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第二章太平盛世弄清影，文坛造及于人间 (3)
“乌台诗案”毁了苏轼的官途，却成就了他的诗词。本来苏轼年轻有为，人前人后一向潇洒来去，挥挥衣袖，不染风尘，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简直如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多指向仕宦人生，充满了政治豪情。诗案一役，豪情难再，虽然有一段时间又被提拔到了翰林学士，作品却大大不如以前豪放脱俗了。不过可能是因为郁闷至极反而转向了豁达，又或者实属无奈，也不想再理官场的事情，就转向对自然和人生的体悟。他的晚年谪居惠州儋州，诗风、词风中尽是淡泊达观，平心静气，豁然恬淡，充满禅机，这也可能与当时宋代佛教文化发达的程度有关。
百年红尘皆归老。“乌台诗案”让苏轼对人生的看法发生了巨大转变，作品风格从单纯的意气风发、豪情万丈，满怀对政治的忧患，讽刺国家政策的苛刻和激进，转为亲切温厚的和谐、甘醇和成熟。后期的文学作品，充满了杜鹃啼血、“不如归去”的味道，本来的大气磅礴、豪放奔腾，转而变得空灵隽永、质朴清淡。他把所有的对现实、对政治歇斯底里地狂吼、针尖麦芒地批判全部丢掉，更加憧憬性灵的宁静致远。
文人因政治忧患而闻名，文化因社会纷乱而蓬勃。这种现象实在值得玩味。屈原、贾谊、李白、杜甫，这些文豪的辉煌期，恰恰是国家变动最严重的时期，在宋朝也不例外。在苏轼的年代，前有范仲淹、欧阳修，同世有王安石在诗歌上的成就，后有李清照、辛弃疾。政治层面的纷繁复杂，刺激了文化吐露芬芳的发懚。而苏轼在这芬芳中的香味最为浓烈。
讲到苏轼就不得不说他的词。人们在区分宋代的词作时，大抵承认的宋词分成两派：豪放与婉约。苏轼的词豪言壮语：“西北望，射天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挥斥方遒的感觉尽在其中，所以人们把苏轼列为词作豪放派的顶级代表，就连后世疆场驰骋，更有豪放之风的辛弃疾，都要以苏轼马首是瞻。据南宋俞文豹《吹剑续录》载：“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在这其中，苏轼看来也认为自己的词豪放居多，跟柳永比起来，爽爽朗朗，真的有点像关西大汉。
也许有人会问，为何词曲到了苏轼的人生阶段，豪放之风才大为彰显？其实早在范仲淹时代，已经有了豪放词。但苏轼生活的时代，却积蓄了太多想要一改国家颓靡风气的朝气蓬勃者。当时正是国家如火如荼的改革期，苏轼虽然对王安石的变法有微词，但也赞同一些政策，这也是他为什么既被新党、也被旧党驱逐的原因，就是他的“摇摆”，只因他坚持了他所认为的正确。年轻的苏轼在官场上是初生牛犊，所以他的词皆为豪言壮语，但当他认清了一切现实时，他的词锋看似仍有“仗剑豪情”，实则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已有灰冷的意味。他先是对三国周瑜的欣赏，最后却有“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之语，充满了对人生的淡视与豁达，已非以前的豪情万丈了。
与真正的豪放词人相比，苏轼的豪放词作不多，但他的词很少有靡靡之音。纵使离愁别绪，也有“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的豁然之语；纵使悲痛万分，悼念亡妻的一首《江城子》，那句“十年生死两茫茫”，也没有让人感到任何的缠绵意味，反而平淡朴素，自然至极，读来却叫人痛彻心扉，潸然泪下，所谓“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天人永隔，实为人间极大的痛事。正是因为苏轼词中情感沉郁，意境缥缈，所以他的诸多词作皆盖世独尊，不想在当时的社会刮流行风恐怕也不行了，因为这些词实在太过吸引人。
作为文化巨星，苏轼从来都是宋代最鲜明、最值得别人说道的代表，如果宋代文化史上失去了他，不但是当世的遗憾，也会成为后世永远的缺憾。苏轼不仅在词上有高绝的成就，“诗”、“赋”、“文章”、“骈体”、“绘画”、“书法”，苏轼几乎无一不精。与他共称宋代四大书法家的黄庭、蔡襄、米芾也是全才。北宋政坛上虽然没有出现焕然一新的局面，但此时的文化上却出现了全盛景致，苏轼是景致中最不容忽视的“主楼”。宋代文化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株奇葩，在经历了大唐盛世雨露的滋润，五代十国的滚滚硝烟后，终于到了怒放的季节。一个王朝的可爱之处、可怜之处也就在于此了。
佛说：得失随缘，心无增减。宋王朝的得失，似乎也是无增无减的。没有了汉唐的武功、政治的强悍，却有一群在政治上没能实现抱负的人，背负着惆怅游离在东西南北、天涯海角，让一生才华挥洒在文艺的字里行间，装点着万里江山，宋王朝从文化盛绝的境况中得到了一点点历史的安慰。
苏门众生相
四川是孕育中国最多名人的地区之一，唐代的李白乃是千古难求的大诗人，而宋代最著名的“三苏”文豪，也是生于斯长于斯。元代时期，有人在此为“三苏”立祠。三苏祠红墙环抱，绿水萦绕，古木扶疏，翠竹掩映；园林自然、古朴；屋宇堂廊，布局有序；匾额对联，缤纷耀彩，充满了文化的气息。历经元明清三朝数百年，祠堂破了返修，修了再破，兴衰数次，却一直是文人墨客和民众拜祭圣贤的场所。而它的存在与不朽，也见证了一代文化传奇。
一个朝代出现再多在官场游走的男性文人，都不足以说明它的文化发达和普及程度，文化繁荣的标志在于一个朝代有多少市井之民和普通女子可以成为极有文化的名人。在宋代，一般的民间乐师和乡民，多多少少也会写两个曲儿，艺伎大多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更别说一般人家的女子了。有个传奇性的女子，至今史学家都在争论是否有其人，这便是大文豪苏轼的妹妹苏小妹。
苏家是当时文化大家族。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皆位列唐宋八大家，散文著作尤其高，三苏祠所指的便是此三人。仁宗时期，翰林学士欧阳修对苏洵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特别看好，曾认为他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曾向朝廷推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因而大盛。苏轼和苏辙皆是苏洵的儿子，苏轼的成就自然不必说了，苏辙则是集成了乃父乃兄的优点，纵观百家，善政论和史论，饱读诗书。一家子三父子皆如此厉害，想必其他家人也不赖。据闻苏洵还有个女儿苏小妹，乃女中奇才，聪敏灵慧。
苏轼喜好禅学，喜欢与佛印和尚谈禅，每每都居下风。一天，苏东坡面有得意之色地回来，告诉苏小妹，他在与佛印和尚谈禅时终于占了一回上风。苏东坡问佛印：“我在你心中是何物？”佛印和尚说：“你在我心中是尊佛。”佛印和尚回问苏东坡：“你又如何看我？”苏东坡道：“你在我心中是一摊干屎。”苏东坡自以为讽刺到了和尚，但苏小妹却微笑着说：“哥哥，你显然还是输了。佛印和尚说你在他心里是佛，因其有佛心，而你说他在你心里是干屎，你岂不是说你的心是屎心？”苏东坡暗叫惭愧。
把别人说得一钱不值的人，内心便是一无是处，就像恶人不觉得自己是在作恶，是因为其心恶毒无比，又怎么会认为自己是在作恶呢。欲获得禅心，首先要以禅心对待一切事物，终生皆是。苏小妹在禅学上的理解，甚至高出了苏轼一筹。宋代的女子如果才情出色，与男性文人一样会受到世人的尊重，她们的故事也会成为民间谈论的趣闻。冯梦龙收集民间故事著成的《醒世恒言》中讲到，苏轼特别欣赏的四位文人之一的秦观，与苏小妹还发生了一段情意绵绵的佳话。
相传，秦观与苏小妹二人皆自负才情，曾用诗词互讽对方，后来因倾慕彼此的才情而结缘。二人结婚当夜，苏小妹欲试新郎秦观之才，将秦观拒之门外，并出对说：“闭门推出窗前月。”秦少游左思右想不得其对，徘徊长廊。苏东坡见状，虽然替妹夫着急，却又不便代劳。突然他灵机一动，拾起一块石头，投进盛满清水的花缸里。秦少游听到“扑通”一声，顿时领悟，脱口而出：“投石冲破水底天。”苏小妹一听大喜，迎进新郎。
苏家一门因才而见诸于世，成为民俗佳谈，好比明代江南才子唐伯虎、祝枝山、文征明之流，在社会上的反响自然不俗。不但如此，苏轼一生爱才若渴，有许多人得到他的赏识和提拔。欧阳修百年归老之后，苏轼便成了北宋文坛的领袖级人物，所以在舆论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只要他有风吹草动，会引起文坛乃至政坛的变动，因此才有其因诗获罪一事。苏轼交游甚广，接受他指导的人无数，而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便是他培养和荐举上来的，并且最得他欣赏。苏轼曾言：“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话里话外，苏轼认为是自己发现了四人的最大特点，甚为骄傲。由于苏轼的推荐，四人很快名满天下，后来人们把这四人称为苏门四学士，意思是苏家培养出来的。
虽然是苏门一脉的人物，但是无论是苏洵、苏轼，还是黄庭坚、秦观等人，各家在文学、艺术上的造诣各有不同。苏洵为人沉稳，所以文风厚重，政论性极强；苏轼却大开大合，或悠然于世，或远离尘嚣之人，因此他的书画诗词皆充满了灵机；而黄庭坚自创诗歌流派，词曲别有风味；秦观则在词上的成就远大于其他人，内容多抒情、感怀身世，格调婉约清丽、辞情兼胜，拥有与柳永有一较长短的实力。有人说，也许是秦观与苏小妹的痴恋和苏小妹的早逝，成就了他的词作，使其中饱含了浓情厚谊。秦观的词中，一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感动了无数人。应是苏小妹这样的善良聪慧的情侣，才会令秦观发出如此深情的感叹。
纷乱的社会生活和繁荣的文化氛围，培养了人们的才思。无论男子还是女子，只要称得上有天纵之才的，在文化如此发达的宋王朝中，似乎想不成为举世瞩目的人都不可能。宋王朝除了开国的两位帝王外，大多都饱读诗书。帝王唱臣子和，君王尚且如此，他的臣子也当然不能差，他的臣民也“必须”出色，起码能“出口成章”。就好比宋代的酒店，是历朝历代服务最好的，不但有美酒佳肴地供应，还有乐师歌女吹拉弹唱，甚至有专门点香的“香婆”在一旁服务。宋真宗时期的名臣鲁宗道曾对真宗介绍：“酒肆百物俱备，宾至如归。
”优雅的环境和优质的服务吸引了许多士大夫光顾，他们的诗词歌赋在酒肆的屏风上刻上一刻，写出来再发给乐师、店家什么的。乐师、店家们一方面有幸谱写名人的词赋，抬高身价，一方面还能把名士的笔墨拿出去兜售，两全其美。不仅如此，士大夫的高级诗作、词作、文章也因此广为流传，还起到了文化普及的作用。宋王朝因为有了上通下达的文化机制，文化发达程度想降低也很难，因此名士越出越多，而且朝廷对于文人大多没有打压的情况，所以北宋出现了苏门一脉这样如葡萄一般各个红的文化世家，也不是偶然。而以后又有诸多文化大家不断涌现，似乎皆仰赖于上面所提到的优秀文化传播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