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东方与西方文化的网络冲突
在西方与非西方的文化冲突中，东西方文化冲突较为明显。
东西方文化差异由来已久。“五四”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带来了文化媒体的繁荣，为东西文化碰撞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而且，伴随着报纸、杂志、电影和电视的迅猛突起，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也愈演愈烈。随着网络语境下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的文化边界逐渐瓦解，东西方文化碰撞空前加剧。
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体现在社会的各个层面，甚至已辐射到科学研究领域。获得194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日本著名核物理学家汤川秀树说：“不言而喻，现代科学是在欧洲发展起来的；东方没有相应于现代科学的东西，而且现代科学在日本得以迅速发展乃是德川幕府时代的末期以后引进欧洲科学的结果。我觉得，仅仅这一件事实基本上说明了现代日本许多知识分子公认的一个假设：东方人的思维方式总的来说是不科学的，因而坚持东方人的看法会阻碍自然科学的进步。”
汤川秀树的父亲是一个有着深厚中国文化情结的日本人，这种基因使汤川秀树有着强烈的东方文化认同。尽管汤川秀树承认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存在，但是，他坚决反对东方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的观点。他认为东方的“形而上学的、思辨的和演绎的”思维特征和西方的“实用的、技术的及归纳的”特征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且，在西方一些科学家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结合。他坚持“直觉”的东方人却能“在整体中发现和谐”。所以东方文化的保守性不是绝对消极的。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东方文化认同”使他与“西方文化优越论者”一直发生着冲突：“不管我多么想同化于包括美国和苏联在内的西方，我还是不可避免地有各种局限性。对于我个人来说，东西方的问题是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我猜想，这个问题将会在我的有生之年一直缠住我不放。但是，不管我个人的经验多么不妥当，它却使我相信不能像一般知识分子那样简单地认为，东方人的看法有碍于自然科学的发展而把它排除在外。”
汤川秀树的这种“东方情结”在许多科学家身上存在，地质学家李四光、核物理学家钱学森、建筑学家贝聿铭、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等等，在他们内心深处深埋着的东方文化的“原子核”始终影响着他们的意识形态，让他们无法忘记自己永远是一个中国人，身上深深地烙着龙的印记。所以，无论国外的条件是多么优厚，都无法让他们有心灵上的归宿感。他们无法割舍的就是东方文化的根。
美籍华人、闻名世界的建筑大师贝聿铭被人形容是个“中西合璧”的人。然而，在他西装革履的外衣下掩盖着的却是被东方文化深深浸泡过的心灵。他自己坦言：“我有两个世界，在建筑圈内很难不时回顾自己的背景。”在他漫长的建筑生涯里，尽管正统的美式建筑审美与中式风格在他身上兼容并蓄，但是，东西方文化的冲撞从外而内都在影响着他的事业和生活。不管美国建筑委员会对华裔建筑师是怎样的不接受，不管法国人在卢浮宫改建上对东方建筑师在审美上是如何的固执己见乃至偏见，他都始终保持着典型的东方形象：干净、优雅及理智。他的身体在富丽堂皇的建筑群里穿梭、徘徊，他的心智却在古老的文化渊源里品尝、审视。在他的家里，看不到一张西方人认为舒适的椅子。他和夫人卢艾琳都喜欢中国明清家具的清丽与淡雅。他与海外华人维持着联络，搜集宜兴茶壶，经常光顾中国城享受中国风味的美食。他的合伙人说他看不上西餐。他给那些一起到中国北京、香港及新加坡的美国人津津乐道地讲如何吃中国菜的课。他说：“即使在美国待了六十多年，我也会阅读老子的古文。在读大学的时候，我没有读老子的智慧，虽然小的时候读过，也是读过便忘了。但后来，我时常读老子，我相信他的著作对我建筑想法的影响可能远远胜于其他事物。我相信或许很多现代建筑师都会这么告诉你，我大力推荐它。”
如果说以上那些东方文化的杰出代表因为受传统东方文化影响太深而导致了这种归属的眷恋的话，那么，李安则是被强大的美国文化陶冶出来的新生代美籍华人的佼佼者，对于他的经历来说，他应该忘却掉东方文化记忆，用西方潮流的文化符号来装饰根植于美国土壤的电影果实，但是，李安却无法摆脱两种文化纠结的困惑。
李安是典型的东西方文化的“混血儿”，“当年在纽约时，有观众问我《喜宴》是部什么电影，我说：‘《喜宴》是部李安的电影！’我的教养、背景都自然地反映在作品里。中原文化、台湾文化及美国文化，都对我有影响。”张艺谋盛赞他：“像李安那样能拍中文、英文电影，在东西方世界里游刃有余地行走的导演，恐怕华语影坛里只有他一人。”张艺谋任第64届威尼斯影展评委会主席时感慨《色戒》获得金狮奖，转引自《十年一觉电影梦李安传》封底。美国《时代》周刊给他更高的评价：“李安荣膺‘全球最具影响力艺术与娱乐人士’，当之无愧。”转引自《十年一觉电影梦李安传》封底。然而，东西方文化的冲撞在他的骨子里始终没有停止过。关于《喜宴》非常明显地体现了这一“李安现象”：“现在本土意识抬头，当然有些人会比较尴尬，会有飘零、无根的感觉，尤其是第一代的外省人。而立台定居美国，也使得我在身份认同上有着飘零的迷惑感。因为到大陆看看老家，你会发觉，那儿也不是你魂萦梦系的样子了。经过历史的洗礼，以往萦绕在父母脑海、经由双亲的经验传承给我们的故乡，业已消失了。我之所以习惯于处理中原文化而不是台湾文化，是因为这是一种情怀，和我的教养有关。我之所以怀念过去的伦理，是因为旧秩序曾经提供我们安全感，也因为过去教养形成我人格的一部分。当我受到挫折和考验时，自然会流露出来。我必须去面对、去处理，不管是用讽刺喜剧或悲剧伤感的方式，总是要面对它。”在他的《推手》、《喜宴》、甚至《饮食男女》里，李安都流露出这种感怀：“一种随风而逝的感伤，这只是我切身的感受。政治力得以穿透生活影响我们，人们多半处于身不由己的大环境的挣扎。”（同上）李安称它是情结，因为它纠结在他的心里，是一种文化冲撞造成的阵痛。就像《喜宴》的男主角是同性恋，在美国寻获挚友，找到自我认同，想自由地做自己，但它的文化和父母马上就来把他拉回，喜宴就像一只“金红色的怪兽”，把他搞迷糊了。
东西方文化的冲撞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推动着李安试图在他的电影世界里到处寻找答案。但是，寻找的结果是矛盾越来越复杂，问号越来越多，思想越来越困惑：“我成长在一个很保守的士大夫家庭，个性也不是很叛逆，所以最能牵动我内心的还是‘伦理’。面对不能尽孝，以及传统与现实之间的种种矛盾，我有话想说。”所以，在《喜宴》里李安尝试以同性恋的题材来做认同上的模拟，主人公伟同既想拥有自我（做自己），又想尽孝道（为人子），深陷无法两全的左右为难。李安自己都承认，伟同的这种状况，也正似他受到文化冲击后的心情反应。
让一个饱蘸东方文化气息的心灵彻底接受美国文化的洗礼，是多么不容易。李安的心里不知有多么痛苦：“在中西混合的过程里，有提升的时候，也有水土不服的现象。从《饮食男女》起我开始面对这样的挣扎，有时做得也很痛苦，也不愿意，但没办法。”
看来，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不仅表现在汤川秀树、李四光、李政道、贝聿铭、杨振宁这些老一代东方文化精英身上，在像李安这样新生代东方文化的优秀代表身上也非常突出。我们认为，这种现象会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而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这是一种基因，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就彻底变异了，可能会永远地斗争下去，直到地球灭亡的那一天为止。
今天，东西方文化冲突随处可见，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为文化的广泛而迅速的传播提供了载体、工具和渠道，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学习，也加剧了全球文化尤其是东西方文化的碰撞。
网络提供了一个全球文化平等对话的空间，但是，在一些生活方式、文化观念越来越本土化的同时，某些文化上的民族差异性乃至对立不仅不可能消除，反而比以往更加明显或突出。文化观念的冲突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或政治价值观念的冲突上。西方的意识形态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要求。西方国家试图把自己的政治价值观念强加给发展中国家，并且在人权等问题上搞双重标准，这势必会带来本土文化力量的抵制。
网络文化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多媒体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现代层面的文化。就其所依附的载体来说，它是一种彻底理性化的数字文化。对于电脑来说，任何信息只有以数字的形式出现，它才能识别和处理。这就决定了任何文化若想加盟网络文化，就必须改变自己的既有形态，即变革传统的非数字化文化形态。网络的发展除了技术方面的原因对媒体和语言带来巨大冲击之外，同样也能导致强烈的民族历史文化冲突：由于大批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在互联网上建立了主页，国际间对历史文化的学术研究直接、便捷地反映到了读者面前。这使东西方的学术研究的思维方法、哲学基础、价值观念等出现了针锋相对的较量。应当承认，西方学者对东方甚至其他国家历史文化的研究有其独特的视角和重要的参考意义，通过互联网上的交流，也为其他国家的学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但在西方思想文化界，西方中心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西方学者的许多研究结论不仅影响着西方政界，也影响着那里的人民，从这种角度得出的研究成果，将对其他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造成巨大的冲击。
当历史进入2006年的冬季，就像许多节日一样，信息化技术使一年一度的圣诞节的气氛变得更加热烈。人们发短信、打电话、送礼品、开派对等等，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欢度这一西方人的节日。网络也不例外，作为当代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它同样加入了欢庆之列。随便打开一个网页，圣诞节的气息都会扑面而来，让你无法抗拒这一西方文化现象的感染力和渗透力。然而，东方文化在西方文化的浸染下，并不是那么逆来顺受，两种文化骨子里的不相容最终在网络上暴露出来。2006年12月22日，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等名校或科研单位的十位哲学或教育学博士发出联合署名倡议书，号召网友慎对圣诞节。十位博士生直言不讳地发表“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发出了《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