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勇
一、时代背景与发展阶段
记得2003年12月1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传媒发展高层论坛”开幕式上，我第一次提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广播电视三次重大突破的观点。此后我在2004年11月2日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和《南方电视学刊》五台协作体举办的第三届中国电视南方论坛的演讲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三大突破的观点。三年多过去了，我更加坚信这个观点的可靠性。我认为，新世纪以来，中国广播电视正在经历第三次重大突破，持续时间可能会到2020年左右。第一、二次重大突破各持续10年左右，而第三次重大突破可能需要20年左右。因为这次重大突破涉及全国广播电视业的整体转型，是一种质的突破，是中国广播电视发展史上的历史性跨越，其广度和深度都要远远超过前两次，其深远意义和影响非同寻常。
我提出这个观点的理论依据是钱学森先生的四种革命理论，即科学革命推动技术革命，技术革命推动产业革命，而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共同作用引起社会革命。我想在钱先生四种革命理论的基石上，提出自己两点新的看法：第一，当今的世界，正处于四种革命的交汇期，这是过去人类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现象；第二，社会革命不仅指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即一种社会制度取代另一种社会制度，而且应当包括在社会制度根本变革实现之后，进一步地完善、发展这种社会制度和在这种社会制度基础上进行的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同样属于社会革命的范畴。
基于上述观点，我进一步认为，中国正处于典型的四种革命交汇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是四种革命在中国的伟大实践。这就是当今中国最基本、最突出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
置身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之中的中国广播电视业，已经发生并正在经历第三次重大突破，是完全合乎事物发展的规律和逻辑的。
中国广播电视的第三次重大突破，由四大因素构成，即：（一）整个广电系统由模拟技术向数字技术全面转换；（二）传统媒体的改造升级同新媒体的发展并行推进、相互促进；（三）发展事业与发展产业、提供公共服务和提供市场服务成为基本目标和双重任务；（四）逐步构建以公共服务体系、市场运营体系、政府监管体系、中介社会服务体系为基本框架的广播电视新体制。
这次重大突破将逐步从两大方面实现整体转型。一是技术转型，即由模拟技术全面向数字技术转换，从节目制作、播出、传输、分配、接收等各个环节全面实现数字化，由此将带来从单向传播向双向互动的转变，从固定接收到移动接收的转变，从单一接收功能向多媒体多功能信息终端转变等一系列重大的变化。这是广播电视业一场极其深刻的技术变革，它不仅仅是技术支撑系统自身的革新，而且涉及传播方式、服务方式、经营方式、管理方式等几乎一切领域的升级转型。
二是体制转型，即通过不断深化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数字化新技术要求的广播电视新体制。其基本目标是逐步构建起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市场运营体系、政府监管体系和社会中介服务体系。在新体制下，实现事业与产业共同发展、相互促进，公共服务与市场服务取长补短、满足基本需求和多样化需求，政府依法监管与社会组织引导自律相结合、互监督。这是一场极其深刻的体制变革。由于广播电视在性质、结构、传播方式等方面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这种体制变革和转型将是一个较长的、渐进的过程。
以技术变革、结构调整和体制转型为特征，中国广播电视的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科学发展阶段。我做出这种判断，是基于以下五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标志着党和国家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广播电视部门面临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广播电视科学发展的重大课题。
第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广电部门面临如何为完成上述战略任务提供舆论支持、从公共服务和市场服务两个方面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信息精神文化需求的重大任务。
第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并日趋完善。经济基础的重大变化和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必然从各个方面影响乃至决定广播电视生存、发展的基本环境和条件。当前广播电视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难题和问题，几乎无不与此相关。如何破解这些难题和问题，谋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广播电视的快速发展，已成为广播电视部门不可回避的重大现实课题。
第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和《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了包括广播电视在内的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事业产业发展的总体方向、基本原则和目标任务；党的十七大将对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今后的发展提出指导方针，作出战略部署。广播电视部门面临怎样贯彻落实上述精神，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的重大任务。
第五，以数字化为核心的技术变革和新媒体的迅速崛起，对传统的广播电视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和竞争。如何实现传统广播电视的升级改造，如何实现传统广播电视与新媒体的融合，如何从经营管理传统广播电视向经营管理现代广播电视多媒体转变，这都是各级广电部门当前和今后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广播电视发展的时代背景和生态环境，已经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中国广播电视将在增长方式、发展模式、发展路径上发生重大转变，寻求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已成为广电部门的必然选择。
二、发展现状与主要问题
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科技进步和社会需求四大动力的推动下，近30年来中国广播电视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整个格局和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整体实力大大增强。
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的事实和数据得到印证：
1.传播能力大幅度提升
与1982年相比，2006年广播电视播出机构，从164个增加到2544个；开办广播电视节目，分别从230套增加到3730套（其中广播节目2442套，电视节目1288套）；广播电视节目年制作量，分别从23万小时和2.78万小时增加到619万小时和261.8万小时；广播电视节目年播出量，分别从76万小时和9万小时增加到1079万小时和1361万小时。
2.覆盖规模不断扩大
目前已经建成无线、有线、卫星、互联网等多种技术手段并用，模拟与数字技术并存的多层次、现代化的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网。截至2006年底，全国使用10颗卫星53个转发器传输199套广播节目、242套电视节目；设有广播电视发射台、转播台6.6万座，发射机7万多部；建起有线电视网络总长300多万公里，有线电视用户达1.4亿户，其中数字电视用户达1200万户。全国广播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分别从1982年的64.1％和57.3％，增长到2006年的95.04％和96.23％。收音机、电视机的社会拥有量分别达到5亿台和4亿台。
3.财力人力明显增强
2006年全国广电系统总收入首次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099亿元，比1982年增长124倍，年均增长率22.3％。2006年全国广电系统资产总额达到2971.8亿元，比上一年增长9.47％。2006年全国广电系统共有从业人员56.46万人，比1984年增长54％。
2006年我国广播电视保持了全面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呈现出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一是主流广播电视媒体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向新媒体领域拓展，并在重大宣传报道中实行多媒体联动传播，积极占领了宣传与舆论新阵地。
二是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从部门行为上升为国家行为，被中央列为农村文化建设一号工程予以强力推进，农村广播电视建设实行了战略性转变，有望形成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的总体框架。
三是有线电视数字化由局部试点向大中城市全面推开，制约数字化整体转换的种种瓶颈已逐步被打破，同时技术上由小容量单向传输向大容量双向交互转变，业务上实现从单一服务方式向多类型服务方式转变，数字有线电视用户较上一年增长218.9％。
四是广播电视科技自主创新获得重大进展，包括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移动多媒体广播、新一代卫星传输、数字电影流动放映等三项核心技术，以及制定颁布与此三项核心技术相配套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增强了广电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五是广播电视管理主动适应技术变革和社会变化，不断探索有效管理的新方法新手段，注重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经济、技术手段，在加强和改进监督方面取得了新进展和新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