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光晋
前不久，一起泗县疫苗事件引起全国的关注，6岁女童李威的死成为一根导火索，引发300多名孩子住院，也引发不同媒体众口一词的批评。在事实真相未完全调查清楚之前，大量媒体和媒体上的评论，把这一事件视为“南京冠生园”、“阜阳假奶粉”一类的厂家、商家或流通渠道上的违法事件或道德事件。于是，对此事的评论声势不小。但事后经查实，这其实是一场群体性癔症。在各类评论对此事件“跟风式”的谴责、批评之后，新闻评论应有的，也是新闻评论传统中一直秉持的“公正”原则，被重新提起。当然，由于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坑害消费者权益的事件和问题目前普遍存在，新闻评论理应加以议论和针砭，但是不应把新闻事件仅仅作为引发议论的由头，而不去在意事实本身是否客观真实。
随着网络的出现和报刊言论版的兴起，公众对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的意见表达渠道和机会大幅度增加，多元的观点折射出当今社会多元价值取向的真实图景。但与网络BBS上或新闻跟帖中网民们即兴式的议论不同，媒体评论或论坛中的专栏文章在表达多元观点的同时，是否也应秉持某种“公平”、“公正”的原则——将代表主观意见的评论，建立在客观真实的事实之上，以便在这类代表媒体或“社会精英”发言的评论或专栏文章中，真正继承中国新闻评论的文化传统和精神传承——既有“济世情怀”，又能“持论公正”。
其实，如果了解了新闻评论的文化传统与精神传承，就可以理解今天所提倡的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责任和公民的社会责任，并不是什么新的职业要求或道德说教；今天所提倡的“新闻专业主义”，其精神本来就植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并与18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汇流，在19世纪后期开始的国人办报的实践中，逐渐成为中国新闻从业者的一种职业追求。
如果说源远流长的论说文是中国新闻评论的文体源流的话，中国新闻评论同样有其深厚的精神传承。从“百家争鸣”、“处士横议”，到治“经世致用”之学，写“经世致用”之文，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不仅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追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胸怀，也有着“文人论政”的理念与传统。所有这些，都成为中国新闻评论厚重的精神与文化积淀，给今天的新闻评论以滋养，也给今天的新闻从业者乃至中国的知识界以思考。
一、“济天下”与中国文人的人生理想
“济天下”是历代中国文人崇高的人生理想，原出自《孟子》。在《孟子·尽心上》中有言曰：“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泽加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此番议论，反映了儒家的理想主义；而由“兼善天下”引申出的“兼济天下”，也成为众多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
同时，孟子又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曾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里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基于这种思想，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既把“修齐治平”作为自己道德修养的基础，也作为自己不同阶段或不同境遇下的目标及准则。而“治国平天下”，更是胸怀远大者毕生的理想。
“文起八代之衰”的论说文大家韩愈以孔孟道统的传人自命，以“济天下”为己任，希望用“六经”和《孟子》那样的文章形式，宣传他以儒家思想为依据的政治见解，实现唐王朝的中兴。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不仅是一次文体与文风的革新，也成为那个时代先进知识分子实现其政治理想与政治抱负的一种途径。从他的《原道》、《原毁》、《师说》等代表性论说文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种境界与追求。
北宋的欧阳修恪守自己“明道”、“致用”的主张，他的许多政论作品，如《本论》、《原弊》、《上高司谏书》、《朋党论》等，直指时政，砭斥时弊，同样表现出一种匡时救世的胸襟与情愫。
同样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倡导者，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传达出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宽广胸怀，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国家责任感，既是其人生的写照，也映衬出中国古代先进知识分子的风骨与节操。
值得注意的是，举凡以论说文见长的“士”，大都成为了“仕”，而正是因有了可以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和途径，其论说文才成为当时的“谏文”和流传后世的名文。同时，由于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政治制度，他们又往往为自己尊崇理想和所言所行付出沉重的代价——不为朝廷所器重，成为权奸佞臣们攻讦、陷害的对象，贬谪、丢官甚至祸及性命。于是，在辉煌的中国古代政论文背后的政论家们，身上总是或多或少地笼罩着一种“报国无门”的悲壮色彩。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激励着无数志士仁人的名言，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正始》中提出的，原文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生逢改朝换代的动乱年代，“济天下”道德境界和国家存亡、民族兴衰的大义相比，与包括文人在内的每个人的责任都更加紧密。自此，中国优秀知识分子“济天下”的人生理想，更多地成为一种真切而紧迫的责任和行动。
与“济天下”同样流传至今的是“文章千古事”的文人操守。此言原出自杜甫《偶题》一诗，后半句是“得失寸心知”。虽有今人将其理解为“既然写文章是流传千古的事情，那么干这事的人自然也就流芳千古了”，但中国历代文人一般是将此话当作为文的警言，希望自己的文章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种对现实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同样也是一种可贵的精神遗产。
二、“经世致用”与中国文人的为文追求
明清时代，封建君主专制已达极点，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的发展。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为代表的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们，深刻地意识到宋明理学的清谈误国，把关注的目光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泥潭中转向社会，转向现实，提倡“实学”。所谓“实学”，用当时颜习斋的话说就是“实习、实讲、实行、实用之学”，贯穿“实学”的一个中心思想，便是经世致用的精神。而所谓经世致用，就是反对学术研究脱离当前的社会现实，强调把学术研究和现实的政治联系起来，把治学与治世紧密联系起来。对宋明理学流弊的批判反思，既是“经世致用”思想产生的文化根基，也是“经世致用”思想滋生和发展的契机。
明末清初杰出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和文学家黄宗羲，是“经世致用”新学风的开创者之一。张岱年先生曾说：“黄梨洲是中国过去民主思想的一个伟大的代表。”他反对空谈，注重“实学”，强调做“经世致用”的学问，也就是对社会政治有实际意义的学问，并把学到的知识贯彻到行动中去。
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明清之际三大家”的顾炎武，在《与人书》中曾指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凡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他提出的“务当世之务”，成为后来崇尚“经世致用”者为学、为文的宗旨。潘耒曾称道顾炎武：“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由此再观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以看出，它既反映了一种济世胸怀，也表达了一种把天下、国家、生民之事都作为“当世之务”的“实务”态度。
推崇“经世致用”的学者们以社会问题为中心，在“救世济时”的思想指导下，发表时论，评论时政，提出了各式各样“匡时济民”的社会改革方案。在为文时则追求独立思考，有所创新。颜元曾强调“立言但论是非”，反对“附和雷同”；唐甄提倡“言我之言”，贵在己出，激烈地反对蹈袭古人。他说：“言，我之言也。名，我所称之名也。”并一生“不为应酬之文，意所欲言则言之。”不袭古人，务实创新，成为提倡“经世致用”的思想家们为学、为文的显著特征。
被称为近代中国维新思想先驱者的龚自珍，受当时崛起的“春秋公羊学”影响很深。他的文章提倡变法图强，“以朝章国政世情民隐为质干”，“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他青年时代所撰的《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等文，对封建专制的积弊，进行了激烈的揭露和抨击。龚自珍一生追求“更法”，他曾概括自己的一生是“但开风气不为师”，这种“风气”就是大胆指斥时弊，议论天下大事，倡导改革的风气。
魏源是晚清“经世致用”思想的主要提倡者之一。他由习王守仁心学而改从今文经学，论学以“通经致用”为宗旨。对于充斥朝野的考据学风和理学的性理空谈，皆加贬斥，提出了“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变法主张。他讲求治经世之学，并力图以此谋求国富民强。在他得知英国人在新加坡设立英华书院，请华人教汉语汉文时，就对中国没有一人做类似了解外国的事备感忧虑，于是遵友人林则徐嘱，以林主持译编的《四洲志》为基础，最终辑纂而成100卷的《海国图志》。该书是近代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的介绍西方各国国情及历史、地理情况的著作，书中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思想，魏源也成为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行者之一。
明末清初“经世致用”的思想变革，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变革，包括“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实务变革，“洋务运动”的器物变革和“改良维新”的制度变革都与此有关。因此，探寻历史上包括论说文在内的记录或推动社会变革的文章及著作背后的文化思想源流，也是继承我国评论传统乃至文明传统的一种有效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