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第二章太平盛世弄清影，文坛造及于人间 (2)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欧阳修对于他所提拔的人，就像一个严格的老师，好与不好，皆一视同仁。如果说范仲淹建造了宋王朝文化的学府，那么欧阳修就是荣任的第一任校长。虽然文化的学派不可能只有一流，在文学、史学、儒学的主张上，宋代的文人都有自己的倾向。但是这就像近代的新文化运动一样，人与人文化主张不同，但是各派的主张都是新文艺时代的一个层面。欧阳修开启了一个文人应实实在在做人的时代，其人其文，皆正心正身，一派初心。他宁愿永做醉翁，一面酒不醉人人自醉，一面众人皆醉我独醒，雾里雾外，一切看得通透、参了玄机。作为宋代文化史的明星之一，他从不曾落在人后。作为一位文人，他展示了士大夫应有的气节，从“不摧眉折腰事权贵”，这一点影响了此后数代文人及文化的发展方向。而宋代文人所展现的绝世风骨，乃历代文人不能相比，实在应该记欧阳修一大功。
昔人已作灰烬，弹落青史一抹红尘
曾有一口缸，掉进了一个人，缸被砸了之后，里面的人虽然得救了，但是外面砸的人，却又把缸补回去，然后自己跳了进去。不用仔细作想，这人便是司马光无疑。柏杨曾这样评价他：司马光是一位正统的儒家，反对任何古代所没有的东西，反对任何改革现状的措施。这种评价给了司马光，也没有说错。只不过，如果单单把“顽固”一词赐给他，不给他留任何辩论的余地，恐怕司马光也会哀怨千年的。
宋神宗赵顼在位年间，宋王朝内部出现严重的危机。国家正亟待改革，王安石应运而出了，宋王朝迅速掀起了熙宁变法的改革之风。此时的司马光正值青年，在欧阳修的推荐下擢升为翰林学士兼御史中丞，在改革风中本可以做一番事业。但是他却与王安石站在了截然不同的角度。王安石的变法，激进革新，忽略了一些传统固有的情况，几乎触动了赵氏王朝祖宗留下来的所有治国规矩，在司马光看来：“先王之法，不可变也。”
站在当世的角度，司马光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变法旨在在于减轻农民处境问题，但是许多关于赋税的政策反而演变成强制摊派给农民的徭役，使他们的生活更困苦。许多贪官污吏利用此次变法，趁机搜刮地皮，专干坏事。一时间变法大失民心，怨声载道。司马光反对了曾是自己好朋友的王安石，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他过于坚持宗法，作为士大夫，已经沦为思想僵硬一派。在司马光看来，治理天下就好比对待房子，坏了要加以修整，只要不是严重毁坏就不用重新建造。改革要稳妥，因为“重建房子，非得有良匠优材，而今二者都没有，要拆旧屋建新房的话，恐怕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了”。他的迂腐观点，却是当时士大夫的集体看法。
不过，司马光一开始是对新法抱着看看再说的态度，后来发现问题，才开始用激烈的言词弹劾王安石。两人由莫逆之交，发展到互相攻击，用司马光的话来说，最后变成“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的死对头，在无休止又无效益的争论中同归于尽，王安石戴上“熙丰小人”的帽子被千夫所指，司马光则作为反对王安石的元祐（宋神宗之子宋哲宗第一个年号）守旧党，背上“元祐奸党”的罪名被后世唾骂。
司马光一辈子维护了帝王宗法，落得千古骂名，然其政治生涯，却也不见多么痛快。王安石下台了，他最后也下台了。而他在朝时，曾应神宗的要求整理了一部治国的“圣经”——《资治通鉴》，也没有得到帝王的垂青，不能不说，司马光是不走运的。司马光曾说：“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他没想过图名，却一直想立志建功立业，成圣称贤，他用15年编纂了《资治通鉴》，内容翔实，评论中肯，是一部地道的史书。唐太宗的诤臣魏征曾言：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历史对于一个帝王来说，就是最好的治国借鉴。《资治通鉴》起草于熙宁变法之前，神宗亲自起名作序，给了这本史书不一样的性质——政治文献，“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当新党当权时，下令查禁《资治通鉴》，有人警告说，因序为帝王所作，如果查禁了，将是向皇帝挑战，新党才惶然而止。就是神宗那篇奇妙的序，让一部宝贵的历史巨著保存并得以流传了下来。
虽然这是一部写给皇帝的政治、历史教科书，总结了中国历史政治沉浮与执政经验的帝王学问，让帝王反思自我的一面明镜。司马光在老态龙钟之际，曾上书向帝王推荐，希望皇帝通过观览此书，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但是宋王朝的君王一代不如一代，没有人肯去读这本治国盛典，反将其视如粪土。
但就是这本帝王们看都不看的史学论著，让司马光在宋代文化上大大地勾了一笔，与他的政治建树相比，这部被他不辞辛劳编成的青史，成了永世的金典。其实《资治通鉴》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司马光著史治国的本意，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王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司马光以高瞻远瞩的眼光，以“不下司马迁”（梁启超语）的技法，带领他那些知识渊博的“编辑”群，对中国1000多年紊乱如麻的史迹进行了条分缕析地勾画，使之清如流水般呈现于世。连编年史的始祖《春秋》在内，中国还没有出现比它更明晰更精确的史籍。
然而，这部古往今来令无数学者文人推崇的经典著述，却被司马光一片苦心设计好的读者——宋朝统治者忽略了。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部巨著中，司马光要求当朝者，必须有伟大的胸襟，以采纳不悦耳的意见。可他自己，却没有做到纳万物而知尺度。后人因为司马光的过于保守，曾怀疑《资治通鉴》是不是值得尊敬，更有人把《资治通鉴》比作为“驯服术”，指控它专供统治阶层之用。然而伟大的文化作品功能又岂止一点，它的成就动机只不过展示了它的某一方面作用，而它横空出世之后的真正作用，却永远不能用数量和造就者最初的意图来计算。
就像司马迁编写的《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因为身负史官的责任，帝王令其编史，所以写史书是他的责任，然而如何把历史写得更加恳切并且指导后世，是由史官们的能力和人格来决定的。司马光本人虽然有迂腐的一面，但《资治通鉴》却是一部宋代时期出现的另一部《史记》。由于元王朝入主中原对中国文化的伤害巨大，宋代以前的大量文化著作和史著几乎皆散佚和消失了，倘若没有司马光，许多珍贵的史料都会消失，即使令今天的专业历史学者，具备司马光当时所具备的条件，恐怕也无法将1000多年以前的时代在史书中复原。
中国历史绵延流长，千百年的风云际会，形成了丰富的人生智慧。《资治通鉴》上各式各样的行为模子，迄今仍然不断地浇铸着同类的产品。毛泽东就曾深深地爱惜这部治国经典之作，要想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了解中国政治，以及展望中国前途，怕是件很难的事情，而这部鉴典，就是了解中国历史的源头之一。可能司马光也没有料到，他编纂的《资治通鉴》，会影响如此久远。
得失随缘心无减，苏公无争文自宽
中国历史上群星闪耀的时刻，宋代几乎可以荣登榜首。无论文臣武将、市井间的风流才子俏佳人，皆是儒雅之辈，苏轼作为文人中的顶级巨星，闪亮登台，向世人展露他的惊世才华。柏杨就曾经称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明星，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十项全能的人”，真是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精通。但是一个天大的不幸就是，他的文化造诣，恰恰是其政坛的霉运造就的，真是不知道为他欢喜还是为他忧。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饱经宦海沉浮的苏东坡，聪明一世，却得出了这样奇怪的论调。他养儿子，却不希望儿子聪明伶俐，反倒望其愚鲁，才能保证无灾无难官升高位，这其中的无奈和酸涩，实在不足为外人道也。文人大多自负自己的才学，传说苏轼就是因为太过自负，聪明反被聪明误，给王安石改诗，结果得罪了王安石，被其贬了个彻底，这就是历史上无人不晓，听起来也很好笑的“乌台诗案”。
神宗熙宁年间（公元1068～1077），正是王安石变法时期，变法失利后，王安石又在元丰年间（公元1078～1085）从事改制。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苏轼在诗文中透露出对新政的不满，因为他是文坛领袖，一呼百应，所以社会上立刻大肆传播对新政推行不利的谣言。所以在神宗的默许之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4个月，每天被逼交代他以前写的诗之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李定告发，后来苏轼在御史台狱受审。自汉代以来，御史台别称“乌台”，所以此案又称为“乌台诗案”。而又一个关于“乌台诗案”有趣的传说，就这样活脱脱地出现在后人的笔记之中。
相传苏轼在朝廷当礼部尚书之时，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书房乌斋去找王安石。当时王安石不在，苏轼见他的乌斋台桌上摆着一首只写得两句尚未写完的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苏东坡看了半天，心道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黄狗又怎么会在花心上卧呢？于是提笔一挥，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王安石回来后，对苏轼改他的诗极为不满，就将他贬到合浦。苏东坡到合浦后，闲来无事出去溜达，遇见一群小孩子围在花丛前喊：“黄狗罗罗，黑狗罗罗，快出来呀？罗罗，罗罗罗罗。”苏东坡出于好奇，便走过去问他们在喊什么。小孩说他们是叫虫子快点出来。苏东坡凑近花前一看，见有几条黄色、黑色芝麻大的小虫在花蕊里蠕动。便问小孩这是什么虫？小孩说：黄狗虫，黑狗虫。苏东坡离开花丛，来到一棵榕树下，正碰到树上一阵清脆的鸟叫声，又问旁人，这是什么鸟？旁人说：这叫明月鸟。苏东坡这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错改了王安石的诗。
这故事的真伪倒是没有人知道，不过恐怕是杜撰，但却说明了一个问题，苏轼乌台落狱，又被贬到地方，多多少少与王安石有关。有人认为，因为苏轼不利王安石的新政推行，王安石才将其贬谪了。两人之间是否有恩怨，许多人说不清楚，但苏轼却是因为被朝廷御史李定、何正臣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给害了，甚至认为该将其处以死刑。苏轼在御史台内遭到严刑拷打，他自认难逃一死，没想到最后却“逃出生天”，神宗大赦，将其流放到黄州（湖北省黄冈县）。后人便把这桩案件的诉状和供述书编纂为一部《乌台诗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