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慈爱得太深了，一时难以自拔。每一想起若瑜，他就痛不欲生。遥望莽莽苍苍的牯岭，若瑜呀，你感到寂寞吗？空有一腔绵绵深情，我有什么礼物献给你呢？……面对若瑜所抄的《弟兄夜话》等文稿，光慈想到自己1926年所写的八个短篇，都与若瑜有关，也都溶进了她的心血，好，把它们汇编成集出一部书。在这部小说集的扉页上，加框标有“本书纪念亡妻若瑜”八个大字，并附文说：
与若瑜决定正式关系不过一年，而这一年中她也就完全在病的状态中。本书是在这一年中写成功的。现在本书出版的时候，她却久已离开人世，而无一读的机会。人世间真有许多难以逆料者！呜呼！
此后，蒋光慈的心里只有写作！他觉得唯有这种创造性的劳动，才是对他“瑜妹”最好的纪念。他的诗集《新梦》《哀中国》，他的小说《少年飘泊者》《鸭绿江上》，他的文学论著《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都是写在与爱妻的相交、相恋和结婚期间。
蒋光慈没有倒下。世间一切美好的感情可以离他而去，一切沉重的打击可以施压于他。可是，他手中的笔不会离开他，他的脊梁不会被压垮！
然而，他的同事、他的亲友们，仍旧为他重建家庭张罗着。人生在世，需要饮食男女，需要一个家庭作为依傍。男人需要女人的贤达、温柔，女人需要男人的聪慧、刚强，结为连理，合为一家，共享恩爱，寄托理想，培养后代，颐养天年。大凡人之常情之事，逆之者必受非议，顺之者方得人心。千百年历史积淀的客观存在，是一支巨大的外在力量，一种超稳固的习惯势力，通过社会舆论，通过芸芸众生自觉或不自觉的传统心理，按照它的既定形式去规划和塑造它的每一个子民。
郁达夫和王映霞夫妻的一片热情，被蒋光慈婉言推辞了；瞿秋白的恻隐之心，被蒋光慈耐心说服了；钱杏邨的真诚介绍，被蒋光慈一口谢绝了。
所有好心人的介绍，都不会成功。蒋光慈的心，还沉在若瑜的坟茔里；宋若瑜的倩影亡魂，还时时伴随着他作用于他。“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就是再给他介绍一位“苏维娅”，或介绍一位“浣纱西施”，他恐怕也不会应允。就像他诗中所说：
……
我爱的她久已死亡，
梦破了恐无再圆的希望；
但是爱情并不是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是在我的工作上。
……“呵，诗人们，第一排的座位永远是虚位以待的！”维克多·雨果的召唤，在激励着忍受了亡妻之痛的蒋光慈。他像一匹文坛烈马，疯狂地闯荡在人生的草原上；他用“粗暴的叫喊”亦即鲁迅所称道的“怒吼的文学”，来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擂鼓助威。蒋光慈的艺术生命，愈来愈显示出了他那澎湃的气势、一往无前的精神和耀眼的风采！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激发了蒋光慈的创作热情。起义的这段时间，蒋光慈正在上海大学任教，并进行文学创作活动。1927年2月23日，在第二次武装起义的枪声尚未完全停息时，瞿秋白抱病写了一份给党中央的书面意见——《上海二月二十二日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人计划意见书》，第二天提交中央特别会议讨论。后来起义的实践完全证明，他的书面意见是完全正确的。3月，瞿秋白为加强武汉地区的宣传工作，便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前去武汉。在去武汉之前，他与蒋光慈共同拟定了《短裤党》这部小说的名字，并且安排了小说的大略章节内容。
蒋光慈对起义的内情很了解，与起义的领导者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等同志也很熟悉。因此，他能够在第三次武装起义于1927年3月22日取得伟大胜利后的半个月之内即4月3日，便完成了这部近6万字的中篇《短裤党》。
1927年11月6日，是宋若瑜的周年祭。光慈想把若瑜跟他多年来的通信烧给若瑜，以温暖她庐山上冷寂的孤墓。刚刚烧了一会儿，友人来拜望，看他黏着纸灰、流满眼泪和鼻涕的脸，劝慰道：“烧了这些，就真能安慰她吗，不如留着出版成书，也是让人见证你们的相知相爱，为你们的爱情做个纪念。”
《纪念碑》1927年11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书前有宋若瑜身穿短袖旗袍、肩披宽长拖到膝下的白色围巾、面容平静、额覆刘海的照片。蒋光慈为《纪念碑》一书作序：
若瑜死了已经一周年。今天是她死后的周年的忌日。我有什么话好说呢？我只有表示不出来的无涯际的悲哀，深沉的苦痛，除了悲哀与苦痛而外，我还能说些什么话呢？有什么话可以表示出我的心境来？……
今天我应在烟雾迷濛中的牯岭上面，伏着那凄冷的、被风雨所飘零的孤坟痛哭，一方面吐尽生者的悲哀，一方面慰藉死者的幽魂。但是因为时局的影响，我只能立在黄浦滩上向着那遥远的、不呈现面目的庐山洒泪。“魂兮归来，我的爱人；魂兮归来，我的若瑜！……”唉！对于我只有这凄惨的泣号。除此凄惨的泣号而外，我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为对于死者的奠祭。
在这若瑜死后的一周年中，我总想将我与她的历史写出一部书来，作为永久的纪念。但每一提起笔来，我的心就颤动了，我的头就昏眩了，茫然不知从何说起，怅然不知如何表示，直到如今连一个字儿都没有写出来。这大约是因为我的文学天才不能充分地表现出我的如海一般深的悲哀来。喂！我还配称一个文学家吗？若瑜呵！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呵！……
也许我终究是要把这一本书写成功。现在且让我把我俩的通信整理一下，一切都仍其旧，一字不易地印出来，作为一个小小的纪念碑。我俩所通的信当然比现在所印行的数量要多些，但是因为有很多的信都被散失了，无从收集，只得仅限于此了。惯于流浪的我，行踪不定，今天也不知明天要到何处去，因之这些尚存留的信札，再将被我遗失，也是意中事。但是这些信札是我此生中的最贵重的纪念物，我应当将它好好地存留起来，不但要借之此纪念死者，并借之以为生者的安慰。若瑜虽然是死了，但是她所遗留给我的爱恋是永远存在的……
我现在说不尽若瑜所有的好处，她的贵重的性格，她所给予我的真诚的爱……当她生的时候，我还不觉得她对于我是这般的贵重，但是现在……唉！我的天啊！你竟永远地将我的贵重的若瑜夺去了！我诅咒你，我永远地诅咒你！
倘若若瑜还健在的时候，那她将要如何督促我，鼓励我，安慰我呢！她生前很坚决地希望我成为一个伟大的平民文学家，因这，她除了安慰我而外，还能督促我，鼓励我。但是现在呢？她死了！……我还是这般地无成就！我惭愧我辜负了她的希望！
我曾幻想与若瑜永远地同居，永远地共同生活，永远地享受爱情的幸福。但是在这一生中，我统共只与她同居了一个月，短短的一个月！唉，这是她的不幸呢？还是我的不幸呢？我陷入了无底的恨海里，我将永远填不平这个无底的恨海。
在此填不平的恨海中，让这一本书信的集子作为永远不灭的纪念碑罢！……
1928年11月6日，是宋若瑜逝世两周年忌日，蒋光慈诗笔和泪，哀思如涌，近八十行的悼妻诗《牯岭遗恨》，一唱三叹，喷泻而出：
在云雾弥濛的庐山的高峰，
有一座静寂的孤坟；
那里永世地躺着我的她——
我的不幸的早死的爱人。
遥隔着千里的云山，
我的心是常环绕在她的墓前。
牯岭的高——高入云天，
我的恨啊——终古绵绵。
若说人生是痛苦的，
为什么我此生也有过一番的遭遇？
若说人生是快乐的，
为什么她就这样短促地死去？
姑娘，你躺得静静地，
只有云雾来做你的衣；
姑娘，你躺得静静地，
只有明月来与你为侣。
可是我啊，我只有永世的悲哀；
可是我啊，我只有无涯的孤寂。
那甜蜜的过去，那不可挽回的……
姑娘，我只有空空的回忆。
本愿年年来到你的墓前，
多么地流连！多么地流连！
痛哭也是好的，惆怅也是好的，
只要能深感着旧日的欣欢。
但是而今到处是荆棘连天，
旅行是这般地艰难！
只能遥遥地招魂，
不能前来墓前祭奠……
你死去了已经两年，
这两年我饱受了无数的悲欢；
但这是我与民众共同的呵，
我的生活只有孤寂的一面。
我已经失去了慰安，
我与你此生是再不能相见！
这乐和苦，这辛和酸……
姑娘啊，你怎能来和我分一半？
两年来我也不知老了多少！
虽然我的年龄还轻……三十未到；
奈何我为着你总是深深地伤悼，
又活活地为着祖国的悲哀所笼罩！
曾记得我在你的面前宣言，
我的诗要歌咏着民众的悲欢；
纵然我是飘泊，颠连，
但是我的心愿永不变。
而今我的心愿依然仍旧，
可是祖国虽大我难以居留；
你将如何同我一样地悲愤呵！
若你还存在人间的时候……
唉！我该有多少话要向你说！
我是如何地需要你的安慰与扶助！
但是命运注定了，注定了……
往日的欣欢只能向梦里去追求。
算了罢，我也毋须多多地哭你！
你躺在那儿好好地安息！
你所给予我的我已经满意了，
此生究竟还能与你同住了片时。
消逝了你那天生的美质，
存留着你那给予我的情义；
人生虽然就同幻梦一般，
但这幻梦里究有不可忘却的真实。
请你放心罢，我永不会忘情！
请你放心罢，我依旧地歌吟！
我歌吟，我勇敢地歌吟，
一半为着你，一半为着革命。
姑娘，你躺得静静地，
只有云雾来做你的衣；
姑娘，你躺得静静地，
只有明月来与你为侣。
庐山的风月永远是清幽，
你在那儿终古地漫游；
漫游，漫游，朝朝与暮暮，
永远隔绝了人世的烦忧。
让我在生活中永远地孤寂，
只留着对于你的一番回忆。
让我为着纪念你的缘故，
永远守着那革命诗人的誓语……
1929年秋天，蒋光慈客居在日本。这年9月17日，是中国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他在东京孤独生活，孑然一身，寂寞难当。他怀念亲人，怀念亡妻若瑜。天上的一轮明月，触动了他的愁思。在这一天的日记中，他饱蘸心血和眼泪，怅然写道：
案头上的日历告诉我，今天是中秋节了。但是今夜和我共赏明月者何人？……走出房门外，倚栏向那蔚蓝无云的天空望去，只见高悬着一轮皎洁的明月，那月光要照澈人类的心魂。如果有一个同心的伴侣和我对此明月而相偎倚，那我将又是别一种的心境。曾记得那一年中秋节在法国花园里，我和若瑜并坐在绿荷池边，互相偎依着，向那欢欣、圆满而晶莹的明月望去，两人默不一语，如被幸福的酒浆所溶解了也似的，恍惚升入了仙境。
但是今夜的月明如旧，而伊人已死去三年了！……人事为什么是这样地多变呢？……
往事不堪回首，且蒙着头儿睡去！今夜的明月是为着别人的！
蒋光慈由于心中存有尚未解开的“瑜妹情结”，以致他迟迟三年都未找到如意的爱情伴侣。其实这三年中，他接触过不少女性，但是最后都没有成功。究其原因，终因对若瑜难以抹去的爱恋和依赖。蒋光慈心中存有宋若瑜这把美丽、妩媚、“苏维娅”般高洁的“标尺”。他将所接触的女性拿这把“标尺”一衡量，就很难得到较高的满意度了。
就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这期间同蒋光慈曾经谈情说爱的女性，具有真名实姓的就有三位，这就是罗珊、王彬和陈锡贤。
蒋光慈的第三任妻子吴似鸿，在《我与蒋光慈》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说一天晚上光慈开会去了，她偶然打开他的抽屉，发现有不少信件——
其中有一封是罗珊的信。罗珊我是知道的，她原先是复旦大学的学生，我在田汉先生家里见过她一面。她怎么会给光慈来信呢？我感到奇怪，便特地抽出来读，读罢信，我哭了。罗珊的信是这样写的：
“我亲爱的哥哥，听说你同吴似鸿结婚了，吴似鸿是田汉的第七个姨太太，且满身长着杨梅疮的坏女子，你怎么同这样的坏女子结婚呢？我的心碎了。”
一面画着一颗心，心的中间穿一支箭，心下滴着血。最后又写道：“我吻你！”画两片嘴唇表示接吻，又画一个安琪儿，署名：你的安琪儿罗珊。
我把信放入抽屉，越想越伤心，扑在桌上哭了好久。
听到光慈上楼的脚步声，我赶忙抹干眼泪，跑到后楼一声不响地睡了。此后，我没提起罗珊的信。
罗珊为什么要这样诽谤我，当时我无从知道。过了数年，我去亚东书局，陈啸清对我说：“光慈曾带来一位叫罗珊的姑娘，问我们是否合适做他的夫人？”这么说，光慈和罗珊曾经谈过恋爱。当时光慈的第一个妻子宋若瑜病亡，单身一人，罗珊填补了这段时间的空白。
有一天，光慈一早出去，快近中午才回家。他带来一封信，坐上椅子读给我听：
“光慈兄：我已从日本来到汉口，听说你已和吴似鸿结婚了，如果是事实，那么你就爱吴似鸿。如果消息传错，我去上海和你结婚。王彬。”
天哪，又是一封这样的信。这次我终于忍耐不住，大声地说：“原来你早有心爱的人了，我不该和你结婚。现在我还可以走，你写信给王彬，叫她来上海和你结婚，我走！我走！”说罢，我起身要走。光慈一把拉住我，关上门说：“我已经和你结婚了，当然爱你啰。”
我大声地问：“你怎么认识王彬的？”
他说：“我在日本养病时，和沈西苓（叶沉）、王彬及其他朋友一起到山上去玩，这时和她认识的。”
我怒气冲冲地说：“既然你们先认识了，你应该和她结婚才对，不该和我结婚，害得我受精神折磨。”
光慈说：“王彬是沈西苓的爱人，沈西苓是我的朋友，我怎么可以夺朋友的爱人呢？”
由此看来，蒋光慈和罗珊、王彬之间虽有接触，两位女性也提过婚嫁之事，但蒋光慈同她们之间是清清白白的。他同罗珊的接触也很短暂。
除罗珊、王彬外，同蒋光慈接触过的女性，还有一位陈锡贤。陈是郁达夫前妻王映霞的同学。蒋和陈接触是在1927年3月。这在郁达夫的《日记九种》和《王映霞自传——郁达夫前妻的回忆》中均有记录。结果，两人没有谈成。其原因，王映霞说“大概是没有缘分吧”；而实际上，据说是蒋光慈忘不了前妻。
蒋光慈心中有“瑜妹情结”在作祟，他在婚恋上很难辟出一条坦途。
1929年2月16日，蒋光慈写了一首长达一百二十八行的叙事诗《给某夫人的信》，非常强烈、鲜明地表述了自己的爱情观点：既要人美，又要心美。
这首叙事诗共有四节。第一节写“我”与某夫人的相识：“记得我们前年初遇在汉江，/正当着革命浪潮的高涨；/那时你还有一个革命的丈夫，/你也就和着他热烈地狂嚷……/”这说明他们在1927年于武汉相识。接着写某夫人很爱读“我”的文章，非常想见“我”。有一天，两人偶然相遇。某夫人非常高兴，对“我”表达了敬慕的心情。“我”也非常高兴，不禁多看了某夫人一眼：“可是你那玲珑而活泼的神情，/令我相信你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两人仅此相遇而已，“我”并没有把某夫人放在心上。后来，“我”回到了上海，不知某夫人与丈夫的行踪，只是“听说你的丈夫‘悔过’了，/听说你也就因之改变了意向……”在白色恐怖下，某夫人的丈夫向反动政府“悔过自新”，背叛革命，某夫人也因此“改变了意向”。对此，蒋光慈并不奇怪：“啊，在我们的这般时代，/这些事又何必多讲！/也不知有多少少年人，/先前与后来的言行两样！……”
第二节写“我”与某夫人的重逢。1928年夏天的一日，“我”与某夫人在上海北四川路重逢：“啊，你完全改变了服饰，/你穿着一身略现蓝花的布衣；/往日华丽而时髦的女郎，/现在变成了这般朴素的样子！”在某夫人的邀请下，“我”随她来到她住的一个亭子间。某夫人向“我”诉说了自己飘零的身世，说她的丈夫虽然“悔过”了但仍是失意，现在漂泊到南洋去了，不顾妻子，使某夫人的生活难以维持。“我”看看亭子间的布置，黯然神伤，对某夫人产生了同情，并表示，“如果你有什么困难的时候，/我决不会忍着心儿不理。”于是，“从此我们的友谊便日见亲密，/这对于我也是很好的慰藉；/因为我是一个流浪的诗人，/从此可解一解生活的孤寂。”
第三节写“我”与某夫人的相交和分手。虽然“我”与某夫人有所交往，友谊日见亲密，“但是，夫人，我并不爱你，/虽然你向我有过几番的表示；/这并不因为你不是个可爱的人儿，/而是因为我们中间有点异趣……”也就是说，两人的人生志向不同。“我”为什么有这样的看法呢？有一晚在明月初照的黄浦滩花园里，两人谈人生打算。“你说人生没有什么意义，/顶好是快乐地过它一世；/如果能嫁一个有钱的丈夫，/再不必问什么革命与主义……/你说你已经疲倦了，/没有前进的勇气；/世界上尽有乐可寻，/何必再做愚蠢的傻子！”至此，某夫人的狐狸尾巴彻底暴露出来了。于是，“我忽然正确地明白了，/我们原是不同的人类：/你所需要的是安乐，/我所需要的却是别的……”从此，“我”对某夫人冷淡起来，某夫人终于不告而别，“离开我而远避。”
第四节写“我”与某夫人彻底决裂，分道扬镳。“昨天我徘徊在南京路上，/忽然在人丛中看见了你的面庞；/你穿着一身华丽的衣裳，/你完全改变了旧日的模样……”某夫人正被一个西装少年挽着臂膀，脂粉增加了容光，显得漂亮妩媚。“我”本想上前与某夫人打个招呼，可是终于没有前往，于是感叹：“啊，夫人，好好地享福罢，/因为这正合于你的梦想；/从今后可以不必自嗟命薄了，/就是把我忘记了也是应当！”最后，“我”反躬自省：“我已是快要到三十岁的人了，/现在正是我应当努力的时光；/我忏悔我过去太浪漫了，/现在我要抛去一切的幻想。/我不知将来你能否还读到我的文章，/就是读到了恐于你也无关痛痒；/因为从今后我们永远地分开了，/你享你的福，我为我的工作忙……”
《给某夫人的信》的写作时间，距今已近八十年。在这首诗中，蒋光慈形象地表述了无产阶级的人生观、爱情观。这就是，在那阶级斗争激烈动荡的社会中，人生在世，应该以人民利益为重，应该奔赴革命，而不能单纯追求享乐，谋求个人利益；选择爱人，不能选择爱慕虚荣，没有人生目标，不问“什么革命与主义”的某夫人那样的庸俗的目光短浅者。诗中的“我”，显然有蒋光慈的影子。蒋光慈常以实事融入作品。因此，某夫人可能实有其人。而这现实中的其人很显然被他心中的“苏维娅”——宋若瑜比下去了。
爱情与生命共存。蒋光慈在写《野祭》和《菊芬》时，也是融入了自己的恋爱体验和心理历程的。从大的方面说，他写了革命，写了革命者的反抗和不屈不挠的献身精神；从小的方面亦即私人方面说，这也是他在丧妻之后、在“瑜妹情结”未解的情况下，寻求爱情慰藉未果的表现。恋爱与革命并不是对立的，起码是矛盾而统一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