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电视事业发展的挫折及其在“文革”中的宣传作用
“文革”的爆发使得刚刚起步的中国电视事业受到很大挫折。这种挫折主要体现在节目理念的退步和反动，以及电视节目的普遍萧条。
“文革”开始以后，电视也被完全当成了“左”倾政治的宣传工具，和广播一样，除了政治宣传类的信息，所有其他类型的信息——服务的、娱乐的、文艺的都基本上消失了。而且由于当时的电视自我制作节目的能力不强，尤其是文艺节目，基本上是依靠拿来主义从电影、戏剧、音乐等领域获取资源，当文艺界整体受到冲击之后，广播基本上被断绝了文艺节目资源，电视的节目源也随之枯竭。“文革”期间主要的电视节目内容是对“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宣传和展示。毛泽东的活动成为电视节目的重要内容，播出他接见外宾或者红卫兵小将的内容是当时电视台宣传的最重要的任务。还有，关于那个时期我国的一些重要的建设成就，电视也给予了较为充分的报道，例如1967年6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4月我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等等。
“文革”期间，电视最具特色的宣传形式是“电视批判大会”，即将所谓的“大批判”现场用电视直播的方式传播出去。这种电视形式据说是张春桥发明的，主要在上海电视台得到了充分的运用。据统计，这样的电视批判大会在整个“文革”期间先后举办了一百多次，仅1967年就开了51次，大批党政领导人被挂牌子、戴高帽子等受尽侮辱的镜头被电视传播了出去，江青等人及其爪牙将其看成是宣传“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有效手段。对于一些重要人物的批斗，江青等人都会在电视机前观看现场直播，但也有出意外的时候。在批斗著名作曲家贺绿汀的电视批判大会上，面对造反派气势汹汹的批斗，贺绿汀拒绝认罪，反而梗起脖子和造反派进行争辩，“大批判”变成了“大辩论”，这样的场景显然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主旨相违背。当张春桥等人在电视机前看到这样的场景后无不气急败坏，但又无可奈何，最后只得将转播现场的画面切断。于是，电视观众只能听见现场造反派呼喊口号的声音，而无法看见贺绿汀拒不认罪的场景。这是对江青等人无法驾驭电视直播纪实性的一次巨大讽刺。
3．广播电视事业的曲折发展
“文革”期间的广播电视发展主要体现在广播电视事业的硬件建设方面，虽然这种建设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政方针下被笼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比如当时很多地方建设电视台是在“1970年将毛主席的光辉形象送到各地”的口号下进行的。这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在：
第一，各地陆续恢复在60年代初期被迫停播的电视台，中国电视台的数量有了较大的增长。
在60年代初期，中国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当时匆忙建立的各地方电视台除了少数几个得到保留以外，大部分被迫停办。这种情况一直到1965年才开始有所改观。截至1970年，除了西藏以外，全国每个省、市、自治区都有了自己的正规电视台。同时，各地利用高山调频发射台，迅速建立了一批电视转播台。至1971年，全国电视发射台和转播台总计已达80座，电视节目由首都、省会等中心城市向周边地区辐射。
第二，开通了全国微波干线，形成了全国电视网。
微波中继干线是远距离传输广播电视节目的必要通道。1971年，国家广播局正式租用邮电部微波干线，电视可以顺利地传播到全国20个省会、自治区首府和直辖市里。此时，中波同步广播网试验成功；调频广播在台与台之间传送节目的同时，也可以直接收听广播节目。1974年10月，中央台调频广播正式播音。
第三，彩色电视的顺利发展和卫星电视的起步。
早在1956年，当时的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就曾经两次提出发展彩色电视机的任务。1959年，广播事业局开始研制彩色电视，后因国家经济建设遭遇困难，彩色电视的发展被终止。
时至1970年，彩电的发展再一次被提上议事日程。中央广播事业局、四机部、解放军通信兵部等单位联合在北京召开全国电视专业会议，研究建设彩色电视的事宜。此后，一系列彩色电视播出的试验广泛展开了。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次事件也从侧面促进了中国彩电事业的进程。当时，跟随美国总统来华的美国三大广播公司带来了庞大的采访队伍以及卫星通信等电视设备。由于中国电视设备的落后，彩电转播设备几乎为零，对于相关的技术也没有掌握，因此被迫要租用美国人的设备来完成相应的电视报道。于是根据协议，中国在北京和上海等地建立起联合制片播出中心。然后，中国向美国租借全套彩色电视制片和播出设备，租用期是北京时间1972年2月21日上午1时至2月28日24时。租期内设备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政府同意，并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由此一来，建站和租站的费用大致相抵。之所以采取这一策略，主要是当时周恩来总理出于对中国主权的考虑，因为让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建立卫星电视传播系统，是侵害了我国电波传播的主权的。在同年10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的过程中，签订“租借合同”和“使用合同”的策略又使用了一次。
美国人在中国进行的关于“尼克松访华”的电视报道，使得中国电视工作者认识到自己和西方发达国家在彩色电视方面的巨大差距，进而对自己的实力有了准确认识。1972年，中央广播事业局军管小组几次向国务院打报告，提出“进口彩电”的请求。通过调查研究，中国选择了德国的PAL制式为自己的彩电制式（而在此之前，中国进行了长期的自创制式的努力）。1973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面向首都观众的彩色电视正式播出。8月1日，上海电视台彩色电视顺利播出。此后，天津电视台、成都电视台等地也先后创建了彩色电视。至1976年底，北京电视台的彩色节目通过国家的微波干线，已可以传送到中国大多数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977年7月25日，北京电视台的两套节目全部改成彩色播出，中国电视从此完成了由黑白向彩色的过渡。
此外，电视技术的其他方面也有所进步。中国于1965年从美国引进录像机。到了1973年国庆节，中国已成功地研制出自己的彩色磁带录像机和彩色电视转播车。同时，中国电视工业系统从元件、器件到整机，从发射设备、中心设备到电视机等，其研制和生产都已走上正轨。1976年4月，北京东方红炼油厂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有线电视中心，可同时转播北京电视台的两套节目和自办的两套节目，这可以看成是我国有线电视的开端。
总之，在“文革”期间，由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钳制，我国电视在节目创新方面发展有限。但是经过广大电视工作者的努力，硬件方面的发展还是取得了相当的成绩，这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电视的腾飞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第三节改革开放与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腾飞
1976年10月6日晚8时至8时30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以华国锋、叶剑英为首的党中央“隔离审查”，中国政治局势发生逆转，“文化大革命”就此结束。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对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争夺也是斗争的一个焦点。也是在10月6日，时任中联部部长的耿飙将军率部顺利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控制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电视台。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粉碎“四人帮”的通知，也是在这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这一消息。随后中央台又集中连续地报道了各地的欢庆活动，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从此迎来新的春天。
对于中国当代史，一般把1976～1978年称为延宕徘徊的时期。其主要原因，一是“文革”时期遗留下来的创伤尚未愈合，许多社会问题亟待解决，但解决的办法却一下子无法拿出来；二是党的指导思想仍未改变，“两个凡是”的方针占主导地位。对于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来说，这两年是承上启下的时期。广播电视参与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参加了对“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宣传。到了1978年底，各类节目都有所恢复，并有发展，作为中国广播电视的龙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电视台，其变化也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在“文革”期间被停办的广播电视节目得到恢复。比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迅速恢复了《小喇叭》、《阅读与欣赏》等名牌栏目，而电视台开始播放一些外国影片和电视剧，重新起步的中国电视剧也改为录播，电视开始呈现出“微缩电影院”的形态。
其次，一些新的栏目也被创作出来。1977年10月，北京电视台重新开办了《世界各地》和《外国文艺》两个栏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在祖国各地》则成为报道中国内地美好风光和人文知识的名牌栏目。1978年元旦，《全国电视台新闻联播》（简称《新闻联播》）正式设立并逐渐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新闻栏目之一。时至1978年7月，已有上海、广州、河北、南京、武汉等8个电视台可以向北京回传节目，一个全国性的广播电视网正在逐步形成。
再次，一些新的广播电视机构逐步设立，广播电视格局趋于完善。1978年5月1日，中央台对外广播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正式改称为“中央电视台”。同一天，西藏电视台试验播出。一年后，北京市开办了电视台。至此，全国省级电视台全部成立。随着“北京电视台”含义的改变，省级电视台中原以省会城市命名的，纷纷仿效中央电视台改换成以省名为题头的电视台。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广播电视已经显示出急于改革的冲动和勃勃生机，但是这两种媒介事业的真正腾飞还要等到1978年12月中共中央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众所周知，这次会议确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广播电视事业获得了狂飙突进式的发展。
一、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与新时期中国广播电视事业改革的起步
用“改革”来描述中国广播电视事业新时期的发展是非常恰当的。实际上，进入80年代以后的中国整个国家都在不断地改革，广播电视自然也不例外。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发生巨大转变，紧接着的就是治国纲领的转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彻底被抛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正式到来。这一国策的变化对于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大众传播媒介从诞生之日起就长期处于尖锐的社会矛盾中——1949年以前的敌我矛盾和1949年以后的党内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功能和社会动员功能长期作为传媒的首要和主要的功能而存在，媒介的变革和发展要服膺于政治的需求；如此，广播电视媒介其他功能就被政治因素所遮蔽，其信息沟通的功能、娱乐功能、服务功能等都得不到健康的发展，这是我国包括广播电视事业在内的大众传媒落后于世界的关键原因。所以，中国广播电视事业新时期改革的核心线索就是不断开掘广播电视媒介自身的属性。可以说，三十多年来的中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历史就是其社会功能不断健全和完善的历史。
1．影视分家：电视开始凸显自身的娱乐功能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电视机逐渐在中国家庭中普及。据统计，70年代末全国有485万台电视机，而且在此后的若干年，电视机的数字以每年上千万的数字增加，1982年已经达到了2761万台。长期以来，在很多电视观众心目中，电视就是“小电影”，但中国电影在新时期也面临着自己发展的问题。1979年8月，文化部改革电影机构运营体制，电影业实行经济核算，自负盈亏。电影业失去了过去依靠国家拨款拍片子的权力。这标志着在中国传媒界，只强调政治效果、不计经济代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经济杠杆开始调整行业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一度停止了向电视台供应新的故事影片，不少文艺剧团也随之提高了对电视台录制新戏的收费标准。尽管1979年10月24日在有关方面的斡旋下，文化部与广播事业局签订了《关于供应电视台播放影片的规定》，希望以行政的力量规范电影在电视台的播放，但是影视两家不分彼此的亲密关系已经不复存在，而且该协议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由于电影公司不愿意供应新片（因为这样将直接影响新片的票房收入），使得两家的关系很恶劣。
面对有可能到来的“节目饥荒”，电视界被迫要走自己的路。一方面是自制节目，从1979年开始，我国自制电视剧的数量逐渐增加。1979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全国各地制作的电视剧19部；而到了1980年的国庆节，中央电视台主持以电视剧为中心的全国电视节目大联播，一个月的时间内就播出电视剧40余部；而到了1983年，全国电视剧产量达到4000多部，这种增长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可以说，整个80年代是中国电视剧腾飞的阶段。
引进影视剧的工作也开展得非常顺利。从1979年开始，中央电视台陆续引进并译制国外的一些优秀的电影和电视剧，其中有《大卫·科波菲尔》、《老古玩店》、《安娜·卡列尼娜》等由世界名著改编的优秀电影，也有像《加里森敢死队》、《大西洋底来的人》、《姿三四郎》等完全以娱乐为主、质量良莠不齐的电视剧。由于当时国门刚刚打开，中国观众对外来影视充满了好奇，这些电视剧都取得了良好的收视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