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下这两三万，你准备向谁借？”老公问。我说：“只能向母亲借了。”我想，母亲一向支持我的工作，又很疼爱小明，她是一个明理之人，如果知道我们办了“蓝印户口”会给小明带来好处，定会毫不犹豫地促成这件事。谁知，母亲一辈子精打细算过惯了穷日子，听说我要借一大笔钱去天津买房，她先是吓了一跳，没等我把话说完，就坚决反对：“天津天远地远的，你们跑到那里买房子会去住吗？别去做一些异想天开不着边际的事！”
我好一番解释，说：“去那边买房，是为了解决小明上学的问题，为他将来的教育做点投资。再说天津发展得很快，那里的房价目前还不算太高，我们把合肥的一套房子卖了，换成天津的房子也是不会贬值的。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去做呢？”
但是母亲却听不进去，她有她的理由：“你说萍城的老师打学生，天津的老师就不打学生？古人就说”教不严，师之惰“，我看老师严厉点总比不管不问要好。花个几十万就为给小明换一个学习环境，你们就不怕那是个坑，骗你们往里跳？”
到了最后，她还做起了我的工作：“希望你们能听我一句劝。这几年你为了小明的这点学习，折腾来，折腾去，换了几所学校，我在旁边看着都觉得累，你何必硬往自己身上加那么重的担子呢？萍城的学校再不好，还能比农村和山区的更差吗？那里的孩子就不活了？”
看来母亲的钱是借不成了，我气得一摔门走了。后来母亲给我来过两次电话，我一看是她的号码，就掐掉了。我不想和她讲话。
我想，在人情已经很淡薄的今天，能够慷慨借钱给你的人才称得上朋友，就像杨新岚、周昌义，和那两个同学；什么是亲人？那也应该是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能不顾一切地为你排忧解难的人，否则，亲人与路人又有什么区别？
母亲的态度确实让我感到伤心。但我想不到，母亲的几个电话没有接，当天晚上她竟气喘吁吁地找上门来了。
她拎着一个平日买菜用的布袋子，进了屋也顾不上坐下，就一声不响地从布袋子里面掏出一个大纸包，放在桌子上。
我很奇怪，问她：“里面包的是什么？”她翻了我一眼，说：“还能有什么？你不就是要它吗？”我一怔：“是钱？你是来送钱？你想通啦？”母亲这才坐下来，没好气地说道：“看你那个样子，我要是不支持，你连我这个妈也不认了！”
我心里一热，赶紧打开纸包。母亲说：“里面是不是两万块，你数数看吧。我眼睛有点花了，数了两遍都没有数清，一次是多了一百，一次又少了一百。”
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大堆散乱的人民币。我发现一百元的居多，也有不少五十和十元面额的，有的还是皱皱巴巴的，好像是在口袋里揣了不少时日。
母亲说，她已经把自己的工资卡、定期存折以及我平日给她零花钱的活期存折全取光了，为此，跑了三家银行；这还不够，二弟又掏了一千多，才凑齐这两万块钱。
“怎么办呢，我看你们的决心那么大，一定要去天津为小明买户口，劝也劝不住，就只有遂你的意。天下的父母都一样，想的做的全是为了孩子啊！下午我就给你打电话，想要你拿着我的折子自己去取钱，可你就是不接电话。今天我这两条腿已经跑麻木了，再也走不动路了。”
看着眼前这一堆毛票，想像着母亲拖着她那双患了多年骨质增生的腿，蹒跚地朝一家家银行走去，我的眼泪便奔涌而出。
几天之后，我和老公就去了天津，买下了武清区的一套两居室。签下合同的那一瞬，我长长地透了一口气，眼前顿时出现了一个幻觉，我发现：摆在我面前的显然不是一份白纸黑字的“购房合同”，而是一张金光闪闪的门票，而我们的小明正迎着一轮金光灿烂的太阳，在铺满了鲜花的大道上奔跑着！
我真的是太乐观了。原以为买了房，就自然入了户，岂不知，买房和入户，完全是两回事，因为它从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部门。我们是从房地产开发商手中买的房，谁有钱都可以买房；入户要找公安局，入户是有着严格的、一系列规定的，不是谁都可以入户的，只要一项不符合，房子就等于白买。但这些是我以后在办理入户的时候才知道的。所以，当时我就认为万事大吉，还为这么便利、这么遂意就办成了一桩大事而沾沾自喜呢。回到萍城后我就给合肥的一位朋友打去电话，请她帮忙找一家房产中介公司，设法把我们的一套房子尽快卖掉。朋友很快也回了电话，说他分别找了三家中介，三家中介都已经把我们的那套房子挂了出去。
罢课风波
二〇一〇年一月八月，星期五，时令已是寒冬，但天气还不错。一大早天边刚露出火红的云霞，小明就起床了，还破例叠好了自己的被子，七点半不到就背着书包去了学校。
把小明送出门后，我和老公就开始了自己的工作：继续撰写一部讲述共和国脊梁的悲怆记忆、痛说大别山“另类红军”传奇的书稿。《当代》杂志特地为我们开设了一个专栏，这天正在写《毛泽东的炊事员李开文》。
八点十分左右，我忽然接到小弟的一个电话：“姐，告诉你一条爆炸性新闻，南门小学的老师今天要罢课，小明去学校了吗？”
我忙问：“你说什么？”小弟大声说：“南小老师今天集体罢课！”我惊得一下站了起来，忙问：“真的吗？”
小弟说：“我也是才得到的报料，给我打电话的是南小的一位老师，他希望我们报社去人采访。可是，这种发生在萍城的事是不可能见报的。不过《江南都市报》驻萍记者站已经去了人。”
我问：“你知道南小罢课的原因吗？”小弟说：“主要是讨要‘阳光工资’。”更多的情况他一时也说不清楚。
应该说，听到这样的消息，我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这事好像很奇怪，因为在这之前看不到一点儿征兆，它发生的太突然，我却能够平静地接受。
说实话，在我的潜意识之中，我早就希望它能够出点儿什么事才好；现在它终于出事了，因此，除了止不住的又惊又喜，我甚至希望它闹出个大大的动静来！
这不是“幸灾乐祸”，因为，我压根儿就不认为它是“灾”、是“祸”，它只不过是迟早都会发生的事。毛泽东就说过，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我甚至觉得，非如此，南小不可能会“脱胎换骨”；非如此，它不可能成为名符其实的“市重点小学”，更不可能真正建成为“全市最好的一所小学”！
我认为，这种突破了社会底层习惯隐忍的集体性格，昭示着中国教师并不缺乏权利的意识与求真的精神！
我匆匆关了电脑，和老公打了一声招呼，便拎包出门了。
我赶到南门小学时，校门口已经拥了不少人，不用问也猜得出，他们都是学校的老师，黑压压的一片，还有不少老师正从校园里往外走。
他们一个个面色严峻，有的样子还很气愤。这时突然响起了一个洪亮的男高音：“我们要吃饭！把阳光工资还给我们！”
话音刚落，许多老师都挥起了拳头，高呼口号：“把腐败分子赶出去！”
“我们要见市长！”我发现，有的老师手里还举着早已制作好了的标语。我正想走过去闹清标语上都写了些什么，这时老师的队伍忽然骚动起来，就见蔡首英校长带着几个人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强行把标语从老师手中夺走，并迅速将老师分隔开来，把他们一个个劝进了学校。与此同时，就听哐啷一声响，校门被落了锁。
蔡校长我并不陌生，为小明办转学手续的时候，老同学王伟就曾把我带到她的办公室，有了她的点头认可，小明才来到了南小。在我的印象里，她是有着几分姿色的，却也是盛气凌人的。可此时的这位女校长，却全然没有了往日的风韵，她头发散乱，脸色煞白，目光惊悸，看上去手脚还在发抖。很显然，之前她是太自负了，她不可能想到会有今天这一幕。因为她做梦也想不到，眼前的这种场面真是把她吓坏了。
我敲开传达室的小门，准备进去看个究竟，门卫认出我不是本校的教职员工，把我挡在了门外。
我极力向门卫说明：“我是学生的家长，孩子忘带了一本书，我这就给他送进去！”
门卫为难地说：“现在是上课时间，外人不准进校。要把你放进去，这碗饭我就不能吃了！”
我当即从包里掏出一本事先已经准备好的课本，加以强调：“我这不是特殊情况嘛！”
门卫终于说了实话：“刚才的场面你也许都看到了，老师课都不上了，你给孩子送课本进去又有什么用呢？实在对不起，赶紧走吧！”
这时的学校门口，早已聚集了众多看热闹的人，其中，就有校门两边小卖店的老板们。这些人瞅着操场上站着的成群的老师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什么样的议论都有。有的说：“现在的腐败分子到处都是，学校也不是净土啊！”有的说：“我早就看出，这个女校长不是个好东西。老师们准是被她逼急了，狗急还跳墙呢，何况还是个大活人，是一些有文化、有头脑的人民教师！”有的说：“老师课都不上了，还不放学生回家吗？”有的说：“现在有些老师是太不知足了！在学校，拿着国家的薪水；回到家，带几个学生还要去掏家长们的腰包；有的甚至连学生的寒暑假也不放过，办班捞钱。要说闹事，也应该是那些下岗工人，讨不到工钱的农民！”
放学之后，小明准时回到家。我问他，今天在学校怎么样？小明说：“还好。一天都是自习，教室里没来老师，老师都在操场上，不知道他们在干啥。周老师曾跑到教室喝了两次水，喝完就走了，说她渴死了。”我奇怪：“老师都不在，你们能自觉吗？”小明说：“走廊上有老师，有两个老师一直在几个教室的门口转来转去；各班还有班干部管着呢。”
我问：“你们中午饭是怎么吃的？”小明说：“和平时一样呀，饭菜都是送到班里来的。今天中午我吃了两碗饭，吃得很饱。”
