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先哲苏格拉底就曾经这样感慨，每个人身上都有太阳，主要是如何让它发光。
伦勃朗与八大山人，他们生活在同时，但不曾遇见；他们描绘不同色彩，却都用画笔写就人类伟大的心灵独白。
范曾说：“各自的文化在一个完全纯粹、独自的范围里面发展，而这种发展他并不凭借它山之石，他有个完全自主的体系。正因为他们互相不来往，因此他们的距离倒形成了今天互相欣赏的一个源头。”
本集导引人
◇中国：谷文达 当代先锋艺术家
◇法国：Marie Catherine SAHUT卢浮宫绘画馆馆藏研究员Emmanuel GUIGON贝桑松美术暨考古博物馆馆长
卢浮宫有一批绘画：面孔是西洋的，背景是东方的；紫禁城也有一批作品：不是中国水墨，却是西洋油画。卢浮宫的房间摆放着中国的青花和彩瓷；紫禁城的寝宫呈列着欧洲的西洋钟。卢浮宫的舞会上，国王和贵族扮成中国人的形象，翩翩起舞；紫禁城的行乐图中，雍正皇帝带着假发，模仿西洋人的扮相，粉墨登场。
所有这些发生在300年前，当时的东方人和西方人就是如此热衷于相互的猜测和模仿。从他们遗留下的资料里，我们发现，他们竟然彼此间并不了解，所有的互相欣赏只是源于相遇时的惊讶。
谷文达，当代中国先锋艺术代表人物。每年有一半的时间，他呆在位于上海莫干山路的工作室；另一半时间则在美国。当我们向他问及东西方跨文化的感受时，他向我们展示了一把奇怪的椅子：一半是欧式的，一半是中式的。
他接受采访说：“我感觉明代是一个高峰，那么路易十五也是个高峰，我把它们俩结合在一起。那两个椅子尺寸都不一样，经过一段磨合做出来的。椅子座位上有一个电视屏幕，就是说，这个椅子实际上是一个‘文化思考’……”
谷文达说这个椅子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文化思考。坐在椅子上就想着两边文化之间的对比和冲撞，我们带着对这把椅子的奇怪感受，到卢浮宫和紫禁城里，去了解300年前两种文化的那一次有趣的接触。
1739年，法国画家布歇创作了油画《早餐》，描绘了18世纪法国贵族家庭闲适的生活场景：明亮的房间里，带着假发的男人，画着美人痣的少妇，可爱的孩子，一家法国人在温馨的氛围里共享早餐。卢浮宫绘画馆馆藏研究员Marie Catherine SAHUT介绍时说：“画面的背景丰富、豪华，18世纪，光线和空间被赋予重要地位，我们看到艺术家画了巨大的窗户，光线透过窗户，照亮了纯粹洛可可风格的装饰。”
这幅画处处体现着布歇那个时代的风尚：C形、S形、漩涡形的造型，蜿蜒反复的曲线趣味，明亮轻松的色彩，温婉华丽的气质，爱情享乐的主题，人们把这种浪漫风格叫做洛可可，它的本义就是有着卷曲花纹的贝壳装饰工艺。
洛可可并不只在绘画中，那个时代，高谈阔论的男子身边，楚楚动人的女子周围，从木器到水晶器皿，从地毯到陈列柜到里面的餐具，从前厅到卧室，洛可可温婉华丽的时尚无所不在。
在布歇的《早餐》里，我们还发现：他们的餐具是昂贵的中国瓷器，他们的客厅里点缀着中国花瓶，更令人惊讶的是，在靠墙的架子竟然还摆着一尊弥勒佛像，很明显，它来自东方，更确切地说，它来自于中国。Marie Catherine SAHUT介绍说：“中国风始于1710年前后，一直持续到18世纪50年代。对中国风的追捧，来自于追求异域风情的兴趣，它是洛可可风格的一部分。”
18世纪的欧洲为何对中国风情如此向往？他们对中国的兴趣是由来已久，还是一时风潮？
早在16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将自己的见闻口述成《马可·波罗游记》，游记中他描述了中国富足的城镇和居民殷实的生活。他说杭州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那里的居民，每天把事情做完，就带着妻子家人到一个大湖上，把一天的光阴都消磨完，生活惬意而快乐。《马可·波罗游记》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特别是对中国的热烈向往，大量冒险家和传教士涌向中国。于是，在他们的渲染下，中国成了一个梦幻的国度，是一个鲜花盛开、财富遍地、人民享乐的所在。
1513年，伴随着东方航线的开辟，欧洲各国的商船驶向中国，丝绸、瓷器、茶叶成为最主要的商品。1600至1680年的80年间，仅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入欧洲的中国瓷器就达1600万件。同欧洲其他国家相比，法国对中国文化和艺术的热情是全欧洲最高的。18世纪的第一个元旦，法国王室举办化装舞会，参加者都化妆成中国人，那是当时最时尚的装扮，而戏剧中正上演着法国人根据中国故事改编的《赵氏孤儿》。
法国宫廷、上流社会对中国瓷器、漆器的购置量巨大，王宫和贵族的家里满是来自中国的瓷器和装饰品。在思想界，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哲学辞典》中这样注释“中国”：“在欧洲，我们没有一个民族的古老文化可以被证明是能和中华帝国相媲美的。”
当时，法国是欧洲的时尚与艺术中心，各国上流社会都以讲法语为荣，一切时尚向法国看齐，于是追求中国风情的品味也风靡了整个欧洲。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艺术家也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东方，猜想着那里如天堂般的景象。
当弥勒佛端坐在法国贵族家里的时候，北京紫禁城里，西洋的钟表也在装点着中国皇帝的寝宫。
故宫的钟表馆里，陈列着近二百件造型精美、做工考究的清代宫廷钟表。18世纪，反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钟表，是中国皇帝最喜欢的时髦玩具。它既是计时器，又是装饰品；既是高档玩物，又是精美的艺术杰作。但是，无论这些高档玩物背后展示了怎样的西方先进科技，在中国皇帝眼中不过是雕虫小技。把这些带进紫禁城来的正是欧洲的传教士。
公元1584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他带来了一张《舆地山海全图》的世界地图，颠覆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让人们了解到几千年来心中根深蒂固的“天下”，原来只是整个世界的一个部分，中国并不是世界的中心。从此，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的中国皇帝，一面紧闭国门，一面不自主地把视野投向了世界另一端。
世界的另一端，1688年，路易十四派遣6位法国传教士，带着30件科学仪器和书籍前往中国。康熙皇帝接受了这些非同寻常的礼品，并当即决定让这6位传教士入宫，担任自己的科学顾问。9年后，康熙皇帝派其中的一位白晋，回到法国，送给路易十四300多卷中文书，白晋还一并献上自己写的《康熙帝传》。
兴奋的路易十四，当即命白晋花1万法郎为康熙皇帝筹办礼品，还亲自给康熙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在信里，路易十四称康熙为最高贵、最卓越、最强大、最高尚的帝王，而把自己的名字上冠以“深切的、热爱的、诚挚朋友”等字样，字里行间传递着相互了解的热烈希望，虽然这封信最终没有发出，被永久地封存在宫廷档案中，但它却见证了东西方第一次热烈的相遇。
300年前康熙与路易十四的对话，还带着初次相遇强烈的新鲜与好奇，300年后的今天，自称“两栖动物”的谷文达，也许更能体会东方与西方真正“对话”的感受。
2009年，谷文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办了大型装置展览“茶宫”，他用了5000多个红灯笼将比利时的一座大楼紧紧包裹起来。谷文达说：“灯笼对中国人来说，它一个司空见惯的东西。但是它的震慑力在于，这个灯笼离开了中国自己的环境，到了一个西方的环境，他和西方的建筑，西方的城市氛围引起一个对话。”
谷文达常说他的头上有三个紧箍咒：一个是中国化，一个是西化，一个是中西合璧。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突破这三道枷锁，创作出全新的感觉。“我在中国的时候，从来没感觉。当你离开中国以后，你就发现从醒过来到睡觉前，你一直在对话之中。”
200多年前，另一个人也和谷文达一样，他每天都生活在两种不同文化的对话中，他叫郎世宁。
自1715年进京以来，郎世宁在宫廷中整整画了50年，历经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期间他不断调整西方油画技巧，主动迎合中国皇帝的审美要求，创造出中西合璧的新方法，这种画法在中国画师中也传播开来。
《桐荫仕女图》屏风就是当时的宫廷画家学习油画技法后创作的，它也是现存最早的中国油画作品之一。
《圆明园画册》是乾隆年间绘制的。18世纪初，在营造圆明园的时候，乾隆皇帝特地命郎世宁和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在这里建造了这组西洋建筑。
倦勤斋，紫禁城宁寿宫花园中一座奢华别致的处所，整座建筑将西洋的透视技巧和中国的装潢技术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西侧四个房间里采用的170平米的通景画，正是由郎世宁借鉴欧洲教堂天顶画和全景画的形式制作的。
郎世宁在中国的皇家画院尝试着将油画技巧融入中国山水的时候，法国宫廷的首席画师布歇也在作品中尝试着加入中国风情，一种不一样的中西合璧的作品，风靡当时的法国。
从巴黎乘坐高速火车两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达法国东部的贝桑松。这座名不见经传的边境小城紧邻瑞士，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贝桑松美术馆的一组中国题材的油画就是最好的见证。
1742年，布歇在沙龙上展出了中国题材的系列作品：《中国皇帝上朝》、《中国市集》、《中国花园》、《中国捕鱼风光》。这组中国系列油画在当时引起了巨大轰动，包菲挂毯厂将这些作品制成了挂毯，很快它们就被贵族们疯狂地抢购一空。
贝桑松美术暨考古博物馆馆长Emmanuel GUIGON接受采访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图录和绘画中布歇处理的不同题材，他结合了新颖与传统，有时采用版画的古老样式，将它们叠加在新颖的东方图像中。”
仔细观赏布歇这一组中国风情作品，却发现他呈现了一个我们并不熟悉的中国：虽然展现的是饮茶、表演、划舟、垂钓等最典型的中国场景，也常常把伞盖这种中国人最常用的物件描绘在画面中，但在每一幅画面里都会出现棕榈树，这种树在中国并不常见，在中国画中也很少出现，但在布歇的画里，中国人仿佛永远生活在棕榈树下。再看画中的人物，不仅长相奇特，像是中西混血，连服装和发式也千奇百怪，与真实的中国大相径庭。布歇笔下这种似是而非的中国风情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当布歇描绘着中国如梦似幻的场景时，中国皇帝也正在让画师把自己描绘成欧洲的贵族，去上山打虎。在《雍正行乐图册》中，雍正一会儿是一个手执弓箭的波斯武士，一会儿是一个从黑猿手中接过桃子的突厥王子，一会儿是正在召唤神龙的道教法师，一会儿又是一个在河滨做着白日梦的渔夫。但最多的时候他还是以汉族文人的身份和形象出现，这个满族皇帝好像是在上演一出单人的化装舞会，作为唯一的参与者他不停的更换衣裳，充当各国人物和各种角色。
当东方帝王享受西方艺术带来的乐趣时，西方的贵族则在家里欣赏着布歇描绘的中国，可是，布歇笔下的中国男女总是高鼻阔眼，笔下的中国植物总有着热带风情。布歇为什么刻画出这样的中国？
布歇的时代，正是巴洛克艺术向洛可可风格转变的时代。有着浓重宗教色彩的巴洛克艺术，宗教题材占有主导的地位。到了路易十五时代，这种庄严宏大的风格显然与当时上流社会追求的生活气息格格不入。
贵族沉浸在纵情享乐之中，这全都归功于太阳王路易十四。为了掌握所有的权力，他把贵族全部留在宫廷中，只赋予金钱不给权力，让他们逍遥无事，更没有闲情去过问政治。久而久之，这种策略确实起到了作用，贵族的男人和女人，变得只会擦粉画痣、戴假发、朗诵诗歌，他们已经完全习惯于奢华、无聊而又忧郁的生活。他们不会把真花放在家里，因为看到花朵枯萎，他们会觉得自己的青春也随那花瓣一起飘逝了。
这种气息被当时权倾一时的蓬巴杜侯爵夫人推向极致。她是路易十五众多情妇中最著名的一位，被誉为“洛可可之母”。凡是她喜欢的每一种面包、每一道菜肴、每一个马车造型、每一种扇子花色、每一种化妆品，在当时都会成为时尚。
在蓬巴杜夫人引领的洛可可风潮中，布歇很快抛开宗教的严肃与宏大，把主题锁定在“爱情”。于是在布歇的画中女神在恋爱，厨娘在调情，连牧羊人也不再放牧而在追求异性。
画中人的姿态永远都是斜倚着，他们的爱没有压力、没有担忧。布歇不厌其烦地用画笔去描绘大力神与女王的亲吻，战神与爱神的拥抱，女神出浴，美人梳妆。布歇把这种裸露着丰艳的身体、充满情色与暧昧的场景描绘得淋漓尽致。
Marie Catherine SAHUT介绍说，布歇被称为描绘“优雅”的画家，描绘女人的画家。布歇表现的是幸福美好，感性的爱的世界。画面背景总是理想化的，人物同样优雅精致，表情几乎都是一样的。
把视角集中对准谈情说爱的男女，布歇并不是第一人，开此先河的是洛可可的先驱——华托。《发舟西苔岛》是华托的代表作品。
《发舟西苔岛》描绘了理想化的风景。西苔岛是维纳斯所在的希腊小岛，在当时时髦的流行语中，“去西苔岛”的意思，相当于“做爱”。
画中山坡上的三对男女分别表现了爱情中的三个不同阶段：追求、接受、犹疑。而山坡下进入热恋的男男女女已经兴高采烈地准备前往西苔岛，岛上的人似乎不是普通人，而是训练有素的演员，他们摆着各种造型，行走在梦幻中。这种优雅的感觉好像是一场宫廷的舞蹈，充满盛装与调情。
现实如此空虚，幻想中的极乐世界又在哪里？也许不曾拥有，没有去过的地方正是美好的。异域风情成了人人心之向往，于是华托、布歇和更多的洛可可画家，将视野投向了梦幻的中国。
布歇笔下的中国人物，每一个男人都风度翩翩，每一个女人都风情万种，这优雅的仪态，戏剧化的人物造型，是不是有些似曾相识？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那样，布歇描绘的与其说是中国，不如说是路易十五的宫廷，画面上的男女就是扮成中国人的廷臣与贵妇，他们装模作样，醉生梦死，将优雅与唯美发挥到了极致。
Emmanuel GUIGON说：“现在我们似乎是在中国，但这是虚构的中国，梦幻的中国，想象的中国。于是我们就处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一种拼凑，一种梦想，一种混合。”
布歇一生没有到过中国，但大量的中国舶来品和传教士出版的各色书籍插图，给了他创作的灵感。这些元素交织着想象，让他呈现出一个个似是而非的中国场景。棕榈树、菠萝形的建筑便时常出现在这些场景中。在欧洲文化里，棕榈树象征着航海，象征着遥远的地方，于是在他们的图画中遥远而浪漫的中国总是长满了棕榈树。
菠萝造型和建筑的搭配组合，主要是源于欧洲人对塔的误解，欧洲人误以为中国的塔是源于菠萝的造型。这种误读是18世纪欧洲艺术中中国风的典型特征。
遥远的距离，充满险阻的航线，极少数人代言的交流，种种限制导致18世纪东西方对彼此的认识不足，而更重要的原因来自于解读者的一种主动误取。选我所爱，弃我所恶，甚至对方不是那般模样都宁愿把它想象成那样。
这是一个充满了惊奇、误解、冲突、反省和再认识的过程。这一过程，在300年后的今天，仍在继续。
谷文达试图用他的作品来表现中西文化的误读。在美国，谷文达看到东方学的教科书里，唐诗的内容被翻译了，但是原有的发音、韵律却失去了，由此他产生了一个想法。
他说：“当时我接触的那个范本，实际上是在美国研究东方学的那些教科书，就是唐诗翻译的译本，他整个把唐诗的内容给翻译了，但失去了诗的韵律，失去了诗的象征性，就变成一个白话文了。这是一个没法翻译的……一个困境。那么怎么样把它变成我自己的一个创作源泉，把它改造成一个新东西？因为第一次翻译，缺少一个声音的翻译，我想是不是我的第二个部分，用声音的翻译把它再翻回中文，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创作一个奇特的当代诗歌。”
于是有了他创作的大型作品：《碑林-唐诗后著》。每块石碑上刻着一首中国古代诗歌和三个翻译转换后的版本。
谷文达将唐诗的英文译本按照英文的发音翻译成中文，然后再将中文翻译成英文。经过转换，一首朗朗上口的中国古诗，变成了内容晦涩甚至有些怪诞的诗歌。他说：“这个诗歌的翻译……实际上是一个象征。就是说，不同文化之间的冲撞造成的那些误解，或者是再创造，那么也对自己的文化身份做一个重新再认定……”
无论是18世纪的布歇还是生活在今天的谷文达，他们都在用作品向我们展示着，文化之间的误读会产生多么奇特的效果。人们在有意或无意中，给这个世界添加了更多的想象。
1778年布歇的学生弗拉戈纳尔，创作了《门闩》，把洛可可的奢靡与柔媚推向极致。当一种美格外耽溺，它就仿佛是帝国崩解前最后的梦境，而这个梦境终究被惊醒。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奢靡的生活方式悄然沉寂，洛可可黯然退场，中国风也随之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