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保良第一次爱上一个女孩是在鉴宁市公安学校的大礼堂里，保良记不清那是一个什么节日，公安学校请来市杂技团表演节目，保良就坐在侧幕边的一只小板凳上，可以把整个舞台看得清清楚楚。
这是保良第一次观看现场杂技，整台表演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黑衣少女，那少女面目俊美而又神通广大，不仅翻转腾挪易如反掌，而且手指向哪里，哪里便爆出轰鸣的火花，她张开鲜红欲滴的双唇，口中也能喷出熊熊烈焰，让保良看得热血沸腾，触目惊心。
那一天保良第一次为了一个异性而夜不能寐。那个喷火女孩始终眼含微笑，表情甜美，在他的眼前总也挥之不去，尽管他已描述不清她的容貌，甚至遗忘了她的年纪，但那个女孩却成了他心目中一个最完美的女人。在此之前保良对女人的概念，只是他的母亲和姐姐。
那一年保良九岁。
保良母亲年轻的时候，肯定是个标准的美人。
母亲不仅美丽，而且，是一个最有女人味的女人。
保良的姐姐比保良年长七岁，保良九岁时姐姐正好年方二八，这是中国传统审美眼光中女人最佳的年龄。姐姐和母亲一样秀美，只是性格刚而不柔，这显然随了父亲。
在保良看来，母亲和父亲从里到外都是截然相反的。母亲瘦小但健康，父亲体壮但多病；母亲唠叨但凡事能忍，父亲沉默却毫无耐性；母亲表面总要姐姐让着弟弟，其实私下和姐姐最是贴心，父亲明里处处关照女儿，暗里却把一生的希望寄予儿子一身。
父母的心思保良也许并不明了，他崇拜父亲、依赖母亲，而最亲的却是比他大了七岁还能和他玩到一起的姐姐。姐姐眉眼酷似母亲，个性却随了父亲，保良则像是从街上拣回来的，无论长相还是脾气，既不随父亲，也不像母亲。
保良依赖母亲只是被动的习惯，而对父亲的崇拜和模仿，则完全出于自觉。他甚至和父亲一样，在十岁那年就跟最要好的同学刘存亮和李臣磕头结拜，自号“鉴宁三雄”。他对李臣刘存亮说，他老爸和他一样，也是在十岁那年玩了一场桃园结义，也和他一样，在那场结义中排行老三。在父亲少年结义的三人当中，老大中学没毕业就跟着父母出国定居去了，从此没了音讯；老二长大后下海做了生意，至今还跟父亲情同手足，彼此二哥三弟的你呼我唤，两家人也都一直亲密如亲人。
从保良记事开始，他就经常跟着父亲到二伯家里串门。二伯姓权，二伯的儿子权虎，冲保良父亲叫三叔。两家的邻居都一直以为他们就是亲戚。二伯和权虎也常来保良家，权虎一来就拉上保良和姐姐出门玩儿去，二伯就在屋里和父亲喝酒谈事。那一阵二伯总来求保良父亲帮他办事，因为保良的父亲在公安局的刑侦大队里当大队长，关系多，有特权。那些年父亲帮二伯蹚了不少路子。有一次二伯从小收养的干儿子权三枪跟同学打架被派出所抓了，就是父亲去给保出来的。一年以后权三枪又在街上跟流氓打架，又进了公安局不说，还让学校一怒开除了，二伯也是来找父亲，求父亲再把他这个不争气的干儿子捞出来。父亲四处活动，二伯也给被权三枪打伤的受害人家里塞了钱财，原来弄不好要劳动教养的案子，改成了拘留十五天加两千元罚款，权三枪就又从局子里出来了。就是在接权三枪出来的路上，父亲出了车祸，权三枪头上蹭破了一小块皮，父亲却从此成了瘸子。
那年保良十一岁，他一直视为英雄并全心崇拜的父亲，成了一个瘸子。
成了瘸子的父亲一下子苍老起来，保良这才明白，人的两条腿就是人的支柱，一旦缺了一截，整个人就会变得七扭八歪。残疾以后的父亲就像一头被风干的壮牛，迅速变得枯瘦萎靡，百病丛生。今天查出高血糖，明天查出高血压，后天心率又出了毛病……有点墙倒众人推的架式。工作也换了，一个瘸子再赖在刑侦大队那样一个冲冲杀杀的队伍中，似乎有点不成样子。不知是不是因为父亲以前在公安学校当过兼职教员，所以上级就把他调到了公安学校。不过父亲过去兼职教的，是自由搏击和擒拿格斗，这种课瘸子肯定是教不了啦，所以学校里就给他虚挂了一个副校长的头衔，再兼了一个行政科长的闲差。和以前刑侦大队的职务相比，据说算是提了半级。
当警察搞刑侦，是父亲一生的理想志愿，正值事业的巅峰时刻突然掉了下来，对父亲的打击不难想见。虽然还穿着同样的警服，但每天干的，却变成了锅碗瓢盆之类的生活琐碎。行政科管的不外是绿化、食堂、桌椅板凳、门前三包……原本就少言寡语的父亲变得更加沉默，回家后的脾气更加暴躁，要么一天都不开口，一开口不是埋怨母亲就是责骂姐姐或是打保良的屁股，让一家人全都畏之如虎。
只有姐姐敢跟他顶嘴。
姐姐毕竟大了，又是女孩，顶了嘴父亲也不会动手打她。
但父亲总打保良，尤其是保良学习成绩出现波动的时候，或者保良挑食贪玩不肯吃苦的时候，不光是打屁股了，急了还要打耳光呢。他打保良时母亲和姐姐都是不能劝的，劝了就打得更凶。打完之后，他会把保良单独叫到他的卧室，关上门，然后声泪俱下地冲保良痛哭。保良第一次见到父亲冲他哭时心里万分失落，因为他在父亲哭歪的脸上，再也找不到一点英雄的影子了，那种他一向无比尊崇和悄悄模仿的气慨，已经日积月累地被那份毫无激情的工作消蚀吞并，在父亲的举止和表情中，渐渐荡然无存。
十一岁的保良，忽然怜悯起父亲。父亲在他心里，渐渐不再是一个英雄，而是一个需要同情和可怜的弱者。当父亲每次打完保良又哭着向他倾述自己的人生理想，倾述对保良的一腔希望时，保良正是出于这样的怜悯之心，才向父亲信誓旦旦地保证，从此努力学习，再不贪玩，一定要考上公安学校，甚至考上省里的公安学院，甚至考上北京的公安大学，子承父业，成为一个最优秀的中国刑警，完成父亲未竟的人生志愿和家族理想。
每逢于此，父亲便会备感欣慰，便会追问保良：“爸爸打你你恨不恨？”
保良照例摇头：“不恨。”
父亲就点头，说：“你看，爸爸从来不打姐姐，姐姐是女孩子，长大了嫁个男人，生了孩子也是给人家生的。咱们陆家人今后在世为人有没有脸面，全靠你了。小于叔叔昨天还说，‘老陆你怕什么，你好好把儿子培养出息，将来到刑侦大队工作，一定不比你差。’小于叔叔马上要当副局长了，如果我的腿没出事的话，还轮不到他呢。”
从那时开始，保良就正式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十一岁就确定人生目标的孩子，至少在保良周围的伙伴当中，还没见过。保良的同学当中，很多人今天发誓要当宇航员，明天发誓要当总经理，都是即兴说说，不往心里扎的。保良的姐姐中学毕业考上鉴宁师范学院之后，说起未来也还两眼茫茫。师范学院是专门培养中学老师的，中学老师姐姐肯定不要当的。不当老师又能干什么呢，姐姐也没有既定的主张。权虎建议她去北京报考戏剧学院或电影学院，他说：“陆保珍你长得这么漂亮干吗要浪费这个资源？”
权虎比姐姐只大两岁，大学上了一半就自动退学，因为对权虎来说，不存在对事业前途的任何担忧。二伯的公司这两年忽然做大，在鉴宁和外省都开了房地产项目，还在鉴宁最好的地段盖了一个超大的酒楼，取名“百万豪庭”，在当时名噪全城。二伯就让权虎做了“百万豪庭”的执行经理，连过去总是好勇斗狠在街上寻衅滋事的权三枪，也穿起了一身笔挺的西服，张张罗罗地替他干爹办起正事来了。
母亲平时总是感慨：“二伯发财全靠他那名字。”二伯名叫权力，现在果然因为富有而拥有了权力。二伯因名得势之后，保良家的生活也跟着好了起来。保良的爸爸过去帮了权家那么多忙，何况二伯和他结拜时就发誓有福同享。二伯如今真的有福了，自然不忘报答三弟一家。送来的钱保良父亲要面子坚决不收，小小不然的礼物则源源不断——保良上学背的书包、用的钢笔，保良姐姐穿的大衣、用的手机，都是名牌，连保良他妈削苹果用的小刀，都是从瑞士进口来的。
二伯的公司如同生面发成了馒头，膨胀之快就像大变魔术。二伯的业务忙了，来保良家串门的次数也自然少了。偶尔来，也是劝保良父亲辞了公安学校这个没人待见的小官，跟着他投奔商海，快意人生。保良父亲是个最要面子的人，二伯暴发之后，他反而很少再去登门拜访。二伯劝他辞官下海，他就抱拳一揖，说声：“谢了，单位里事多走不开呀。”
二伯就笑笑说：“真舍不得这身警服呀？你现在脱了，将来可以让保良穿嘛。咱哥俩说好了，你跟我下海，将来保良要是考上公安大学，学费我这当二伯的全包。咱们哥俩水里岸上都得有人，咱们俩穿西装开大奔，让孩子穿官衣开警车。这年头做生意，还必须这样水陆两栖！”
保良父亲也就笑笑，说：“是啊，保良就随我了，就是当警察为国效力的命，不图别的。”
保良过十三岁生日那天，二伯没来，但让权虎和权三枪送来一个生日蛋糕，还有一盒外国进口的巧克力糖。权虎还一并送给姐姐一只新款的诺基亚手机。还要拉保良一家去他们家的“百万豪庭”大酒楼去办生日晚宴。晚上出门的时候刑警队的小于叔叔来了，父亲便让母亲带保良和姐姐坐了三枪的车子先去，他和小于叔叔留在家里谈点事情。保良出了门又返身回去拿帽子的时候，透过父亲房间半开的门缝，看到父亲正和小于叔叔凑近了小声说话，保良已经很久没在父亲潦倒的脸上，看到这样庄严的表情。
也许正是因为父亲脸上这份久违的庄严，让保良觉出某种异样的神秘，让他在那顿热闹而又排场的生日晚宴上，始终心神不宁。快切蛋糕时父亲才姗姗而至。二伯忙完了另一摊应酬也赶过来了，来了依旧开导父亲：“又是单位有事找你？还是听我话辞职算了，到我这儿干多干少还不随你。”
父亲老样子，依然拱拱手，但说出来的话却让大家耳目一新：“我这样子去你公司，你不嫌丢人？”
二伯哈哈一笑：“‘儿不嫌母丑，子不嫌家贫’，你是我三弟，我嫌你什么！再说，你这腿是为了我家三枪才做下的毛病，我要嫌你还是人吗！”
父亲没笑，说：“我下了海，你不怕我踩翻了你的船？”
二伯又笑，笑完还当着这么多晚辈们的面，用手去摸父亲的瘸腿：“没事，我的船大，就你这双腿脚，怕你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劲道！”
大家都笑，笑的时候恐怕谁也没有料到，父亲在几天之后真的辞去了公安学校的职务，一瘸一拐地走进了百万经贸公司刚刚盖好的大楼。
父亲的辞职，让保良又有了新的失落感，他和他的大哥李臣、二哥刘存亮谈起这事，兄弟三人都是齐声遗憾。保良在他的两个兄弟心中，一向被视为警门虎子，保良的父亲即使因残调到警校，仍被他们视为瘸腿神探。现在父亲忽然脱了警装成了一个平头百姓，不光保良自己，连李臣、刘存亮都有点不大习惯。
那一天他们三人说好要去网吧上网的，可这个消息弄得保良情绪低沉，李臣和刘存亮也就没了玩儿兴。他们在保良家后门山丘上的一座废砖窑里长嘘短叹，灰心丧气地展望着各自迷茫的未来。那座山丘直通保良家的后门小巷，废砖窑平时鲜有人光顾，便成了他们三人密晤的据点。他们常在这里纵论天下，说完乔丹和萨达姆之后，也要议论一阵学校里的女生，对好看的女生在三人之间做出并无效力的分配，只为过过一时嘴瘾。
不过说到女生，保良这天变得心不在焉。他从九岁开始暗恋一位喷火少女，直至今日才发觉异性于他，全都可有可无，父亲未老先衰的面容和对他的谆谆寄望，才是压在他心头的一座大山。而且没用多久保良就发现，父亲每换一次工作，性格就有某些改变——不是变得更好，而是变得更坏。父亲自从去了二伯的公司之后就变得更加沉默，常常一个人坐在卧室里，整个晚上一声不吭，弄得母亲和保良姐弟在自己家里，也全都噤若寒蝉，说话全都小心翼翼，如耳语一般。
保良年少，对一切外界的事物尚还懵懂，但他总是隐隐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
在父亲辞职的那天夜里，保良梦见了那个喷火的女孩。那女孩冲他深情凝视，眉宇间英气勃勃飒爽依然。保良鼓起勇气与之亲近，但不行，他稍一近身那女孩便口喷火球，弄得保良止步躲闪。他们彼此相跟，若即若离，行走很远，竟然走进了保良的家里。那女孩突然变成了保良的姐姐，姐姐居然也能口喷烈焰。保良惊恐地喊叫起来，因为他看到姐姐将一团火球喷向父亲，父亲被赤焰笼罩，吼声震天！保良在梦魇中听到了母亲的哭声，姐姐也凄惨得泪流满面。保良也哭了，但他哭不出声音，只能徒劳无力地拼命干嚎。
早上醒来，保良发现自己不仅汗湿枕被，而且神殚力竭。他下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姐姐的房间去看姐姐。姐姐正在梳头，一脸笑容，一脸红润，见他进来还问：“保良，你怎么脸色这么白呀，是不是生病了？”姐姐用手去摸保良的额头，说，“不热，”又说，“怎么都是汗，还不快去洗洗脸！”
保良就去洗了脸。
吃早饭时他又偷偷看父亲，父亲板着脸喝着粥，与往日并无大异。保良的余悸这才渐渐平息下来，心想幸亏梦是假的。
吃完饭，父亲到二伯的公司上班去了，保良和姐姐也一同离家上学。保良的母亲本来在市公安局幼儿园里当老师的，父亲腿残之后就辞了职专门照顾丈夫以及年纪尚小的儿子。保良姐姐上着大学，家务活肯定指不上她了。
保良早听姐姐说过，母亲在嫁给父亲之前，也是富人家里的大小姐呢。
姐姐小时候随母亲回过一次外省的姥姥家，印象已然模糊不清，据说母亲的嫁妆里有好多名贵首饰，以前为了抚养姐姐和保良，后来又为了给父亲治病，卖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一副白金耳环留着没动。那对耳环的箍上，还各镶着一粒真钻，一看就知道是个值钱的东西。母亲只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肯拿出来戴戴，平时都收在柜子里，也不给孩子动的。
保良的姥爷姥姥，以及爷爷奶奶，保良都没见过。除了二伯，保良不知道他家还有什么亲属血缘。
保良家住在鉴宁市西的鉴河边上，房屋虽然老旧了一些，但前后依山傍水，环境优美。房子是市公安局分下来的，保良父母都在市局工作，又主动没要新建的宿舍，所以分给他们的这个院子，实用面积要比父亲这级干部应分的明显要大。保良母亲是个勤快的女人，当了专职太太专职妈妈之后，更是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连这两年越住越高级的二伯来了，也连连赞不绝口，说：“三弟你这小家真是舒服，真是‘家有万贯不如家有贤妻’。”
父亲说：“我这**荜户，跟你那豪宅怎么能比。”
二伯说：“住我那宅子像住饭店，住你这院子，才像回家，有家的味道呀。”
保良觉得，二伯这话真是实话实说，他去过二伯家里，坐哪儿都觉拘束，而回到自己家里，每个角落都让人轻松。保良惟一不满的是他家前门那条巷子，窄得有些过于寒酸，车子肯定是进不来的，二伯来也只能把那辆大奔停在巷口。除了二伯的大奔之外，这条巷口大概从未停过其他够水平的车子。二伯的大奔让保良一家在这条巷子里成了受人瞩目的人物，都知道陆家的家长不仅是个警察，而且还有个特别体面的亲戚。
李臣和刘存亮家也都住在这条巷里，不时停在巷口的大奔和保良父亲的那身警服一样，都是让他们对保良肃然起敬的原因。保良虽然排行老三，但说话的分量，如同老大一般。保良受父亲影响，也不爱言语，和李臣刘存亮在一起时，多是听他们白话，但他听罢是否点头认同，则是李臣刘存亮竞相争夺的表情。
在这条巷子里，陆家还有一个值得另眼相看的理由，那就是保良的姐姐。姐姐漂亮得就不像能从这条巷子里走出来的女人，每当她穿着二伯赠送的名贵衣服，从各家各户的门窗前轻盈地走过，整条巷子的男女老少，都会羡慕得闭气息声。
这一天早上和往常一样，保良和姐姐一起走出巷子。他能感觉到身前身后，无数眼睛惺忪未醒，却能在姐姐的脸上身上擦出火星。那些偷窥的目光让保良既骄傲又厌恶，姐姐则昂首挺胸，视而不见，习以为常。
在巷口分手之前，姐姐叫住保良，她的表情从这个时刻开始，有些不大一样。
姐姐说：“保良，你帮姐往学校打个电话行吗？”
保良说：“干吗？”
姐姐说：“你帮姐请个假吧，就说我生病了。”
保良说：“你生病了？”
姐姐说：“没有，姐今天有事，你就说我生病了，从昨天就病了。”
保良说：“你昨天也没去吗？”
姐姐掏出那只银光闪闪的诺基亚手机，一手递给保良，一手亲热地去摸保良的头发。保良早对姐姐的手机垂涎已久，但姐姐对手机也正在新鲜头上，总藏着不让保良染指。当然，只要姐姐有事求他，哪怕没有这只手机的吸引，这个电话保良也会打的。
保良兴奋地接了手机，按照姐姐的交待，给她的一个老师打了电话。老师问：“你是陆保珍的什么人呀？”
保良说：“我是陆保良，是我姐的弟弟。”
老师说：“你爸爸妈妈在不在呀？”
保良看着姐姐的手势，说：“我爸爸……不在，我妈妈……也不在。”
老师说：“你姐姐什么病啊，要紧吗，要不要我们去家看看？”
保良捂了电话问姐姐：“他们要来看你，让他们来吗？”
姐姐说：“你傻呀，你就说我上医院了，病也快好了。”
保良就对着电话答复：“我姐上医院了，病也快好了。”
打完电话，保良恋恋不舍地将手机还给姐姐，眼睁睁地看着银光一闪，手机便回到了姐姐那只精巧的手包。
姐姐说：“别跟爸说。”
保良问：“跟妈说吗？”
姐姐笑笑：“妈也别说。”
保良仰头眯眼，迎着早上的太阳看着姐姐，姐姐背光的面孔模糊不清。姐姐说：“你还傻愣着什么，还不快上学去，小心迟到。”
保良就上学去了。
这个本应与往常同样平静的一天，被姐姐的诡秘逃学无端搅乱。保良上课上得心不在焉，老是琢磨前几天夜里的怪梦和姐姐的行踪之间，恍惚似有的因缘。姐姐已经有两天没去学校，虽说大学不像中小学管得那么严吧，可两天平白无故不去上学，姐姐究竟去了哪里？
那天晚上姐姐很晚回家，早已吃完晚饭的父亲疑惑地看她，姐姐忙说学校里的学生会有活动必须参加，筹备演讲比赛什么的。母亲张罗着给姐姐热饭，姐姐说和同学一起吃了。姐姐说话的时候扫了保良一眼，和保良的目光碰了一下便快速移开，随即转身进了自己的卧室。
保良也进了姐姐的卧室，听见父亲在身后厉声问他：“保良，你不做作业又去和姐姐闹什么？”
保良说：“我有道题要问一下我姐。”
保良反手带上姐姐的房门，当然没问姐姐课题，而是问：“姐，你白天干吗去了？”
姐正坐在梳妆镜前端详自己，转身笑笑，摸摸保良软软的头发，然后把包里的那只银色手机拿了出来，放在保良手里，姐姐说：“别问那么多了，以后告诉你。这手机里有好多游戏，你玩儿吧。”
保良马上放弃了所有疑问，接了手机玩起来了，让姐姐教他怎样打开游戏，然后又问：“可以拿走玩儿吗？”
姐说：“就在这儿玩儿。”
保良就坐在姐的床上玩起了游戏，直到父亲又在外面大声喊他。
第二天保良上课，心里还想着姐姐的手机，不知何时自己也能拥有，也能拿到学校，在课间休息时拿出来给家里拨个电话，让全班同学看了眼晕。在课间休息时李臣和刘存亮过来找他，跟他说起昨晚电视里的球赛，对中国队逢韩不胜大发感慨。李臣刘存亮找保良来说足球也是投其所好。因为保良是校队的“板凳”。当板凳不是因为保良踢得不好，而是因为他有怯场的毛病，练球时脚下生花，一上场脚就成了漏勺。但教练说过，保良意识好。什么是“意识”保良也不全懂，但已经能在李臣刘存亮面前拿出“意识好”的口气来了，他说：“这有什么奇怪的，我早知道中国队胜不了。”
刘存亮马上附和：“没错！”
李臣也跟了句：“我也知道。”三人便没话了。
上课铃响，三人分手，刘存亮说：“哎，保良，我有件事正想和你说呢。”
保良问：“什么事？”
刘存亮说：“放学再说吧，放了学在老地方等。”
保良说：“行。”
老地方就是那个废砖窑。
保良放学回家，见父亲还没回来，放下书包就往外跑，母亲在身后喊他：“保良，该换衣服了，换下来我好洗！”
保良说了声：“等会儿！”人已跑得无影无踪。
这时的保良，已经快步穿过后门的小巷，这小巷平常不走人的，窄得只是墙与墙之间的一条夹缝。出了巷子就能看到那座矮小的山包，和山包上那个巨大的废窑。那废窑就像一个五官都成了洞窟的骷髅，死模怪样地被遗弃在荒丘之侧。保良三人结义，号称“鉴宁三雄”，可三雄当中过去没人胆敢单独涉足于此。所以，三年前他们结拜之后决定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对这座外强中干的砖窑实施占领。征服这里于他们来说，无疑是人生的一场重大战役，因为这座荒芜的窑窟在他们的胆量面前，一直是个貌似强大的堡垒。
保良登上山包，走进砖窟，时间尚早，刘存亮肯定尚未赶到。夕阳从废窑的几个洞口同时射入，散漫着雾一般的华丽光芒。整个白天，只有这时才有最多的阳光能够照进窑内，窑壁上的斑驳与焦灼纤毫毕现。夕阳也同时制造了巨大的阴影，使窑内的残墙断垣万般狰狞。保良那一刻忽然心跳加快，不是因为那些司空见惯的阴影和光线，而是，他似乎听到窑内某个角落，有人正在低声交谈……保良停下脚步，谈话声立刻变得更加明显，虽然听不清任何一个确切的字眼，但完全可以肯定他没有听错，那的确是两个人压着嗓子，在进行一场急促而机密的交谈。
保良和他的兄弟，利用这里接头碰面已有三年之久，还从未遭遇过外人入侵。保良想跑，又怕逃跑反而会惊动了窑里的人。他在原地站了片刻，不知为什么双脚又向前移。他蹑手蹑脚转过一段焦黑的断墙，悚然发现说话的声音就在耳边，他从一个梁柱的侧面看到半张面孔，和那半张面孔对面的一个宽阔脊背。当认出那半张面孔后保良嗓子里憋住的气忽地一下泄进了肚子，但在那宽阔的脊背转过来的瞬间，保良又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冷战。他看到了父亲惊愕的面孔。他自己的面孔也许同样惊愕，他不明白父亲和小于叔叔为什么不在他家的客厅，而要把这个不见人迹的荒窟野窑，做为见面谈话的地点。
那一天与刘存亮的接头因与父亲的遭遇而被迫流产。第二天上学刘存亮一见保良便满口抱怨：“昨天你怎么没去呀，今天下学别忘了去，我真有事告诉你呢。”
保良没作解释，默默无话。放学时他等在学校门口，见刘存亮与李臣一起出来，便迎上去说：“以后咱们别去砖窑了，要见面另找个地方得了。”
李臣说：“为什么呀？砖窑挺好的。”
保良未答，转向刘存亮问：“你到底有什么事啊，有屎快拉有屁快放。”
刘存亮说：“你先说为什么不去砖窑了。”
保良闷了片刻，说：“昨天我在那儿碰上我爸了，他也约了人到那儿去谈事情。”
李臣刘存亮顿时面面相觑：“你爸！在那儿谈事？”
保良不再纠缠这个疑问，转脸又问存亮：“你说吧，什么事？”
刘存亮这才说道：“前天我看见你姐了，我看见她跟一个男的，坐着一辆宝马！”
保良一怔：“跟一个男的，坐一辆宝马？”
刘存亮说：“对呀，从市府大街‘哗’一下开过去了。”
保良说：“不可能！”
刘存亮说：“骗你是小狗！”
保良这才发现，他的家，他本以为自己了如指掌的家，原来充满了秘密。就像他背着家长认了两个兄弟一样，他的父亲和姐姐，其实也各有不愿示人的隐私。没有任何秘密和隐私的大概只有母亲，母亲每天在家尽心操劳，也许连做梦都离不开她的丈夫和一对儿女。
“鉴宁三雄”结拜时惟一的盟约，就是兄弟情义重于一切，所以保良刚一开口求助，两位兄长全都慨然应允。他们为保良设计了一个行动计划，并且为自己也能制造秘密而激动万分。
根据行动计划的部署，他们三人分别在保良家的巷口和鉴宁师范学院的门口，对保良的姐姐实施蹲守和跟踪。只要姐姐一出家门，保良就打电话给两个弟兄，李臣和刘存亮就会立即蹿出家门，到预定的地点隐蔽守候。
行动进行的当天就有战果，李臣发现果然有一辆宝马去了鉴宁师范，保良姐姐甫一下课就被接走，虽然没见到开车男人的面容，也不知他们去了哪里，但至少证明刘存亮所言，确实不虚。
第二天李臣从他姨家借来了一台老式的家庭用摄录机，还是在鉴宁师范学院的门口，拍到了那辆神秘的宝马，居然，也拍到了那个男人。因为保良的父亲随二伯去省城看项目去了，所以他们放心大胆地重返了他们原有的领地，并在那座暂时无人入侵的废窑里，在那台摄录机的小屏幕上，看到了那辆威风凛凛的车子和那个鬼鬼祟祟的男人。尽管是远景拍摄，尽管图像抖动模糊，但保良还是能从轮廓动作上，一眼认出了那人是谁！
那个男人，就是二伯的儿子权虎。
这天晚上保良回家后姐姐还没回来。保良对母亲说要去同学家对作业，吃完晚饭便出了家门。他在巷口的风中一直守到夜里快十一点了，才看到那辆在镜头里见过的宝马出现在街口。那辆车在他家巷子不远的路边停下，但没人下车。在这条夜深人静的狭窄的马路上，这辆全身黑亮的车子，俨然是个不怒自威的庞然大物。
保良从藏身的一个门洞里悄悄走出，一直走到车头的前方，十三岁的保良个子很矮，目光与车前玻璃恰好平视。借助街边昏黄的灯光，他清楚地看到姐姐与权虎抱在一起，嘴对嘴地亲着对方。这一刻保良说不清心里的感觉，究竟是失落还是伤心。他的姐姐，和他一起长大，朝夕相伴，感情最深的姐姐，如今却抱着别人，样子比他还亲！
权虎看见保良了。
让保良气愤的是，权虎看见他后并没松开姐姐，仍然抱着姐姐不停吮吸，而且还冲他笑呢。姐姐大概从权虎的表情上发现了什么，疑惑地抬起头来，这才看到了站在车前的保良，也看到了保良难过的目光。
那天晚上保良很久不能入睡，半夜三更听见姐姐推开了他的房门。姐姐坐在保良的床上，像往常一样用手摸着保良的头发，脸上微微笑着，眼里却含了一点泪光。她的声音像轻轻的耳语，把保良受伤的心慢慢温存，她说：“保良你应该替姐姐高兴，除了咱爸咱妈，你就是姐姐最亲的人了，姐姐有了男朋友，你应该替姐姐高兴啊。姐姐以前那么疼你，你现在也该疼疼姐了。”
保良翻身背朝姐姐，没有吭声，但他的心却开始转向了姐姐，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和姐姐已经融为一体，姐姐的喜怒哀乐，就是他的喜怒哀乐。他把背脊给了姐姐，是因为怕姐姐看见他脸上知错的表情。何况，姐姐的男朋友是他熟悉的权虎大哥，权虎大哥对保良一直不错。
从此以后，保良就成了姐姐和权虎的同党。权虎生得精瘦，却喜爱姐姐这样发育丰满的女孩。姐姐之所以瞒着家里，是因为权虎还没跟他父亲谈好。权虎幼年丧母，靠父亲养大，生活中事无大小，一概尊从父命。而父亲是否愿意接受结拜兄弟的女儿成为权家的儿媳，权虎还未敢开口问过。在这段热恋秘而不宣的阶段，保良就成了姐姐与权虎彼此联系的工具，为他们穿针引线，为他们传情达意。姐姐跟权虎吹嘘过她妈妈包的饺子特别好吃，权虎说：“再好吃也不可能有我们‘百万豪庭’大酒楼的好吃。”姐姐就哄着母亲包了饺子，然后悄悄拿了些让保良去“百万豪庭”交给权虎，并且非让保良看着权虎当面吃了，吃完表示信服才罢。权虎也让保良拿了“百万豪庭”烹好的三只鲍鱼给姐姐和“三叔”、“三婶”带去。当然，他在保良离开酒楼之前，已经让他趁热吃了一只。保良已经多次吃过这种澳洲鲍鱼，而且都是在这座“百万豪庭”大酒楼里。起先保良只知道鲍鱼好吃，不知道鲍鱼贵的可以卖到两三千元一只，便宜的也要卖到三四百元一只。他给姐姐带回来的那只鲍鱼，姐姐也只吃了一半，另一半还是让给保良吃了。
姐姐说：“鲍鱼最有营养，你吃了好长身体。”
父亲的那只后来也给保良吃了。父亲听说鲍鱼补脑，让保良多吃一点好好学习。母亲那只保良实在吃不下了，母亲就留到次日切碎了炒菜，菜的味道果然比以往要香。
姐姐的爱情，尽管一直不事声张，悄悄进行，但没用多久还是让母亲察觉到了。母亲真是太在乎女儿了，女儿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全都逃不过母亲的眼睛。这也不足为怪，初恋的少女，脸上的颜色、嘴边的笑容、脚步的节奏、说话的声音，全都在变，变得与常态迥然不同。
母亲历历在目，由怀疑到确定。她没去盘问姐姐，而是把保良叫到一旁，连逼带诱，几个回合就将保良瓦解，不仅供出了姐姐的恋情，而且交待了自己同党的身份。母亲听了，没有说话，没有继续追根问底，也没有大发雷霆。母亲只是眼圈一红，然后挥手让保良出去，母亲说：“我知道了，没事了，你玩去吧。”说完转过身去，去叠床上洗好的衣服。
母亲的反应让保良和姐姐都很吃惊。姐姐顾不上责备保良就去敲了母亲的房门。她说：“妈，权虎想请您去他那里吃饭，跟我讲了好几次了。”
母亲眼都不抬，说：“我不去。虽说你爸和他爸是拜把子兄弟，可咱们毕竟是两家人啊，人家的饭，哪能随便去吃。你爸现在又帮他爸做事，咱们更要懂得规矩。”
姐姐干站了一会儿，推保良：“保良你先出去，姐跟妈谈点事情。”
保良就出去了。他知道姐姐必须在父亲出差回家之前，把一切向母亲说清。
尽管，父亲从不轻易训斥姐姐，但姐姐一向很怕父亲。母亲总是唠叨姐姐，姐姐却和母亲更亲。保良听见姐姐和母亲在屋里嘀嘀咕咕谈了很久，但姐姐走出房门时的脸色，说明结果还算称心。母亲答应姐姐，这件事情由她向父亲妥为禀告，但母亲也要姐姐答应，你二伯家可以不论富贵贫贱，咱们陆家不可不论。权虎如果真的爱你，一定要他权家正正经经提出来才行。咱们陆家可以不要一分钱聘礼，但必须要他权家的明媒正娶！
这天晚上母亲真的跟着姐姐去了权虎的“百万豪庭”，在饭间当着权虎和姐姐的面，自然，也当着保良的面，把这个要求说得清楚而又坚决。权虎自是满口答应，说：“那还用说，那是当然。”但母亲也听得出来，至少在那天晚上之前，权虎的爸爸权力和陆保珍的爸爸陆为国其实一样，对这场儿女之情显然一无所知。
但无论如何，那天晚上从“百万豪庭”回到家中，姐姐脸上始终挂着幸福的笑容，那份兴奋和轻松，藏都藏不住的。保良钻到姐姐屋里，看到姐姐又在照镜子。镜子里的姐姐，被几口葡萄酒和太阳般的爱情刺激得面色嫩红。二十岁的姐姐比电视里的明星还要好看，脸上的皮肤五官，秀丽而又周正。走在鉴宁的街上，这样标致的女孩几乎是看不见的。谁能知道，一个如此完美的女孩就藏在这条平凡的小巷深处。保良为他自己，也为他家的这条巷子，感到无比骄傲，甚至也为要娶姐姐为妻的权虎，感到无比光荣。
保良问姐姐：“姐，你高兴吗？”
姐说：“高兴，你呢？”
保良说：“我也高兴。”
保良又问：“咱妈高兴吗？”
姐说：“高兴。”
保良说：“那妈干吗要哭？”
姐说：“没有啊。”又说，“自己的孩子，养这么大了，这一下要走，哪有不心疼的。”
保良忙问：“姐你要走？”
姐姐笑笑，又用手来摸保良的头发，她说：“就跟咱妈一样，嫁到陆家，就是陆家的人了。将来姐姐要是真嫁过去，就是权家的人了。”
保良听了，半天没有回声，眼圈忽地一下，也红起来了。
两天之后，父亲回来了。
父亲是跟二伯一起坐飞机回来的。保良跟了姐姐一起，坐了权虎的宝马去机场迎接。
去机场接他们的还有一大帮人，穿西装穿牛仔的五花八门，据说都是在二伯手下干事的经理，所以当二伯一出现在接机大厅，就立刻被前呼后拥包围起来，口口声声都喊：“权总！”“权老板！”一时搞得八面威风。
二伯和跟他一起回来的干儿子权三枪被那一大帮人簇拥着往大厅外面走去。保良和姐姐，啊，当然还有权虎，一起过去接了父亲手中的箱子。父亲一瘸一拐走在后面，看上去有些形影孤单。
但父亲看到保良姐弟过来便露出了笑容。这笑容父亲在家时已极为少见。这笑容一直保持到权虎用大宝马把保良一家三口送到家里之后，保持到母亲关了卧室的屋门跟父亲如此这般地低语之前。
在保良和姐姐去机场接父亲的时候，母亲就动手做好了晚饭。保良和姐姐一起把饭菜摆在桌上，等着父母谈完出来。保良看得出来，姐姐一边摆放碗筷一边留意着父母卧室的动静，弄得连保良心里都有些忐忑不安。
终于，卧室的门打开来了，父亲和母亲相跟着走了出来，一言不发，坐下吃饭。整个晚饭被父亲的沉默搞得重压难忍，保良偷偷看看母亲，母亲的面孔也像霜打一般。
饭毕，母亲叫保良到厨房帮她洗碗。父亲和姐姐都留在客厅的桌前。虽然母亲有意关上了厨房的房门，但保良还是很快听到客厅那边言高语低地争执起来。
出乎保良和姐姐的意料，显然，也出乎母亲的意料，父亲不同意这门亲事，而且态度极其坚决。
父亲的理由是：他现在和二伯在一个公司工作，两家联姻多有不便。
姐姐说：“那你和我妈结婚时也是一个单位的，你们怎么就没有不便？”
父亲反驳道：“我和你妈只是一个大单位的，平时根本见不着面，你妈和我也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可小单位就不同了。我现在又在权力手下干事，以前他是我二哥，现在他是我老板，你和他儿子有了这层关系，我在公司里很难做人！”
姐姐说：“可你也得为我们想想，我爱权虎，权虎也爱我，我们已经分不开了。”
父亲的口气非常委婉，立场却极端强硬：“分不开也得分开，爸爸养了你这么大了，就这么一件事要你尊重爸爸，你都不肯吗！”
姐姐哭了，哭着跑出家门。当然，保良猜得没错，她是去找她的权虎哥了。这天晚上权虎也把权家的意见告诉了姐姐。在姐姐与父亲发生争执之前，权虎已经获得了父亲对这场爱情的首肯。
权虎对陆家的态度自然深感不解，当晚就要随姐姐回家找她父亲理论，幸被姐姐挡住了。
姐姐说：“还是让我自己先做我爸的工作吧，他就是那个脾气。其实我爸真正在乎的是我弟。我是女孩，女孩迟早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再去求求我爸他不会硬不同意的。再说这都快到二十一世纪了，父母也不可能干涉儿女的婚姻自由啊。”
那天晚上姐姐一回来就敲开了父亲的房门，还没进门她就双膝一跪，两行眼泪往下一淌，哭着说：“爸，您就成全了我们吧。我以后就是嫁到天涯海角，我都是您的女儿，我一辈子都会孝敬您的。”
父亲坐在床上，闷着无话。母亲披衣出来把姐姐扶进去了。保良站在门边溜着缝看，他不知道为什么姐姐都这么哀求了父亲还能心不软？
父亲闷了很久，终于开口：“保珍，你还小，还不懂事，你不知道这种门不当户不对的两家人，结了婚以后会有多少麻烦。我们做长辈的，比你有社会经验，所以在这种大事上，必须为你做主。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儿，我和你妈都不愿意看到你今后生活不幸……”
姐姐打断父亲，她抱着父亲的双腿哭道：“爸，只要您同意，今后的路我自己走，摔多大跟头我认了，摔了我自己再爬起来。”
父亲说：“你自己爬起来，你爬起来不还是要回你的娘家来。所以这事不光涉及你一个人，也涉及到我和你妈，涉及咱们全家，我们当然有权利发表意见。”
姐姐说：“我摔倒了我不回来还不行吗，我有多大事我都不再求你们了还不行吗？我只求你们答应我和权虎好。以后我保证，我们就是沿街要饭都不到咱家门口来要！”
父亲的话却就此打住，不想再和姐姐争执下去，他转脸对保良的母亲说道：“你先带保珍回她屋吧，今天晚了，这事今天先不谈了。”
母亲弯腰，要拉姐姐起来，姐姐的身子往后一退，坐在了地上，她哑着哭坏的嗓子说：“爸，您要是非不同意，我只有跟着权虎走了，如果权虎他爸也不同意，我们明天就离开鉴宁！”
姐姐这个毒誓发的，让父亲脸色涨红，让母亲眼圈发红。母亲对父亲说：“你就答应她吧，女儿嫁人这是好事啊，怎么话都说成了这样，咱们女儿要是真跟人私奔跑了，咱们丢不起这份人啊……”
保良看到父亲脸色迅速由红变紫，父亲一拍床板站了起来，他冲姐姐颤声吼道：“你要嫌这个家妨碍你了你就走，你就别当我是你父亲，你也别要你妈你弟弟了，你说出这种话来，你还有没有良心……”
父亲的怒吼和姐姐的抽泣，至此全都戛然而止，保良冲进门去，因为他看到父亲的身体趔趄了一下，脸色忽然由红变白，白得就像涂上了一层厚厚的脏蜡。母亲和姐姐也都吓坏了，都去扶持父亲。扶着他在床沿坐下。母亲显然感觉到了父亲手上异常的冰冷和剧烈的脉跳，她慌慌张张让姐姐去打电话叫急救车来。父亲有高血压，高血糖，心脏也曾经犯过病的，这些病让母亲犹如惊弓之鸟，稍有征兆就如临大敌。这天夜里他们把父亲送到医院后，医生给他开了床吊上了药瓶，才对母亲说你们幸亏送得及时，要不麻烦可就大了。
第二天权虎带着权三枪来医院探望父亲，他们带来了一大堆水果和一大篮鲜花，代表二伯问候病情。并且马上叫医生把父亲从急诊室的观察间搬到了一个正规的单人病房里。当然，父亲病着，权虎和姐姐谁也没再提起他们的事情。父亲也没提。大家彼此之间，都是一脸客气。
权虎他们走后，吃过午饭，父亲就要下床出院。
母亲说：“你在医院住两天吧，权虎刚才给保珍钱了，保珍到收费处替你交住院费去了。”
父亲说：“咱们家又不是没钱，干吗要收权虎的钱！是不是非要做出一家人的样子来逼我同意？”
母亲说：“你讲话不能总这么难听，人家看你病了，是表一下做晚辈的心意。”
父亲命令母亲：“你去叫保珍不用交住院费了，她要不想让我再犯病就去把钱还给权虎，我出院回家躺一天就好。”
母亲怕父亲再犯病，不敢违拗，急急地出了病房找姐姐去了。父亲让保良搀着下床，让保良这就搀他回家。
保良说：“不等我妈我姐了？”
父亲说：“咱们先走，不等了。”
保良也不敢多话，扶了父亲出门，在医院门口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刚一上车父亲就用手机给什么人拨打电话，和那人约了地方说有事要谈。于是，车子半路转弯，没往保良家去，而是开到了离保良家不算太远的群众体育馆，在那里保良见到了父亲约来的那人。
那人不是别人，又是父亲原来的同事小于叔叔。
父亲给了保良十块钱，让他到一边玩儿沙壶球去。父亲当刑警时带保良来这里玩儿过沙壶球，不过那次玩儿是免费的。
保良就去玩沙壶球了。
保良玩着沙壶球，眼睛却是瞄着父亲的。因为他能感觉到，在这个轻松热闹的体育馆里，父亲和于叔叔的表情都不轻松。父亲情绪激动，说话时连肢体都会夸张地用力。保良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是在说姐姐的事情，在说姐姐的婚事。现在除了这件事能让父亲如此激动，还有什么事呢。
小于叔叔——其实也不小啦——先是平静地听，然后参与到对话中去。他的表情时而平缓时而激烈，有一刻保良看到，他差点和父亲吵起来了，但又马上压住。他们即便是争吵也全都压着声音，并且不时环顾左右，一副深怕隔墙有耳的样子。除了从表情动作上能感受到他们彼此的分歧，他们的谈话保良一句无法听清。
保良心里很乱，乱得没了玩兴，尽管他以前对沙壶球曾极度着迷，但此刻每个球都被他推得方向错失。几个中学生模样的人过来问他：“你还玩儿吗，你还玩儿多长时间？”
虽然保良已经交了半个小时的钱，但他说了句：“不玩儿了。”便离开球台向父亲走去。这时父亲和小于叔叔似乎已经达成了某种一致，父亲安静下来，闷着面孔听小于叔叔如此这般地解释着什么，劝说着什么……看见保良过来，父亲中断谈话皱眉询问：
“保良，你怎么不玩儿了？”
保良说：“不想玩儿了。”
父亲说：“是不是他们抢你的台子？”
保良说：“没有，我不想玩儿了。”
父亲说：“怎么不想玩儿了？”
保良没有回答，小于叔叔说：“老陆，那就这样吧，你身体有病，先带儿子回去，这事就这么办吧。回头我等你电话。”
父亲说了句好吧，小于叔叔便和保良打了个招呼，匆匆走了。在父亲的提醒下，保良冲他的背影追了一声：“于叔叔再见！”
保良跟着父亲回家，路上父亲始终在想问题，始终没和保良说话。
第二天，父亲跟二伯告假，说要上省城看看病去。二伯在电话里说：“上省城干什么，干脆上北京去看，我帮你找个大医院，你是看心脏还是看什么？”
父亲说：“朋友帮我联系了省城的一位老中医，我这病，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还是得找中医综合辩证地调理一下。”
二伯说：“那要不要跟个人啊，要不让三枪陪你一趟？”
父亲说：“不用了，我让我女儿陪我去就行。”
父亲带着姐姐走了，去了省城。
照理，该由母亲陪父亲去省城的，可父亲偏偏让姐姐陪他。
姐姐陪父亲去省城看中医的第二天，权虎来看望母亲，给父亲带来些降压强心的补药，又托母亲转达他的问候。权虎还带来一台IBM的台式电脑，最新款的，让人安装在保良的屋里。这是保良拥有的第一台电脑，而且比学校里和任何网吧里的电脑都高级多了。母亲死活不收，权虎死活让人安上，还让安电脑的师傅教保良学习怎么使用。母亲看着保良眉开眼笑爱不释手的样子，终于没再逼权虎把电脑拆走。
姐姐陪父亲去省城看中医了，一连三天，保良一放学就泡在那台电脑前废寝忘食。他完全没有注意到三天以来，父亲始终没给家里打过一个电话，报过一声平安。
三天之后，母亲有些着急，打父亲的手机，手机是关的。母亲让保良去问权虎，看权虎有没有接到姐姐的电话。权虎说没有接到，这两天他一直拨打姐姐的手机，可姐姐的手机也是关的。
第四天，母亲急得几乎要报警了，父亲的电话这时打回家来。一听到父亲的声音母亲的悬心一下落地，可父亲电话中的语气却是万分的焦急。
父亲问母亲：“保珍有没有回家？有没有往家里打过电话？”
母亲慌了，慌得口吃起来：“没，没有啊，保珍不是跟你在一起吗？”
父亲说：“保珍不见了，我打她电话，手机也关掉了。”
姐姐失踪了。
母亲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权虎。
她让保良陪着她到“百万豪庭”大酒楼去找权虎，可权虎听到姐姐失踪的消息也同样大吃一惊：“没有啊，她没有给我来过电话，她走以后一次都没跟我联系过。”
二伯也闻讯赶过来了，和父亲又通了电话。据父亲说，他们住在省城火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里，第二天去看了医生，昨天去街上逛了逛，今天一早起来，姐姐就不见了。原以为她又出去逛街了，父亲还生气了一个上午，到午饭时还不见姐姐回来，才疑心出了意外。二伯又厉声追问权虎，是否知道姐姐的下落，权虎赌咒发誓，坚称不知。保良和母亲都相信权虎的表情不是装的。于是，二伯建议父亲别再等了，应当马上报警！
于是，父亲在省城报了警。
母亲和权虎当天晚上也赶往省城去了。两天后二伯也赶过去了，据说二伯在省城有不少关系，在公安局公安厅也有不少熟人。
两周之后，父亲和母亲一起从省城回来了，回来时两手空空。虽然二伯在省城托了不少关系，花了不少钞票，但姐姐还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母亲天天流泪，什么事都干不下去，家里又脏又乱，前所未有。保良也哭了两场，但他看到父亲没哭，而且还一个人到厨房去找吃的。在父亲那照例沉默的表情里，保良看不到应有的悲伤。没有人留意到保良看父亲的眼神，连父亲本人也不会察觉，一个刚满十三岁的孩子，眼神中的疑惑究竟意味着什么。
父母回来的第二天，晚上，天还没黑，母亲不想做饭，拿钱让刚刚放学的保良去巷外饭馆买些饭菜回来。保良买回饭菜，又帮母亲收拾餐桌摆好碗筷。母亲满目憔悴，有气无力地对保良说：“去，喊你爸过来吃饭。”
保良去了父亲的卧室，卧室里没人，又去卫生间找，卫生间也空着，但卫生间旁边的后门却半开半掩。保良从后门探头出去，隐约看到那条夹道般的小巷端口，父亲的影子一闪。
保良叫声：“爸！”
小巷里只有空洞的回声。保良犹豫了一下，顺着窄巷寻踪而去，出了巷口不见人迹，只有坡地上那座庞然大物的废窑横垣眼前。保良不知为什么竟下意识地放轻了脚步，做贼般地摸到了废窑跟前，他忽然听到窑里传来笑声，那笑声让保良心惊肉跳，因为他几乎可以断定，那轻松笑着的家伙，就是父亲以前的同事小于叔叔。
保良心口突突跳着，踮着步子慢慢往前，尽量不让脚下发出一点声音。他终于看到了于叔叔。于叔叔嘴角的笑纹，这时尚未收净，在那副轻松表情的对面，是一个微驼的背影，那瘦削却又宽阔的脊背上，架着父亲硕大的头颅。
也许是听到了什么动静，于叔叔的目光抬起，向保良这边扫来，保良的心脏，几乎从嘴里蹦出。他不知为什么对从小相熟的这位小于叔叔，甚至对生养自己的父亲，此时竟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他害怕自己真的看到了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他因此而不敢正对于叔叔那道突然扬起的锐利目光，他仓促间选择了逃避，他向窑口的方向亡命狂奔。
他们也发现他了！
父亲在身后叫他：“保良！保良！”叫第三遍时保良停住了，但不敢回头。
父亲从身后过来，问他：“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保良喘气喘得胸口发慌，他上气不接下气地答道：“妈……妈让我……让我喊你吃饭！”
保良说完这话，仍然不敢回头。
父亲说：“你们先吃吧，我和于叔叔谈点事情。”
保良低了头往窑外走去，父亲在他身后又说了一句：“你和你妈先吃！”
在那之后的几天，大家还在想方设法寻找姐姐。父亲和母亲，二伯家的人，特别是二伯的儿子权虎，打电话找遍了姐姐所有的同学朋友，希望姐姐的失踪，只是一场负气出走。公安局的人也来找父亲、找权虎、找相关的人员了解情况。权虎还让人把姐姐的照片登在网上，悬赏寻人。二伯也花钱在省里的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马上快过元旦了，年头年尾，一天天临近，催得人人心急如焚。也许只有保良一人看得出来，在父亲那张表面焦急沉痛的脸上，隐含着一丝平静和轻松。尤其是在母亲哭着抱怨父亲不该干涉女儿恋爱自由的时候，父亲居然说：“我们一时见不到她，也比她跟人私奔了恨我们一辈子强！”
十三岁的保良，想姐姐想得发疯。
十三岁的保良，心里包藏着巨大的惶恐。
在寻人启事见报后的第四天，姐姐突然回到了鉴宁。
姐姐回来了，但没有回家，她用一个电话把权虎约到了他们经常相约的一个路口，并且嘱咐他不要告诉任何人。所谓任何人，当然也包括他们双方的父亲母亲。
权虎悄悄赶到路口，他在那个路口站了不到一分钟，就看到姐姐从街的对面快步跑来。姐姐跑过马路，跑向权虎，她紧紧抱住了权虎，然后泣不成声。
姐姐的归来，证实了她的“失踪”，确实是父亲亲手策划的一起“阴谋”。这起“阴谋”的目的，还是为了反对姐姐持意不肯放弃的这场门第不合的爱情。
在所有人看来，父亲实在愚蠢到顶。他以看中医的名义把姐姐带到省城，又在省城找到公安方面的熟人朋友，把姐姐“软禁”在一个四面高墙的院子当中。虽然吃喝都有人安排照顾，但这是长久之计吗，你能关她一辈子吗？姐姐和父亲一起住在那院子中的一幢三层高的小别墅里，她的手机从一开始就让父亲藏了，楼里的电话也打不了长途。三天后父亲说要出去办点事情，让她等在这里不许乱跑，从此便人不见影鬼不见踪。院子里的人每天用各种花言巧语试图稳住姐姐，以致姐姐一周之后才发觉情形不对，但院子的大门始终锁着。这期间父亲给她打过几次电话，先是骗她稍安勿躁，耐心等他回来，后又挑明如不放弃与权虎结婚的想法，就不让她回家。
姐姐又哭又闹，她后来才知道这院子原来是公安局的一个内部的招待点。保良后来回想，这个“计谋”肯定是于叔叔出的主意。因为父亲在去省城之前，曾在体育馆和于叔叔鬼鬼祟祟地碰面，在父亲回来之后，又在废窑弹冠相庆地接头。在他们自鸣得意的时候，也许没想到姐姐在省城的那个小院里，已被逼成困兽。
那个小院、还有院里的三层小楼，都是空着的，只有一个老头和一个中年妇女日夜守着姐姐，不许她出去，每日好言相劝，茶饭伺候，无非劝她要听父母的话，劝她在这里好好安静几天，等父亲过来接她回去。
在明白真相的第三天深夜，姐姐从三楼卫生间的窗户顺着楼后外墙的下水管子爬了下来，手和腿都蹭出了见血的伤口。当她的双脚着地后她顾不上疼痛，向着大街的方向飞快奔逃。天亮后她用身上仅有的一点钱买了火车票回到了鉴宁，在那个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的路口，见到了她的爱**虎。
权虎马上把姐姐带到二伯那里，声称要立即与姐姐结婚。他们没有告诉二伯，这时的姐姐，其实已经怀有身孕。
二伯给出的态度非常明确。第一，不反对他们相爱和结婚；第二，他对姐姐说：“我跟你爸爸是几十年的兄弟，你嫁到权家来，你爸必须有个态度，哪怕他到我这儿来点个头，也就算数。他不同意，你们就不能办结婚手续。你们别让我们做老辈的，为你们伤了和气。”
二伯的态度与其说是支持，不如说是反对。
姐姐和权虎决定私奔。
保良是从父亲接到一个电话的反应上，知道了姐姐已经回到鉴宁。父亲接了那个电话后，马上打电话给权虎和二伯，追问姐姐的下落，打给权虎的电话是权三枪接的，说权虎不在，搪塞过了。二伯则在电话里向父亲通报了儿女的想法，并把自己的立场做了复述。在他们通话之后，双方家庭都在寻找各自的儿女，但姐姐没有回家，权虎也不在酒楼，两个年轻人摆出了一副人间蒸发的架式，以争取他们相爱的权利。
保良这才看到，父亲真的急了，脸色发白地四处打电话求助。在和于叔叔通了一个电话后，又匆匆离家而去。也许保良那时年纪太小，他无法推测父亲的不近情理，是否必有其中的道理和原因。
这个道理和原因，是在这段棒打鸳鸯的悲剧发生将近一年之后，保良才得以明晰，可那时一切都为时已晚，一切都已成为过去。
保良见到姐姐是在姐姐回到鉴宁的第二天下午，也就是阳历的大年三十。保良放学时被权三枪在校门口叫走，用汽车把他拉到了一条叫不出名字的街道，带他进入了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在这幢居民楼顶层的一套单元房内，保良见到了权虎和姐姐。
姐弟二人抱头痛哭。
保良觉得，姐姐太可怜了。
见到姐姐憔悴的样子，见到姐姐淌下的泪水，保良也止不住自己的眼泪。他那时把全部的同情，全都投向了姐姐，投向了和姐姐痴情相爱的权虎。那天晚上他自觉自愿地充当了一个小交通员的角色，把姐姐决定结婚并决定与权虎双双出走的消息，悄悄带给了母亲。
这个消息让母亲也流下了眼泪。她和保良躲在厨房里，背着一墙之隔的卧室里的父亲，看了保良带回来的姐姐的亲笔信。那封信里充满了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激与愧疚，让人悲肠百转，也发出了从此井水河水永不相犯的毒誓，令人心寒如冰。
元旦这天，父亲原说要出去找二伯和几个走得近的朋友好好谈谈，但母亲把早饭做熟之后，父亲还未起床。母亲问他，他说头痛不去了。母亲把保良叫到厨房，从身上掏出一只精巧的小盒子，保良知道，这就是母亲惟一留存下来的那件嫁妆——一对镶着真钻的白金耳环。
母亲打开盒子，两只耳环熠熠耀目。母亲取出一只，放在保良手里，随即哽咽起来，克制了半天，才把抽泣压住。她对保良说：“昨天晚上我去街上，给你姐打了电话，她今天和权虎结婚。今天是元旦，是个挺好的日子，今天结婚挺好的。我跟你姐说了，今天妈妈去不了啦，可妈妈要送她一个结婚礼物。保良你把这只耳环带给你姐，告诉她以后不管走到哪儿了，要是想妈妈了，想家了，就看看这只耳环。妈妈这儿还留了一只，妈要想她了，也看看这只耳环……什么时候这一对耳环又合到一起了，妈妈的心也就安了，妈妈等着这天。你跟姐说，妈祝他们幸福。”
元旦，鉴宁的街上，好大的雪。
俗话说，瑞雪兆丰年。
元旦下雪是个好兆，但保良走在街上，雪粉飘在脸上，每一滴每一粒，都像妈妈和姐姐的眼泪，特别凉，特别疼。
姐姐的婚礼就在那幢居民楼的顶层单元里举行，仪式简单。姐姐和权虎一没拜天地，二没拜高堂，甚至，也没有夫妻对拜。他们只是坐在一张旧餐桌前，喝了交杯酒，说了祝福自己的话。桌上摆的“婚宴”，都是从楼下的餐馆里买回来的酒菜，因为这房子是临时租的，所以没有任何餐具，菜就盛在从餐馆带回的塑料饭盒里，筷子也是从餐馆拿来的一次性筷子。权虎因为执意结婚，和他父亲也闹僵了，所以尽管身上有钱，也不敢到街上像样的酒楼里大办喜事。二伯在鉴宁城里耳目众多，他们必须小心为妙。代表女方参加婚礼的，竟然只有保良一人，而男方亲属的代表，也只有背着二伯悄悄赶来的权三枪。
餐桌的一侧，放着姐姐和权虎行将上路的行李，那两只行李让婚礼充满了天涯沦落的辛酸味道。保良把母亲的那只耳环交给了姐姐，保良说：“妈让我把这个给你，她祝你们一生幸福。”
姐姐接了耳环，看了半天，摘了自己原来戴的普通耳环，让保良把这只白金镶钻的耳环给她戴上。保良给姐姐戴耳环时姐姐哭了，耳朵抖得让保良戴了半天才好歹戴上。
权虎问：“怎么只有一只？”
保良说：“另一只我妈留着，说想我姐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他又对姐姐说，“妈说你要想她了，就也看看这只耳环。什么时候两只耳环合在一起了，妈妈的心也就安了。妈说她要一直等着这天。”
保良说完这话，鼻子酸得想哭，泪到眼窝又忍住没落。
姐姐没有说话，只是把保良搂在怀里，先是用手，后又用唇，抚摸亲吻着保良乌黑的头发。婚宴也就此草草结束，权虎开始催促姐姐收拾上路。保良和权三枪一起送姐姐和权虎去了火车站，他看着权三枪帮这对新人把行李搬上车厢，看着权虎拉着姐姐的手踏上了列车的踏板，那一刻他觉得姐姐脸上终于漾起的笑容是那么幸福，那么由衷。
火车开动。
姐姐走了。
保良哭了。
他那时觉得，这就是永别，姐姐真的再也不会回来了。
火车是绿色的，绿色中涂了黄色和银色，还点缀着白色和红色。当火车在雪地里渐渐走远，越变越小以后，统统变成了单纯的黑色。
元旦过后，父亲照常去二伯的公司上班，和二伯见了面，谁也不提儿女的事情。也许他们都不知道他的女儿和他的儿子，已经秘密地结了婚，他们兄弟二人，已经亲上加亲地成了儿女亲家。
元旦后上班的头一天晚上，二伯让父亲参加公司里的一个应酬，是一家地产商在“百万豪庭”大酒楼宴请二伯。那家地产商要开发市南的一块地皮，想请二伯手下的拆迁公司承包拆迁任务，二伯手下的拆迁公司就由权三枪负责，听说鉴宁很多难缠的钉子户一听权三枪三个字，就全都老老实实地搬了。
那天酒席宴上父亲多喝了几口酒，散席后二伯让权三枪开车送父亲回家。车子开到小巷的巷口，停稳之后，下车之前，父亲问权三枪：“三枪，你跟叔说句实话，你到底知不知道权虎跟我家保珍现在在哪儿？”
权三枪想了一下，说：“权虎和保珍已经走了，他们已经结了婚，前天就走了，可能到上海去了。”
父亲按说应有预料，可他当时的表情却说明他真的没有料到：“结婚？他们已经结了婚？”
权三枪说：“他们也不能不结了，保珍已经怀了权虎的孩子，不结婚更不好办了。”
父亲没再说话，他手脚迟钝地开了车门，下了车子，刚刚走了两步就双腿一软，瘫在了马路边上。
保良和母亲赶到医院时父亲已经打上了吊针，吊针里除了治疗高血压的药物外，还有一种镇定催眠的药物，父亲很快睡过去了。二伯也赶过来探望，见父亲已无危险，又向医生问了情况，才打道回府。走前对母亲说：“妹子，你跟三弟说，他愿不愿意跟我搭亲家我无所谓，不是亲家我们还是兄弟。孩子也都大了，咱们想管也管不了，随他们去吧。咱们做老辈的，别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长命百岁才是真的。”
保良站在母亲身后，他在二伯的话里，听不出他对权虎和姐姐己成夫妻的事实，是否已经清楚。
父亲醒来之后，又在医院里躺了两天，才出院回家。于叔叔来家里探望了一次，父亲支开保良和母亲，关上卧室的门和于叔叔谈了很久很久。于叔叔走的时候，脸色阴沉，但并没忘记对在门口做功课的保良笑了一下。保良突然讨厌这个于叔叔，他甚至断定，父亲之所以反对姐姐的婚姻，之所以粗暴地把姐姐软禁在省城的那座小楼，大概都是于叔叔出的主意，都是于叔叔设下的圈套。
从此以后，父亲更加沉默。只要父亲在家，家也就变得沉默。父亲只有在严肃地要求保良用功学习的时候，才开口和保良说话。父亲要求保良必须考上鉴宁最好的高中，因为只有上了高中，才有可能考上大学。父亲说他已经和省公安学院的熟人说好，只要保良的分数过了公安学院的录取线，就一定会收他去那里上学。虽然这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但从现在就要加倍努力，打好基础。咱们陆家就靠你了！
父亲说这些话时，态度虽然严肃，言语虽然重复，但声调却总是保持着强烈的激动。说到动情时，眼里还会闪出些许泪光。保良每次照例听着，听完照例点头，然后照例说声“唔”。
那一阵保良在家，只有母亲可以倾心对话。母子二人说话的地点，多数是在厨房和后门，以及其他可以避开父亲的角落。他们相谈的内容，多数是关于姐姐——关于姐姐的去向，关于她的生活，关于她是否幸福，关于权虎是否仍然爱她……还有她肚里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母亲说要是男孩就好了，男孩是家里光宗耀祖的希望，长大以后恋爱结婚，也不像女孩那么让人牵肠挂肚。
保良问母亲：“姐姐要是生了男孩，爸爸是不是就会同意她跟权虎大哥好了？”
母亲反问：“是吗？”
保良说：“因为爸爸看重男孩呀，姐姐要是生了男孩，爸爸也就不用整天逼我学习了。我要是考不上公安学院，还有姐姐的孩子，他要是考上了，一样光宗耀祖呀。”
母亲愣了半天，叹口气说：“唉，你姐就算生了男孩，也是人家权家的苗啊。耀的是人家的祖，光的是人家的宗，和陆家不相干的。”
关于姐姐的长嘘短叹，也是保良与李臣刘存亮聚会时的一个内容。李臣还异想天开地提议大家攒钱，帮助保良前往上海，演绎一出千里寻姐的现代传奇——“万一你姐在上海落入虎口了呢，你去把她解救出来，那时全国的报纸电视都会把这动人的故事宣传报道，你陆保良从此也就一世名扬！”
后来保良知道，姐姐和权虎出走之后，确实去了上海，又从上海去了南京。他们并没“落入虎口”，而是在鉴宁左右的不同城市辗转迁徙，日子过得还算和谐。
姐姐和权虎之间惟一不和谐的，是关于当初要不要离家出走。离家半年之后的权虎开始想家，特别是每当他信用卡上的钱快要用光，马上就会有人在卡上注入新的存额的时候，他的意志和情感，就遭到一次无形的肢解。第一次发现卡上的钱突然回涨的那一刻权虎就知道他父亲已经原谅他了。他开始和姐姐计划归程，但姐姐不愿。那时姐姐即将临产，她害怕回去看到父亲那副严厉的面容。她已经对家里立下了永不回头的誓言，她希望权虎能带她在宁静的二人世界中，让孩子平安降生。
在南京租房非常便宜，这也是他们后来离开上海的主要原因。他们在玄武湖畔租下了一套两房一厅的公寓，并且就在离这套公寓不远的医院，生下了他们的孩子。孩子没有降生之前名字就已起好，叫权雷，小名就叫雷雷，既上口，又有力。从字面的笔画看，也算雨露润禾，吉利富贵。如果生下女孩，就在“雷”字上加个草字头，变成花蕾的“蕾”。雨后的田地上草木繁盛，也算寓意不凡。
权家有福，是个男孩！
在姐姐生下儿子的这一天，权虎兴奋难抑，终于背着姐姐，拨通了他父亲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听到声音虽然余怒未消，但那熟悉的沙哑还是让权虎感到无比可亲。他说：“爸，我是权虎，我想你。”
沙哑的声音故作冷淡：“你还知道打电话回来，我还以为你真有骨气扛到底呢。”
权虎说：“爸，我在南京呢，保珍生了，生了一个男孩，我们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权雷，您看行吗？”
一周之后，权三枪突然来到了南京。他为权虎和姐姐租下了一套豪华公寓，还为他们雇了保姆。孩子满月的时候，权虎带着姐姐和他们的孩子，一起回到了鉴宁。
真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姐姐和权虎在一起生活，做什么不做什么，基本上都是权虎拿主意的。姐姐只有在快要临产时才母以子贵，得到万般尊宠，平时则无甚主见及任何权柄。在孩子出世之后，权虎决心回家，说要赶回去参加他父亲五十五岁的寿宴，姐姐也就只能抱着孩子，忐忑不安地踏上归途。
姐姐回到鉴宁的这一天，正是二伯五十五岁的生日，“百万豪庭”大酒楼可容纳二百人同时进餐的最大厅房，从早上开始就张灯结彩地布置起来。二伯跟父亲通了电话，告诉他姐姐回来的消息，并且约他晚上一起过来喝酒同乐。父亲在电话里祝二伯生日快乐，但表示身体不爽，晚上不能恭陪。二伯猜到父亲还是为儿女婚事耿耿于怀，于是放下电话就让权虎带着姐姐和他们的孩子，回家探望父亲。父亲那天其实本来无病，但见姐姐回家来了，马上躺倒呻吟。母亲兴高采烈地带着权虎和姐姐一走进父亲的卧室，父亲便假病真喘地连连咳嗽起来，母亲过去替他捶了半天才稍稍平息。
姐姐满脸堆笑叫了一声：“爸。”
父亲又开始咳嗽，没有应声。
姐姐说：“爸，我和权虎回来看您来了，我给您生了个外孙子，也看您来了。”
父亲还没答话，孩子忽然睡醒哭了，母亲过去帮姐姐哄那孩子，大家的注意力全被孩子吸引过去。保良偷眼观察父亲，发现父亲坐在床上没动，但看孩子的眼神，专注而又迷惘，说不清是爱怜还是厌恶。等孩子的哭声停了，父亲才慢慢开口：
“保珍，你留下，我跟你单独说两句话。”
母亲看看父亲，又看看权虎，连保良都能感觉得到，父亲始终不理权虎有点不近情理，不太礼貌。不管怎么说，权虎也是陆家事实上的女婿，也是陆家这个新生的外孙法律上的父亲。因为这个孩子，权虎在血缘上，和陆家也有了不可更改的联系。
保良看得出来，权虎很尴尬，也有点不快，他从母亲手里接过孩子，扭脸走出了父亲的卧室。
父亲又对保良说：“保良，你跟你妈也出去一下。”
母亲不敢违拗，拉着保良出了屋子。
卧室里只剩下姐姐和父亲两人。
父亲对姐姐说：“保珍，你走以后，爸爸病得不成样子，你做女儿的心里还有没有父母？”
姐姐说：“有，我出去这大半年，天天都在想您，想我妈，可我不敢回来，回来怕您骂我，怕又惹您着急上火。”
父亲说：“一个人，要是连父母都不顾了，别说街坊邻居，今后不管你走到哪里大家都会骂你。咱们陆家有你弟弟，所以我不求你有多么出息，我只求你做女儿的，为人处事，孝字为先，你爸这个要求，不为过吧。”
姐姐的声音和目光一起低垂：“不过。”
父亲说：“你今天能回来，能回来看我，好，我高兴。今天爸爸只求你一件事，希望你能答应。你今天在家陪陪爸爸，爸爸不舒服，你做女儿的在床前尽尽孝，不为过吧？权虎你先让他回去，孩子他今天愿意抱走，他就抱走，愿意留在咱这儿，就留下，留下你妈也能照顾。至于你们俩今后怎么办，这孩子今后怎么办，你容爸爸过一两天病好了，再慢慢跟你商量，行不行？”
姐姐抬起眼睛，愣了半天，说：“爸，今天权虎他爸过生日，我已经做了人家的媳妇，不能不过去照个面的。我今天晚上去照个面，完事我就回来，回来好好陪您，好好听您的开导……”
父亲没容姐姐说完，马上坚决地打断：“我刚刚说了，爸求你今天陪在家里，就求你今天！你答应，就是还认我是你爸，还是听话的女儿。你不答应，你连这点要求都不答应，你就是对有没有我这个亲生父亲无所谓了，那你就拿权虎的爸爸当你亲爹去吧。他有钱，你认钱做父，我这个生你养你二十多年的父亲，我是死是活，你就不用管了！”
姐姐哭起来了，她说：“爸，不是我不认您，是您不认我。自从您知道我和权虎好上了，您就没说过一句疼女儿的话。如今我都当妈了，您都不认权虎，不认您这个外孙！不是我不爱您，是您根本就不爱我！”
父亲脸孔扭曲，眼圈也忽地红了，于其说是伤心，不如说是怨怒：“我不爱你？我不爱你？早晚有一天你会知道，爸爸为你**多大的心！我今天就问你这一句话，你是我女儿不是？你是咱们陆家的人不是？是，你就留在家里，等过一两天咱们商量妥了，你爱去哪里我不拦着你。你今天要是非走不可，我也不拦你，那你以后也就别再回来了！”
姐姐泣不成声，她“扑通”跪下来，说了句：“爸，我是您的女儿，可我现在也是人家权家的媳妇，我对不起您了。”说完她朝父亲“砰”地一声磕了一个响头，磕完便爬起来出了房门，门外的母亲紧张地盯着姐姐脸上的泪水，颤声相问：“怎么了又？”姐姐哭着叫了声“妈”，然后从权虎手上接过孩子，说了句：“走！”便一路走出了家门。
姐姐抱着她的孩子和权虎走了。母亲叫一声：“保珍！”眼泪哗哗地淌个不停，但听见父亲在卧室里狠狠地一声不吭，母亲也不敢放声悲恸。保良呆呆地站在客厅门口，他想安慰一下母亲，又想追出去和姐姐告别，又想应该进屋去看一下父亲。就在六神无主的这个瞬间，保良发觉自己突然长大，他的胸膛里沉沉跳动着的，是一颗沧桑的心！
那天晚上保良没有睡着，他在床上辗转反侧，渴望再次梦见那个喷火的女孩。他渴望依附在一个身怀绝技无所不能的女神怀中，受她庇护，被她爱抚，随她驾风而去，远离一切尘俗。但保良望着黑洞洞的屋顶，女神始终没有光临。
隔壁房里，父亲母亲也许同样今夜无眠。尽管姐姐早在半年多前就已离家出走，但保良能感觉到的，这一夜才是真正的亲人离散。
第二天一早，母亲借口到外面买豆浆去，跑出去用巷口的公用电话拨了姐姐的手机，不料姐姐的手机关了。母亲犹豫片刻又拨了权虎的电话，权虎的手机也关了。母亲回家悄悄问正准备出门上学的保良。
保良说：“昨天二伯过生日，可能他们都睡得很晚，不会起那么早吧。”
母亲松口气说：“我还以为你姐真的不理咱们了呢。”
白天，父亲也出门去了，不知是去上班还是办事，夹了个皮包，一瘸一拐地走出了巷子。快到中午时分，母亲又拨了姐姐的手机，那手机依然关着，权虎的手机也依然关着。母亲在家里的电话本上查到了权三枪的电话，拨过去，同样关着。母亲放心不下，犹豫了很久。终于拨了二伯的电话。二伯办公室和家里的电话都没人接。母亲慌了，又无可作为，连烧水做饭的心情都没有了。
晚上，保良和父亲几乎是前后脚一起回的家。父亲的脸色依然不好，他没有照例盘问保良的学习成绩，也没有问母亲饭做好了没有，他在客厅里的餐桌前坐下，叫母亲，又叫保良，让他们都过来，一起坐下。
他说：“你们坐下，我有话要说。”
母亲坐下来了。
保良还背着书包，也坐下来了。
父亲说：“有件事，我要告诉你们。我大哥权力，也就是保良的二伯，涉嫌非法集资和黑社会犯罪，昨天晚上，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昨天晚上，公安机关把百万公司的主要成员全都抓了。这是一个大案，权虎有没有牵涉进去，还不清楚。但是他和保珍现在都被公安机关控制了，下一步会怎么样，都很难说。我做为保珍的父亲，这半年多来，该做的我都做了。保珍以后怎么办，听天由命吧。”
母亲呆掉了，连哭泣都被窒息。保良也呆掉了，那一刻他的脑子飞快地闪过无数画面的碎片，虽然没有连成一条明确的线条，但整个事件的内幕，已可隐隐透出！
那天夜里保良隐约听到隔壁的厨房里，母亲在悄悄哭泣，保良也在被窝里悄悄哭泣。他不知道父亲在另一侧隔壁的卧室里，是否能够安睡。父亲没有过去劝母亲，保良也没过去。保良虽然幼稚，却知道一切都已无可挽回。
第二天母亲照常做了早饭，父亲坐在餐桌前，喝了半口稀粥，发了一阵呆，便起身早早出门，不知去了哪里。这一天母亲什么都没做，只是一个人在屋里发呆。晚上父亲回来时拎着一只漂亮的纸袋，是鉴宁最高档的大世界商场的专用纸袋，他把纸袋放在正在假装收拾桌子的母亲身边，想说什么终未开口，然后转身走回自己的卧室。保良为母亲打开那只纸袋，里边是一只精致的鞋盒，鞋盒里有一双讲究的女式皮鞋，尺码和母亲的完全一致。这是保良印象中父亲第一次主动给母亲买东西，表情却并无喜庆而是深深的歉意。
保良说：“妈，这是爸给你买的。”
母亲没有说话。
保良又说：“妈，你要不要试试？”
母亲仍然没有说话，甚至没有向那双看上去相当贵重的皮鞋看上一眼，只是动作机械地继续擦着桌子。
第二天，母亲自己到大世界商城把那双皮鞋退掉了，为保良换回了一双耐克牌的运动鞋来。耐克牌运动鞋保良一直渴望拥有，向父亲交涉过几次，一直未能如愿。
事隔不久，鉴宁的电视新闻里，播出了二伯被抓的实况报道。保良几乎看傻了，电视画面里，大批全副武装的武警士兵和公安干警，将那座“百万豪庭”大酒楼严密包围。二伯过生日的大厅里，参加宴会的人全都双手抱头，在武警的弹压之下，黑压压地蹲了一片。电视镜头扫过了权三枪和权虎的脸，还扫过了其他一些保良熟悉的脸。那些脸或镇定或张皇或灰败如土……二伯被押上警车的镜头做为这则新闻的最后收尾，只照了一个侧面，看不出平时一向豪爽威风的二伯，此时究竟是何嘴脸。
电视里，姐姐没有出现。虽然父亲说过，公安武警在“百万豪庭”采取行动的时候，她也在场。
事隔不久，父亲有一天从外面回来，匆匆说了一句：“我们得离开这儿了，准备搬家吧。”
母亲问：“搬家，搬哪去？”
父亲没有说话，进了卧室便把书柜里的书全都搬了出来，他喊保良：“保良，你去把储藏室的纸箱子拿来！”
事隔很久，保良才完全明白，父亲当初辞去公安学校的职务到百万公司下海从商，就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公安机关早就察觉百万公司有黑社会组织的苗头，苦于没有得力证据。百万公司的上下骨干，都是二伯的亲信，可算铁板一块。适逢国家金融管理机关要求公安部门对百万公司非法集资的情况展开调查，鉴宁公安局才决定两案并为一案，并且动员老刑侦干部陆为国利用与二伯的关系，打入百万公司搜集证据。保良还能记得起来，最初来和父亲交待这项任务的，肯定是那位于叔叔了。他甚至还能记起在进入百万公司的前后几天，父亲每天都阴沉着脸，二伯毕竟是他几十年前就认下的哥哥，两人感情一向不薄。但父亲也毕竟受警察机关多年的思想熏陶和纪律训练，又何况军令如山，国法难撼，父亲只有接受任务，孤身赴险。
事隔很久，父亲说过，早在百万公司最终覆灭的十个月前，公安机关就决定收网结案。抓捕二伯及其同党的方案和时间都己确定，一应证据材料和申请逮捕的报告均已呈送检察机关待批。抓捕行动的警力也已进入状态，令出即发。姐姐就是在那个节骨点上，公开了自己的恋情，并提出了与权虎结婚的要求，父亲不得不在于叔叔的协助下，将姐姐骗到省城软禁，本以为几天之后权家被端，他的用意姐姐自会了然。没想到检察院在审查批捕材料时认为，侦查办案部门提供的证据尚嫌片面，一旦在审讯中和法庭上遇到抵抗，有可能无法完全印证对他们的指控，因此建议暂不收网，建议办案干警细之又细，再查再探。接下来就发生了姐姐跳楼逃回鉴宁的一幕，发生了姐姐与权虎秘密结婚，并且离家出走等一系列始料未及而又无法控制的事变。
父亲无法控制这一切，皆因他不能说出他反对这门亲事的真正理由，他不能明着告诉女儿，这门亲事将给她带来一生的麻烦与悲哀，他只有用一系列看上去不近人情的借口，“粗**涉”女儿的婚姻自由，试图阻止这场悲剧的发生和发展，但无效。不但无效，也彻底恶化了他和姐姐的关系，疏离了他们的情感。姐姐和父亲一样，在外面一切能忍，在家里，自尊心则强烈得不容侵犯。
十个月后，悲剧再现。巧得不能再巧，公安机关依靠父亲的努力，终于人证物证齐全，经检察机关批准，决定在二伯五十五岁大宴群臣的时候，将他们一举拿下。就在抓捕行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紧要关头，姐姐带着她不该生出的孩子，出现在父亲与二伯之间！
二伯出事是出在秋天，保良跟着父母从那条住了多年的小巷里搬出来的时候，街上的树叶还没有来得及黄遍。
他们不仅搬出了那幢虽大却旧的房子，搬出了那条虽短却窄的巷子，而且，保良没想到的，他们居然搬出了他和他的父母，和他们陆家世世代代出生、长大，直至衰老死亡的鉴宁，搬到远在几百里地以外的省城来了。
挺大的家，最后拉到火车站时，只装了一辆卡车，破旧过时的桌椅柜子全都处理掉了，带走的只是父亲的书籍和全家要用的衣服被褥。权虎送给保良的那台电脑也没有带走，父亲把它做为赃物上交给了公安机关。
父亲离开了老家，却重新回到了公安机关。权力犯罪集团一案的侦破，为父亲带来了勋章和荣耀。也许父亲没有想到，在他成为一个残废，在他离开刑侦工作一线，像提前养老似的去做一个学校的闲职之后，还能咸鱼翻身，成为一名侦察英雄，获得一枚整个鉴宁刑侦大队无人拥有的一等功勋章，并且受到省市领导和公安部官员的隆重接见。他的事迹在公安机关内部，被广泛传扬，除了印发事迹材料外，还组织过报告会到地市各级公安机关进行巡讲。考虑到父亲的身体状况，组织上没有同意他回到刑侦部门继续工作，而是把他分配到省公安学院，给了一个副院长的头街，更多的时间则是安排他治病，疗养，休息。父亲也五十五岁了，按他的身体情况，如果不是因为这次立了大功，照理可以办理内退手续了。
保良家的新居，就是省公安学院分给父亲的宿舍，是刚刚盖好的一个小院，比他家在鉴宁的那个院子还大，而且煤气暖气和二十四小时热水，一切应有尽有。屋里装修得也挺讲究，家具也都在省城选样新买。这个院子和他们的生活一样，一切都是簇新的。在这个簇新院落的背后，就是云岭公园的万顷绿荫，而出门行之不远，又是生活方便的闹市，各类商铺一应俱全。
在繁华的省城，在这座有名的都市，保良拥有了这样一个舒适而又方便的家。保良很兴奋，很想立即让李臣和刘存亮都来做客，但他从母亲的脸上，没有看出一丝笑容。他也知道，这样的家是靠父亲的功勋得来的，而父亲的功勋，是以姐姐的毁灭和亲人的离散为代价的。
同样因为父亲的功勋，保良的转学也受到有关方面的格外照顾，安排他进了省城的重点中学插班入学。保良很快就像一个真正的都市孩子一样，习惯了省城的一切。虽然没有了“鉴宁三雄”，每天放学后难免有些寂寞孤单，但新生活中可以享受的东西很多很多，保良那时除了常常想念姐姐之外，生活几乎没有太多的不满和缺憾。
姐姐一直没有音讯，一直没有回家。
二伯的案子，确实非常有名，保良搬到省城之后，还在电视上看过两次关于这个案子的跟踪报道。当荧屏上出现二伯的画面时，父亲起身走回了自己的卧房，他也许不想看到二伯一夜之间，就变得如此鬓发斑白。二伯站在一大排人犯当中，立于法庭的被告席上，在身后两名高**警的挟持之下，显得神形委琐瘦小。他五官呆滞地听着检察官宣读罪状，那一大排身穿黄色马甲的囚犯无论面孔熟或不熟，都让保良第一次体会到世事的沧桑……
从报纸电视的报道中可以看到，二伯和他的团伙被揭发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不少政府官员也牵涉其中，相继落马。这个案子成了当时省内反黑反腐的头号大案，成了百姓们街谈巷议的一个焦点内容。
保良的姐姐和姐夫权虎其实早在保良随父母搬家之前，就被公安机关放掉了。在他们被解除监控之前，父亲让于叔叔陪着，还去姐姐监视居住的地方看过一次姐姐，劝她离婚，劝她回家。
“孩子你带过来也行，留给权虎也行。”父亲劝姐姐说，“你妈你弟弟都很想你，你回来咱们还是一家人。以后爸爸要搬到省城去了，省城优秀的小伙子很多，找个有思想有文化的应该不难。”
父亲一直说，姐姐一直沉默。姐姐不但沉默，甚至不看父亲一眼。
父亲最后说：“保珍，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回不回家？”
姐姐仍然不答。
父亲又说：“我问最后一遍，你回不回家？”
姐姐拧着头，死活不看父亲，死活不发一言。
父亲起身，走出了那个房间。
据说，姐姐和权虎在解除监视居住之后，一起走了，带着他们的孩子。当然，他们肯定离开了鉴宁。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们参与了二伯的团伙犯罪。
他们也许并不知道，二伯究竟是栽在了谁的手里。
在保良考入高中的那年，报纸上公布了二伯团伙犯罪的审判结果，经鉴宁中级法院和省高级法院初审和终审，判定二伯权力及其他涉案人员共三十四人，犯有金融诈骗罪、走私罪、逃税及骗税罪、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组织罪、故意伤害罪、恐吓勒索罪、行贿罪、强迫交易罪、私藏枪支弹药罪等多项罪名，二伯被依法判处死刑，余众分别被判处死缓、无期和有期徒刑不等。
正义与邪恶，亲情与爱情，情义与法律，忠诚与背叛，这一场灵魂搏杀的战争，至此烟飞灰灭，正果而终。
之后，保良和父母就在他们那个舒适的院子里开始了新的生活。新生活既平静安宁，又有那么一点点压抑，一点点莫名其妙的枯燥和沉闷。
父亲每天上班下班，保良每天上学放学，母亲每天上街买菜回家做饭，生活每天周而复始。但保良看得出来，父亲母亲的心里，安定得并不那么由衷。
父亲风光一阵之后，终于回到寂寞中来。那份公安学院的工作，并非他的人生理想，无法焕发他的斗志激情。保良不知道父亲上班时是个什么模样，而父亲下班回家的状态，则显得老态龙钟，只有在饭前饭后对保良进行教导训诫时，父亲眼中才能偶尔闪过一丝激越的光芒。他老是重复地说着同一句话：“保良，我跟我们学院的刘院长讲好了，只要你的高考成绩一过线，学院一定收你。爸爸把道路都给你铺平了，你自己一定要加倍努力！”
父亲经常说到的，还有一句：“保良，爸爸在警界这么多年，立功受奖，人家都当爸爸是个英雄。咱们虎门无犬子，你一定要超过爸爸才行！”
姐姐不在了，父亲的希望更是集中在保良身上。姐姐留给父亲的，只有心痛。父亲要在保良身上，找回自己的笑容。
搬到省城后，父亲给保良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一台电脑，比权虎送给保良的那台，并不差到哪去。只要是保良学习上的需要，父亲总是尽量满足。何况电脑本来就是保良曾经拥有的东西。
在家里，父亲不许保良，也不许母亲，再提过去的事情，甚至不许他们提到姐姐的名字。但父亲自己有时却提，他说姐姐是咎由自取！
其实保良知道，姐姐是压在父亲心里的大山。
保良后来想过，父亲在功成名就之后，难道没有一点英雄气短的隐痛？他会不会想到二伯？二伯是他少年时磕头结拜的兄弟，他们曾经端着一碗鸡血酒许下铮铮誓言：不愿同日生，但愿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但几十年后，二伯死于父亲之手，二伯的儿子权虎，也不知流落何方，还包括已经成了二伯儿媳的姐姐。
如果说，姐姐是陆家每个人心里的一座大山，那么这座山已经把母亲的脊背压弯。如果说，搬到省城后父亲的身体状况维持不变，那么母亲则突然变得百病丛生，变得弱不禁风了。母亲患上了抑郁症、风湿症、哮喘症，她的样子，一下子变得比父亲还要苍老，还要沉闷。母亲在家里除了洗衣做饭，几乎听不到她的一丝声音。
母亲的沉默把这个家弄得彻底压抑，最难承受的倒不是保良，而是一家之主的父亲。因为母亲与保良之间，还有个三言两语，而她与父亲之间，则连眼神都很少传递，饭好了也是让保良去喊父亲：“叫你爸吃饭。”保良不在时，母亲就把饭摆在桌上，让父亲自己看见自己坐下来吃。父亲要问：“你怎么不吃？”母亲就说：“不饿。”或者就说：“在厨房吃过了。”
搬到省城以后，逢年过节，或母亲过生日，或不逢年过节不过生日，父亲常常给母亲买些衣服或其他礼物，还给母亲买过补品。但后来发现，那些衣服母亲始终没有穿过，补品也一直放到过期。后来，父亲也就不再买了。
常常，父亲不在的时候，母亲才会克制着哮喘，对保良说道：“保良，你能帮妈妈找找你姐吗，你姐从小很疼你的。”
保良说：“我知道。”
可保良又到哪里去找呢？
有一天，非节非年，母亲一大早就很反常地把那只从娘家带来的耳环戴上了。父亲上班前奇怪地问：“好大年纪了，怎么今天爱打扮了？”
母亲说：“好久不戴了，戴上看看。”
父亲说：“那一只呢，怎么只戴一边？”
母亲说：“那一只找不见了。”
父亲说：“找不见了？再好好找找，挺贵的东西可别丢了。”
母亲说：“噢。”
父亲走了。母亲看看盯着她的保良，用手摸了一下耳朵上的耳环，说：“今天是你姐生日。”
那天晚上，父亲回家，一家人吃晚饭时，保良突然说：“爸，今天是我姐的生日。”
父亲愣了一下，又低头吃饭。保良看看母亲，母亲显然没料到保良会说这个，端着碗惴惴不安。
少顷，父亲开口，问母亲：“保珍……今年该二十四岁了吧？”
母亲没能答言，却己泪垂双颊，她用手绢擦泪，然后起身到厨房去了。母亲进了厨房，也没有哭出声来。
父亲看着母亲的背影，没有责备。又看看发愣的保良，说：“吃饭！”
但他自己看着桌上的饭菜，则似乎无心下咽。他沉着嗓子，对保良说道：“你姐姐不认我们，我们有什么办法。”停了一阵，父亲又说，“前一阵我托鉴宁公安局的于叔叔帮忙找过她。没找到。她早不在鉴宁了。”
父亲居然托人找过姐姐，这是保良没想到的。保良抬眼去看父亲，父亲马上把话题转向了保良：
“保良，你姐姐要走这条路，我也没有办法，我做父亲的，已经尽了全力。现在爸爸只有你一个孩子了，你又是个男孩，爸爸今后不求你升官发财，只要你能子承父业，让大家看到我们陆家的儿子比他爸爸干得更好，更有出息！爸爸立一个一等功，你要立两个、立三个。你要练得像你于叔叔那样，要文有文，要武有武！爸爸自己不能在侦察一线干了，要是把你培养成能在一线干出成绩的人，爸爸也就死得瞑目了！”
这一大堆话，保良耳熟能详，熟得耳朵都起了老茧。但父亲说着说着眼圈又红了，保良只能面目严肃，郑重点头，做出深切理解，心领神会的样子。
父亲问：“你听懂了吗？”
保良答：“听懂了。”
离考公安学院的年龄越近，保良的这句“听懂了”，就越答得底气不足。
保良是从鉴宁转学插班来的，他的学习成绩按省城这家重点中学的水平，中等还要偏下。能不能考上省公安学院，完全没有把握。父亲的嘱托和希望，虽然总是同义重复，但说得多了，就会形成一种巨大的心理压力，每让保良想起，都不免战战兢兢。
他甚至开始羡慕起李臣和刘存亮来了。
李臣和刘存亮都没考上高中，靠家里走关系找了中专去上，一个学旅游服务，一个学汽车维修，也都学得没精打采。但至少他们没有考大学的沉重压力，不用承载光宗耀祖的家族理想，今后凭力气或凭技能挣钱吃饭，一辈子胜任愉快又有什么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