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中的道德仇恨，既受制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与道德伦理观，又受制于主流的意见。BBS中的“舆论领袖”起到了不可低估的议程设置与舆论中介作用。网友们建构了论坛的“金字塔”结构的不同部分：居于塔顶的是少数能够提出实质性意见的“舆论领袖”；位居塔身的是一些积极顶帖、灌水的中坚力量；位居塔底的是散乱点击的大多数网民。舆论领袖（包括网站自身的网络营销策划等）引爆舆论，普通网民则以点击率、回帖数量等形式跟进。在这场网络的狂欢之中，“法不责众”的心理成为众多网友的黏合剂。
有学者指出，舆论的主体具有“非实体性”：第一，他们在舆论调查中是集合的，但在现实社会中一般是分散的；第二，公众的构成是变动的，会随社会结构的变化，某些社会现象和问题的出现、消失而不断重新组合；第三，按照一定的规则有意识地组织起来的群体，与本来意义的自在公众是有区别的。[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3页。]网络舆论主体游走于网络之中，并随着新闻的热度升降而增减，随着议题的转移而转移。在“铜须事件”中，一些爆料人或网友的注册日期即为发帖日，此后该ID就再也没有登录——明哲保身与娱乐狂欢集于一身。网络传播的匿名性、互动性与个性化，对“沉默的螺旋”提出了挑战，但是，在网络传播的实践中，尤其是在BBS中，“沉默的螺旋”现象依然存在，舆论领袖依然可见。这是网民呈现“群体极化”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
网络的超链接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信息过滤，使网络群体呈现极化倾向。超链接赋予网络的海量信息与多元选择，受众在多元的信息社会里获益，但实际上，一些网站一般只链接与自己的价值取向相一致的网站，而很少链接和自己意见相左的网站。“就某种程度而言，这种缺乏竞争观点的信息揭露，将无可避免地导致群体极化”。[〔美〕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黄维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从这个意义上讲，群体极化是社会影响、论据有限而且被扭曲的双重导向的产物。
四、网络传播的“信息窄化”与“符号暴力”
网络媒体提供了一个可以对信息进行系统性过滤的环境，受众选择性地接触并不断强化接近性的信息，看似个性化的信息受到这种“窄化”机制的制约，所对话、沟通的对象很容易集中于类似的观点。一旦受众懒于接收不同的信息，经过协商而形成的民主沟通也就难以实现。
人们的好奇心激发了网络言论需求的持续升高，表达自由的机制也必须从这种需求的角度予以检视，但“当个人都忽略了公共媒体，而对观点及话题自我设限时，这样的机制其实存在着许多危险”。[〔美〕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黄维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一旦越来越多的人只听到他们自己的回音，这样的整齐划一比众声喧哗更糟糕。
就网络传播的特性而言，非理性可以形成巨大的舆论导向并压制理性的声音。“网络对许多人而言，正是极端主义的温床，因为志同道合的人可以在网上轻易且频繁地沟通，但听不到不同的看法。持续暴露于极端的立场中，听取这些人的意见，会让人逐渐相信这个立场”。[〔美〕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黄维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0页。]网络让人们更容易听到志同道合的言论，却也让自己在极化的网络群体中更孤立，听不到相反的意见。网络信息的协调过滤、网民的群体极化，必然导致信息的“窄化”，使网络的互动成为“回音壁式”的互动。
网络天生就具有自由平等的可能，但技术本身并不能带来民主。“铜须事件”一开始就是对他人的个人权利（包括隐私权、情感和生活方式选择权）的严重侵犯。对“铜须事件”表示怀疑甚至只是中立的言论都遭到网友们潮水般的攻击，其中很大一部分已经上升为赤裸裸的人身攻击。
“统治性的话语如何保证自己的价值和地位，并且能够持续限制、禁止或者剥夺其他选项或竞争定义？”[〔英〕斯图亚特·霍尔：《“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在媒介研究中受抑制后的重返》，杨蔚译，见蒋原伦、张柠主编：《媒介批评》（第一辑），广西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传媒是如何成功地维持一个在传播系统中有偏向的或已界定的意义范围？这在网络传播中又是如何得以完成的？
社会学家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将社会这个大舞台分为前台与后台，电子媒体将本属个人隐私的“后台”信息在“前台”予以呈现。当公共领域过度地向私人领域开放后，某些议题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转换，一些私人领域的信息也有可能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公共领域”，成为公共话题。电子媒介改变了传播的社会情境，少数人利用网络媒体的特性，满足了受众的“窥私欲”，也满足了一些媒体、企业或个人的目的。
“铜须事件”就是网民个体在公共媒体和私人领域里的一种角色错位。“幽月儿”与小人物“铜须”的外遇与出轨本属个人的隐私，经“狂野之城”在网上公布了妻子和情人长达五千字的QQ对话后，私密话题迅速转换为关乎道德的公共话题。伴随着媒体的介入，媒体的讨论又迅速延续到了对私人领域中个体生活的讨伐，如组织网络攻击的战团、盗取“铜须”的QQ、MSN和邮件等资料、公布其家人、朋友甚至他就读学校的电话、贴出《江湖追杀令》、号召对“铜须”及其同伴甚至所在大学进行抵制——“不招聘、不录用、不接纳、不认可、不承认、不理睬、不合作”等。短短几天之内，团队发展到了数万人。“铜须事件”由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从公共领域延伸至对私人生活的干涉所形成的“符号暴力”，同网络媒体的虚拟性有一定关系。网络群体性伤害带来责任的相对免除，匿名加入群体后常常会导致情绪放纵与符号暴力。
哈贝马斯在他的后期著作中提出“理想言词”（ideal speech）的概念，认为公共空间的言论必须真实、易于理解和有诚意，不能存心歪曲事实。[Monroe.E.(1995)，Price，Television，the Public Sphere and National Identity，Oxford：Clarendon Press，转引自苏钥机、李月莲：《新闻网站、公共空间与民主社会》，新传播资讯网，2003年8月21日。]当下的传播语境中与这种“理想言词”的状态有很大的落差。“网络暴民”中的“暴”，事实上不是现实中的暴力，而是一种“符号暴力”，即用文字、符号来表达自己，追缉、鞭挞讨伐的对象，即使是网上“追杀令”，也是网民表达愤怒的一种非理性方式。从概念上讲，“暴民”与“符号/语言暴力”中所使用的“暴”在含义上不同的。“网络暴民说”是虚拟的焦虑，但这并不排斥网民必须加强自律。
【结语】
信息超载后的强大过滤，可能带来的群体极化对民主的威胁。从言论的市场需求来看，许多问题是由政府与企业操纵与垄断制造的，但长期来看，网络传播的极化现象，也是由网民造成的。这并非指网民通常都很不理性，而是指他们各自在封闭的情形下作出自认为完全理性的选择，汇集在一起后，往往与民主的目标背道而驰。
“铜须事件”对于《魔兽世界》、“猫扑网”与天涯论坛而言，是个经典的网络营销案例，当事人不过是棋子而已；从本质上讲，“铜须事件”本是个人隐私，和民主、正义无关，但是，由于媒体与网民的高度介入，迅疾演变为“网络暴民”之争。对“铜须”的追缉与声讨，表明了网民的一种态度、愤慨、失望与强烈的不认同，“铜须事件”包含了网民对传统道德被遗弃的愤怒。而虚假信息的来源、恶意发帖、篡改信息等，强化了网络的“符号暴力”。“铜须事件”不仅是出于某种道德渴望与仇恨，而且迎合了集体狂欢的娱乐需要与网站的赢利诉求。网络的非理性不仅表现为话语之争，由话语激发网络道德审判更是触及了个人的现实权利——网络批评从虚拟、仪式转化为群体性的现实伤害。
“铜须事件”让受众看到，网络具有一定虚拟性，同时也是社会的真实写照，现实中利用网络而发生的不道德行为正在增多；网络的群体极化也威胁着理性的沟通。网络“哄客”对道德、游戏的双重狂欢的不倦追求，无法培育出健康的公民团体，“铜须事件”是网民自我反省的沉重起点。公众对失德者的愤慨有着积极的意义，但越位的讨伐也隐含着网络文明的缺失。
参考文献
文晔：《网络审判团：受控还是失控》，《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总第278期。
朱大可：《铜须、红高粱和道德民兵》，《东方早报》2006年6月9日。
〔美〕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