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回国后的福泽谕吉开始奋笔疾书，向日本传播西方思想，1885年3月16日，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其核心观点称“为今日计，我国不应犹豫等待邻国之开明而共同振兴亚细亚，不如脱离其行列与西方文明之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法，亦不能因其为邻国而给予特别关照，唯有按西洋人对待彼等之法处理之。”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的是，文中“邻国之开明”其实指的就是中国。因为日本历史几千年来都是奉中国为鼻祖和楷模，处处以中国为榜样和模仿对象。即便在明治维新时期也是如此，因为明治维新初期，也正是中国满清朝廷遭受外来侵略，力图变法图存的时期。所以日本人实际上是在等着中国政府为他们做出榜样来好跟着学习模仿的。可惜当时已经腐败透顶的满清政府不争气，折腾来折腾去啥也没弄出来，日本人感觉自己等不及了，所以才提出“不应犹豫等待邻国之开明而共同振兴亚细亚，不如脱离其行列与西方文明之国共进退。”也就是从那时起，日本才开始了真正的脱离亚洲既有的政治与文化圈，一心投向了西方的怀抱。
“脱亚入欧”口号一经提出，便被日本政府奉为今后几百年发展繁荣的金科玉律，成为明治维新时期朝野上下喊得最响亮的口号。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政府派出了“欧美使节团”。这个代表团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代表，包括了重臣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一大批政府重要官员在内，并且涵盖了明治政府几乎所有的核心部门。这个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试图修改幕府末期以来对外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二是考察、研究“欧美诸洲开化最盛之国体，诸种法律、规则等实务”。
1871年12月，岩仓使团离开横滨，一路历尽艰辛，于次年2月25日到达华盛顿。由于日、美双方在修改条约的问题上各执一词，岩仓使团在废约问题上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只得悻悻然离开了美国，跨海到欧洲去试着碰碰运气。在随后一年多时间里，使团又先后游历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俄国等国，但各国对于日本人提出的修约要求也一口回绝。
岩仓使团的修约任务基本是失败的，但这次的出访却为日本带来更多的东西，并不亚于修约的重要性。在当时的世界第一强国的英国，使团参观了法院、监狱、学校、贸易公司、工厂、造船厂、钢铁厂；他们仔细观摩了造纸器械、毛织品、丝织品、银器、玻璃等；连煤矿、盐场以及古寺古城等也不漏过。他们每到一地，都看见当地设有大小工厂，黑烟冲天。这使他们认识到英国富强的原因是大力发展工业和海外贸易。于是，大久保利通一回到国内，就以英国为范本，提出了《有关殖产兴业的建议》。
岩仓使团最重要的收获是在刚刚完成统一的德国。他们不仅参观了工厂和西门子电机制造厂以及兵营、大学、博物馆等，最为重要的是，他们找到了日本最迫切需要的国家发展模式。他们不仅认同了“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强权政治说，同时也醉心于德国的发展模式，那就是由国家来主导工业发展。当然，俾斯麦的铁腕政策和强权理论也为日本今后的对外扩张埋下了伏笔。
如同模仿唐朝长安建造奈良一样，明治时期，日本人在东京银座建起了西化一条街。这里完全仿照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建筑，清一色的西方式砖瓦结构的建筑，铺设有电车轨道的街道，街边接连不断的一排排路灯，将城市照耀得如同白天一样。在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之后，日本在甲午战争前后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建立起来了以重工业为主的现代化意义上的日本经济体系。在日俄战争之后的十多年间，又进行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这样日本在经济上终于完成了“脱亚入欧”，将同时期的亚洲诸国远远抛在了身后，也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过自己的老师中国。一战结束后，日本作为战胜国之一，第一次获得了与英法美等强国站在一起主持巴黎和会的平等待遇，在政治意义上完成了“脱亚入欧”。
脱亚入欧国策的成功，得益于一大批具有先知先觉意识的日本上层阶级的努力。反观当时的中国，由于满清政府顽固守旧，坚决不肯放下自己的身段，至死也要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地位，终于导致国内革命的爆发，中国陷入了近半个世纪的内战，错过了国家发展转型的黄金时期，终于在近代落伍了。
7．大东亚共荣，“亚洲老大”的诱惑
日本在高速发展了几十年后，经济实力已经跻身世界一流强国的行列，而同时期的亚洲各国还都深陷于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压迫和国内阶级斗争以及民主革命中，国力衰弱。就连在世界上强大了几千年的中国，也已是病体缠身，奄奄一息，失去了亚洲领袖的光彩。强大起来的日本开始变得不安分起来，开始窥视领袖的身份。
“大东亚共荣圈”一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由日本军国主义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提出的口号，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在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一项基本国策。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1940年8月，是当时的外务大臣松冈洋右提出来的，松冈洋右提出的这一词语的背景，是德国当时以闪电战席卷欧洲大陆，日本认为德国的胜利己不可避免，分割世界的时机来临，日本需要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于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宣传甚嚣尘上，日本也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磨刀霍霍。
其实，“大东亚共荣圈”最早提出来时仅仅是一个经济地理上的范畴，原始思想不过是在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局势下建立一个东亚国家的经济圈，用以排斥外来势力尤其是西方的势力。但在世界局势飞速发展、西方帝国主义思想越来越严重的情形下，这一思想很快被日本军国主义利用，成为了一张不折不扣的政治牌。日本人开始提出的是“中满共荣圈”理论，那还是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但日本军国主义认为东北远远不能满足其扩张的野心和越来越大的胃口，于是又将目光瞄向了华北，所以又出现了“中日满共荣圈”的理论，泛称“东亚共荣圈”。再后来，日本军国主义认为石油利益是日本生存的根本保障，必须夺取东南亚，保卫自己的海上生命线。但东南亚并不属于东亚，于是“东亚共荣圈”又堂而皇之地发展为“大东亚共荣圈”。这一个“大”字，将日本军国主义的欺骗手法表现得淋漓尽致。
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惨败，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
也随之烟消云散。“大东亚共荣”，这是一个叫中国人有几分心痛的词语，更是一个历史耻辱的印记。
世界飞速发展，未来的世界竞争主要将不再是战争等硬实力的竞争，而是软实力的竞争，是经济实力和文化的竞争。看看现在的报纸电视吧，美国和墨西哥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东南亚有东盟，欧洲有欧盟，南美有南美经济贸易圈，甚至非洲也搞起了非盟。为什么这么多国家和地区热衷于搞地区联盟呢，那是因为现代经济环境下，单独的一个国家很难独立完成本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的积累，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贸易优势，也就是说在经济领域都有自己比较擅长的方面，各个国家只有取长补短，充分发挥本国的优势，利用他国的优势，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和地区内，各国的关税大幅度下降，除了少数民族工业和尖端科技产业外，绝大部分商品甚至可以实行零关税。零关税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外国产品进入本国没有税收，所以价格是很便宜的，老百姓都能消费的起。同样，自己的产品进入对方国家待遇一样，也有利于本国产品的出口创汇。比如中国与越南、老挝、柬埔寨这样的国家做贸易，如果建立了自由贸易关系，他们的各种农产品和手工艺品就可以以极低的价格进入中国庞大的市场。也许用不了几年，中国人吃的水果就都是东南亚国家的了。中国一个市场足以养活这三个国家的农民。
而中国制造的服装、鞋袜、电子产品、汽车等也能以极低的价格销售给他们。这对没有什么现代化工业的柬埔寨来说也是个好消息，因为他们市场上的电子产品通常都奇贵。买台电脑可能需要花费全家人一年的收入，这谁还买得起。所以信息化就推广不开、普及不起来。
东亚经济的融合是需要，更是必然。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东亚自由贸易协定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融合的大趋势。从现状看，中日韩三国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自由贸易伙伴。首先这三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就具有不可多得的互补性。中国人长于制造技术含量较低的各种生活用品，并为他国提供各种农产品；而日本人则善于制造机械电子等科技含量较高的商品，并且日本人还有企业管理的先进经验可资借鉴；韩国则拥有发达的造船技术和汽车技术，电子产品也比较具有优势。
三个国家之间不具有太强的竞争性（中国能竞争的唯有汽车，但目前的制造水平还不能形成对日韩的实质威胁）。另外日韩有资金优势和技术优势，而中国有人力成本优势，有巨大的市场优势。这几个原因都是促使三国形成自由贸易区的基本利好因素。另外别忘了，还有个资源丰富的蒙古亟待开发。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有必要将原来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做一个新时代背景下的全新解读。换个角度看问题，也许我们会看到不一样的天空。当然，民族心理这道坎是不容易迈过去的，毕竟这个词语给亚洲人曾经带来过如此沉痛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