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收入不高、专业成就感不足，对工作满意度的综合评价不高，是不是足以动摇新闻从业者继续从事新闻工作的信心？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72.8％的受访者认为自己五年以后还会继续从事新闻工作。这部分人当中73％表示还会在原来的媒体工作，并认为若能自由择业，则报纸为首选，其次是电视台，而电台则是大多数人最不愿意去的地方。在我们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中，发现一些记者抱怨归抱怨，但也表示三五年之内并不会选择离开，一位电台记者认为不离开是因为暂时找不到更好的去处。一位报社记者明确表示他在物质待遇和专业成就感方面，对自己所在的报社都很不满意，但他也不会走，因为“学新闻的，差不多除了写稿就没有什么其他专长，几乎就跟没有专业一样，除了做记者还能干什么呢？”一位电视台的资深记者说，他其实还是喜欢做新闻的，尽管待遇不够好，工作很累，而且很多自己喜欢的题目也做不了，但是“在中国做记者，恐怕哪里都差不多吧”。
三、新闻从业者的工作自主性
在新闻生产的实践活动中，新闻从业者的工作会依赖于一些编辑部内部或外部的资源，或者受到一些编辑部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我们将新闻生产的过程简约为三个环节，首先是确定报道选题，其次是采访和写作（制作）新闻报道的过程，最后是这篇采制的新闻报道在其所在媒体刊发出来。在这三个环节中，一些来自于编辑部内部和外部的因素会影响到从业者的新闻生产活动。我们在调查中列举出七个影响到这三个环节的具体因素，通过因子分析简约为四个因素，即广告客户和媒介经营部门的影响、编辑部内部业务主管的影响、来自宣传管理的影响和报道对象与消息来源的影响。我们发现，如果仅从均值看，在新闻生产的这三个环节，影响力较大的首先是编辑部内部的业务主管，如责任编辑或制片人，以及新闻部门/中心主任或频道总监，而宣传管理的影响力也比较大；相对而言，广告客户和媒介经营部门的影响力在各环节上都比较小，报道对象/消息来源则对选题与采制过程有一定影响，而对发稿的影响较小。
在调查中我们设定了一个对新闻工作自主性的总体评价作为独立变量进行使用。结果发现，被访者对自己在工作中获得的自主程度评价不高，在十度量表上只有5.93。偏相关分析发现，在确定新闻选题、采制新闻报道的过程中，采访对象或消息来源的影响与从业者对工作自主性的总体评价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在确定新闻选题和采制新闻报道时，从业者对采访对象或消息来源的依赖越大，则其对自身工作自主性的评价就越高；而在确定自己采制的新闻报道是否被刊发和如何被刊发方面，受访者对工作自主性的总体评价与宣传管理的影响显著负相关，换句话说，新闻从业者在报道刊发过程中感受到的宣传管理的影响越大，其对自身工作自主性的评价就越低。
事实上，在我们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中，我们明显感受到部门一级的新闻业务主管和总编一级的领导的差异——尽管部门主管也时时很小心地规避宣传管理的禁区，但更关心新闻报道的质量，为提升新闻报道的影响力不惜违规操作的情况时有发生；而总编一级的领导虽然也会讲到报道质量和发行量收视率这样话题，但在处理问题时更关注如何执行好宣传纪律。在南方一家当地颇有市场的电台，我们在对一位总编级的领导进行访问时，曾目睹他和一位新闻部门主管的小冲突，部门主管请示要在当日新闻中使用一点海外媒体报道作为背景资料，并强调其竞争对手媒体常常这么做，且效果很好，但他不同意，理由是“宣传部门不允许，万一出事怎么办？”许多记者和新闻部门的中层主管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示过对宣传管理的不满，认为宣传管理导致编辑记者越来越丧失从事新闻工作的行动力，一位新闻部主任说，宣传部门“有规定，火灾死亡十人以上一律发统发稿，那么时间长了我们的记者一碰到死亡十人以上就不采访了，老这样怎么行啊！”
宣传管理同时也会让新闻部门的业务主管深感无力，北京一位资深中层主管说，他其实根本不想当新闻部门的主管，但现在既然当着，就要找理由宽慰自己，“一是不要把你这个新闻工作看成是一种事业，只是看成是一种职业。因为报纸不是你的报纸，不是你的事业，是党的事业，所以对你来讲只是一种职业。二是不要把你做的工作当成一门艺术，而只是当成一门技术，如果你把它当成一门艺术的话，你可能追求一种完美，这样你办不到，客观环境制约你，你只能把它当作一种技术，技术当然是可以修修补补，做到什么地步都可以。三是不要更多地考虑集体，我说的所谓集体，可能是一群人，或者是整个社会，更多地考虑些个体，比如说我这记者的前途，考虑考虑我自己的存亡，考虑考虑报纸的生存，只有从这三个方面来找一种解脱吧”，原因就是因为“哪天不敏感？天天都敏感！法轮功、反腐、拆迁、外交政策、少数民族问题，天天都有些东西不能报道”。但他也说这种想法跟职业理念是相悖的，是“在一种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的一种自我解脱。”而宣传管理部门的官员，则常常对自己管辖下的媒体在新闻报道上大大小小不断出现的“越轨”行为深感不满，因为，“我自己的乌纱帽几乎完全取决于这些媒体受到‘黄牌’警告的程度和次数……他们老这样，不管怎么行？！再这么着我就该先灰溜溜走人啦”。这些小故事从一个角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新闻从业者对新闻生产环节上媒介组织内部和来自宣传管理部门的约束力之间的张力和关系。
四、几组相关关系分析
那么，新闻从业者对工作自主性的评价是不是会影响到其对工作满意度的评价呢？
首先，偏相关分析显示，新闻从业者对其工作自主性的总体评价与其对工作满意度的综合评价及专业成就、物质待遇、人际关系三方面的满意度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那些觉得工作当中的自主性比较高的从业者，他们对其所在媒介能提供给他们的物质待遇和精神满足都是比较满意的，对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的综合评价也是比较满意的。这从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我们在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中看到的这样一种情况的普遍意义，即那些在自己所在的媒体内“混得比较好”，有一定的专业名望和地位的从业者，他们往往会觉得工作中的自主性比较高。同时我们还发现，在对专业成就的满意度和对新闻生产三个环节的影响因素的相关关系上，只有业务主管对采写过程的影响力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那些越对自己的专业成就感到满意的从业者，越会感受到编辑部内部的业务主管对他们采制新闻过程的影响力；而那些对物质待遇满意度越高的从业者，会更多感受到广告客户和媒介经营部门与报道对象/消息来源在确定选题和采制过程中的影响力；而对人际关系越满意的从业者，他们在确定选题和采制过程中能感受到业务主管和宣传管理的影响力也就越大。
既然被访者普遍对自己所在媒体的工作自主性和满意度评价不高，那么，什么样的媒体才是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媒体呢？我们在调查中列举出12家不同的中外媒体，来考量什么样的媒体比较符合被访者心目中的理想。通过因子分析，我们将这些媒体简约成境外媒体、喉舌媒体和网络媒体三类，《南方周末》因统计上归属较弱被作为单独的变量，网络媒体则因与我们的主体不甚相符暂不进行讨论。我们发现，被访者对境外媒体的总体评价要高于喉舌媒体，而《南方周末》则被认为是最接近理想媒体的报纸。偏相关分析显示，被访者对工作满意度的综合评价越高，对喉舌媒体的评价也越好，同时，那些对自己获得的专业成就越满意的从业者，对喉舌媒体的评价也越好。我们还发现，在新闻生产的三个环节上比较多地感受到广告经营、宣传管理和报道对象/消息来源的影响力的从业者，对喉舌媒体的评价比较好。
五、结论与讨论
如果我们回到有关新闻生产的社会控制这一研究取向上，我们首先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新闻从业者作为独立的职业角色，他们在新闻实践过程中是如何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和影响的。然而这个话题有着明显的西方语境，即作为职业角色的新闻从业者，他们尊崇共同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为相对独立的媒体工作。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尽管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市场经济为中国媒介开拓出相对于单一的党的喉舌和宣传工具的更为广阔的实践空间，新闻从业者从单一的“党的宣传干部”衍变为具有一定的工作自主性的职业角色，但是，在中国新闻改革的现实环境中，党的宣传管理机制、市场经济下的商业利润逻辑和搀杂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道义责任又深受来自西方的以服务社会公共利益为本的新闻专业主义影响的职业理念，这三重逻辑的相互作用，是理解中国新闻改革的重要起点。
深度访谈，2002年3月，××市委宣传部报刊处副处长。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新闻从业者一方面越来越多地认同自身以新闻专业主义为核心价值取向的职业角色，认同优秀的境外媒体的职业表现，式微传统的党的喉舌媒体——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对于什么是自己心目中理想媒体的评价上体现出来；另一方面，他们在党的新闻体制内工作，要想获得专业成就，就必须在这个现实环境里不断拓展自己的工作空间，要让自己尽量“混得好”——而如何才能获得比较有弹性的工作空间，其中所遵循的价值理念并不都能符合新闻专业主义的共通价值取向。事实上，提升自己的专业成就感，与认同喉舌媒体的正相关，至少让我们看到，在今天对于大多数新闻从业者来说，顺从于党报体制是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获得专业成就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尽管这个前提与新闻专业主义的逻辑有着天然的矛盾。
这就从客观上导致了中国新闻从业者在自身职业角色上的深刻冲突——他们感受到越多宣传管理的影响，就觉得自己工作的自主性越低，但是，要想在工作中获得较高的自主性，又必须认同而不是抵触现有的新闻体制，这样至少可以在现有的新闻体制下获得从事新闻实践活动的弹性空间，也只有这样，从业者才会比较满足于其所在媒体提供的获得专业成就与名望、较丰厚的物质报偿、较良性的人际关系的机会和条件——尽管从总体上看，他们对包括自己工作的媒体在内的喉舌媒体的评价要低于那些更能体现出专业主义理念的境外有影响力的媒体。这种由新闻体制造成的职业角色深刻的内在冲突是当今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者面临的最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