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景电工地
兴泉民工连驻扎在五佛寺红鼻梁的一个山湾湾里，那是临时挖就的地窝子，基本上是一个生产队一个地窝铺。兴泉大队民工连的负责人是大队主任张有贵，他是个50来岁的精明人，为人忠厚，通达事理。我报到后，他很欢迎也很同情我，所以就安排我和他同住在一个地窝铺。那个地窝铺只住着四五个人，也当办公室。我们一起只住了四五天，因他们晚上时不时地开会，研究部署工作，有时还聚会喝酒玩耍，而我需要清静和学习，觉得很不方便，就要求搬进十队的地窝铺里去住。十队的年轻人见我来住，都很欢迎，他们挤住在地窝两侧的土台子上。为了让我舒适一些，在迎门的正中间给我另支了一张床，让我单独睡。有个叫王树平的小伙子风趣地说：“这上堂子是供先人的地方，就暂把你供上吧！”这些年轻人对我很尊重，平时干活都很体谅我。当时的活计主要是拉运土方，干活时他们从不让我拉架子车，只让我用铁锨上土，能上多少是多少，不要求我多干，甚至有时我只扶着车子就行了。吃饭的时候，他们争先恐后地给我端，从不让我亲自去打饭。晚上，他们要求我讲故事，给他们传授些做人处世的经验。他们都乐意和我相处，我们高兴了就一起唱歌、跳舞。说实话，融入到这个新的集体里，使我渐渐地复苏了生命的活力，淡忘了过去的苦恼和烦心。
“由工作产生的疲劳，能使人在休息时感到愉快。”这是日本作家石川达三的一句话。那一段时间的工地生活，使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其中的乐趣。我耳闻目睹，也看了一些资料，基本了解了景电工程的概况。景电工程是甘肃省的一个大项目，提灌渠道长30公里，共有7级提水，总扬程是30立方米/秒，计划提灌30万亩土地。该工程由于扬程之高、流量之大、梯级之多、装机容量之大被综合评价为“中华之最”。工程总指挥由老区“模范县委书记”、时任甘肃省副省长的李培福同志担任。省政府抽调省水利厅、省建七局、一局、省水利工程局等单位的工程师、技术员负责施工；建设大军是景泰全县的人民——县委县政府牵头成立了民工团，各公社成立了民工营，各大队成立了民工连。兴泉的民工连比较大，分两个施工工程队——技术队和普工队。技术队由张久录率领着20多个比较有技术的匠工，专门干一些技术活。张久录发现我在工地干活后，就向张有贵要求，让我到技术队去干，他痛快地答应了。十队的小伙子们有点舍不得我，要求我不要搬走，我也痛快地答应了。
我在技工队干的活是用石块砌一号渡槽的桥墩，张久录送了我一顶草帽，发了我一把手锤、一根粉笔，让我上石料山上挑拣有面子有棱角的石头，然后用粉笔标示出来，再让民工用架子车拉这些石料。这样，凡拉去的都能用上，省工时、成效好，大大地提高了施工效率。当然，老张抬举我，我也很用心。张有贵得知效果后，大加赞扬。张久录也因此更加看重我了，他说：“好钢用在刀刃上！我的点子再好，离开万祥的好眼力还是不行。”渡槽的桥墩砌好后，张久录又让我领了几个人去勾缝。我很理解久录的良苦用心：勾缝不仅仅是为了加固石块，更重要的是要给桥墩穿衣贴金。我们的做工很细致，既做得线条平整、表面光滑、粗细薄厚均匀，又要构图造型美观，富有自然美。老张砌的墩子本来就直似一条线，平如一叶面，再加上我的精心勾勒装饰，可以说达到了无可挑剔。完工后，美观漂亮的桥墩展现在大家眼前，耀眼夺目，人见人夸。工程指挥部还专门组织各民工技术队的人员前来参观，号召他们向我们兴泉连学习，并喊出了“造万年基业，建优质工程”的口号。通过评比，兴泉连所建的一号渡槽桥墩为“优质工程”，兴泉连也名声大振。那一天，张有贵很高兴，张久录也乐得很开怀。晚上，张有贵从食堂弄来了一盘羊杂碎和一瓶酒，我们3人开怀畅饮，既谈心，又庆功，共享成功的喜悦。张有贵推心置腹地安慰我：“人要经得起跌跤，不能因一时的失意就丧失信心。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最要紧的是不能丧失自信。”老张虽然识字不多，但“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几句话对我鼓励很大。
人与人之间，互相关照，互相体贴，互相温暖，是治病的良方。我在景电工程工地，遇到了一些好人，心里的创伤愈合了好多。其中，张久录就是一位值得我永远敬重并怀念的人。他个头不高，但人很精神，也很聪明，唱戏更是他的绝技。他扮演《智取威虎山》里的“座山雕”、《柜中缘》中的“淘气”、《大辕门》里的“杨六郎”都很拿手。他可以集生、净、丑于一身，饰演的古今人物性格突出、形象鲜明、人见人夸。由于生活所迫，他还学会了石匠、皮匠、砖瓦匠等多种技能，可以说是奔波生活的全能手。前几年生活困难时，他从老家五佛的山区买来一些小羊羔皮子，自己进行熟酿、缝制等加工成人们理想的二毛筒子，我也曾帮他卖出过几件，他很感激。他也帮我买过皮子，并缝制成皮衣，但没收分文的手工钱。“一打三反”运动中，这件事儿我只字未提，怕他受到牵连。这次我到水利工地，他特意把我要到技工队，有意识地关照我并开导我，我们彼此心照不宣，但他的良苦用心，我却始终铭记在心。生活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人的情绪难免有时低落，并说出一些“不如变成傻子”之类的自暴自弃的话来。我每每如此，就有好人相劝。王广恩曾说：“你万万不可这样想，整你的人巴不得把你整傻、整死才解恨呢，你若变傻不是正中他们的下怀吗？我们偏要活出个人样儿来让他们看看，就是要成为一颗他们‘捶不扁、炒不爆、砸不碎、煮不透响当当的铜豌豆’，看他们能奈你何？”那时，厚道的吴大绪也已调到工程指挥部工作，他隔三差五地来到工地探望我，还利用空闲把我叫到指挥部去，给我一些资料看，并不止一次地鼓励我，要坚持学习，不能荒废。在方便之时，吴大绪还会招待我吃上一顿像样的饭菜。苦难明大道，饥饿知饭香。在我潦倒不堪之时，还有这些热肚热肠的朋友真诚开导、鼓励、帮助我，我没有理由不振作起来。我下定决心要抓住光阴，决不辜负一路扶持我的好心人。我又一次产生了自信、坚定了信心，“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景电工地上，政治气氛同样浓烈，搞宣传、造声势，经常要开誓师大会、动员大会、评比表彰大会；劳动工地、宿营地的沿途两旁，都需要布置一些宣传、号召、鼓励性的大型标语。同时，每次大会、小会都需要发言材料、决心书、捷报等等之类的文稿和宣传版，这都需要由具体的人员去做，可是民工营里这样的人才极其缺乏，于是，喜泉营的王凯国营长就和张有贵商量，让我担此重任。我考虑再三后说：“兴泉连的事儿我无法推辞，喜泉营的事儿就很难从命了，因为我不想太过张扬，以免再遭出头之祸。”在那个风风火火的年代里，往往七分干不如三分说，所以，每每我给兴泉连写的材料，既符合时代的张扬精神，又颇有鼓动性。张有贵每次在大会上念完发言稿，都会引来热烈的掌声。我每每写的总结、汇报材料，都主题鲜明、条理清楚，把连队工作和生活描绘得有声有色，很受营、团领导的青睐，兴泉连也就自然被评为了“红旗连队”。张有贵为争得了荣誉而高兴，兴泉连的民工们也都备感自豪。在工地和宿营地，我设计制作的宣传栏独具匠心，有些画面旗帜鲜明、引人入胜。在工地山头，沿途山坡，我用石头摆成大幅标语，再用白灰刷白，醒目大方，鼓舞人心。凡来工地视察指导的、参观交流的都赞不绝口，一致公认喜泉营的思想宣传工作抓得紧、抓得好，给景电工程树立了榜样。从此，张有贵越发关爱我，兴泉连的民工们也更加钦佩我，我们的友谊倍增，我心灵的创伤也渐趋愈合。
伏尔泰说：“自爱是我们所有感情和所有行动的基础。”我知道，我必须首先自爱，绝不能再产生自暴自弃的想法。当我在景电工程工地上发挥出自己的才能并赢得好评时，我更加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为了赶时间完成某些宣传工作，我常常顾不上去打饭，只是让别人捎带个馍填饱肚子就算完事。
后来，每当我专心致志地在广告宣传栏里写写画画时，总会有一个人默默地站在我身后观望，偶尔我也回头与他相视一笑。当我歇手休息时，他就会主动让给我一支烟。就这样，一回生，两回熟，渐渐地我们就相知如故了。他叫曹得民，上海人，毕业于上海建筑学院，本是土木工程师，反“右”时被划为“右”派，现在是景电工程的现场技术员。这次被抽调到景电工程后，他既当水泥工，又兼技术员。中午，别人都到宿舍吃饭休息，他却带些饭不回去，边吃边检查工程质量，有时间就看看书。我布置宣传栏，吸引了他，他就常来看看，并很赏识地说：“没想到农民工中还有你这样有水平的人才。”我也毫不忌讳地告诉他：“我是被‘一打三反’打倒在地的‘投机倒把’分子。”也许是“惺惺惜惺惺”吧，或许是“臭味相投”，我俩谈得很投机，一有空闲就往一起凑。这之后，没事时我一般都不回宿舍，我俩就躺在有阴凉的地方，谈天说地、评古论今，继而为国家的前途而惆怅。相熟相知了，我们就倾心相叙，无话不说。渐渐地我了解到，他的经历也令人叹息。他从小就失去了父母，姐姐把他拉大成人。反“右”派运动中，他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了兰州建工局，女朋友也和他分道扬镳了。后来，他找了个带着两个女孩的寡妇，勉强凑合了一个家庭，而4口人生活的担子就全落在他一个人的肩上。他以微薄的工资供养一家人，兰州家里的日子过得总是紧紧巴巴的。在方便的时候，我常搞些辣椒、西红柿之类的蔬菜让他捎回家中，有时也从山区买一些较好的面粉让他捎回去。这就解决了他的一些困难，他也由衷地感激我。他没想到，还有人敢和他这个“右”派打交道，还帮助他，所以总想酬谢我。他自己收拾了一些零件，给我安装了一台收音机，让我听新闻、赏音乐，增长见识，以解烦恼。患难结知己，穷途见前程。与老曹的这一场相逢，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我后来的发展与成功。
景电工程进入了攻坚阶段，工程任务越来越紧，但民工队伍却越来越难稳定。兴泉连队原来每人每月供应45斤口粮，但由于生产队越来越困难，后来就连30斤口粮都难保证了。民工们大多正处在年轻力壮饭量正大的年龄，吃不饱肚子就很难坚持干活，有的人甚至准备回家想法子背粮去。为此，张有贵很发愁，就和几个领导研究出一个办法，把国家补助给每人的16元钱，只发4元到个人手中，另外12元集体采购粮食、蔬菜、肉类补贴生活。可是，这粮从何处买，又让谁去办呢？他们的目光又盯上了我。晚饭后，张有贵把我约到一个小山头上，边乘凉边聊天，他明显难于张口，但还是说了出来：“在你创伤未愈的时候，让你出去买粮，我确实有点难说出口。但是目前的情况你很清楚，我们的工程任务又重又紧，可没有粮人就散了，总不能为此而影响为民造福的整体工程吧！眼下我们这个圈子里100多人，确实找不出几个能担此重任的人来，你不出山能行吗？为工程着想，你就权当为我张有贵帮忙吧。我给你再派一个人，一切事务由他办理，一切责任由我担负。我已向营里、团里谈了我们的想法和计划，领导都很支持，你就去办吧，不要有啥顾虑。”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老张这样诚恳地请求我、看重我，我又怎能再推辞呢！我答应他先试着搞一段时间，待其他人熟悉并能办理了，我就不再出面了。为了便于工作，张答应我领全16元补助，另外每天再补助3元出差费，并先借给我100元钱，让我买一辆旧自行车好出门跑路。在当时那个条件下，如此待遇已经是破天荒了，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揣着100元钱爬火车到白银找到老倪，如实地说了我在“一打三反”中的遭遇和现在的情况，老朋友很同情，也很愿意帮忙。他说100元买的旧车经不起骑用，让我先把他去年买的加重飞鸽车骑走，反正他当时也不怎么用车子。我因为急要用车，所以感激有余，不再推辞，答应以后再补给他80元。他推辞说不急，有了给60元就行了，实在困难不给也行。朋友如此相助，我实在感激。那天中午，他们夫妇非常热情地招待了我。“春风得意马蹄疾”，下午我便骑着自行车回到了家中。妻子见我又是新自行车，又是满面春风，惊诧不已，急问不止。我如实地告诉了她我要为景电工程买粮的事，她被吓得几乎要哭了，哀求我安安稳稳地在工地干活就行了，再别惹出是非来，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她在家里，除了每天出工外，还抓了一头母猪，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家里增添收入，以减轻我的负担，图个清贫但平安的日子。我向她耐心地解释：“这次出去买粮不是我的个人行为，是为集体买，为景电工程出力，是为民造福。这次外出买粮的责任由张有贵负，具体的财务也由专人办理，我只是出去找买卖粮的门路。再说，这几个月我也觉得很压抑，想要出去走走。出去散散心、交交朋友，了解些外面的信息，对咱们以后的生活是有好处的。我绝不会贪污1分钱、1斤粮，会出什么事呢？”妻子不是糊涂人，听了我的解释，尽管还是心有余悸，但已不再阻拦，只是千叮咛万嘱咐那是少不了的，说我再惹出乱子，她们娘儿几个就无法活了。我深深理解妻子的苦楚，再三宽慰她：“我吃一堑会长出一智的，再不会张扬地惹出乱子了。”
“没有喜悦的人生，就像是没有油的灯。”我说服了妻子，骑着朋友转让的自行车，怀着为造福工程出力的喜悦，与我的搭档罗明珊，朝着年家井的方向奔驰而去。古浪年家井一带，我比较熟悉。这一带人烟稀少，旱沙地多，地貌宽广而辽阔。几年来，这里的雨水比较丰沛，粮食是比较充裕的，而农户又都很分散，大多是些单门独户的小窝铺，普遍存在着瞒产现象，手头大多都有存粮。但由于政策、交通等等原因，他们很难将存粮卖售出去，我们去采购粮食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我俩走动调查了3天，大体上掌握了基本的行情：粮食、猪羊肉都可以买到，小麦每斤3角左右，猪肉6角5分左右，羊肉3角5分左右，这可比景泰的价格便宜了一半。我让罗明珊快去汇报，我继续打听行情。第二天，罗明珊早早就赶了回来，说领导很满意，特高兴，让我们抓紧时间买，转天就派架子车来拉。我们当天晚上就买了1000斤小麦，第二天下午五六点钟，罗明珊从年家井的路口接来了拉粮的车子。为了隐蔽而不招惹是非，我们晚上就住在二道梁的一个窝铺里，主人是横梁山生产队看窝铺的祁老汉。这老汉是个豪爽健谈的老人，一直一个人孤单地住着，那天有我们做伴，他很高兴。再说，这个窝铺的沙坑很大，窑洞也很宽敞，我们人多，吃住都很方便。我们借用他的锅灶自己做了饭，邀他一同吃了。晚上，我们一块儿谈天说地，高高兴兴地喝了几盅，他也给我们唱了一段又一段的山里小曲。我们拉粮的架子车是人拉的，两辆架子车就得4个小伙子。小伙子们一天来一天去，每天要拉着车子步行120里路，这也够辛苦的了，我得想法子把生活搞好，让他们吃饱吃好了再出力。我动了个脑筋，凡是我们买谁的麦子，每100斤小麦另搭两斤白面，或者半斤清油，这样，拉车子的小伙子早晚都能吃上两顿揪面片，还可以带上一些路上吃的饼子。拉粮的车子3天一趟，往返各走一天，休息一天，人换车不换，源源不断地向工地拉运。有时除拉粮外，还拉上几头猪或者几只羊，工地上的民工们不仅能吃饱了，而且还吃得不错。兴泉连的民工由此而稳定了，工程的进展得到了有力的保障。兴泉连隔三差五地吃肉，少不了也请营里的领导们吃上些，领导、民工皆大欢喜。在那个年代，能吃饱肚子的地方就是好去处，兴泉大队的社员看到这种局面，也都争着抢着到工地来干活，就像争先恐后地去天堂一样，张有贵的工作更加得心应手了，再不愁民工流失，这就有力地保障了工程任务的完成。
英国大诗人拜伦说过：“如果人人都为自己活着，世界便会冷却下来。”我为景电工程买粮、买肉、买油，为的是让景电这个为民造福的工程早日完工，让景泰县的老百姓能吃饱肚子，再不要像乞丐一样到处去讨粮、背粮了。那一年，从4月初到12月底，我整整在年家井一带跑了9个月，把周围的村落和地窝铺跑了个遍，而且买卖双方都很满意。这一次办粮，我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当我买猪时，只要在猪身上一摸，就能把它的重量估摸个八九不离十；买羊时，我只要把羊一抱，掂量的数字最多也就相差一斤左右。山里的朋友们都说我把生意做精了，而我则认为，办啥事都得用心，不能马虎了事。后来再买猪羊时，我都事先说好，要他们宰杀干净，连下水也要洗干净。下水一般都是安排让拉粮的小伙子们吃的，当然我们也吃。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我在为景电工程买粮、买油、买肉的过程中，给古浪年家井一带的朋友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和他们做买卖时，始终坚持公平交易、凭良心办事，童叟无欺。在那个贫困山区，以往也有过收买粮食的，有些人就曾欺诈过当地的乡亲。为了公平，我们专门买了一把新秤，每次用完后就放在卖主家，让他们去用当地的秤校验。每做一笔生意，我们都给卖主留一个纸条，以便他们自己反复验证，有误差我们就补够。买猪和羊时，我们一般都是提前估量着说好价钱，宰杀后如果发现有出入，我们就主动补足差价。这样做生意，当地的老乡很满意，一来二往，我们也就成了这些老乡的知己朋友。遇上他们过节、杀猪、迎娶送嫁等喜庆的活动，我们就成了他们的座上宾；遇上他们有不爽快的事，我们又成为他们热心的帮忙人。9个月的奔波，不能说不辛苦，但能为景电工程出点力，能为我所结识的憨厚的山里朋友帮点忙，我也感到很自豪，很欣慰。我虽全身心地穿梭在山区艰苦的环境里，但也不可能忘记我的家人。有时候，我和罗明珊也给家里买点肉和面，让家里人也改善一下生活。我也曾帮老曹悄悄地买过一只羊，但后来才知道，他根本就没有吃，而是送给了他们公司的头头，这才把他调回了兰州，结束了他夫妻两地分居的单调生活，结束了他风沙中的民工生活，从此可以专心去当他的技术员了。这期间，我还曾帮白银的老倪买过两只羯羊，每只都重达50斤。羯羊肉当时在白银要卖1元2角一斤，而我只花了60元钱就买到了两只，这就算还清我骑他自行车的欠款了。老倪过意不去，再三地要给我付钱，可我怎么能收呢？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更何况我在社会上闯了这么多年，哪能忘记在我困难之际慷慨帮助过我的恩人。弘一大师曾说：“对失意人不谈得意事，处得意时莫忘失意时。”在我失意时，老倪能给我借钱、借车，不仅不小看我，还大力支持和帮助我，我现在能为人家买两只羊，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生活只有在平淡无味的人看来才是空虚而平淡无味的。”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的一句很值得玩味的话。在满脑子“阶级斗争”的人们看来，在整天花天酒地的人们看来，在只想着坐享其成的人们看来，像我这样在山区奔波，在沙窑窝铺里寄居的人，能有什么值得回味的？而我却觉得这是一段非常有意义、非常有趣的人生经历。我们奔波，我们走家串户，我们谈质论价，我们住窝铺、野外山圈，就是为了使更多的人生活得更好，所以值得回忆、回味。
日月交替，四季轮回，转眼又要过春节了。景电工程上开始层层年终总结，表彰先进集体和个人。在我们兴泉连的总结表彰大会宣读了表彰人物的名单后，张有贵做了一个总结性的发言，其中有段话是对我的评价：“我们在座的同志中间，有些人因种种原因，没能被评上先进工作者，但是，他们对我们水利工程却做出了杰出贡献，像朱万祥同志就是一个典型。该同志自从到水利工程工地后，做出过几件特别突出的贡献。在我们砌一号渡槽墩时，他建议选好石料再拉，既省时，又省力，结果节省了不少工时和人力，还保质保量地提前了工期。他带领人员勾勒出的桥墩，美观、醒目、大方、优质，使我们的一号工程被评为‘优质工程’，为我们兴泉连争了光，为水利工程做出了优异的成绩。特别是在我们生活困难、缺粮少油、民工纷纷开始流散的关键时刻，他挺身而出，冒着极大的风险，顶着心有余悸的压力，为我们兴泉连购粮买肉。在这个过程中，他费尽了心思，吃够了苦头，跑遍了山沟村窝，给我们购来了便宜的粮、肉、油，使我们的生活得到了保障，使连队的民工队伍得到了巩固和扩大，保证了水利工程的如期完工。朱万祥同志为水利工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我们应当提出表扬。在我看来，他是个能人、强人、好人，这样的人我们就应该充分尊重他，让他更好地发挥才能。”张有贵的发言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大家为我喝彩。在这样的氛围中，我心欣慰，也很黯然，“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党的干部里还是有敢说真话的。
总结表彰会结束了，春节放假前还组织了个聚会。那天晚上，张有贵又组织连队班长以上的干部在一块儿聚餐。他把我也硬拉扯进去了，还请来了两个营干部。餐桌上每人吃了一碗大烩菜后，就开始划拳喝酒了。那时候的条件，有两箱低档次的白酒，有一盘羊肝、一盘猪头肉、一大盆萝卜丝，就很丰盛了，气氛也非常热烈。我躲在墙角处一言不发，时时有找机会溜走的念头，可是老张一再让我靠前坐，还有两个小伙子把我推到了老张身边。这时，有位领导伸出手来和我握了一下，并笑着说：“朱万祥这家伙，绑在石头上也饿不死。”他的话是褒是贬，当时我摸不透，所以仍存戒心，保持沉默。酒席一直闹到12点，有的人已不胜酒力开始离去，我也趁机离开了这个我早就想离开的地方。
回到地窝铺，看到悬挂在床头上的岳飞的《满江红》词，我放声朗诵了一遍。这是我来到工地后，自己用毛笔书写在一张白纸上的，闲暇时，我就读读，借以抒发自己的伤感和愤慨。年轻人都呼呼入睡了，而我却躺在床上，久久不能成眠。我在反复地思忖着自己的处境和前程：从目前看，我在景电工程上人气很旺，工作也顺心，劳动报酬也还算实惠而理想；但从长远看，工程一结束，那些年轻有为、有文化有政治背景的人，就会被工程招收为水管人员，而像我这样虽也能干，但已在政治上被涂上颜色的人，肯定不会在考虑之列。我思来想去，觉得不能再在这里白熬时光了，岁月无情，我必须另谋出路。“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虽然大政局势我无能为力去左右，但个人的命运，我还是要努力自己去掌握的。自己的路，我要自己去选择；行路再难，我也要迈步前行。我决定离开景电工程工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别了，我奋斗了一年半时间的景电工程！别了，我朝夕相处的可爱的小伙子们！别了，知我、爱我、敬重我的张有贵老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