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醒之塔
一座宝塔在一个城市的一隅站立着，周围是比它更美丽的楼房、大厦一这个“更”字并不意味着我认为这座宝塔也是美丽的，不，一座宝塔从来就不可能是“美丽”的，它只可能是庄严的，肃穆的，或者是阴郁、压抑的，而现在这座宝塔已经老了，一座老了的宝塔经历了足够多的风雨，它已经与庄严、肃穆这些形容词无缘，甚至连阴郁、压抑的力量也已经远远不够了，这就像一个人老了之后只是一个老人，此外什么也不是一样，一座塔老了仅仅就是一座塔。
这个“更”字也没有认为那些楼房大厦是美丽的意思。用钢筋水泥蓝色玻璃等建造装潢起来的楼房大厦，有可能是美丽的吗？至少我认为是不可能的，我宁可用“坚固的”“豪华的”，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等等形容词来形容它们。我用这个“更”字只是构成一个对比，在这个对比中，一座塔以自己衰老的容颜、形影相吊的身姿，使那些雨后春笋般不断窜出的楼厦有了虚假美丽的性质。
这个城市的名字是安庆，一个已经存在了七百多年，而我才居住了十几年的古城，它位于长江北岸，不舍昼夜的江水，日夜击打着它临江的城墙。
这座塔的名字叫做振风塔，一座比这城市略为年轻，但也已目睹过几个世纪的死亡的古塔。
那日夜击打城墙的涛声曾经是金兵的马蹄声，一千里色中秋月，半夜军声万马潮。一二一七年，风雨飘摇的南宋，在这当时一片荒凉的江畔筑城驻军以御金兵，城未破于金却被破于元，国破山河在，城破之后城池也仍在。在“安庆”这个名字上“定居”下来的这个当初的驻军小城，已是初呈繁华的商业之城了。
那塔，当是为佛所建。但并未能供奉舍利，因此只能说是为佛教所建吧。但我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于是，塔在我眼里便只是塔，不为任何存在，甚至也不为它自身存在，它只是存在而已。
塔因此成为一个我眼中的象征。
象征就是那种什么都可以是，唯独不是它自己的东西。
也是总是就在这儿，却又根本就不在这儿的那种东西。
对塔一直有着浓厚兴趣的我，很长时间里并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对塔有兴趣，我曾经以为那是因为塔可以使我登髙远眺，放目八极，而我的确不曾放过任何一个登上任何塔顶的机会，安庆的振风塔我更是登临过多次。但后来我终于明白了，我喜欢塔的原因只是因为我与塔都不是自己，都是既总在这儿，却又根本就不在这儿——兰波的那句“生活在别处”，在我和塔的存在中得到了印证：我们总是生活在别处，即使也生活在此处，那个此处也仅仅只是被微弱地包含在别处之中。
感谢那位米兰》昆德拉小说《生活在别处》的翻译者，他让像我这样的读者得以读到那部小说，但他在译后记或者译者前言中（在我看来，后记或前言都是一样的，它们并没有前后的区别）对书名所做的美好的生活总是在别处的解释，我是不能接受的。“生活在别处”中的“生活”，只能是一个动词。
名词和动词有着本质的不可混淆的区别。
塔是一个名词还是一个动词？这全在于怎么看。但即使是只从修辞角度来说，一个静立的名词，一座静立的塔，一个死去的人的名字，—旦它成为了象征，它就是动词了。
这是我的修辞学，不是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
亚里士多德没有见过塔，尤其是没有见过我见过的塔。塔是东方的，传入中国后又变成中国的，它是中国独有的象征，独有的名词与动词，与它所来的印度的浮屠已经没有多少关系，证据就是塔那收藏舍利和经卷的本来用途，几乎已经被中国“丛林”之外的所有人们有意无意地淡忘了，并且早已就不再习惯用“佛塔”“浮图”这些佛教名称来称呼它，干脆给它起了个“宝塔”的俗名。宝塔已与佛教无关，似乎它只是总是与寺庙在一起出现而已。与振风塔做伴的是迎江寺。
中国宝塔的建筑类型有楼阁式塔、密檐塔、金刚宝座塔、喇嘛塔等。安庆的振风塔据说是仿北京天宁寺塔建成的，那么，它就是密檐塔了。但我对此并不关心，以我登临的经验，所有的塔都是相同的，这就是它们是从内部盘旋向上，在那狭窄黑暗的内部，向上的道路总是极为陡峭，上和下总是激烈地冲突，而每上一层都有找不到向上的路，似乎阶梯已经断了，只能到此为止的感觉。更进一步地相同的则是塔影，它们的区别在影子中被取消，在秋天，塔影里铃声总是冷如一株寒菊，开放了一夜，也凋谢了一夜。早起的僧人，打扫院子的僧人，和络绎而来的游人，看见的只有落叶，只有深秋的早晨，只有逐渐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塔影。
塔影甚至比塔更真实。它总是能从空中回到地面，然后又回到塔回到空中。
塔做不到这一点。耸入空中的塔已不能从空中回来，它指向的方向永远是天空，“永远”的含义对于塔来说就是一直徒劳而无望，它获得的其实只是空间，而不是天空。
当然，这只是我，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想法。伟大领袖毛泽东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经乘军舰到过安庆，军舰一泊码头，毛泽东就兴致勃勃地说：走，“过了安庆不说塔”，看振风塔去！读到记录此事的文章时，我记得我曾略为惊讶，毛泽东也知道“过了安庆不说塔”这句话？但我更想知道的，是毛泽东见到振风塔说过什么或会想到些什么？不得而知，能够肯定的，只是绝不会有我这样一介平民的想法。
过去的十几年中，我先后写过几首虽未点明，但实际上是写振风塔的诗，自己以为其中以写于一九八二年初的那第一首最差，可不知为什么，现在我想起的却就是这第一首：“一座古塔/一柄开裂的古老的时针/它从来没有动过/永远记录着/它诞生的那个时辰/几条蜥蜴/蛇一样从裂缝中窜过/搅起了一片厚厚的/时间的灰尘//我凝视着它/历史/挂在它衰退而斑驳的塔顶/那儿，曾停留过/多少个世纪/过客的眼睛//我想起了许多/但实际上谁也没有想起/……一群上学的孩子/背着书包从我身边走过/风吹起/落叶覆盖下堆积的钟声”。
最后我想起的，是那在安庆民间流传甚广，也不知道是何时何地何人出的那据说是“绝对”的上联：
迎江寺，寺迎江，迎江宝塔，塔影横江，鱼上塔。
经过宿州
每个地址都有无数次死亡。
我多次坐在火车上在夜间经过宿州，什么也不能看见，宿州站的灯火照见的，不过是轨道边上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雨篷，它们和别的火车站的雨篷没有大的区别。但我每次都闻到了强烈的死亡的气息。这气息，从遥远的历史中吹拂而来——大泽乡，垓下，都在宿州。而在并不遥远的历史中，甚至几乎就是昨天，淮海战役就发生在这里。
每次在宿州站都只停留几分钟，每次我都只是路过，那属于淮北大平原的宿州的土地，在车厢底下，与我隔着薄薄一层板——那大概不是木板，而是钢铁。
后来我想，我从不同的地点乘车，为何经过宿州时都是夜里？是因为我每次经过宿州时都会想起垓下和大泽乡，想起历史上的那无数次死亡，而历史和死亡都需要苍茫乃至迷茫的夜色，让你能够看见却又看不清楚？
没有答案。所有的问题都没有答案，某些问题似乎有答案，有时还是“标准答案”，其有效性其实是暂时的，甚至是虚假的。对于问题，只有回答而无答案。但人类已习惯于或者说需要答案，生命和历史也需要答案，意识到其实没有答案时，生命和历史就都处于可疑的存在之中了。
我终于到达宿州是在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六日的下午。深秋的阳光让我清楚地看见了宿州。与我生活的城市低几度的温差带来的寒意，使我首先从肉体上将这里确认为北方。当然，我知道宿州不能算真正的北方，但我愿意认为它是，并且现在是从心里认为它是——不仅仅因为温差，也不仅仅因为它属于广义上的淮北，而且因为这里自古便有的豪放与壮烈之气：发生过大泽乡起义、垓下之战、淮海战役的地方，能不豪放乃至壮烈？万古艰难唯一死，壮士就是那种视死如归的人，他们的胸怀只能用这六个字来形容：天苍苍，野茫茫。而宿州的土地上，奔走过多少这样的壮士啊！
豪放与壮烈之气是我心目中的北方的标志。我是江南人，并且不为做江南人而羞愧，但我承认，豪放与壮烈之气，不仅不是江南山水大地的气质，也不是江南人普遍拥有的气质。
到达也是经过。在宿州的几天，除了与宿州的一些文学同行座谈，以及完成此行的正事：应宿州教育学院的邀请，做了一个题为《中国现代诗歌当前的几个问题》的学术讲座（这是该院学报主编于吉瑞先生给我出的命题“作文”），便是在不停地经过，试图进入宿州的历史。在去虞姬墓的路上，隔着车窗玻璃，望着不断一闪而过的行人，我忽然想到，每到一个以前没有来过的地方，便会关心这儿有些什么名胜古迹，然后便想去看看，可以说是人之常情。而即便是名胜，也沉积着历史，所以，人们关心以及要去看的，都是历史。何以不关注现在活着的人，而要去看已经销声匿迹的历史？而历史，即使是被人们公认的历史，我们所相信的，其实都不是那历史本身，而是相信了记录那历史的人。这种相信没有前提，无条件，甚至是无意识的相信。或许，这是因为，我们总得相信些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去看太史公笔下的虞姬。
虞姬墓中也没有人，安葬的是虞姬这个名字。惨烈的垓下之战，并且又是项羽英雄末路最终失败的一战，死者相互枕藉，谁能为虞姬收尸？谁又能找到死去的虞姬？能有陌生人安葬她的名字，在平原上为她堆起一抔土，虞姬复有何求？更多的人连名字也失去了，比如说垓下之战中死去的那数以万计的将士，当时就没有多少人知道其中几位的姓名，遑论千秋百代之后！每个地址都有无数次死亡，而历史，能记下几次、几位？历史的冷酷就在这里：它仅仅记住几个代表，众多的生命，无数个人，都被它理直气壮地忽视。
绕墓三匝，我奇怪地发现，在这广袤的沙土构成的平原上，虞姬墓及其周围，却生长着在山区墓地常常见到的那些植物。同行的宿州籍诗人黄玲君学过中药学专业，认识许多草药，于是有了用武之地，给我和吉瑞指认了不少植物。我一边听一边忘，只顾纳闷：难道死亡的气息就是这些植物最初的种子，使它们得以出现在这里？
虞姬墓园中只有新塑的项羽像，没有项羽墓，原因是这儿不是项羽的自刎地。虞姬自刎后，突围的项羽从垓下急驰到了乌江，不肯过江东的楚霸王，在那儿砍下自己的头颅，作为最后的礼物，送给前来追剿他的故人去邀功请赏。
血总要回到血的深处/乌江空濛的月色/在涨到齐脖颈的血中殷红如梦/若水楚歌/曾渗透灭秦的/轻描淡写岁月//埙鼓如叩。你朝自身的死亡/微笑。起舞/英雄穷途末路，再不逃亡/乌江亭长在芦花深处垂泪/扁舟自此夜夜空载烟波//血总要回到血的深处/至死不悟/是英雄无可选择的本色/刎颈以谢故人/现在是听汉王发哀/坐看云起的时候/你最后一缕笑容淡然若雪这是我一九八七年所写题为《项羽》的一首诗。现在想来，它也可以献给虞姬——一位起舞后从容自刎的壮烈女子，自然也承受得起这首诗。
历史中的垓下之战早就结束了，但因为项羽，因为虞姬，它仍然没有完成。
完成的是灵璧石。远古那次形成灵璧石的火山爆发，不仅无法考证，甚至已无法想象。只能看看这些形状奇异的石头。它们能够说话，只要轻轻一击，如音乐之声便袅袅而至，但谁能听懂石头的话语？有一些，则任你敲击也仍然沉默。那是亿万年的沉默，是没有说出的话——谁，又能够听见那些从未说出的话？让我更为惊讶的，是灵璧石没有根。它们一块块分散地埋在山边的泥土里，不需用炸药，也不需要钢钎之类开采，用镐刨锹挖就行了，就像挖红薯那样。并且，灵璧石与它身边山上的石头质地、形状都不一样。这是又一种沉默，沉默就是神秘。
大泽乡也对我保持着它的神秘。自然，这不仅仅是因为我没能去。去了也仍然会这样，无非是一片苍茫的旷野，又一茬庄稼在又一次的秋风中低低摇曳，又一些来到这世界的人，朝四面八方走动，脸色渐渐由红润而接近泥土的颜色……历史上大泽乡的那一个被记录下来的夜晚，已永远消失在其后众多的夜晚之中，仅仅偶然被某个人想起，然后又被忘记而进人忘川。听说就连大泽的水也早就不知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消失与仍然存在在这一点上十分相似：为何消失或为何存在？最终的回答可能只有这两个字：神秘。是的，一切先于人类，或先于我的东西，都是神秘的，包括我们脚下的泥土，头顶上的天空。说到底，我们只能经过它们，对它们能有多少了解？宿州之于我也是如此，我终于在那儿住了几天，但我仍然只是经过而已。
每一个地址都有许多人在那儿生活着，而我，对他们一无所知。
（附）
七律·宿州三题
虞姬墓
一冢黄尘日月闲，芳魂烈魄也长眠？
楚歌似血腥犹在，绝舞如花香已湮。
雨雪几回换人世，风雷不复到坟前。
两三蝴蝶浑无主，野菊开残哪计年！
车上望汴河
槐叶青青汴水流，春风秋雨两温柔？
坟前落日虞姬恨，楼上晴云过客愁。
杀气已成史书字，波光可照梦乡鸥？
英雄尽逝台空在，弥望稼禾碧不休。
大泽乡
秋风何处动沧桑，大泽无声涌八荒。
燕雀长存龙气敛，英雄已死剑光凉。
星河影落知明晦，霜露寒凝隐慨慷。
千载轮回唯草木，从容不怕叶枯黄。
春雪入长安
第130次快车自合肥逶迤西行，到达西安正是次日的下午，一九九四年三月十日。
一路风雪，春寒料峭。在我的意识中，列车到达的是秦代，我明知道路旁的古柳、巍蛾的城墙不可能是秦代的遗物，可我仍禁不住想象它们在秦时明月下的姿容——谁，我所不认识的汉子，或者那位集“皇”与“帝”于一身，为自己加冕，并豪迈地以此宣称天下第一的汉子，曾经打量过或漠不关心地随意给过它们一瞥？
世界第八奇迹何尝不是独裁者才能创造的奇迹？只是在不曾直接生活于那血腥之中的人们眼中，往往只剩下了“伟大”而已。
一切伟大的奇迹几乎都是这样。它们是黑暗的伟大杰作，诞生之时充满血泪，区别只在于那血泪有的是自己的，有的则完全是别人的，始皇陵兵马俑当属于后者，但在这点上两者相似；只有当时间之流慢慢冲洗去血和泪，它们才渐渐生发出灼目的光芒。然而，又仍在这儿那儿地始终保持着阴影。
入夜，停电，所住旅馆以红烛照明。在摇曳的逐渐减少的光线中，得五言一首：
天风吹渭水，春雪入长安。
街柳萧疏绿，庭花次第丹。
秦陵孤冢远，雁塔五朝寒。
日夕传红烛，依稀梦里看。
嘉略关归去来
明长城到此为止。
祁连山却仍一脉地西去，只扔出一座文殊山，凭着山脚下呜咽的讨赖河之险，与立于北的黑山对抗。铁青着脸的黑山山脊如马鬃微露，似有伏兵万千，隐隐腾起浄狞的杀气，逼视着扼两山之间十五公里宽峡谷的嘉峪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