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明治维新，脱胎换骨新日本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一直是一个典型的东方文化传统的国家，而且在各个方面受中国的影响很大。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日本的古代文明实际上就是中国古老文明的翻版，这种说法虽然并没有得到官方确认，但在学术界却是得到公认的，包括日本民间大部分也都承认日本早期只有一个偶像，那就是中国。
由于日本开始认识中国时，当时中国的文化与经济与社会制度都要比当时的日本发达得多，所以才有大批的日本学生千里迢迢来到中国，最著名的就是唐朝时期的“遣唐使”。他们不光学习儒家与道家学说，还学习中国的工业与农业生产技术，这些学生回日本后，大都成为日本国内各方面的骨干力量，带动了日本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在与中国的长期交流当中，中国的儒家思想对日本的影响是最大的，因为儒家思想中的“忠君”意识很适合日本本国的神道统治思想，但却比神道思想要完善得多。因此，儒家学说在日本长期占统治地位。但是到了幕府后期，日本发现西洋文明似乎更为优越，不过长达一千多年的尊中华思想不是那么容易磨灭的，日本人并没有直接向西倒。只是由于中国在满清政府统治的末期，遭遇了鸦片战争的惨败和以后列强的蹂躏，使得日本把中国视为“天朝大国”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动摇，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了西学运动。
不过，在西方文明中，平等与自由思想是处于核心地位的，这与日本的国家体制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统治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又开始了驱逐洋人的运动，使得日本与外界的交往一度中断。当时西方大国中唯有荷兰表面上是拥护日本的天皇制度的，结果荷兰就成了日本当时唯一与西方交流的渠道，在这个时期从西方获得的知识也被称为“兰学”，也就是关于荷兰的学问。当然，所谓的兰学并不仅仅只是荷兰一个国家的，它应该是当时西欧发达国家知识的总称。
到了后来，日本政府意识到，不能只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本身，还要结合自己的特点来建立一个适合于日本自身的政治与法律制度，于是政府派出了庞大的欧洲考察团，在经过长达一年零九个月的海外考察之后，日本最终确立了把德国的国家主义学说与日本本国的儒家与神道思想相结合成独特的国家制度，为日本在今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大约在同时期，中国晚清政府也曾经派出了一个庞大的考察团，远赴欧洲考察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最后带回中国的东西据说有很多，但真正实行的却寥寥无几，到今天为止唯一保留下来的成果就是西直门外的北京动物园。
明治维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出现的，可以看出，它实际上是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过也说明一点：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没有国内的主流力量来支持是决不可能自下而上来实现的。这就要追溯一下明治维新的推动力量了。
前面说过，天皇在日本历史上曾长期扮演了一个象征的角色，绝大多数时期天皇都是有名无实的，并不掌握实权，统治日本的是幕府将军。在明治维新前一百多年，掌握日本政权的是江户幕府，江户幕府末期，幕府统治越来越腐败黑暗，财政也陷入了极端的困难境地，导致了大部分中下级武士对幕府日益不满，社会矛盾曰益尖锐，国家处在动荡的前夜。跟中国的情形差不多，日本也是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安步当车地缓慢发展着，对国际局势缺乏足够的了解和重视，不知道“山中一甲子，世上已千年”。然而，世界大趋势是不可改变的，1853年，美国特使佩里准将率领铁甲战舰携美国总统的信件，强烈要求日本开放门户。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坚船利炮的威胁下，锁国达200余年的日本国门终于被叩开。
在内忧外患双重压力下，幕府统治开始风雨飘摇，1867年，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迫于各方压力，将大政奉还给新登基的孝明天皇之子睦仁，睦仁将当年定为明治元年。1868年1月3日，倒幕派在有“维新三杰”之称的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的领导下发动了政变，迫使德川庆喜彻底交出政权，并由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诏书，这就是“明治维新”，从此日本开始选择资本主义道路。同年明治天皇将首都迁往江户，并改名为东京。
明治维新开始之后，从政治、经济、文教、外交等方面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从德、法、英、美等国聘请学者、政治学家和其他领域的顾问，实行强化训练。天皇本人甚至也亲自参加听课，追随外部世界的步调。
在具体措施方面，日本提出了“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三大口号，并以此为核心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改造。在这三个口号中，文明开化处于最核心的地位，日本政府意识到，只有立足于本国的人才，才能最终取得发展与进步，但在本国人才还相当匮乏的情况下，就必须向西方学习。要当好学生必须有好老师，在聘请外国教师上，日本政府是毫不犹豫的，有的外国教师的工资相当于当时日本内阁大臣工资的两三倍，其对于学习与教育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殖产兴业就是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开办现代化工厂，以机器生产代替落后的手工作坊的生产方式，使日本社会的生产力有了巨大的飞跃，短短几十年就摆脱了落后的农业国家的形象，成为一个崭新的西方式工业化国家。
有钱就要请保镖，这是富人必然的心态。日本社会富裕了，就必然开始发展军备。富国强兵的口号并不是说说而已的。日本人从自己和大清国的遭遇中认识到，没有强大的武力作为后盾，光经济发展是没有用的。于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军备扩张。
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日本终于成为了当时世界上的一个强国。
成功发展的同时也促使日本对外态度的变化，德国的国家主义学说本来就带有一定程度的外向性，再加上日本国内越来越高涨的天皇中心思想，使得日本最终走上了对外进行武力扩张的道路。本来，日本在此之前与许多西方国家签订了实际上是不平等的条约，随着日本国力的日趋强大，条约的修改工作也在同时进行，到1894年日本与英国修改了最后一个不平等条约十余天之后，日本就发动了针对中国的甲午战争。
日本的明治维新在经济上确实是成功的，它使日本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一跃而成为当时的发达国家。其博采各家之长为我所用的基本思路对于我们现在仍然有着借鉴作用。我们今天在高喊改革开放，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到了日本国策变化带来的巨大改变的影响，意识到事物总是在不断变化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6．脱亚入欧，日本换了个新马甲
日本是一个极善于模仿的民族，公元七八世纪，有感于中国的强大和富庶，日本曾无比虔诚地模仿中国唐朝都城长安建造起了奈良；19世纪中叶，随着日本封闭的国门被美国人用炮舰打开，日本人首次接触到西方工业革命的先进成果，从此，日本走上了学习西方的“脱亚入欧”之路，同样也模仿西方各国城市特点建造了东京城。
要说日本真正的开始强大起来，还真是从脱亚入欧以后开始的。
第一个提出“脱亚入欧”口号的人叫做福泽谕吉，其理论核心就是倡导“全面西化”。福泽谕吉出身于日本一个下级武士家庭，多年来习惯了日本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加上自己的武士身份，使得他不用太辛苦劳作就可以得到比普通人更优越的生活，所以很长一段时期福泽谕吉都以坐井观天的心态在看待着日本社会。
后来，因为偶然的机会，他开始跟随日本驻外使节游历西洋。当福泽谕吉第一次走进美国的饭店时，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美国人竟然把整块绒毡铺在地上，穿着皮鞋在上面走来走去。而绒毡在日本是非常昂贵的奢侈品，只有那些极为富有的人才可能买到一小块，用来做钱包或一些用于炫耀的挂件，美国人的豪奢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们又到了巴黎，住在西方式的高大建筑里，旅馆内外汽灯倒挂，流光溢彩，舒适的天鹅绒地毯上，穿着光亮皮鞋的西方人毫不心疼地踩来踩去，餐桌上闪着银光的各种餐具，盘子里散发着诱人香气的龙虾和其他珍馐美味，一切都让福泽谕吉觉得是那么的不可思议。福泽谕吉还跟驻外使节一起考察了西方国家的政府、工厂、医院、银行、军队、监狱等，处处感受到西方社会的发达与先进，面对这一切，福泽谕吉“开始惊讶”、“接着迷恋"、“最终狂热”。
他深刻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发达，同时将之与日本本国对比，深感日本以前的制度非变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