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它们之间颇有不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的那套重在传播，立足于传播学科，之所以牵扯到文化，是因为传播和演讲、修辞、电影以及跨文化有关，惟有如此立意，才能系统“介绍近一个世纪传播学的研究成果”。（见“传播与文化译丛”简介）南大出版社与商务印书馆的两套，重点是文化，由于人创造了文化，文化需要传达，意义的创造、交往、理解和解释是其核心，于是离不开媒介，遂形成了“媒介文化”，（见“文化和传播译丛总序）因此站在文化角度看媒介和传播，是必然的选择。正是如此，这两套译丛的选目上，偏重于由英国而起的“文化研究”路子。不说别的，就从其比较多地关注英国学者的书，也足以说明这一点。虽不在这两套译丛之中，但在路子上基本一致的还有卡茨的《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就具体的学科“地图”上说，这些书和“传播与文化译丛”中的某些书（比如《重组话语频道》、《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等）一道，重彩浓墨地填补上“文化研究”一块。同时，又上接《权力的媒介》，与《传播的政治经济学》以及“传播与文化译丛”，共同构成了传播研究批判学派的一翼。
此外，自2000年开始还出现了一个新趋势——那便是新媒介及与此相关的媒介思想方面的译著成为出版界的“新宠”，2000-2002年3年间就出版了8部之多，尤其是“清华传播译丛”（2001-2002，共6部），除了“传播法”，其余5部都与新媒介有关；与此同时，“媒介思想”方面的著作也变得炙手可热，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再度出山（商务印书馆，2000）；同年，麦氏之子等人编选的《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也付梓印刷，这两部作品加上2001年出版的《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保罗·莱文森著），使麦氏成为内地20年来第一位传播思想体系得到较为全面引进的西方学者，其风头之健甚至有超过当年施拉姆之势。这当然与媒介技术的日新月异，尤其是电脑、互联网的兴起有关，由此也可看出大陆学者追踪热点，急于补课的取向。如果一定要找出它们与学科知识的“连续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说，这既是在第一阶段尚显另类的《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之类的扩展，也是对在第一阶段就成为重点的“传播社会学”一脉的深化。
还有一本需要专门一提的书，即埃弗雷特·M.罗杰斯的《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该书系统勾画了美国大众传播研究的历史，在视角上虽略显陈旧，但对于美国大众传播研究的形成与演变线索，刻画得十分清楚。这本书在此时出现，似乎恰好是为自1984年翻译施拉姆《传播学概论》开始就努力寻找、构建的学科轮廓做了一个注脚和基本小结，从而使我们能够更为清晰地发现、反思中国大陆译著所曾经历过，尤其是早期所走的路线。尽管从后来的发展看，学科“版图”的空间已远远撑破了其界限。
四、总结与思考
从上面对译著变化路线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播学译著大致就是按照对一个学科模样的构想而逐渐丰富起来的。撇开那些枝枝蔓蔓，其主要线路是：传播学概论——大众传播学——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传播与文化（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现在一时还说不清我们对传播学科这种轮廓的想象起于何时，来自何处，不过1987年《大众传播模式论》译者序里所概述的学科面貌，恰好与译著的发展铺开一致。
不仅如此，译著的这种努力和取向，与我们整个研究的趋向也基本一致。正是由此，也可以这样说，中国大陆译著当前的状况，是许多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这种努力从微观看似乎是即兴的、随机的，但是从总体上呈现条条线路通向一个目标——建立学科的状况。所以，译著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也就是：第一，对传播学科的孜孜追求；第二，是按照学科以及对学科的理解选取所译之书；第三，译著的总体走向说明整个学科的空间的确在不断扩展。
正因为如此，如果需要对译著做一番反思的话，也许应该从我们强烈的且念念不忘的“学科”意识或“情结”入手。
记得施拉姆作为传播学科的集大成者和奠基人身份访华那年（1982年），内地第一次有关传播研究的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上提出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16字方针。如今，整整二十年过去了。就译著的变化来看，现在是应该问一问什么是“系统了解”，或者说，要“系统了解”什么？
用“系统”而不是“全面”或“总体”，是否可以这样说，术语的选择显示了选择者的想象力，即他们已先在地认定西方的传播研究存在一个“系统”。若不是如此，试想一下，所谓的“系统了解”何处安身？在这个意义上说，“系统了解”就是渴求对西方传播学系统的了解。如果辅之以时常在耳边萦绕的“建立传播学科”的呼声，那么，“系统了解”在实际上就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了解“系统”——学科。我们的译著选择和翻译就是在这样一个“学科”语境中展开。找到“学科”并把它拿来全面完整介绍到国内，就是翻译的基本目的。
这种意图从一开始就非常明显，施拉姆、德弗勒、媒介社会学都是因此而争先恐后跨过中国国界。大致可以这样说，除了商务印书馆的“文化和传播译丛”和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媒介文化系列”，几乎所有的译著都自觉地肩负学科建设或建立学科的崇高使命。他们的差别仅在于所理解、想象、认同的“学科”边界、形状以及历史之不同。而这两套不打着学科建设旗号的译丛，恰恰在于编译主持者不是目前大陆所认定的传播学科圈内的学者。由此看来，把“communication”或“communication studies”无一例外地译成“传播学”，把“understanding communication”无一例外地译成“传播学概论”或“通论”，也就不是偶然。“传播与文化译丛”中的《大众传播学：影响研究范式》，应该说是一本颇有价值的读物。尽管有学者认为我们二十年来的那些译作“几乎全是美国经验学派的”，但从我们的梳理中不难发现，除了这本书以外，自1984年以来，内地压根就未曾翻译出版过一部原汁原味的媒介效果研究的专著（或论文集）。因此该书也算是一个稀缺的读本，至少可以让中国读者对一些原来有所耳闻却只有一些抽象、空洞概念的理论，可以落到实处并知道其来龙去脉以及在研究中是如何进行的。可从编译者专门为此书所撰写的《导论：大众传播学影响研究——兼谈建立中国大众传播学的一点思考》看，同样首先把这些个案式研究置于建立中国大众传播学科的背景下来展示其意义，否则好像就有损于译著的地位乃至于他们的努力。
由此不免想到被我们一直称为学科奠基人的施拉姆。施氏在1949年出版了“Mass Communications”（我们译成了《大众传播学》），被公认为是这一领域最早的教材。在该书第二版前言中他说：当初编选该书，是打算为那些通过社会科学窗口研究大众传播的人提供一个初步的读本（apioneeringreader），希望借此推动学者们写出更完整的书以补充或取代它。他明言，该书的第二版和第一版的目的一样，试图让人类学者、心理学者、社会学者、政治学者、经济学者、大众传播教师以及专业大众传播者聚集一起，汇拢多元的研究取向集聚于一个目标（Schramm，w.，1960）。这就是说，这些不同学科学者济济一堂，是为一个共同的对象，而不是一个什么共同的学科。可见施拉姆本人也未必认同学科的说法。后来他用“公共汽车站”来形容传播研究，显然承继着这样的思路。阿芒·马特拉等则把传播研究比喻为“是一些不同倾向的聚合港口，远不是一个同一的整体，尽管用一个同样的标签。”有“系统”或“学科情结”并非什么过错，但当抱着这样的“情结”，用米尔斯的说法，有了这么一个“形而上学的共同尺度”，其他类型的思考或理解方式就不复存在。从表面上看，二十年来译著涉及的空间在不断增大，但实际上，使书目选择的视野变窄，甚至只是顺着一条道往前溜。恰如前面所看到的，我们的译著是从介绍美国开始，可是当几本教材式书籍得手以后，马上就跳到了传播社会学。
后来的视野基本是居“高”不下，犹如跳高，非得有“系统”、“体系”这样的高度。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且可以起研究示范效用的著作尚付阙如，知识性的读物倒是绵绵不绝，甚至有的教材类东西一版再版。教材和宏大叙事类的书目多，而《媒介事件》这样的个案研究式经典读本少；面面俱到、系统全面的整合性读物首先得到重视，而研究型专题讨论的书本不充足；译著数量越来越多，但不少书目基本是一个类型、一个层面，而且大多似乎更有利于教材的编写而不是研究引导。如此等等，不能说与这样的“学科情结”无干。即便目前已有屈指可数的研究性著作，由于编译者是将之放在学科的背景下来介绍，不免使读者“取椟还珠”：忽视了研究本身所具有的指导意义，而把注意力集中到学科的空间填补。目前大陆传播领域教材兴盛，深入研究过于凋零；只见忙于填补所谓的各种“空白”，不知或不屑做细致具体的个案研究。“许多学术上的狂热不到一两年，在尚未冷静下来之前，就为新的狂热所代替。这些狂热或许可以给文化活动增添一些佐料，但却没留下什么学术发展的痕迹。”虽不能说这一切就是受译著的影响，但此种心态和动机，与译著的走向大致吻合怕也不是偶然。这反过来，又不能不进一步影响他们对译著的理解和吸收。
相反，如果不是像契诃夫的“套中人”那样，自我禁锢在“学科”的“系统”中，而是脱身而出，站在施拉姆的那个“十字路口”或“公共汽车站”，我们就可能具有另一番的想象力，犹如潘忠党先生所说的，一方面坚持全方位开放，以提升我们的理论层次，另一方面需要将自己的观察与分析反馈到其他学科，对那些学科有所启发，使传播研究领域成为活跃的理论建构场所，从而其他学科的学者会因其研究兴趣和学科的内在逻辑欣然而入。我们现有的译著显然不足以担此重任。不仅因其大多是知识性的教材，更在于跨学科性质不明显。这并不是指译著本身没有学科交叉的特征，而是说它们能引起其他学科学者注意的因素似乎不突出，或者译著本身以助不同学科学者交流的资源并不多，对于外学科的人缺乏应有的吸引力。虽然这并不一定是编译者的初衷，但同样是和大陆传播研究自得其乐的封闭氛围相近。不错，自后来的“传播与文化”、“文化和传播”等系列丛书出现，译著所涉及的领域有了相当大的扩展，将之和第一阶段相比，其变化之大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不能忽视的是，这些译丛的主持者，并不全是固有的圈内人士。这一方面是好事，反映出传播和媒介研究得到了与传播学研究截然无干的其他大陆学者的重视，但另一方面，由此也映衬出原有圈子里那些学者的眼界、视角和胸襟。
假如说，1984-2002年中国大陆传播译著的最大功绩，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学科的基本知识图谱，而且由于我们原先对传播研究的一穷二白，把构建学科知识地图摆在首要位置也是必然的、必要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译著又当如何？重点应置于何处？试图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和作用？卢卡奇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总体的观点不仅规定对象，而且也规定认识的主体。”那么，在未来的时日，我们又打算以何种总体观来审视、挑选并发展我们的传播译著？2003年“传播·社会·文化”译丛的问世，也许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兆头，这意味着中国大陆传播学译著的重大转型：从教材转向专著，从学科转向领域，从一般的知识性介绍转向问题研究。但最终究竟能否取得这样的效果，能否真正起到导引的作用以带出更多类似的译著，从而把大陆传播研究推向深入，这仍然有待时间的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