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书英不知道，这对光慈也是一种莫名的折磨。未来的路在那一刻似乎偏离了方向，他第一次觉得自己无法把握。
可是，革命不会因为他蒋光慈个人人生道路的偏离而发生任何改变。光慈迫不及待地渴望早日完成任务，回到上海，回到工作中去，或许那里他能重新找到原定的人生轨迹。
回来这些天，蒋光慈一直想尽快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但坊间一直有蒋恒儒参加了“杀头党”（那时乡人不了解共产党的实质，加之反动派的污蔑，惊恐地称之为“杀头党”），这次回来是为了进行不法联络的传言，蒋光慈按捺着急切的心情，等待时机，害怕稍有不慎，不仅功亏一篑，而且会连累一批进步人士。结过婚后，传言自然不攻自破，偃旗息鼓了，这正是行动的大好时机。
晚上，小夫妻躺在床上，书英正为光慈打着扇子。光慈说：“书英！明天，你跟哥哥办大事去！”
“办啥大事？”书英不解地问道。
光慈发觉自己说漏了嘴，赶忙改口说：“明天咱们到叶集去，到姑妈家去看看。”
光慈有一位远房姑妈住在叶集。
叶集又称叶家集，在安徽、河南两省的界河史河的东岸，与河南固始县的陈琳子镇隔河相望。河两岸姓蒋的人家很多，蒋从甫年轻时曾在此活动多年，与此地蒋姓人家联了宗，并认了叶集一户汪姓人家的女主人为姐姐。蒋光慈自九岁起，便到陈琳子镇南侧的志成小学读书，一直读到十五岁。每逢学校的寒暑假或节假日，他总要到叶集的姑妈家去走走，逐渐建立了胜过亲姑妈的感情。这些，乡邻们都是知道的。
现在光慈新婚，带上新媳妇去看看姑妈，那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了。
第二天一早，蒋光慈就向父亲说了自己的打算。蒋从甫听了非常高兴。老人心想，小儿子自圆房后，一直心事重重，莫不是今天想通了！这晴空朗朗的大好天气，让他带着新媳妇出去散散心，不是大好的事情吗？于是，他对光慈说：“你说得对！叶集的姑妈家，应该去看看。你在志成小学的那些年，可没少叨扰他们。人家有春风，咱们就应有秋雨！”
蒋从甫立即着手，从自家和别的商号包了四斤新茶、四斤绿豆糕和两斤冰糖，精心装进一个细篾竹篮，外面用红线缠绕停当，又雇了一顶两人抬的青布小轿，让书英带着礼物乘坐。吃过早饭，小夫妻就出发了。
白塔畈距叶集三四十里地，其间多是些低缓的丘陵。两个三十多岁的轿夫，抬着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新媳妇，沿着宽阔、平坦的乡村大道前行，轿杆上下悠悠颠动，觉得非常惬意，跨的步子也格外高远。蒋光慈跟在轿后，竟然跑得气喘吁吁。
小中晌时，终于来到了叶集。南北走向的五里长街，瓦房、草房相间，鳞次栉比，挨挨挤挤。远远地，就看到集镇上空聚集的烟霭，就听到了哄哄然的人声。
这叶集，成形于明朝永乐年间，几百年来，叶集英杰辈出。就在蒋光慈此次来叶集之后不久，由鲁迅在北京倡导成立并领导的“未名社”的六名成员，除鲁迅、曹靖华外，其余四位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韦丛芜都是叶集人，史称“叶集‘未名’四杰”。还有，后来曾任中国人民海军副司令员的陶勇等五位开国将军，也都是叶集人……
轿子转过叶集南大街高巍巍的炮楼，迅速走上铺着青石板的街道。在拥挤的人流中走了一段路后，便在“万年春”商号前停了下来。待书英下了轿，光慈便右手提着沉甸甸的礼物，左手托着新媳妇扭动的腰，款款地走上台阶、来到门口，两人同时喊了一声：“姑妈！”
姑妈和姑父一阵惊喜，乐滋滋地迎接了小俩口，姑父双手接过了礼物。将近八年未见了，姑妈将光慈扳过来看，扳过去瞅；又见侄儿“收亲”了，侄媳妇长得漂亮、嘴儿又甜，心里更是高兴，少不了嘘寒问暖，亲热话说了一大堆。
住在街上很方便，姑父很快从饭馆里叫来了一桌菜。叶集的“双端糯米大曲”很有名。姑妈老俩口为侄儿、侄媳斟酒夹菜，劝吃劝喝。光慈心里有事，一再致谢，不敢多喝。
饭罢茶后，蒋光慈对姑妈说：“我要过河到志成小学去看看。先生和学友多年未见，说长叙短难免，今晚恐怕回不来了！”
“去拜望先生，应该！”姑妈说，“书英在这儿俺自有安排。俺家房屋宽敞得很呢，你就放心吧！”
蒋光慈出姑妈家走了没一会，便来到史河东岸，跳上一支大渡船。这船是他所熟悉的，不过显得更破了。乘客多是往来两岸赶集的。待人上定，艄公手持竹篙猛撑了几下，渡船立刻向波光粼粼的河心驰去。光慈站在船头，解开上衣的纽扣，任河风吹拂着自己的胸怀，默吟着自己早年，面对这史河奔腾洪水所作的诗：“滔滔洪水害如何，商旅相望怕渡过。澎湃有声千尺浪，渔舟遁影少闻歌。”念罢，他看着两岸的景色，油然想到：壮丽的河山，如今却民生凋敝，山河失色；中国，多像这横行着的破船哪，她应该由谁来掌舵呢？自己不正从事着选择“掌舵人”的事情吗？
蒋光慈踏上了史河的西岸，迅速向位于陈琳子南测钟集子的志成小学赶去。“钟集子”原是个乡村露水集，光慈在此读书时，已经有集无市，集市贸易已逐渐向北转移到陈琳子去了。
志成小学紧靠史河西侧，北倚满目青翠的“丁大山”。该校创办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全名为“固始县保和镇公立志成小学堂”。校名“志成”，取“有志者，事竟成”之意。首任校长为叶兰谷。
志成小学位于两省交界的商贸发达之处，面临史河这条交通的动脉，八面来风，音讯畅通，很多事物都是开风气之先。学校推行民主教育思想，教师也多具真才实学。蒋光慈在这儿学了五年毕业，又在校补习两年，读了中国古籍“四书”和“五经”。光慈各科成绩均好，尤以国文最为突出，加之他忠厚待人，品行出众，常常受到师长的表扬。几位德高望重的先生，如詹谷堂、詹佛堂、曾楚香等人，更是关照有加。
看着这里熟悉、破旧的房舍，还有那些似曾相识，却已经需要昂视的树木，想着在这寂静的乡村，自己曾经的少年时代，蒋光慈不禁万般感慨。
走进学校朝南的大门，因为正逢暑假，校园里显得冷冷清清。夹道的高大的榆树，枝叶交织成浓密的绿云，遮蔽了炙人的阳光。树上的知了，竞赛似地争相鸣叫，更衬托出歇假后校园的寂寥。但是蒋光慈知道，这份平静和寂寥只是表面上的，据他了解，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里正聚集着一股狂热的激情。
学校的大门后面，布列着六十多间校舍。蒋光慈正欲迈步往里面走，忽见从传达室的拐角处，走出一个四十余岁的中年人，浑身白褂白裤，对襟褂子的口袋里装一块怀表，一截表链闪闪地拖在纽襻下面。他中等身材，生得壮实，红红的国字脸上方，两道浓眉，深邃的双眼透着一股刚毅。他向蒋光慈张望了一下，便急步迎了过来，小声说道：“好呀！蒋北峰！你言而有信，真的来了！”说着，亲热地拉起蒋光慈的手。
“蒋北峰”是蒋光慈在志成小学读书时用的名字，其实这是他在六安《蒋氏宗谱》中的号——“名儒恒，号北峰”。
“你好！詹先生！”蒋光慈也不动声色地迎上去，“师长如父，岂敢说不实之言？我从上海出发，就给你写了信。只是回家后，谣言四起，不便四处走动。”
“寄到这里的信，都要从县城绕一圈呢。”詹谷堂说，“还好，俺是昨天上午收到你的信的，总算没有误事。”说着，抑制不住高兴的心情，两人压着声音欣慰地笑起来。
蒋光慈的先生詹谷堂，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和蒋光慈这对师生，在人生的征途上互为影响，互相促进，各自在革命史上都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詹谷堂，又名詹生堡，1883年生于河南省商城县南溪镇葛藤山下獐子岩（今属安徽省金寨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排行第四。全家依靠父亲教书的微薄薪水维持生活。因此，他直到十四岁才开始正式读书。二十一岁那一年，便同哥哥詹佛堂同榜中了秀才。
他为人正直，爱打抱不平。凡是触犯地主豪绅的诉讼，他总是奋力承担。因为痛感清廷的腐败和民族灾难的深重，他从未停止探索救国救民的途径。1905年，他在家乡设馆教书，破例吸收女生，穷家子弟则免费入学。1908年，他被丁埠绅董周凤仪聘至家塾任教。但因他公开摒弃旧礼教、反对周凤仪纳妾而致宾主争吵，结果愤而离开周家。接着，他又被聘到固始县吴状元家教书。吴家对他的文才倍加赞赏，但对他那些富于煽动性的宣传却十分反感。一次，他在“吴大公子”的作文上作了“庶民救国”的眉批，吴大公子大为不屑，他又愤然离职。
两次与学东闹翻后，詹谷堂宁肯在家干农活也不再接受富人的聘请，常同自己的学友和社会上的进步人士林伯襄、詹郎仙等人在一起谈古论今，抨击时弊，抒发自己的抱负。其中林伯襄（1878—1956）系商城县南溪镇人。他早年受进步书刊和维新思想的影响，思想进步，见詹谷堂有才学、有抱负，便时常送一些进步书刊给他看。二人来往密切，结为挚友，他对詹谷堂影响很大。
詹谷堂虽然在深山隐居务农，但他的声名却远播山外。志成小学校长叶兰谷亲自登门，聘请他到志成小学任教。1914年秋，詹谷堂来到志成小学任国文教员。由于该校主持办学和任教的，多是一些比较进步的知名人士，学生也大都是年龄较大的有志青年，詹谷堂如鱼得水，感到这里条件较好，可以大有作为，遂担当了繁重的教学工作，深得全较师生的敬重。
蒋光慈很快就与詹谷堂相熟、相知。他不仅佩服詹谷堂学识渊博、素养高深，更佩服他倡导民主自由、解除思想禁锢、彻底砸碎封建桎梏的主张。学校以詹谷堂为中心，很快形成了一批进步的骨干。詹谷堂经常借一些进步书刊给蒋光慈阅读，教导他要做一个对社会、对庶民有贡献的有志青年。蒋光慈思想进步很快。社会的不公、贫富的不均等一些尖锐的社会矛盾，很早就萦绕在他那稚嫩的心灵深处，促他早早成熟。
矛盾在心头缠结愈紧，激化便愈烈，更使蒋光慈时而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举动。
学校附近李后楼住着李荫堂一家，李荫堂是太平天国叛将李昭寿（1822—1881）的儿子。1863年，李昭寿奉命击败捻军苗沛霖后，被迫交出兵权。次年，他携带多年来搜刮到的大量财物，回归李后楼，筑起了占地百亩的豪华庄园。虽然李昭寿于1881年因和安徽巡抚裕禄闹了狗咬狗纷争而被清廷处死，但他的小儿子李荫堂在固始老家却担任了“八保练总”，平时鱼肉百姓，无恶不作。詹谷堂时常向蒋光慈等几位学生讲述李昭寿出尔反尔、卑鄙丑恶的历史和李荫堂横行乡里、为害一方的罪行，激起了蒋光慈等人对李氏父子的切齿痛恨。一天上午，李荫堂平时乘坐的一顶四人抬的轿子，不知怎么空空地就停在志成小学门口。蒋光慈等几个少年见了，稀里哗啦地将轿子砸了。事后，李荫堂闹得不可开交，幸亏校长叶兰谷上下敷衍，左塞右挡，答应赔偿损失，最后不了了之。
如今，蒋光慈离开志成小学已有七八个年头。这些年来，这里的革命形势有什么发展？有什么新的情况发生？他都从各个方面打探得一点消息，但是具体情况却不得而知。带着种种疑问，他们一起来到詹谷堂的住处。
志成小学的先生，大都是两人共用一间房子，既作卧室，也作办公之处。因为詹谷堂教务重、杂事多，学校照顾他，给他单独安排了一间房子。门朝南开，靠北有一个大窗户，屋前屋后都长着高大的榆树，门窗空气对流，屋里显得很凉爽。
进到屋里，吃罢西瓜，光慈见屋子前后无人，便打听母校的情况。詹谷堂望着窗外，胸有成竹地瞅了学生一眼，暗示着笑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原来“五四”运动及其以后的革命斗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皖西和豫东在外地求学、谋生的大批学生和学者，不断传回马克思主义书籍和进步报刊；当地的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活跃起来。在志成小学，以詹谷堂为核心，也逐步在师生中形成了一批进步骨干。他们主张民主自由，解放思想，彻底砸碎封建枷锁，开展新文化运动。
1921年，由詹谷堂倡议，志成小学建立了“读书会”，除曾庆华等进步教师参加外，还吸收了一些年龄较大、思想进步的学生参加。詹谷堂被推举为“读书会”的主持人。在林伯襄等人的供给和自己的留心下，他不仅收集了当时较有影响的《新青年》一类进步刊物，而且还得到一些马列著作的传抄本。他所教授的国文课，也由以往的个人理想的宣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新文化思想的传播。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读书会”逐渐发展到百余人。他们活动的形式，也由过去的口头宣传、秘密酝酿而变为一定范围内的半公开的行动；活动区域也由学校内部逐渐向社会蔓延。逢节假日或庙会，他们偶尔也组织学生在叶集、陈琳子等集镇集会演说，还搞过几次游行。但是终因没有一个稳固的组织和更高的纲领，这些活动都停留在小打小闹上，不成体系，也没有连续性。影响力和感召力也都远远达不到预期效果。
蒋光慈听了这些，沉吟片刻。
在具体了解了人员构成和思想层次之后，蒋光慈试探地说：“志成小学的‘读书会’都可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此地建团建党的基础，成为共产党在皖西豫东一带的‘星星之火’了。”
“唉！”詹谷堂叹道：“只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成立了，咱们知道。可惜的是，没有可靠的途径真正了解这个党，也不知道他们需不需要我们这些偏远地区的劳苦大众。我们曾经试图托人同武汉的共产党党内人士联系，但一直都没有回话……”
蒋光慈望着先生，激动地站起来，信任地握住先生的手，低声说：“先生！学生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
詹谷堂一听，激动地回握着光慈的手，“好啊！北峰！收到你的信，俺就一直在琢磨你这事，就猜到你此次回来，一定是有所谋划！没想到你已经是党员了！来来来，你好好给我说说！”
蒋光慈微笑着点点头，谈道：“我是在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那时，陈独秀在莫斯科参加罢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来到东方大学，主持召开了中共党员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瞿秋白、刘少奇、罗觉和李人俊四位同志。经陈独秀提议，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八位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中，王一飞、彭述之、任弼时三人，是‘转为正式党员’；华联是由联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我、鲍朴、谢文锦、许之桢四人，是新加入的候补党员。如今，我的名字叫蒋光赤，党籍也早已转正了。”
詹谷堂听说蒋光慈入党是由陈独秀主持讨论通过的，感到无比的欣慰和钦佩。紧跟着，蒋光慈向他宣扬党的思想和前进方向，詹谷堂听得入神，不停地点着头，激动得说不出话，热泪满眶。
当天夜里，蒋光慈选了一个僻静的教室，为自己敬爱的先生詹谷堂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参加仪式的还有其他七八位师生，他们都是“读书会”的骨干，有的就住在附近，有的是接到通知后，急忙夜行而来的。
仪式很简朴。在一支烛光的摇曳映照下，蒋光慈在黑板上画了镰刀斧头的图案；詹谷堂在图案两边，题了一副对联：“漫天撒下革命种，伫看将来爆发时。”志愿入党的同志在烛光下郑重宣誓。
此后，大别山脚下的皖西大地，终于成立了第一个党部，并且革命之火越燃越烈。
第二天下午，蒋光慈和王书英从叶集回到了白塔畈。
晚上，书英见光慈很兴奋，便说：“巧子哥！你说要到叶集去办大事，俺没见你办啥大事呀！”
对这样的问题，光慈只得掩饰道：“看姑妈、看先生，这还不是大事吗？”
光慈想到，虽然不能让妻子知道自己的身份，但也应该向妻子宣传一些革命道理，启发她的觉悟，共同前进。他向书英问道：“书英！我问你：穷人一年累到头，黄汗淌、白汗流，为啥还吃不饱、穿不暖？富人任啥也不干，为啥还能吃香喝辣、穿金戴银？”
“这都是命啊！”书英很快地答道，“巧子哥！穷人之所以穷，是命不好。‘命中只有三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嘛！富人之所以富，是他摊上了一个好命哪！所以呀，人活在世上，就要多烧香、多拜佛、多修行，以求得来生摊上一个好命！”
“是这样的吗？谁又能证明你说的呢！你又是从哪里听来的这些呢？”光慈说，“世上哪有什么命！那全是富人编出来骗穷人，穷人信下来骗自己的鬼话。实际上是富人盘剥穷人，才造成穷人走投无路，造成如今不公平的世道。我们穷人就应该联起手来，打倒那帮为富不仁的地主恶绅……”
“那你是要俺打倒俺王家老楼的那些人罗？”书英诧异地问，“大家都姓王，他们会比俺们活得自在，那是他们前世修来的，俺们可不敢红眼，更不敢胡思乱想！巧子哥，咱可不敢胡思乱想啊！”
光慈看着她那副紧张的样子，正待再说，书英赶紧捂住他的嘴，“巧子哥，你那些歪理可不敢到外面去乱说啊！像是杀头党的那些人说的疯话，外面正在抓杀头党的人呢！”
蒋光慈看她紧张得瞪大的眼睛，只好作罢。他扪心自问：爱一个人，就要对她的一生负责。我爱她吗？我真爱她吗？不呵！小时候，我是多么傻呵，怎么不叫她读书识字懂道理呢？詹谷堂先生在葛藤山下设馆教书，不就招收过女学生吗？而自己的爹就是一个教书先生呵……
第二天早上，王书英还在凉席上伸懒腰，蒋光慈说：“书英呀，快起来！快起来！我来教你念书识字！”
“念书识字？”书英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是说，教我念书识字？”
“对呀！”蒋光慈答道，“怎么，你不愿意？”
王书英轻轻笑了一阵，把脸贴上丈夫的胸膛，黯然神伤：“巧子哥呀！难得你有这份好心肠。可是，你书英妹是念书识字的人吗？有念书识字的福分吗？咱白塔畈，从来没有小媳妇念书的事呵！”
“以前没有不假。从今天起，我就叫他有！”蒋光慈就像那天不叫嫂子为她梳巴巴髻那样执拗，很快地穿衣下床，坐到桌边，拔起毛笔就写了“蒋儒恒”、“王书英”两块大字干。写罢，指着字对书英说：“这是我和你的名字：蒋儒恒，王书英。你从今天起，一天识三个字，十天就是三十，一个月就将近一百。两三年下来，你就能看书写信了，我就是去了上海，我们还能通信。你这么聪明，一定能做到。”
王书英听着，面色沉重，欲哭无泪，要说做豆腐、学女红，她王书英没有捡得起放不下的，只是这识字，从来就是男人的事，自己哪有这个天分。
蒋光慈见书英有些伤心，笑着开导她说：“这念书识字，全靠有恒心。要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可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呵！”为逗妻子开心，他笑着说：“我给你说个笑话儿：从前有一个商人，特地请来一位老先生，在家教他的呆儿子读书识字。老先生第一天教了个‘一’字，是一横；第二天教了个‘二’字，是二横；第三天教了一个‘三’字，是三横。呆儿子不耐烦了，说这读书认字有何难哉，俺的书已念成了，就把老先生赶走了。第四天，呆儿子对商人说：‘爹呀！儿子的书念成了。这一字就划一横、二字就划二横、三字就划三横，一点不难。从今天起，儿就开始给你记账啦！’话说当儿，来了一个买货的，因钱不凑手，结账时还欠五百文，要账房给挂个账。呆儿子文绉绉地问那人道：‘敢问客官贵姓大名？’那人回道：”免贵。在下姓万，名叫万三！’呆儿子一听这名字，记账要划一万零三横，顿时吓得晕了过去。”
王书英听完并没有发笑。她急急地站起身，双手拢起光慈的手说：“巧子哥呀！俺知道你的心意。你是想叫俺像老鹰那样同你一道高飞。可是，俺就像那秃尾巴鹌鹑，飞不高的……哥呀，你就别操这份心了！”说着，收起那两大块字干儿，小心地压在枕下，进了厨房。
光慈看着她的背影，像泄了气的皮球。
任务完成了，几天过去，光慈归心似箭。就好像麦黄季节，田野上下急飞的布谷鸟催耕一样，他的耳边似乎时时响起好友瞿秋白催促他重返上海的呼唤：归来吧，归来吧！上海大学就要开学了！
他像一匹伏枥的战马，一旦听到进军的号角，就要奋蹄扬鬃了。
这天早晨，王书英起身下床，推开半边窗。光慈淡淡地说：“小英子！我要走了，我要回上海了！”
王书英听了，心里颤抖了一下，又好像是早有准备，问道：“什么时候？”
“实在不能再拖延了，就明天吧！”光慈说，“我要到上海大学去，学校就要开学了……”
“明天？这么急！”书英喃喃地说，“那俺得准备准备……”
“有什么好准备的！”光慈说，“我拎着一个小箱子回来，依旧拎着一个箱子走！”
“那，那……那我呢？”书英盯着光慈，嘴里嗫嚅着，眼泪一下子跌落下来。光慈不敢看她的眼睛。
家里的人听说光慈明天要回上海，既惊讶又无奈。整个屋子里鸦雀无声。还是大嫂子会转弯儿，她赶忙张罗着派人去乡下的宅子，通知在那儿忙农活的人都回来：“儒恒明儿个要回上海，大家晚上在一块儿热热闹闹地吃顿饭吧！”
第二天早晨，天气晴朗，万里无云，阳光把天井院照得亮灿灿一片。那棵高大的、枝叶繁茂的枣子树上，满满缀着油亮亮的大枣子，把枝丫压得沉沉地低下头来。
蒋光慈吃了早餐，一切准备停当，就要出门。房间里，书英的眼泪擦了又擦，就像山涧石缝中的泉眼，怎么堵也堵不住。她竭力拂去笼罩在脸上的愁绪，红着脸，笑着小声对光慈说：“巧子哥！俺送你！”
蒋光慈走出房，告别了父母亲、哥嫂、小妹等一圈亲人，出了大门，又见门外站着一圈邻居，又笑着向大家告了别。众人送到巷口，又说了很多“一路平安”、“一路珍重”之类的话，见王书英含情脉脉地要远送，便都很懂事地停住了步，纷纷说：“小英子，你代咱们送送巧子吧！”
两人离了众人，由东巷口走出白塔畈，慢慢顺着乡村小道向东走去。
田野上，栽的都是稻子，稻穗已经灌浆了，呈现着绿豆色。秋风一吹，刀斩斧齐的稻穗挨挨挤挤，泛着淡绿色的波涛。田埂之间，都种着“埂豆子”，那都是些黄豆，结着饱鼓鼓的豆荚，已经可以采剥做菜了。北边，白塔河边的柳林，逶迤向东延伸，直到隐没在起伏连绵的小山背后。远远近近的丘陵，染着浓淡不同的青碧，在阳光之下变幻，似乎是飘落在地上的五彩的轻云。
远处忽然传来一阵歌声：
“太阳升起慢慢高，放只风筝慢慢飘；郎说风筝飞得远，姐说风筝飞得高，风筝就怕线不牢。”
书英听了，仿佛唱的就是自己，突然捂起脸，抽抽咽咽地哭了起来。
光慈扶着书英的肩，问：“小英子，怎么了？”
良久，书英扬起脸，满脸泪花：“巧子哥！俺怕咱俩是断线风筝啊！”这个聪明的大别山新媳妇，似乎隐隐地感到，与巧子哥这一别，可能就是生离死别，因而遏制不了满腔忧伤和悲凉。她哭了一会，从怀中掏出一方白布帕子，那是她与光慈初夜时垫身子用的，上面依稀现着淡红的桃花。她把帕子展给光慈看，问道：
“巧子哥！还记得这帕子吗？”
光慈红着脸，点点头。
“俺已把它洗干净了，只是还有一丝儿印子，”书英抽咽着，“巧子哥！给你留着做个念想吧！”
光慈接过帕子，攥在手上，忽然转过身去，迈步就走，再也没有回头。
书英跟在后面，跌跌撞撞地跑了几步，大声喊着：“巧子哥，巧子哥……”
她没想到巧子哥会扭身就走，她本想让巧子哥再抱自己一下，哪怕只是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