他请假，被父亲拒绝。父亲严辞命他立即回校上课：“大学第一年是打基础的一年，你无论身上哪疼哪肿，都要坚持，不能随便缺课。”
于是保良只好上学去了。那几天都有擒拿格斗的训练课程，保良全身肿痛，勉为其难，每节课都被教官责骂。不知是被教官骂的还是伤处疼的，每课下来，他的全身都要被汗水湿得精透。
回校上课的第一天，晚上，保良又给李臣拨了电话，还想问问那位马老板的行踪，不料李臣的电话关机了，打了一晚上都是关机。第二天再打，依然如故。不得已保良把电话打到刘存亮工作的那个餐厅，从刘存亮嘴里，才知道李臣因为保良纠缠马老板这件事，已经让“焰火之都”夜总会开除。
后来明白，夜总会是因为马老板事后投诉，才查清了“来闹事”的人在“焰火之都”有个“内应”，怎么查到李臣的身上，连李臣自己也懵然不清。这种每月能拿两三千小费的工作本来就竞争激烈，稍有不慎就会被他人取而代之。失去这份工作对李臣来说损失巨大，每月三千的收入泡汤不说，快要到手的领班职位也功败垂成，差半个月就能拿到的半年奖金也一阵风吹了，他和刘存亮同住的那间房子也租期将满……丢了饭碗的李臣一下子面临一场重大的生存危机，如不能尽快找到工作将食宿两空！
周末放学，保良没有直接回家，先去了李臣的住处。李臣因保良的连累而失去工作，保良当然要赶去表示慰问。
李臣的状况比保良预想的还要不堪，保良赶到时他正和刘存亮及菲菲一起搬家。其实离租约期满还有七天，但房东听说李臣不打算续租了，便赶紧把房子另租了别人，退了李臣十天的房费，两厢情愿地收回了房子。
安慰的话来不及说，保良先帮着李臣刘存亮拿着大包小包的衣物用品，跟着他们一起到了菲菲的住处。
菲菲住在一家宾馆的职工倒班宿舍里，她有个姐妹在这家宾馆打工。菲菲自从与刘存亮吹了之后，每天晚上就来这里，有空床就睡下，没空床就和那位小姐妹挤在一起。保良以前只知道菲菲为了表示和刘存亮分手而搬出了李臣的屋子，不知道她的安身之榻原来如此朝不保夕。由此也看出菲菲确实是个喜欢扶危济困的女孩，自己尚无立锥之地，还要大包大揽地把李臣刘存亮接过来。
到了菲菲的住处李臣和刘存亮才彻底傻眼，才明白菲菲在这儿其实也是泥菩萨过河。菲菲找那个小姐妹央求半天，那小姐妹又去找了一个男朋友模样的小伙子过来，勉强同意把他们的大件箱包存放在男职工宿舍的储藏间里，晚上能否在此找到空床过夜，还要等夜里十二点后下夜班的职工都回来了再说。
在这种情况下，保良不得不对他这两位愁眉苦脸的兄弟仗义相助：“不行就到我家去吧，先和我挤在一起，先住两天再说。”
于是三个人一齐谢了菲菲，拿了随身的东西就奔保良家来了。
保良的父亲有事不在，杨阿姨和嘟嘟正在餐厅吃饭，见保良开门领进两条陌生的汉子，一时怔着不知如何是好。保良和杨阿姨打了招呼，说明这两位是他的好朋友，没地方住了，先在他的屋里对付两天。打完招呼便领李臣刘存亮进了自己的房间，安顿下来后又让他们先后去卫生间洗澡。这时杨阿姨和嘟嘟都已吃完了饭躲在大卧室里，听着他们在卫生间进进出出的声音，听着保良在厨房里为他的哥们儿炸酱煮面，听着他们在餐厅里呼噜呼噜地大吃一顿，大声交谈……当然，李臣和刘存亮的话里免不了夹着不少脏字，特别是李臣，骂起夜总会的经理来一串一串的，有些话确实污秽得难以入耳。
吃完了饭，保良洗了碗，收拾了厨房，擦净了餐桌，让李臣刘存亮在他的房间里玩电脑听音乐，还告诉他们说话小声一点。然后，保良来到父亲的大卧室前，小心翼翼地敲响了房门。
房门打开了一条细缝，露出杨阿姨半张警惕的脸。保良看见，嘟嘟也在屋里，目光不满地也往门缝这边探看。保良把视线从嘟嘟脸上移开，对杨阿姨问道：“杨阿姨，家里还有被子吗？”
杨阿姨把门稍稍开大了一些，视线向保良卧室的方向延伸了一下，又收回来压低声音反问：“你带人回来住，跟你爸说过没有？”
保良嗑巴了一下，摇头：“还没呢，我爸干吗去了，什么时候回来？”
杨阿姨说：“你爸待会儿就回来，等回来你跟他说吧。不过我觉得你最好别让外人住到家里来，现在社会那么复杂，万一家里少了什么东西，我跟你爸可没法交待。你最好让他们住别处去，你刚才不是都请他们吃过饭了吗，吃饭没什么，住在这儿总不大好吧，你说呢。”
保良低头，忍了一下，把满心的不快忍了回去，他说：“杨阿姨，他们是我最好的朋友，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他们不会拿别人的东西，他们现在有困难，我不能不管。”
尽管保良的口气已经能听出几分不快，但杨阿姨却没有丝毫退让的意思，她说：“家里现在没有多余被子，你还是等你爸爸回来再说吧。”
保良说：“我以前还看见壁橱里放着两床被子呢。”
杨阿姨说：“那是我的被子，是嘟嘟的被子，我们的被子能给外人盖吗，啊？保良，你都这么大了提这个问题合适吗？”
因为上一次保良带李臣来家借宿就因杨阿姨而被父亲拒绝，让保良在兄弟面前丢尽面子，所以当杨阿姨对保良的朋友摆出这样一副拒之门外的态度时，一下就激起了保良旧恨新仇般的一腔愤怒，他忍不住抬起眼睛咄咄逼视，声音虽然用力压抑，但语调已经有点失控：
“我怎么不合适了，我说什么了不合适啊。”
保良记不得这是不是他第一次冲杨阿姨这么不客气地顶嘴，他看到杨阿姨的下巴都哆嗦起来，她哆嗦着说了句：“你别跟我吵，你回头跟你爸爸说去吧，你欺负不着我！”
杨阿姨“砰”地一声关上了房门，但最后一声的怨毒还是穿透房门，传到保良耳中：
“都上大学了还是这么没教养！”
保良用力敲门：“谁没教养，你说谁没教养！”
门里，一个同样大的声气迅速回敬：“你欺负什么人呀！你还当警察哪，警察有你这样的吗，有你这样的吗！”
但这已经不是杨阿姨的声音，嘟嘟的回敬和杨阿姨的声气相比，带有了更多进攻的锐利，很符合嘟嘟一惯的性格。保良不再和她们隔门对吵，但他大步走回自己的卧房时，胸口还在激烈起伏。
刘存亮试探着问保良：“那是你后妈吧，不行我们就不住这儿了。”
但李臣却支持保良：“这是保良的家，咱们是住保良的屋子，又没住她们屋去。”
保良火在头上，发狠地说：“不管她们，你们就住这儿，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你们俩睡床上，我睡沙发，我有大衣！”
保良的大衣是警院发的警服大衣，季节变暖，保良就把大衣之类的棉装都放回家里。李臣和刘存亮兴致勃勃地把保良的警装从衣柜里取出，轮流穿在身上，对镜欣赏。李臣甚至还想借这身警服穿在身上，回“焰火之都”夜总会吓吓那个把他开除的**经理，当然也知道保良肯定不会同意。
很快，他们听到了外面大门的响动，保良知道，是父亲回家来了。
三个人都不约而同地自动屏住了声音，静息聆听门外的动静。他们听见父亲在门厅里换鞋；听见父亲拐着腿经过保良的卧室；还听见大卧室的门打开来了，杨阿姨和嘟嘟一齐出屋相迎……接下来是父亲诧异的疑问：“怎么还没休息，怎么了你们这是？”杨阿姨声音虽轻，但保良他们还是分辩得出，她们压着嗓子在和父亲嘀咕什么，那嘀咕声一直嘀咕进了大卧室里，大卧室的门重又关上，一切又都安静下来，静得有点猝不及防。
李臣刘存亮都看保良，保良不看他们，低头稳住自己的心跳，等着下面的事情发生。
很久，也许并没多久，大卧室的门再次打开。正如所料，父亲一瘸一拐的脚步声向这边走来，保良的房门随即被重重地敲响，保良等到敲第二遍的时候，才从床上站起来开门。
父亲站在门外，一脸疲惫，往屋里看了一眼，目光还在李臣刘存亮脸上停顿了一瞬，才重新落在了保良的脸上。
父亲说：“保良，你出来一下。”
父亲说完，转身向客厅的沙发走去。保良出了自己的房间，看到客厅里只有父亲，大卧室的门紧紧关着，不用猜也知道杨阿姨和嘟嘟都在门后偷听。父亲走到沙发前，没有坐下，转身对保良开口，语气比保良预想的稍显平和。
“保良，你怎么不事先跟我们说一声，就把生人带到家里来住？”
保良开口，他的声气甚至大过了父亲：“李臣刘存亮都是我的朋友，您都知道他们，又不是生人。”
“如果咱们家只有你和爸爸两个人，他们来临时住住倒也没什么关系。可现在杨阿姨和嘟嘟来了，两个不认识的大小伙子一下子住进来，她们觉得很不方便。这个家现在不光是咱们两个人的，你带什么人来，不能像过去那么随便。”
保良强硬地重复了自己的理由：“他们是我最好的朋友，住在我的房间，又不影响她们，她们凭什么不让住啊。我也是这个家里的人，我有权支配我自己的屋子。”
父亲本来是想心平气和地劝说保良，想以道理解决问题，但保良激动的情绪也把父亲激得对立起来，他的声音也开始强硬，尽管还能感觉出他试图克制。
“保良，这是我的房子，是单位分给我的房子，是公安厅照顾爸爸的身体，照顾到爸爸立过大功，所以才分给爸爸这么大的房子。你要带什么人来住，应该先征求一下我的意见，经过我的同意。”
保良毫不停顿地接了父亲的话：“那好，那我现在就征求您的意见。请您同意！”
父亲也毫不停顿地回答：“我不能同意！”
保良也毫不停顿地逼问：“为什么不同意，您得说出道理！”
父亲生硬地回答：“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个家现在不光是咱们两个人的，还有杨阿姨和嘟嘟。我既然把她们接过来和我一起生活，我就有责任让她们在这个家里感到安全得到幸福！你的朋友是住在你的房间，可洗澡、吃饭、上厕所，都得搅在一起，杨阿姨和嘟嘟当然不方便。保良，你是大人了，应该懂点事了。爸爸为国家出生入死一辈子，应该有个幸福的晚年。杨阿姨对爸爸很好，嘟嘟也对爸爸很好，嘟嘟从第一天来，就叫我爸爸。可你和杨阿姨处这么久了，你什么时候叫过人家一声妈妈？你也替人家想想，人家心里是什么滋味。你不愿意叫，爸爸强迫你了吗，啊？我们一直是很照顾你的情绪，很尊重你的，可你尊重我们吗，啊？”
父亲一口一个“我们”，这说明父亲已经把保良排除在外，而把自己和杨阿姨和嘟嘟，划在一拨去了。保良很敏感，也很反感。尽管父亲的话说得句句有理，但对立的情绪让保良一句也听不进去。当感情激动的时候，道理的对错已经不重要了，决定性的因素，只是情绪。
保良红着眼睛，用最后通牒的口气逼问父亲：“爸，我尊重您，但我也希望您尊重我，我希望我在这个家里还有一点基本的权利。我再问您一遍，我最好的朋友，现在有困难，没地方住，我希望您能同意让他们住在我的屋里，我希望您能同意！如果您不同意，那我就跟他们一起走，一起离开这里！”
其实保良明明知道，以父亲的性格，在他这种威逼下绝不会退让，但愤怒已将保良推到了悬崖，也同样无路可退。他的逼问犹如纵身一跃，结果只能粉身碎骨。
“好，保良！”父亲说，“你既然这么问，那我就告诉你，我不同意！你愿意到哪去就到哪去，这就是你的权利！”
保良瞪着父亲，他从小到大从没像现在这样，敢对父亲如此怒目而视。父亲一直是他景仰的对象，也一直是他恐惧的对象，父亲不仅把他养大成人，而且帮他成为一名警院的学员，他未来的一切，都要依靠父亲的规划，他和父亲之间，不仅是父子，而且是师徒，是官兵，一直是指挥与服从的关系。
但现在，父亲受到了冒犯，他变得怒不可遏。他也狠狠瞪着保良，彼此剑拔弩张。他指着保良的卧室，恶声说道：“你马上让他们走，我的话你听见没有！你不去说我就去说！这么多天我一直给你面子，你别登鼻子上脸跟我犯浑！你要跟我来浑的我比你还浑！”
保良不再与父亲对峙，他转过身来的目光，对这个家充满绝望。他拉开自己的房门，对两个不知所措的伙伴说了句：“咱们走！”然后用力打开衣柜，从里面未加挑选地随手拽出几件衣服，塞进自己的挎包，然后率先走出了他的卧室。他甚至没有向僵直地站在客厅里的父亲看上一眼，就带着他的两个兄弟，打开家门，愤而出走。
李臣和刘存亮惶惶然地跟着保良走出了这座小院，一直走到巷外的大街。街上灯光昏黄，人迹稀落。有一些风，吹起他们的头发和衣角，刘存亮不由竖起衣领，左右看看，气馁地问道：
“那咱们现在去哪儿？”
半夜两点，他们找到了一家旅店。旅店的门前停满了外地牌照的货运卡车，能看出这是一家专供过往司机投宿的“大车店”。李臣刚到省城时曾在这里住过一夜，知道在这儿可以租到三十元一天的小屋。
他们在这样一间只有一张床铺的小屋里，挤着过了一夜。
李臣丢了工作，保良和家里闹翻，刘存亮也没了住处，三个人全都郁郁寡欢。不过在这个不眠之夜，兄弟之间的更多安慰，还是一致地投向了保良。大家都是大人了，都懂得父子交恶最需要劝解。
天亮时李臣和刘存亮熬不住困倦，横躺竖歪地打起了呼噜。保良跑到旅店公用的洗漱房里洗了把脸，没有毛巾擦就用手抹了两下，便出门搭早班的公交车赶去上学。学校在省城的西郊，早操肯定赶不上了，但他必须最迟于八点以前赶上今天的头一堂课。头一堂课是学习***理论，这种政治课对考勤的要求最为严格。
这一周每日照常出操、上课、自习、点名，保良别无他念。
和往常不同的是，他就是在上课时也把手机转入震动振动，置于开机的状态。他在等谁的电话呢？尽管他心里不想承认，但偶尔电话响起，他看到来电显示并不是家里的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